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的“非意图的结果”现象剖析
周宏 夏庆波
[摘要]科技发展与新媒介的广泛运用所形成的高校德育虚拟语境，更容易出现相悖于德育主体初衷的“非意图的结果”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从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主体选择欲求与选择能力的冲突、德育主客体之间回馈链条的断裂以及德育中介因素“虚拟性”的不足等方面加以分析;可以从提升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主客体的媒体素养、协调与疏通德育主体间的利益沟通关系以激发德育客体的回馈欲望、优化与整合德育中介因素等路径探讨规避德育实践中出现“非意图的结果”现象的思路。
[关键词]虚拟语境;高校德育;非意图的结果
[中圖分类号] G41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9）02-0047-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02.010
“非意图的结果”是西方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个独特命题，它指的是众多人的自觉行为却造成了未经事先设计与预判的后果。在社会选择与个人行为关系的问题上，哈耶克淡化了社会总体理性选择的作用，认为人类社会无意的行动造成的结果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阿马蒂亚·森却不赞成哈耶克的此种观点。他认为人们“有意”追求的结果与“无意”造成的后果之间虽然存在着关联，但后者的出现是不能否定人类的理性因素在此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的。通过对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可以使无意造成的后果被合理地预期到的。的确，“一个无意造成的后果并非一定是不可预期的，而许多事情依赖于这个事实”[1] 。高校德育作为一种复杂环境下的实践活动，也在事实上存在着德育主体有意追求的目标与无意造成的后果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当高校德育在全新的虚拟环境中展开的时候，这种“非意图的结果”现象一定会频频出现。只有掌握并尊重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的规律，才可能使德育主体增强德育实践的信心，使这种实践活动在冷静的理性选择与激昂的感性冲动之间，在有意的目标设定与未知的实践效果之间有机地展开。作为高校德育的践行者，需要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德育实践中出现的“非意图的结果”现象，需要适应这种全新的语境并努力处理好工具性取舍及价值性追求之间的冲突关系。
一、技术创设环境：高校德育虚拟实践语境的形成
“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2]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表明了新技术的出现对特定群体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所起到的塑造作用。这种观点是非常新颖的，它强调了传播过程中的媒介对特定的舆论与信息氛围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将此观点引申到高校的德育实践中，可以认为，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随着许多即时沟通的信息传播媒介（如自媒体）的广泛运用，高校德育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高校德育环境，随着众多新的传播因素的注入，在传统的德育环境中已经孕育出一种新的虚拟传播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高校德育的主体仍然占据着德育活动的主导性地位，仍然会扮演着德育信息与能量的发动者与传递者角色。德育主体会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努力将德育内容加以细化、序列化。通过德育实践，德育主体从整体上看仍然能够有效地回应德育效能的综合评估。虽然德育环境发生了变化，但这种环境的改变并非骤然间完成的，因而德育主体在变化环境中初始阶段的实践信心也不会受到减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德育主体开始意识到原先并不存在或显现的德育要素，在虚拟环境下已经快速酝酿并滋生出许多棘手的问题。此时的德育主体如果仅仅被动地裹携着原先的德育目标与内容对其释放的信息予以回应，那么这种回应方式是滞后的，也可能是低效的。
虚拟语境下的德育客体在与德育主体的互动中，根据自身信息资源存量的多寡与未来利益相关的程度接受外部的刺激，同时向外界发送可供评测的信息。这种信息是质朴的，但很可能是粗糙的。如果德育主体能够拥有适应与调控新环境的能力与决心，是能够将这种环境与传统的德育环境加以观照，是可以透析出德育内容的复杂性、德育载体的丰富性、德育方法的隐匿性及评估指标的难控性诸特征的。只是德育客体在虚拟语境下存在着一种离心的趋势，表现为其与德育主体沟通与理解的困难，表现为其对网络话语权的要求，即“借助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特征，话语主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态度和需求等直接反映出来”[3] 。虚拟语境下的德育目标与内容虽然从根本上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也是需要调整与优化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对这种由网络技术创造并由德育主客体共同参与营造的虚拟环境进行深入剖析，需要对这种语境下德育主体面临的困难、德育客体与主体融洽关系链接的断裂原因及德育中介因素缺乏有机整合所导致的德育活动形式大于内容等现象进行剖析，以此为前提，才可找到避免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非意图的结果”现象出现的有效路径。
二、虚拟语境中高校德育主体选择欲求与选择能力的冲突
高校德育主体并不是一下子就置身于虚拟语境之中的。德育主体进入这种语境并感知到其复杂难控性的切身体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的。在此过程中，德育主体与客体以新式媒体为介质进入情境舞台展开各自的言说路径。在此语境中，技术开辟的信息与利益获取的通道看似一片光明，技术充当着推手，技术的承载物（诸如微信、微博、论坛、空间等）能够平等地在其使用者（德育主体与客体）间进行信息与意义的传输与流动。新技术媒体的广泛运用也对先前的那种你讲我听、你打我通的教育模式发起强有力挑战。在虚拟语境下，“随着对师生教学关系的深入认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主体地位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彰显，大学所追求的旨趣也越来越朝向学生本位”[4] 。可以认为，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的主体，如果对新技术与媒体使用的频度与熟练程度在质与量两个维度都不能占据优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校德育就可能逐渐丧失其在传统德育实践中所处的优势地位，高校德育主体就可能从往昔的德育信息传送者、主导者角色转变为德育信息河流中的弃儿。
置身于虚拟语境中，为了避免落伍于时代的命运，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以达到德育实践的效果，高校德育主体在多向传播的信息场域中开始倍加努力，希望通过对新媒体及其创设的环境的学习与适应去熟练掌控新媒体、调控新环境。同时，这种强烈欲求也会促使德育主体对自身掌握新媒体的能力进行阶段性评估，通过相对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来重新调整德育活动每一节点的顺序及着力程度。但良好的愿望并非必然能够达到理想的结果。囿于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囿于复杂的德育过程链条、难控的德育生态环境因子、游移的评估指标权重甚或是在对新媒介使用熟练程度上远超德育主体的客体对象，虚拟语境下的高校德育主体不得不在选择欲求与选择能力的紧张关系中重新给自己定位，重新调整自己的综合性的策略。同时，德育理想与现实结果之间并非是完全和谐的递进关系。这种关系的消极层面经常表现为二者相对平衡的关系被打破时出现的德育客体在信息掌握上超越德育主体而致使德育主体遭遇被边缘化的命运。
需要强调的是，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带来了德育信息传播的革命性变化。当对技术媒介的拥有在经济承担上并不存在过多障碍时，随着德育客体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去熟悉与操练新式媒介，德育主体对于虚拟传播规律的熟悉程度及理解深度未必跟得上或者超越德育客体。这样，问题就显现了，即当缺少了对新媒介相当频度的实习与操练，缺乏对新环境相当自如的融适与承纳，德育主体就会感觉到从事德育活动时处处受到的掣肘，由此从事德育实践时力不从心的体验也就加深了。而为了应对挑战，就容易站在更为审慎的立场，容易退回到传统德育的范式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主体的选择欲求与选择能力的矛盾就愈加凸显了。
三、虚拟语境中高校德育主客体之间利益回馈链条的断裂
无论是传统的高校德育，还是技术创造的虚拟环境下的高校德育，制约着德育效果取得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德育客体利益期待的关切程度与德育主体满足德育客体的期待程度。传统语境下高校德育实践的程式化特点相当突出。德育主体在德育目标的制约下，通过德育内容与方法等中介对德育客体施加可以预期的教育。由于“高校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局限于培养道德人，而是培养德性人，也就是通过对大学生灵魂和德性的道德教育，使他们的灵魂从阴霾中见出光明，从扭曲中伸展正义。因此，从‘得人的意义上来说，高校道德教育应致力于养成大学生的德性。德性涵养是高校道德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5]可以认为，由于传统的德育环境所呈现出的相对静态的特征以及德育主体相对“强势”的角色定位，这种强大的资源输入与德育信息的及时反馈，基本上能够保证德育目标的顺利实现。对于德育客体而言，德育主体无论在外部资源的获取或是在德育信息的存量方面都占据优势，德育活动基本上都能被德育主体有效地加以调控，而德育效果的反馈机制也是相对有效的。传统语境下的德育客体基本上能够认同这种模式下的德育活動，因为这种德育实践可以为德育客体提供较大程度的资源激励，可以为其提供仅靠自身或同辈群体所无法得到的德育信息。总之，传统语境下高校德育的主客体基本上没有出现实践逻辑关系的断裂问题。传统德育实践的效果基本上能够得到上级主管部门与德育客体的理解与认可，德育实践作为满足德育客体成长所需要的社会化环节的成效是不能简单否定的。
应该承认，高校德育的虚拟语境并非是完全脱离现实物质基础的全新环境，但它的出现必定会对传统的德育实践提出强有力的挑战。虚拟语境实质上仍是一种扎根于现实，并由德育主客体结合其他德育要素所进行的活动场域，它与传统德育语境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式媒体技术与载体的广泛使用。这种语境下德育要素的增加并不能够突破先前德育环境的基本构架，这种语境仅是传统德育环境的延伸。作为复杂化程度加深的一种实践语境，虚拟语境下的高校德育客体极易发生与德育主体的利益反馈机制断裂的问题，由此也为“非意图的结果”的出现增加了机率。
高校德育与其他类教育相对而言具有不同的秉性。它主要强化的是德育客体当下以及未来走向社会的规则意识，强化的是一种个体调节与群体、社会及自然界的秩序意识。虚拟语境下的德育客体由于信息获取途径的增多，由此便有了更多的道德信息鉴别的要求，就更容易拒斥先前的那种“灌输式”道德说教。在虚拟语境下，“施教者和受教者必然发生交往行为，产生交互作用，达到相互沟通和融合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所谓的‘主客体消失了，师生融入于一种自然的探究情境之中，从而获得真切的体验。因此，平等对话、交往互动、教学相长、合作共享是师生教学关系的主要特征”[6] 。虚拟语境的“利出多孔”的特点也为德育客体获取德育资源与信息提供了极大的可能。虚拟语境中的德育客体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并非那么明显，这种语境下德育客体可以顺利僭越“前台”与“后台”的界限，由此平时被压抑的表达欲望或者私域空间中相对负面的情绪更容易找到宣泄的渠道。德育客体在两种环境中截然不同的表现，体现出“后台行为前台化”的特征，这也反映出德育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反馈关系的弱化。
四、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中介因素“虚拟性”的不足
高校德育的中介因素是指连结德育主客体的桥梁性因素，主要体现为德育内容与德育方法。在虚拟语境中，高校德育中介要素在自身结构上“虚拟性”特征的不足已经影响德育实践的效果。
从虚拟语境中高校德育中介因素自身的内部结构来说，现有的高校德育内容与方法已经在虚拟时空中已经呈现出与预定发展轨道相离心的趋势。不管是从高校德育主客体的交流通畅性程度，还是高校德育的实际反馈效果来看，德育的中介因素都已经从现实语境中的固有范式逐渐解脱出来，在虚拟语境中吸收更加丰富的营养，进而壮大自身。然而，由于现阶段高校德育的中介因素体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固守原先的模式，在德育实践过程中缺乏虚拟性和开放性并蓄的精神，从而致使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中介因素的内部呈现不平衡状态。
从德育内容上看，现有高校德育的内容规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预先建构。各种道德观的内容像一根根枝繁叶茂的林木，深深地插在传统高校德育的版图之上，传统的德育方法也表现为种种较为高效的程式演练。在传统德育实践路径的进展中，德育内容和方法以不同方式的结合是可能被有效地实施与评估的。但在虚拟的语境中，它的缺陷也非常明显，主要体现为传统高校德育中介因素未能与虚拟的实践语境有机契合，未能直接回应教育目标的要求，未能体现出应有的虚拟化德育中介要素的自恰性逻辑说服特征。无论在现实或是虚拟的语境中，各种德育内容都应该是刚性的规制。但在传统的语境中，各种德育内容只要能回应政府对社会的秩序要求，回应教育主客体双方应有的逻辑互动关系，是不需要过多理论的繁琐证成过程的。传统高校德育内容虽然呈现出静态的特征，但它都能匹配好相对有效的诸种德育方法。对于德育客体而言，相对的被动化是传统德育模式的明显特征。
在虚拟的语境下，由于德育客体（甚至是德育客体）已完成了传播学上的“后台行为前台化”的过程，因此对于以“幕后”作为背景的德育内容的规制及其与德育方法的契合，必须与虚拟语境深度融合，以唤醒德育客体的兴趣为动力，去激发德育客体对德育内容的主动性摄取与承纳。对于这点，应该是传统德育中介要素进入虚拟语境后未能做到的。也就是，虚拟语境中德育主体对德育中介要素相对而言，主动性的输出未能转化为德育客体的相对主动性信息摄取。可以认为，传统语境下高校德育的实施方法虽然算得上是丰富多样的，也能相对有效地结合德育内容去追求与达到德育的目标，但将它植根在虚拟化的语境之后，多样化、多方向的德育方法却因缺乏对“虚拟化”规律的把握，缺乏唤醒德育客体对德育信息主动性追求的欲求，致使未能达到虚拟德育实践的目标设定。
五、规避虚拟语境下“非意图的结果”现象出现的选择路径
（一）立足现实语境，提升虚拟语境下德育主客体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指媒介的使用者在使用媒介过程中对各类信息的理解、选择、质疑评判与思辨等能力。虚拟语境下的高校德育客体需要“加强网络德育中的双向甚至多向互动，引导学生超越多元价值选择的迷茫，学会对多元价值冲突进行理性的梳理与澄清，从而增强大学生在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中的是非判断能力。”[7]高校德育主客体的媒介素养决定着高校德育的行进方向，虚拟语境的特点决定了保证高校德育实效性必须从培育具有媒介素养的德育主客体出发。虚拟语境为德育的诸方参与者提供了公开表达意见的新式平台，但是这种虚拟环境虽然改变了传统德育过程中德育主体的被动地位，却没有完全形成一种可以更好地开展虚拟德育的实践场景。对于虚拟语境下的德育客体而言，过分的虚拟“赋权”即意味着权力约束的缺乏，也意味着有些时候的权力滥用，而虚拟“赋权”的滥用必然会挑战传统德育语境中德育主体的权威，也有可能影响德育实践的效果。
增强德育主客体媒介素养的另一方面，即是强化虚拟语境中高校德育活动参与者的责任伦理意识。虚拟语境下行为主客体的道德责任伦理意识的形成，对于提高其道德自觉意识和自律能力，并且对实现虚拟语境中高校德育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虚拟语境中高校德育责任伦理的约束对象都是些具备自由意志和行为选择能力的个体或组织。虚拟语境中高校德育实践的有效展开离不开这些实践主客体责任伦理意识的生成与持续，这便需要在实践参与者中间形成一种伦理责任的心理压力氛围。通过一段时间德育主客体责任伦理意识的培育、操练与强化，具备较强媒介素养能力的德育参与者是可以积极地互动、沟通，共同努力完成高校德育的虚拟德育实践活动的。
（二）协调与疏通虚拟语境下德育主客体间的利益沟通关系
利益是实践主客体之间沟通与理解的“润滑剂”。这种“利益”，不能狹义地理解为对物质层面具体实体的追求。德育主客体之间的利益应该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利益。德育主体期待德育客体向着德育目标设定的方向前进，德育客体则对当下或未来实现个体社会化生活必须具有的道德认知予以接受并努力完成道德要求的内化，为道德认知最终成功的外化奠定基础。高校德育主客体两者在这方面关系的契合使双方成为利益相关者，这也是高校德育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基石。
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主体追求的“利益”是与德育目标高度吻合并可以有效评估的要求，它也是符合社会正义与秩序的价值取向的底蕴的。德育客体在虚拟的语境中缺少了相对而言显在的规范制约，从而可能激发起主动摄取或放弃德育内容的冲动，但由于积极的融入社会化的愿望一直存在着，因而这种发展与成长的内在驱动便成为其集中关注的“精神利益”。理清德育主客体间的这种积极的利益诉求关系，便成为规避高校德育出现“非意图的结果”现象的考量因素。由此，认识到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良性的利益沟通与回馈关系，认识到必须在德育主客体不同的利益追求之间取得相对平衡的辩证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德育主体而言，必须将追求德育目标视为展开德育实践的第一考量因素，在不背离德育目标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适当地调整其与德育客体的互动模式。同时需要娴熟地掌握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的“虚拟性”特征及规律，提高虚拟德育实践的针对性。对于虚拟语境下的德育客体而言，也必须认识到利益与兴趣为主要导向的高校德育必须积极回应德育目标的呼唤。德育客体如果能将以兴趣化特征为载体的德育内容结合高校德育的目标，结合自身的德育内化的要求。这种得以疏通与协调的利益沟通关系必然会成为提高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效果的有力保障。
（三）优化与整合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的中介因素
优化与整合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的中介因素主要包括德育内容与德育方法两个层面。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非意图的结果”现象的出现，也对德育内容的选取及德育方法的运用提出了要求。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内容的确定必须考虑虚拟环境的特征，必须考虑德育客体对德育内容选择上的主动性。为此德育主体需要将不同的德育内容结合受教客体的个体差异性特征予以合理性“配置”。德育内容系统的要素之间更要保持合理的逻辑性，对各种德育内容在具体受教客体身上体现出的矛盾与冲突，也必须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调节。这些德育内容必须能够在总体上体现时代与科技的新颖性特征，必须在保证内容本身符合德育目标的规定的前提下，富含对于德育客体而言的兴趣化的特征。同时，这些德育内容要素不能成为一堆物件的杂乱堆积，它必须体现出整体性与有机性特征。在虚拟语境下，德育内容体系也必须做到精简、节制，做到面向德育客体的较强的针对性。
而对于虚拟语境下的德育方法而言，它并不是采取了与现实实践中完全不同的方法体系。它只不过是针对高度虚拟化的新环境而采取的隐蔽性、变通性、针对性措施，它的有效运用离不开德育主客体媒体素养的提升。从“隐蔽性”的角度上看，这种教育是一种以“隐性课程、传统文化、环境情景等为媒介，将隐藏的教育意图渗透到受教育者的思想层面，引导受教育者体验和感知理想信仰” [8]的教育。在保证德育主客体成为利益相关者的良性关系的基础上，必须保证所采取的这些德育方法在虚拟背景下能对教育客体更具有吸引力，使其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与德育主体积极互动并与其形成良性关系。当然，这些方法的采取都仅仅是手段，无论如何也不能过度夸大其功能性定位。这些德育方法运用的成效也离不开德育主体对德育客体身心发展特点的深度把握。
总之，优化虚拟语境下高校德育的中介因素已经成为提高德育效果的重要环节。无视虚拟德育环境的主客体媒介素养、不能有效疏通德育主体间的利益沟通关系、不优化高校德育的中介因素是不可能做好虚拟语境下的高校德育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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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文伯，周维莉.高等教育转型中师生教学关系的转变[J].中国高等教育，201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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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蔡文伯，周维莉.高等教育转型中师生教学关系的转变[J].中国高等教育，2017（4）：36.
[7]罗珍，徐秀军.论高校网络德育的“人学空场”困境及出路[J].现代大学教育，201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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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