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代表功过评说
刘霞
【摘 要】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代表扮演了特殊而又复杂的角色。一方面他们为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大革命的失败与他们在工作进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有着直接关系。他们虽然拥有广泛的权力，但也要受到来自更高层领导人物的压力。他们是斯大林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其错误对华政策的牺牲者。他们有自己的独创，但有时为了与莫斯科保持步调一致，又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路线。处在两难境地的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方面出现错误，也有可以理解的原因。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在大革命时期的功劳是主要的，过错是次要的。
【关键词】共产国际代表；功劳；过错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先后派代表来中国指导革命。一方面，他们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把中国大革命推向高潮；另一方面，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
一
共产国际代表作为联系沟通中国和共产国际的桥梁和纽带，他们为中国革命奔波，即使在生命安全遭到威胁的情况下也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这些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促成和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帮助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中国开始了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但是，由于两党的性质不同，建党宗旨和阶级基础不同，在共同建立的统一战线内部必然存在矛盾和摩擦，尤其是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反共声势。为了反击右派，维护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代表发表了一系列反右派言论，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对压制右派的嚣张气焰和维护国共合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面对谢持、张继的发难，鲍罗廷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①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提出，在国民党分裂时，应把右派驱逐出党。②另一代表维经斯基虽反对国民党分裂，但在驱逐右派的问题上持相同看法。1925年3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将320名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党。③此后，戴季陶主义出笼，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又开始对戴季陶主义及西山会议派进行批判。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将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出党，并警告戴季陶不得再犯类似错误等等。④由于共产国际代表促成和维护两党的合作，从而为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也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第二，利用苏联建党建军经验，帮助国共两党建立武装，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援助。
首先，帮助建立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在鲍罗廷的建议和支持下建立的。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鲍罗廷和加伦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建军经验，为黄埔军校制定工作蓝图。军校的党代表制、政治工作制以及后来建立的著名的黄埔教导团，都是根据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指导设立的，鲍罗廷在制定和完成这些方案中起了重大作用。
其次，给国民政府输送和培养人才。在鲍罗廷联络和负责下，苏联多次向中国派遣顾问和教官。例如，在他的要求下，莫斯科再次派给广州五十名富有战斗经验的军事工作人员。①这些顾问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相当的理论素养，他们不但善于组织学员的课堂教学，而且能够通过实践讲明一切基本原理。同时，鲍罗廷还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成立了选拔委员会，鲍罗廷担任选拔委员会顾问，随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开始招收学生。中山大学是一所专门培养和训练中国革命干部的大学，为国共两党输送了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
再次，给国共两党以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的援助是通过共产国际代表落实到国共两党的。国民政府所需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均由共产国际代表与莫斯科方面联系而得以实现。军事援助方面，从1925年到1927年苏联以大批武器物资援助了进行东征、南征、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1924年10月就运来俄式步枪八千支，每支枪配备五百发子弹。以后又运来大量枪支、子弹、各种大炮及炮弹等。而且中国大革命时期绝大部分经费问题都是通过共产国际代表解决的。例如：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了300万卢布（约270万中国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②俄国还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月资助国民党约35000中国元。布廖赫尔12月1日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物。③当然，鲍罗廷经手的账目远不止这些，鲍罗廷还为省港大罢工期间工人的食宿提供了不少资金。维经斯基也为增加共产党的经费做出了许多呼吁和努力。④
第三，促成东征、北伐，为打倒军阀和促进工农运动的兴起做出了贡献。大革命时期，中国各派军阀独霸一方，与供给他们经费和武器的外国列强相勾结，而孙中山政府只占据广东省三分之一。鉴于此种局势，苏联多次派遣军事顾问，帮助孙中山完成反帝反封大业。以加伦为首的广州政府军事顾问们对于改组和建设国民革命军，讨平广东军阀武装，制定和实施北伐计划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方面他们帮助制定作战方针，部署作战计划，研究确定战争中重大军事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在战争中身先士卒，经常亲临前线。在他们的指挥和帮助下，国民革命军迅速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率领的军阀军队，占领了半个中国，取得了大革命的巨大胜利。同时，鲍罗廷和加伦等其他军事将领在一起进行军事作战观察的同时，十分注重作政治宣传，注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支持工人罢工。
第四，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探讨。共产国际代表既是国际指示的贯彻者和执行者，也是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经过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逐渐形成了若干独到的见解和主张。
首先，共产国际代表对三民主义的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制定，鲍罗廷为之起草，为三民主义向新阶段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24年1月14日和15日讨论修改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的过程中，鲍罗廷的“所有建议除了关于土地储备的一条外都被采纳。”⑤鲍罗廷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正确采纳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在中国革命新形势下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发展到新阶段。新三民主义克服了旧三民主义的缺点，提出了反帝反封主张，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孙中山迫于右派的压力决定收回宣言，以他为全国性政府所拟的纲领代替。鲍罗廷认为纲领不能代替宣言，宣言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它回答了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问题，它必将成为运动指导性和决定性的文件。⑥鲍罗廷对宣言重要性的论述使孙中山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了政府纲领。
其次，共产国际代表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在农民问题及土地革命方面，共产国际代表正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1926年通过的数次决议，把农民问题升华到主张实行土地革命的层次。中国共产党开始把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同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鲍罗廷、维经斯基一直都很重视农民问题，而罗易为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中所做的贡献也主要是他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此主张在中共五大上得以宣传和贯彻。这些指示和论述为共产党人进行理论探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养料。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了其思想营养，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国民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罗易在中共五大上作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正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案中有关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的精神。认为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将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中共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前途。①罗易还作了《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性发言，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对其内容作了合理的解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探索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一部分。
二
虽然共产国际代表在大革命时期立下了许多功劳，但也存在着过错，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共产国际代表轻信和支持蒋介石。蒋介石一直“权运亨通”离不开共产国际代表的提拔。共产国际代表一方面抽象地空谈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独立，另一方面又具体执行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这是与其对蒋介石的定型化错误认识分不开的。
首先，共产国际代表把蒋介石推上权力宝座。除了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外，一直到1925年5月，蒋介石在广州还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他既不是常务委员会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甚至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就在廖仲恺遇刺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决定组成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有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鲍罗廷任顾问，也是他把蒋介石推上了这个最高、最有力的领导地位。这是蒋介石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②接着，蒋介石瞅准鲍罗廷、加伦不在广州，维经斯基还在莫斯科这个契机，制造中山舰事件，使自己一跃而成为党政军的首领。
其次，共产国际代表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上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使蒋介石开始确立其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当时蒋介石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独揽军政大权的野心，如何正确处理中山舰事件，是决定国民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准备采取斗争方式，并派彭述之前往广州，传达和执行中央的新政策。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召开中共广州区委干部特别会议，却遭到刚回广州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的阻挠和反对。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写道：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③蒋介石也认为从苏联回到广州的鲍罗廷“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做合理的解决”。④维经斯基对于国际上关于中山舰事件的报道，斥之为英帝国主义者“妄图挑起广州暴乱”，他说：“广州政府被帝国主义报刊 ‘推翻了”，广州政府“实际比以前更巩固”。⑤他还把“三二0事件”与“广州地方组织去年所犯的错误”联系起来，⑥把问题归结为党组织的薄弱，却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反革命危险性日益显露。
再次，共产国际代表纵容通过整理党务案。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绝对党权的《整理党务案》，按照蒋介石的解释，整理党务案的目的首先不在限制共产党员的活动，而是要警告那些老朽的、战斗意志衰退的、对中共党员抱怀疑态度的国民党员。①受蒋介石安抚的鲍罗廷对此信以为真，未加重视，致使此案得以顺利通过。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中甚至认为“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还为蒋介石整理党务案辩解：“中派和右派（孙文主义学派）要求蒋介石继续镇压共产党人甚至左派。蒋介石的处境因此极为困难，他必须对孙文主义学派或对共产党人采取措施。3月20日以后，他只能（违背自己的意志）反共。”②鲍罗廷没有意识到蒋介石成了更大更有权力更危险的右派，却还在为他涂脂抹粉，这是对形势分析的严重失误，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第二，共产国际代表在支持国民党的同时，忽视了共产党对领导权的掌握，因而在发生反革命政变时只会手足无措，没有力量与之相抗衡。不可否认，共产国际代表有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提法，但是这个领导权的实现途径却是不现实的。如维经斯基提出了“间接领导权”，即“通过依靠城乡小资产阶级以及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政党这个媒介体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③这种领导权的获得是艰难的，掌握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随时有可能把无产阶级压在铁蹄之下。中国共产党需要的是现实的直接的领导权，尤其是军队领导权，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最忽视的恰恰正是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的争取和掌握。
首先，在经费上，共产国际代表所争取的巨大援助绝大部分拨给了国民党，而仅把一小部分留给中共党作宣传政治活动之用。根据现有资料，1925年6月到8月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从国库寄给上海用来帮助上海罢工工人的经费是20万卢布，而从4月至10月给广州提供武器的经费是460万卢布。④1925年至1926年财政年度中安排的军事供应拨款达1100万卢布。⑤同这些数额相比，从共产国际系统拨给中共的款项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其次，共产国际代表忽视和压抑中共的军事活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有工人和农民作后盾，但是没有真正的军队武装，所以在紧急关头，只能求得与冯玉祥、唐生智合作，而这样的合作又极不牢固。五卅运动后，维经斯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局限于群众运动之中。他说：“五卅以来的中国民众运动尚未充分强大而有力”，他要求群众运动要强大到“能够逼迫军事势力，使之跟着民众进行，使之放弃旧式的政府组织法，而创立一个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⑥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⑦维经斯基这种单纯依靠群众运动去夺取政权的理论，和鲍罗廷等在北方推行的以苏联军事专家和武器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国共合作战略，都在根本上忽视了武装中国工农和建立真正的人民军队的努力。
再次，鲍罗廷和罗易都主张土地革命，但都没有革命武装作后盾。任何实质性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都是不可能实行的。鲍罗廷在广东时虽主张土地革命，但他不要革命武装。他贬低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说：“要打破去靠军队的武力去革命的思想。”罗易也是主张土地革命的，但由于他同样没有革命武装作后盾，其主张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第三，在大革命紧急时期，共产国际代表争论不休，没有协调一致，这对当时的局势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鲍罗廷和罗易对大革命危急时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贻误了战机，鲍罗廷和罗易的意见和分歧主要集中在第二次北伐和土地革命问题上 。
关于第二次北伐，鲍罗廷认为帝国主义力量过于强大，我们目前尚无能力进攻上海，与其在进攻上海的冒险中被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联合势力所粉碎，不如进行北伐，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更稳妥。所以鲍罗廷坚决支持二次北伐，并说“若不早为之，所行我们一切皆要失掉”。①而罗易认为鲍罗廷支持北伐经营西北理论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和对人民群众力量不信任的结果，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的行为，是“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经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②他坚决反对旨在加强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而摆脱群众影响的第二次北伐。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鲍罗廷认为不能立即推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待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即先广出后深入；罗易反对的是立即北伐，以为现在革命应深入，应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革命之根据地，他主张先深入后广出。由于他们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影响了中共在处理夏斗寅叛变、许克祥事变及工农暴动的决策。面对夏斗寅的叛变，武汉国民政府迟迟没有下讨伐令，这与鲍罗廷和罗易的争吵有关。
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直接动因则是罗易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示于汪精卫，使其下决心发动了反共的“七一五政变”。当时，鲍罗廷认为紧急指示在中国是无法执行的，因为他知道汪精卫正在寻找借口进行反共，如把这个指示给汪精卫看，只能促使汪的反共步伐加快。罗易则认为紧急指示是能执行的，关键是要把汪拉过来。为此，他决定把指示送给汪精卫看。
在大革命紧急时刻，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而共产国际代表各执一端只顾争吵，没有求同存异团结一致，找出一种能够扭转危局的方法，使得国民革命的形势更加恶化，并以失败告终。
三
总的来说，共产国际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功劳是主要的，过错是次要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民主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害，工农运动再次走向低谷，这些共产国际代表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究竟要负多大程度的责任？他们的过错又该怎样评说？
从共产国际各代表在大革命时期所处地位来看，在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这“三头政治”中，鲍罗廷起着决定作用，远东局的一切决议和措施都必须同他协商。他作为国民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实为超政府的最高领袖，处于控制广东的核心地位。他和维经斯基不一样，他是共产国际在国民党中唯一有威望的人物。因此，鲍罗廷对共产国际代表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活跃一时的维经斯基在1926年后半年开始，就再没有在共产国际中央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据张国焘回忆，维经斯基的情绪变得消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讨论有关中国问题时，根本没让他出席。取而代之的是新代表罗易，罗易是于1927年初带着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来到中国，又因泄露五月指示而被迫回国。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到共产国际等机构的批判，屡被指责。
笔者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大革命失败的后果不应由共产国际代表全部承担。我们应该看到，共产国际代表位置的特殊性使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他们虽然拥有广泛的权力，但也要受到来自更高层领导人物的压力。他们是斯大林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们错误对华政策的牺牲者。他们的功劳和过错与莫斯科的指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有自己的独创，但有时为了与莫斯科保持步调一致，又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路线。处在这种两难境地的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方面出现错误，也有可以理解的原因。
首先，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当时在中国也没有一个能统一制定具体策略的共产国际领导中心。1926年9月随着加拉罕大使的回国而失去统一领导。另一方面，时间和空间上的差距使双方的交谈与制定政策都有着诸多不便。苏联指导中国革命，是凭以往的革命经验，通过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络来制定政策的。然而莫斯科和上海、广东、武汉之间的联络不够畅通。1926年12月决议到鲍罗廷手中已是第二年的3月份了。维经斯基在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流露出他的隐忧：“现在这里的事态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从这里给莫斯科寄去报告或文章，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交通状况下，恐怕都是没有意义的。”①大革命时期，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形势瞬息万变，斗争尖锐复杂，需要针对具体形势，灵活运用和调整斗争策略。共产国际远在千里之外，难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其决策也往往难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而更危险的是对右派产生错误的判断，1927年3月，共产国际还对中国形势表示乐观。斯大林在1927年4月6日的讲话中竟然认为蒋介石除了反帝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要充分利用右派。②事态发展表明，是右派利用了工人阶级，蒋介石在斯大林讲话后六天残酷地镇压了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
其次，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也使共产国际代表左右为难。维经斯基在1926年11月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封信中，阐述了在试图完成共产国际根据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向中央所提出的任务时遇到的困难，同时谈到了这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他写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③鲍罗廷也认为“不能在这里采用我们在西方所使用的那些纯布尔什维克方法”。④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各派系互相倾轧，共产国际代表先后支持的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人意志并不坚定，革命形势扑朔迷离，难以应付。
再次，随着事态的发展，在大革命紧急时刻，共产国际代表对莫斯科方针的现实性和贯彻执行的可能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坐镇莫斯科的斯大林一方面坚持要维护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却又大肆鼓吹农民运动、土地革命。他认为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⑤这固然不错，但这与他的另一个政策又明显相互冲突。在保持与蒋介石合作的条件下开展农民运动，这当然是一厢情愿。也正是这个策略加速了中国统一战线的破裂。
鲍罗廷本来是支持土地革命的，但由于他注意到军人对这种策略的反应，特别是长沙事件以及汪精卫的态度使他认识到五月指示不可能在武汉地区得到执行。鲍罗廷夹在五月指示和现实之间左右为难，同时又不得不寻求“同莫斯科取得一致”。⑥维经斯基早在1925年就提出由党内合作向党际合作转变。他在1927年6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报告时也表现了对莫斯科某些方针的可行性的怀疑：认为不可能“通过协议”迫使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接受“我们的土地纲领”。对于是否可以把国民党变为群众性政党，他持不确定态度。⑦罗易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利益，是右倾的，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⑧这些都反映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尴尬处境。如果他们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能够处处正确，倒是不可理喻的了。
（作者系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①[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613页。
②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第1卷，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98页。
③[联邦德国]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第 97页。
④[联邦德国]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151页。
①贾比才等：《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第27页。
②[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638页。
③[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639页。
④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第1卷，第558页。
⑤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第1卷，第453页。
⑥[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2 页。
①[美]罗伯特·诺斯、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2号文件。
②[联邦德国]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41页。
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52页。
④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委员会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中央日报社，1978年，第92页。
⑤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1页。
⑥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①[联邦德国]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174页。
②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卷，第282页。
③贾比才等：《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第78页。
④两数据分别来源于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154、155、160和146、153、177、183、187、194号文件。
⑤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第1卷，第717-718页。
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第53页。
⑦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卷，第221 页。
①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14页。
②[美]罗伯特·诺斯、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年，第5号文件。
①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第1卷， 第561页。
②[联邦德国]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274页。
③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卷，第618页。
④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卷，第372页。
⑤[联邦德国]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18页。
⑥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37号文件。
⑦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第231号文件。
⑧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4卷，第215和217号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