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京剧《红灯记》对香港的影响

    詹延钦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红色经典剧目，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无论就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来说都堪称革命文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大凡四十开外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当年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时万人空巷的盛况。《红灯记》不但在大陆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而且对香港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红灯记》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我地下党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李玉和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的故事。京剧《红灯记》在60年代初改编后不久立即脱颖而出。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主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陪同下在人大小礼堂再次观看了《红灯记》，对这个戏十分赞赏。不久江青又来到中国京剧院说：“《红灯记》主席通过了，你们到南方去一下吧，扩大影响。”1965年2月，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张东川和阿甲一起带剧组南下公演。所到之处，观众对这出戏反应之强烈大大出乎剧组的预料。在广州东风剧场和拥有5000个座位的中山纪念堂演出时，不仅场内观众爆满，场外也是人头攒动。在深圳演出时，许多香港居民也纷纷跑过罗浮桥来先睹为快。“我家的表叔数不尽，没有大事不登门……”，“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剧中的唱词唱腔一时响遍大街小巷，为南国早春注入了一股股革命豪情。同年3月初，剧组挥师北上，在能容纳三四千人座位的上海人民大舞台连演42场，观众达11万5千人次，打破了该剧场建立以来单个剧目上演最高纪录。《红灯记》以感人肺腑的爱国精神和演员精湛的表演在观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观众热看《红灯记》，各类媒体也争相报道关于《红灯记》的演出情况。文艺评论界也掀起了一股《红灯记》热。据当时统计资料显示：从1964年初到1965年6月，文艺评论界发表评论文章达200余篇，称京剧《红灯记》是“政治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好戏” 。

    《红灯记》能够这么快就来到边陲小镇深圳演出并对香港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从1960年3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整整7年间，为了消除国民党敌特活动和港英当局对立行为所造成的海外恶劣影响，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作出决定，通过深圳对外演出活动吸引港澳同胞来深观戏，增强他们对新中国的信心和凝聚力，使他们更好地团结在新中国的周围。这段时间内几乎全国所有省份的文艺团体纷至沓来，使深圳的文化生活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剧种既有表现我国优秀艺术传统的，又有反映建国后艺术上的进步和成就，以及党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他们的剧目突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内容丰富多彩，受到热烈欢迎。上演过的剧种有芭蕾舞、话剧、歌剧、京剧、越剧、评剧、豫剧、汉剧、锡剧、潮剧、黄梅戏等。特别是上述的1965年2月春节期间在深圳演出的《红灯记》，大大轰动了港澳，是继1964年冬中央芭蕾舞剧团的《红色娘子军》在深演出后的又一个热烈高潮。随后每一次的演出，也非常热烈。港澳观众不单场场满额满座，而且还要求增加演出场次。根据香港中国旅行社在代售《红灯记》等的戏票时统计，许多香港观众买不到票。当他们获得一张戏票时，便感到非常幸福和光荣，很多学生把到深圳看演出的票称为“幸福票”，不少工人买不到票时，便跑到深圳来，苦苦要求买票，得到一张“站票”进场，也感到十分满足。

    在演出中，剧场的热烈气氛是少见的，每场或精彩的片段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观众由于剧情的感染而热泪盈眶是普遍的。《大公报》摄影记者陈迹看了《红灯记》第一场演出时，没有拍到几张照片，事后他说，原因是忙于“抹镜头”（拭眼泪）。每次演出结束，演员谢幕少的三、四次，多的七、八次，有些观众，激动地跑到台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红灯记》的演出，大大地震动了香港同胞。当《红灯记》演出时，香港的中间、进步报纸大力评述推荐，许多著名人士如费彝民、李子诵、金尧如等还亲自执笔，专题评赞；也有一般的社会人士撰写了赞颂的文章，热烈异常。

    香港较有地位的文化界、艺术界、电影界、戏剧界人士大部分都来看了《红灯记》，看后都一致称赞演出的成功。香港老牌电影演员吴楚帆连看数场，完全被紧凑动人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所吸引，看得如痴如醉，连声叫妙。他说：“这个戏已经创造了一套新的艺术体系，有些人尚怀疑现代京剧是否看得顺眼，他们应该来看看了……”香港须生名票友陈中和，过去认为绝对不能把京剧的基本东西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去，认为京剧是不能改的，可是，他看了《红灯记》之后说：“我看了这个戏，才知道京剧现代戏是高度的艺术结晶。京剧传下来的东西太多了，演现代戏是适合不过的。”香港电影导演卢敦也说：“中国人创造了现代京剧的艺术，我们值得骄傲。”导演费鲁伊看了后，认为这戏体现了现代京剧的新内容、新表现，有传统、有革新，并且说：“岂止是服了，简直是五体投地。”这些都表明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在观众的思想境界里产生了巨大的革命感染力。

    革命现代戏的演出，给广大的香港群众以现实的革命教育和精神鼓舞，也推动了香港文艺工作的前进，增强文艺活动的革命内容和战斗力。由于受到深圳大演革命现代戏的影响，革命现代戏已为广大香港观众所喜爱，推动了香港文艺、戏剧界加速走向演革命现代戏的道路。香港话剧团（香港电影界组织的）在1965年曾把《红灯记》改编为话剧，在香港、澳门演出，而且一再重演，博得很多港澳观众的赞扬；香港南国粤剧团亦曾把《红灯记》局部改编为粤剧，向工人演出，亦获得好评。香港的一些团体和学校，1965年就组织七、八十位青年来深圳向陕西歌舞团和四川歌舞团学习革命歌舞，大大丰富了他们的文娱活动。1965年国庆节纪念活动中，很多团体、学校的表演节目，都是从陕西、四川歌舞团学来的，有好几位香港的音乐家和歌唱家，看过陕西歌舞团、上海音乐学院演出组和四川歌舞团演出之后，要求给他们一些革命的乐谱和歌曲，准备在香港公开表演。每次演出期间，香港长城、凤凰电影公司、香港话剧团、南国粤剧团的导演、演员、艺术工作者和舞台工作者，都热烈要求与演出剧团的领导和演员举行座谈，要求他们介绍演革命现代戏的经验、心得、体会，希望从中获得一些演现代剧的新知识。

    可见，《红灯记》对香港的冲击和影响主要是通过深圳这个文化的桥头堡辐射的，深圳日益成为沟通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一座重要文化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