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堕胎权之争背后的“法院保卫战”
曹然
6月25日，美国洛杉矶，堕胎权的支持者参加示威抗议活动。图/澎湃影像
在美国总统拜登的讲话中，6月24日是“悲惨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当天就关于密西西比州限制堕胎法律的“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以下简称“多布斯案”）作出裁决，以6：3的投票结果允许该州禁止女性在怀孕超过15周后堕胎，同时推翻最高法院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以下简称“罗伊案”）先例，认定堕胎权并非美国宪法蕴含的公民权利，允许各州立法禁止堕胎。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最高法院裁决极少推翻自己的先例。在既往30多件涉及推翻、修正或重新解释先例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也从未通过推翻先例剥夺已经被赋予公民的个人权利。多布斯案这次前所未有的判决，震动全美乃至全球。
忙于准备七国集团（G7）峰会和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在裁决后发表讲话，称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决定”。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及加拿大、英国等美国“盟国”领导人均在第一时间发声，表达遗憾与担忧。在力挺堕胎权的民主党大本营加州，司法部长邦塔宣称“法院的判决是无耻的、史无前例的、危险的，将把美国带回黑暗时代”。
让法律界担忧的是，最高法院的新判决可能意味着“黑暗时代”的启幕。过去30年间涉及公民权利的先例，如今都有被重新审查与推翻的风险，最终触及每一个人。法院之外，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与极化则将进一步加剧。
多布斯案判决书文件总计213页，主文由阿利托法官撰写，今年5月已被美国《政客》杂志提前曝光，代表了6位保守派法官的“多数意见”。主文之外，保守派阵营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及托马斯法官、卡瓦诺法官分别附有个别意见，自由派法官布雷耶、索托马约尔和卡根则共同撰写了反对意见。全部文书均围绕最高法院历史上着名的罗伊案展开论述。
1969年12月，得克萨斯州21岁女孩诺玛·麦考维第三次怀孕。屡遭性暴力的她希望堕胎，但百年来美国各州均禁止堕胎。在两位年轻律师支持下，麦考维以法定假名“罗伊”向地方法院起诉得州法律违宪。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法官们于1973年以7：2投票判定，女性在怀孕初期堕胎属于宪法第14修正案保护的隐私权，不受外部因素干涉和阻挠。此后，美国各州逐渐放宽堕胎禁令与限制。
罗伊案判决本身超越党派政治。外界常以对宪法的解释方式区分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保守派多用“仅基于立法者原意”的原教旨主义解释宪法。但在罗伊案判决时，5名获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保守派法官，有3人都认可宪法包含堕胎自由，包括时任首席大法官沃伦和负责撰写判决书的克莱特蒙。
这与民权运动的时代背景有关。沃伦时期，美国法律界意识到，界定“自由”的宪法第14修正案诞生于“女性没有投票权、黑人白人不能通婚”时，现在法院必须对其内涵进行重新诠释。就程序而言，罗伊案并非没有“瑕疵”：麦考维是被两名急于重构“自由”概念的年轻律师诱导着打官司，诉讼并非出于其本意。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金斯伯格则指出，最高法院借罗伊案“法官造法”，反而阻碍了通过国会立法方式确立“堕胎自由”的努力。
此后30余年间，罗伊案的“堕胎自由”和“避孕自由”以及之后的“跨种族婚姻自由”“同性婚姻自由”等先例一起，成为民权运动后美国公民“自由”基本含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政府无权干预公民享有的身体及私人生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因最高法院法官们任期为终身制，民主党总统曾连续26年未能提名任何新的自由派法官，保守派法官长期占据多数。
在此期间，最高法院的外部环境已天翻地覆。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共和党内“南方战略”兴起，以争取“南方白人”、天主教和基督教福音派信徒等保守选民，而民权运动中新涌现的公民权利与南方、宗教传统价值观相背离。《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指出，随着“共同敌人”苏联解体，至9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开始全面极化，堕胎权等议题成为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团结、分化选民的焦点。
在这种背景下，最高法院成为“超越党派政治”的最后避风港。1992年，最高法院在凯西案中最近一次全面审查作为先例的罗伊案，认定应当继续遵循。占据法院多数的保守派法官中，不乏个人持“反堕胎”信仰、却对遵循先例投下赞成票者。
一位熟悉最高法院运作的美国法学院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最高法院在立场上的稳定，是因为长期以来大法官共处一个“非常小的圈子”：TOP14（美国最顶尖的14所法学院）的法律博士毕业，在校时担任本校法律评论的编辑，毕业后先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助理，在被提名最高法院法官前已经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资深法官……此外，被美国律师协会认定“适格”的候选人，才会被总统正式提名。这些都并非硬性条件，但因为法官提名需要经参议院60票多数通过，只有最精英的法律人才能得到跨党派支持，取得足够票数。
因此，遵循先例捍卫的不仅是法律的延续性，更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超然以及每一代法官的历史和学术地位。这正是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多次重申的观点：如果法官仅因自己保守或自由的立场就推翻先例，法院将“与那两个政治部门（政府、国会）没什幺不同”。
直到这次多布斯案，这种观念依然体现在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等“老一辈”保守派身上。67岁的罗伯茨在最高法院的审判席上已稳坐15年，始终坚持典型的保守派立场。但6月24日，他在随判决书发布的个人意见中强调，处理本案最合适的方式是只审查密西西比州的法律本身，而不评价、不推翻罗伊案先例。
不过，罗伯茨的观点未能得到年轻一代保守派法官的认同。对此，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宪法学教授列文森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法官产生程序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最近五年来联邦法官的立场变化。这是党派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只有8%的法官提名人选遭受超过1/4参议员的反对。但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开始，虽然他提名的超过150名联邦法官基本被美国律师协会评价“适格”，但50%以上的候选人都在参议院遭到超过四分之一的反对票抵制，而民主党人抵制的理由仅为对方持有典型的保守派法官立场。
2017年4月6日，参议院首次表决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戈萨奇。虽然有4位民主党议员投下了赞成票，但55：45的结果并未达到通过任命的60票要求。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旋即宣布触发“核程序”，即以“废除阻挠议事权利”的名义改变议事规则，以简单多数通过了对戈萨奇的任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当时感慨，这将“改变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历史”。
此后，简单多数通过成为参议院通过最高法院法官提名的新常态。两党不再需要寻找公众名望高、中立温和的法官，而是偏爱能明确“站队”的候选人。同样，候选人也不再奢求争取“对立政党”的投票，而是更热衷于力挺支持政党的立场，候选人的“质量”则逐渐下滑。
2020年9月18日，自由派法官金斯伯格突然去世，特朗普因而在大选前夕突然增加了一次提名最高法院法官的机会。特朗普选择了并不符合“法律精英”要素的巴雷特：只有不到三年上诉法院工作经历，也是当前最高法院中唯一一位并非毕业于Top14精英法学院的成员。
除此之外，巴雷特还是坚定的反堕胎人士。一位熟悉她的法律界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身为天主教徒的巴雷特有七个孩子：五个亲生的，两个是从海地领养的。她的亲生子之一在孕期就查出患有唐氏综合征，但她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此前的同类判决中，推翻罗伊案先例已经只差一票。在本次判决中投票推翻先例的保守派法官们，当初在获得提名后接受参议院听证时，都被议员问及对罗伊案的看法。他们中的多数人依然认可这是一项经过前辈法官再三论证的重要判例，但并未像此前的多数保守派法官那样明确承诺遵循这一先例。巴雷特则多次强调，罗伊案不是公众毫无争议的“超级判例”（必须遵循的先例）。自1987年参议院否决里根提名的“反罗伊案先例”候选人伯克以来，这是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在听证阶段最激进的表态。
多布斯案判决公布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分析文章用了这样的标题：“罗伯茨失去了他的法院”。文章指出，巴雷特进入最高法院后，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对比达到6：3，罗伯茨不再是此前5：4格局中的关键票，因而丧失了守护法院传统规则的能力。宾夕法尼亚大学一项追踪十年的研究也显示，正是从2020 年开始，最高法院与公众之间的立场差距不断扩大，从“非常接近普通美国人”转变为“比大多数美国人更保守”。
此案审理过程中，数百名公共卫生、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家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专家意见，用研究数据表明“下放”堕胎权立法将对孕产妇和婴儿的身心健康及生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自然》杂志指出，“不幸的是，一些法官似乎无视这些数据”。最终成稿的判决书更以“任何人都难以评估堕胎权对妇女生活的影响”为由，完全回避了关于堕胎对女性影响的讨论。
虽然争议重重，但判决书下定结论：罗伊案判决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并“产生破坏性后果”。判决书将两党纷争引发的堕胎权矛盾怪罪于先例，认定罗伊案判决“加深了分歧”，并以宪法原教旨主义论述为基础，决定“是时候听从宪法，将堕胎问题交还给民选代表了”。换言之，判决并非禁止堕胎，而是认定宪法不保护堕胎权，从而将决定禁止、限制或许可堕胎的权力交还于各州。
6月25日，多布斯案判决书公布的次日，共和党众议员玛丽·米勒在一场名为“拯救美国”的集会上高呼本次判决是“白人生命的历史性胜利”。虽然米勒的助手很快澄清称，此言并不特指种族，但美国媒体认为她吐露了部分共和党人的真实想法。一个事实是，当米勒“口误”后，现场观众传来阵阵掌声与欢呼，站在米勒身后的共和党领袖、前总统特朗普也面露笑容。
半个世纪前，两次石油危机让美国陷入经济滞涨，长期由民主党政府主导的自由主义共识逐渐失去陷入困窘的“白人贫民”的支持。对于约占全美人口30%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福音派保守人士来说，罗伊案成为契机，他们组建多个全国性宗教团体，谋求参与政治。1976年，民主党的卡特就任总统，维持包容的自由主义政策。而与共和党高层关系密切的新兴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创始人保罗·韦里奇则注意到这群“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数量很多，但没有人去组织他们。让我们去动员他们投票，看看会发生什幺。”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白人贫民”的支持是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在1980年赢得大选的原因之一。此后直到今天，一些反对堕胎的大型团体在每次大选时会在全美发放近亿份“选民指南”，组织自己的支持者为共和党候选人投票。
耶鲁大学社会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雅各布·哈克指出，这是共和党借助平民主义在两极化的美国找到的“复兴之路”，其特征为选举重心向农村州倾斜，并体现出美国政治的本质特征：永远是立场坚定的少数合法地压制真正的多数人意愿。
一个例证是，80年代之后历次重要选举的共和党初选中，在堕胎问题上持温和立场的候选人无法“团结”前述极端保守选民，久而久之，共和党从一个“对堕胎权无明显立场”的政党，变为一个以“是否想推翻罗伊案先例”为“识别标志”和“真正认同”的政党。
四十年后的今天，即使盖洛普民调显示有超过80%的美国民众支持不同程度的堕胎自由，但共和党并不担心多布斯案的结果可能影响11月的中期选举。此前，分析多预测，民主党将至少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参议院与众议院之一的多数席位。而最新民调显示，虽然55%的民主党选民表示堕胎权案增加了他们的投票动力，但美国选民整体并未因本案而调动起投票积极性。超过六成的选民表示，当前蔓延全美的通货膨胀是他们更关心的问题。
1976年1月22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判定堕胎合法的三周年纪念日，抗议堕胎合法的示威者们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举行集会。图/视觉中国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塞缪尔·莫恩指出，共和党在堕胎权之争中的另一项成功战略，是因为民主党和自由派依赖于通过解释宪法来保护公民权利，这让共和党和保守派把自己标榜为热衷议会立法的“民主进程的朋友”，将堕胎权之争转化为“专制与民主”“专制与州权”之争。
多布斯案进入最高法院审理流程前，20个“红州”都在共和党指导下预先制定了堕胎禁令，并附注“本法律待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先例后自动生效”。6月24日多布斯案判决发布后，密苏里成为第一个宣布触发堕胎禁令的州，一天内至少14个州的禁止堕胎法案被触发。多数“摇摆州”的堕胎政策调整则还在“摇摆”中，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亚利桑那、弗吉尼亚和威斯康星将成为两党在州一级堕胎立法中博弈的焦点。
对于共和党及其盟友的胜利，民主党的回应明显疲软。2022年5月初，多布斯案的判决书草稿泄露后，国会民主党人立即将一部包含堕胎权的《妇女健康保护法》提交参议院表决，结果以49：51票败北，远未达到立法所需的60票。拜登最后一次捍卫罗伊案的尝试失败。
自此之后，白宫每周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判决书发布后的应对之策。由于国会立法途径无法走通，有拜登助手提出通过总统行政令、包括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等方式对抗判决“落地”。但另一些幕僚指出，这些行政措施很快会被各级法院判定违法，反而会被共和党人利用，批评拜登“行政扩张”，进一步将两党之争变成“专制和民主”之争。直到判决书发布之际，白宫内仍未有定论。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阿齐兹·胡克指出，保守派法官们下一步的目标将和共和党的“政治优先事项”相结合，重点审查涉及枪支管制、性少数群体权利、族群仇恨犯罪、入学平权法案、“奥巴马医改”的先例。
这些先例与罗伊案的共同特点是：都涉及蕴含于宪法中但未被明确列出的公民权利，且这些权利都涉及“个体做出与自己身体、生活相关的决定”。当前，多个与上述议题相关的案件已经进入法院流程。考虑到最高法院有自主选择案件的权力，剩下的先例何时被审查只是时间问题。
本案判决公开后，民调显示66%的美国民众赞成对最高法院法官增加任期限制，另有45% 的人赞成将法官数量从9人扩展到11人或更多。设置最高法院法官任期需要制订宪法修正案，短期内并无实现的可能。有专家指出，这事实上显示出美国法院体系已受到公众严重质疑。今年以来，最高法院的支持率已从60%下滑到42%。
列文森因而担忧，如果上述一系列先例都被颠覆，未来“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民众不再愿意向最高法院寻求帮助”，这意味着将有至少一半美国国民对失去了对美国“三权分立中最稳固的支柱”——司法体系的信心。学界更担忧，民主党和自由派中的偏激进声音会因此掀起反对最高法院的“新民粹”浪潮，造成社会进一步分裂。
如何阻止这些悲剧发生？南得克萨斯法学院宪法学教授乔什·布莱克曼指出，唯一的希望是三位自由派法官能否与保守派法官们形成妥协。如果自由派法官们能“牺牲”一部分自由主义立场，团结两位保守派法官形成5：4的“中间多数”，就有希望维持部分先例。
值得注意的是，多布斯案粗糙的判决书未得到全部保守派法官的认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等媒体报道称，因罗伯茨法官支持遵循先例，法院关于“是否推翻罗伊案先例”的投票是5：4。如果再考虑到卡瓦诺法官在个别意见中对宪法蕴含民权运动以来的种种“自由”持肯定态度，则“推翻派”未在法官中占据绝对优势。阿利托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也强调，推翻罗伊案仅限于“将堕胎权排除在宪法规定的自由之外”，不涉及其他公民权利，是“一张仅适用于这趟火车的车票”。
“阿利托法官显然不是保守派中最具有学养或最温和的法官，但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反对推翻先例，卡瓦诺法官态度‘暧昧’，托马斯法官则一向因为观点最激进而无法代表保守派的主流观点。”前述法学院学者说，“所以，阿利托法官撰写判决书，其实是保守派‘没有选择的选择’，这也展现出保守派法官们并不像舆论渲染的那样极端、那样‘政治化’。”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至今，特朗普及其盟友共提起62起挑战选举结果的诉讼，但被86名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法官驳回，这些法官中的过半数都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提名的人选。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院长丹尼尔·托卡伊指出，法官依然是美国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