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与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

    陈海连

    【摘 要】梁嘉作为广东党史的重要人物，曾是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杰出领袖。青年时期的梁嘉具有强烈的民族存亡感和爱国意识，他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我国国土时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把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领向了高潮。

    【关键词】梁嘉；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

    梁嘉是广东党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具有极其丰富且非凡的革命经历，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先后参加和领导了广东的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武装斗争、地方建设、科教卫生等工作，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学术界对梁嘉的研究较少，在已发表的关于梁嘉的一些文章中，侧重于研究他领导武装斗争和地方建设的历史，而对于他参加和领导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鲜有涉及。因此，本文在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着重论述梁嘉参与和领导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以纪念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大贡献。

    一、投身抗日洪流，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当时，梁嘉已从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毕业并免试直升高中部。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九一八事变的报道后，“深感在民族存亡的时刻，匹夫有责”，①想为抗日作出自己的贡献，于是，他积极到社会上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当时梁嘉主要以下列几种方式宣传抗日思想：（1）到闹市进行宣传。他先是进行了抗日卖花活动，虽然他自己认为“这不是很进步的宣传活动，但却是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而积极去参加的”。②后来，梁嘉宣传手段逐渐改进，1933年春节回家乡时梁嘉趁赶集日利用喊口号和贴标语等形式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思想。（2）参加宣传队下乡宣传。1932年春节前夕，中大附中组织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救国宣传队下乡宣传抗日，梁嘉积极报名参加，跟着队伍去了新会、台山等县以集会演讲、贴标语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3）开办识字班进行宣传。梁嘉每年暑假都回到家乡，“在博健小学举行夏令营识字班，在给当地群众补习文化的同时，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③使乡亲们得到了抗日救亡思想的熏陶。（4）组织读书会进行宣传。在高三时，梁嘉积极组织读书会，团结一些进步学生利用读书、交谈以及搞音乐等形式向同学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虽然当时加入读书会的人数不多，宣传效果有限，但这一形式比起之前的抗日卖花活动有很大的进步。（5）给报社投稿进行宣传。由于当时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梁嘉深感抗日无门。他广泛涉猎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进步书籍以寻找抗日救亡的道路，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积极向往共产党。于是，梁嘉积极给报社投稿，“抨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揭露蒋介石政府不抵抗侵略者的阴谋，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激励人们奋起抗日救国”。④

    虽然梁嘉这一时期的抗日宣传活动存在着自发性较强、宣传范围较小及宣传效果有限等不足，但从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中，可以看出梁嘉满腔澎湃的爱国心以及他对于抗日救亡的执着，而正是这份爱国和执着，使梁嘉积极寻求救国救亡的道路，从而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时，在投身抗日洪流，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过程中，梁嘉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卖国本质，从而坚定了对共产党的信仰，这为他日后加入党组织埋下了伏笔。

    二、加入进步组织，积极参加广州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8月，梁嘉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大附中毕业，并免试直升中大文学院社会系继续深造。然而，抗日形势的严峻使梁嘉不能安心读书。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然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前，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抵抗政策，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多次摧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对红军进行“围剿”，甚至镇压群众的抗日活动。梁嘉对反动卖国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积极向往共产党。这一时期，梁嘉加入了“中国青年同盟”和“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这两个中共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各种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活跃分子。

    1935年8月，上海中共党组织遭受破坏后，原在上海中央出版部任科长的共产党员王均予南来广州，通过发行《时代文化》半月刊的关系，找到“读书会”负责人、①勷勤大学学生邱萃藻，王均予与邱萃藻研究，决定以“读书会”作基础，吸收进步青年学生个别参加，组成“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②“中青”的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信共产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苏联，拥护红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积极向往中国共产党的梁嘉很快就加入了“中青”组织，并成为“中青”的骨干。随后不久，从上海回来的党员周力夫在中大组织“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梁嘉也积极加入这个组织。自此，梁嘉成为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活跃分子，积极组织各种团体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逐渐成长为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几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消息传到广州，“立即在广大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③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广州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先后组织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活动。梁嘉积极参加了这四次抗日示威游行活动，尤其在1936年1月9日举行的第三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中表现特别出色，他“带头到国民党当局的教育厅请愿，抗议教育厅压制和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径”。④面对高涨的青年学生抗日运动，广东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怕其发展下去会危及统治基础，决定镇压。在1月13日举行的第四次抗日示威游行中，当游行队伍行至荔湾桥时，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武装的袭击，游行学生被打死打伤数十人，酿成“荔湾惨案”。当时梁嘉的上衣也染上了鲜血，但他丝毫没有害怕，英勇地与暴徒搏斗。

    “荔湾惨案”发生后，广州国民党当局加大镇压学生运动的力度，派出大批警察搜捕积极抗日的师生。由于一二九运动后广州的历次学生抗日示威游行活动梁嘉都积极参加，他很快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6年3月，梁嘉在中山大学宿舍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到了反动当局多次残酷的刑讯，如用钉子钉手指、用木棒撞击胸部等，但他依然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伸张抗日无罪并在狱中领导其他被捕学生进行改善伙食的绝食斗争。在被捕入狱三个多月后，1936年6月，梁嘉在多方营救下获释出狱。

    这一时期，梁嘉在经过了实践的多次锻炼和考验后，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革命意志也更坚强。此外，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反动和卖国的本质，并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彻底抗日的组织，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从而更加坚定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三、加入党组织，开始领导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抓紧进行国民党统治区内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1936年夏，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薛尚实和王均予南来香港、广州、两广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和重建党的工作。①9月，薛尚实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12月，经“南临委”同意，王均予成立了中共广州市委，次年5月改组为中共广州市工委。1937年9月，党中央派张文彬来广东领导党的工作，10月，正式成立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这一时期，梁嘉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开始领导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经过了广州抗日游行示威活动的锻炼和被捕入狱的考验后，梁嘉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更坚定了，出狱后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当时恰好王均予从北方局回来，准备从“中青”的盟员中选拔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去并决定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分几批转党”。②梁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地向党组织汇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根据梁嘉在广州抗日示威游行中的较好表现，很快通过了对他的考察。1936年9月，梁嘉在另一名中青骨干、中山大学朝鲜籍同学金昌华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经预备期，直接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由于梁嘉有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的丰富经验，他很快就受到组织的重用，入党后不久就担任了中山大学的党支部书记。

    1937年5月，中共广州市委改组为中共广州市工委，当时仍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梁嘉被任命为广州市工委青年部长，领导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期间，梁嘉按照党的部署，积极地发动广大青年学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利用自己爱好球类运动、唱歌、拉二胡、书法、懂世界语等特长，加强与青年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并以进步学生为骨干，组织诸如读书会、歌咏团、抗日剧社、新文字社、世界语学会等学生社团，通过各种社团活动向广大青年学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他们加入抗日队伍。同时，梁嘉还积极推荐青年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仅1937年夏，梁嘉就推荐了冯华、徐儒华等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了党组织”。③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热潮高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时，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在梁嘉的领导下取得了新的进展。抗战前夕，广州虽然有“中青”和“艺协”等核心的青年运动组织，但“其性质还是狭隘的脱离广大群众的组织”，④存在“关门主义”倾向，组织成员只是少数进步的学生，没有对广大青年开放，不能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也不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1938年1月，南委书记张文彬指出了广州青运工作的这一缺点并对从事青运工作的同志进行了克服“关门主义”的教育，要求一定要注意更广泛地团结各界社会青年。以梁嘉为首的青年部同志接受了这一意见，从此更加重视广泛地开展青年运动，只要是追求进步、主张抗日的青年，不管来自哪个阶层、哪个宗教或党派，都把他团结到青年抗日队伍中来。因此，广州的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遍及各个阶层、党派，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一时期，梁嘉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逐渐成长为了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物。在领导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梁嘉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为日后领导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参与“抗先”工作，领导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战事即将指向华南。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广东建立了六、七十个青年抗日团体，但这些团体缺乏统一领导，力量分散，不能适应迅猛发展的抗日形势。为此，广东党组织决定借鉴北方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经验，建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队伍。在广东党组织的推动下，1937年12月14日，广州的青年团体举行了青年问题讨论会，决议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作为领导全省青年运动的统一组织。1938年1月1日，广州市学生抗敌救亡会等八个团体联合公开发表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大纲草案》，宣告“抗先”成立，号召全广东的青年“集合到抗日先锋队来”，“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⑤这一时期，梁嘉参与了“抗先”的领导工作，开始领导全省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广州沦陷后把这一运动领向高潮。

    在“抗先”成立过程中，梁嘉参与了“抗先”的发起工作并“就抗先的组织称谓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建议”。①“抗先”成立后，梁嘉成为“抗先”临时工作委员会的19名委员之一，和其他委员一起负责领导“抗先”工作。在“抗先”成立之初，张文彬就指出：“当前青年运动不能只在学校的小圈圈里搞关门抗日”，要“把全省各界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团结抗日”。②于是，1938年初，梁嘉和“抗先”的其他领导成员利用寒假组织“抗先”学生队员分赴广州附近20多个县、乡宣传抗日思想，帮助当地建立抗先支队和农民自卫团等组织并“吸收了农民入党，建立当地农村党支部”。③此外，“抗先”还派队员到广州的一些主要工会，通过举办工人识字班和歌咏队的形式，向工人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从中发展抗先队员。同年4月，“南委”撤销，成立中共广东省委，“下设青年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抗先的工作”，④梁嘉被任命为省青委副书记。是年夏天，梁嘉以省青委副书记的身份，深入开平等县作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发现当前的青年工作存在着只把重点放在广州，没有注意到其他各市县开展工作以及没有重视对青年农民的发动工作这两大缺点。结束调查回到广州后梁嘉向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得到了省委的重视并在青委内部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农村青年工作。同年暑假，“抗先”根据省委指示，组织500多名抗先队员分32队奔赴东、北、西三江及粤中等20多个县宣传抗日并在多个县成立了抗先支队或乡队部。与此同时，梁嘉以青委副书记的名义委派冯华、吴子熹、李福海、徐儒华等一批大中学生分别回到家乡广宁、郁南、德庆等地，建立地方“抗先”组织，发动农村青年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⑤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广州沦陷前夜，梁嘉等省青委领导人按照省委指示率领一队400多名队员的抗先队伍按计划撤出广州。25日队伍到达四会县城并在两天后召开抗先临时代表大会，决议成立抗先总队部，梁嘉被选为副总队长（由于总队长没有到职，由梁嘉全面主持工作）并兼任西江办事处主任。会议将抗先队员编为41个战时工作队，会后“从四会分发到东西北各江”，⑥开展宣传动员群众、建立地方抗日救亡团体以及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等工作。在以梁嘉为首的抗先总队部的有力领导下，分赴各地的各个抗先战时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把农民团结到抗日的阵营，帮助他们建立了农民抗敌同志会和乡警队等抗日武装队伍并在全省多个县、乡建立了抗先支队和地方党支部，有力地推动了广东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和各地各级党组织的恢复，把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领向了高潮。至1938年底，“抗先”已发展到4000多人，队员遍布于全省东、北、西三江以及粤中、南路的多个县乡，甚至连港澳、南洋也有抗先队员活动。至此，抗日救亡的火种遍布广东各县并迅猛地燃烧起来。

    这一时期，梁嘉在抗战形势紧急的时刻，通过领导“抗先”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撒遍广东各地，使广东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积极组织起来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抗先的发展和壮大，广东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1939年1月，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地下领导工作，省委决定调派梁嘉从事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梁嘉虽然从此不再领导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但他对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所作出的贡献，会永远被历史和广东人民铭记。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

    ①梁嘉：《我的道路》，《梁嘉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543页。

    ②梁嘉：《我的道路》，《梁嘉纪念文集》，第543页。

    ③中共开平市委党史研究室：《丹心留开平》，《梁嘉纪念文集》，第35页。

    ④杨培镜：《梁嘉略传》，《梁嘉纪念文集》，第573页。

    ①《广东青年运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

    ②《广东青年运动史》，第225页。

    ③《广州学生运动史（1919-1949）》，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④杨培镜：《梁嘉略传》，《梁嘉纪念文集》，第574页。

    ①《广东青年运动史》，第232页。

    ②梁嘉：《“一二九”前后的广东青年运动》，《广东青年运动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③杨培镜：《梁嘉略传》，《梁嘉纪念文集》，第576页。

    ④吴华：《抗日战争初期广东青年运动的回忆》，《抗先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7页。

    ⑤抗先队史编写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史》，《抗先研究》，第24-25页。

    ①杨培镜：《梁嘉略传》，《梁嘉纪念文集》，第576页。

    ②《广东青年工作报告》（1941年1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109页。

    ③李坚、万先进、曾锦华：《党的领导与抗先》，《抗先研究》，第66页。

    ④李坚、万先进、曾锦华：《党的领导与抗先》，《抗先研究》，第65页。

    ⑤杨培镜：《梁嘉略传》，《梁嘉纪念文集》，第577页。

    ⑥《广东青年工作报告》（1939年10-11月），《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青年运动》（内部刊物），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