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任红敏
摘 要：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关键词：元代文人；科举；文学发展；盛世文风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146-06
元朝是一个少数民族主宰中国的王朝，统治民族蒙古族以其固有的政治及文化传统影响着元代社会发展。作为收揽士人与建立正统的重要手段，汉族的科举选官则是以“学而优则仕”为原则评准行政菁英的征募方式，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是为打破世袭与贵族的特权，这和蒙古社会的用人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元代初期，蒙古统治者选用官吏，沿袭蒙古族重世家的体制，以“根脚”取才，对中原汉族自唐宋以来实施的科举取士不重视，导致了科举制度文化的断裂。元代初期，官府用人以实用为目的，不重科举，元朝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重德行、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的方针。元前期科举迟迟未开，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在李孟等儒臣的建议下正式开科取士。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因中书平章蔑儿乞氏伯颜坚决反对，科举考试再度停废。隔七年之后，顺帝至正元年（1341），重又恢复。此后一直到元朝灭亡，“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①。元代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国到1368年元朝灭亡，期间一共162年，元朝科举施行52年，扣除中断6年，实际上只有45年的时间，仅开科16次，最多一次是元统元年（1333）取士100人，终元之世，左、右两榜共取士1139人。显而易见，元代科举执行时间短、规模较小、擢用人数较少。所以有人说：“元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低落的一代。”②元代名臣胡祗遹针对元代科举及选人的种种弊端有过鞭辟入里地论述：“世官既不可行，取人之法未立，是以有素无行检，恃利口而得官者；素无才望，纳贿行赂而得官者；不经历试，以虚声浮举而得官者；似有实无，耄不知耻，厚貌深情而得官者。致使缄默谨约者为无能，贫窭寡交者为退缩无用，逃名务实者为无闻，壮年豪迈、思深虑远、直言谠论切中时病者为狂妄诽谤。当此之际，而处选举铨衡之任，不亦艰哉！”③不过，即使元代恢复科举后也没有像前朝那样给文人儒士提供多少飞黄腾达的机会。
一、科举不兴唤醒了元代文人独立人格意识
在元代，以儒术经邦治国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一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受到了冲击，且元代官员入仕途径较多；与唐宋和明清相比较，通过科举入仕的文人在选官中所占比例少之又少。元代选官用人着重“根脚”（根源、出身），高官厚禄几乎为少数“大根脚”即与皇室渊源深厚的勋臣世家和“老奴婢根脚”的宗族所总揽垄断。元代文士即使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谋得官职，但待遇和地位也远不能和宋代相比，文士地位和待遇都低落了许多。宋代早已形成了尊师重道、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士人在社会上声望和地位极高。而宋元易代之后，文人不仅失去了在宋代所拥有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而且宋朝以及半汉化的金朝给读书人所提供的通过科举获得种种荣誉荣耀、衣食无忧之途也变得坎坷起来。元代存续的百多年间，只有小部分汉人菁英能进入统治阶层而获居高位，大部分汉族文士被抛出权利圈之外。虽然汉族文人在文化上占有优势，但元朝统治者所实行时断时续的科举政策，给他们提供的通过读书入仕为官的机会非常少，多数文人不能在政界施展抱负、建功立业，把自己融入统治者、国家、社会体系，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理想生涯不再有了。
元代文士在政治权力上已被边缘化。元末余阙曾论及元代文人非常尴尬的地位和处境：“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识文书者，得入台阁，共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用者尤寡也。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是可惜也。”④不过，汉族士人又往往代表着先进的文化，虽然大多数汉族儒士文人失去了治国的权利，但并未失去文化和文学领域的话语权。在元代这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文人更能展现其群体意识，在文化领域享有卓有成效的掌控权。
元代的文人，他们人生价值的认定已经不能以政治权力圈为归依了；他们似乎更爱以归隐为人生追求，复返自然，在读书、吟诗、作文、田园中营造生命的和谐。他们中的大多数更注重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文士的独立品格。正如程颐所说：“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不累于世务者也。……不屈道以徇时，既不得施设于天下，则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节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⑤《周易·蛊》之上九爻辞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不为王侯做事，高尚以自守，那么可以过一种雅化的生活。关于雅，有很多理解，主要是指与鄙俗、俚俗、浅俗、庸俗等“俗”相对立的概念。張高评曾这样评价宋代的文人：“大多出身平民，虽由科举仕宦而居庙堂，仍不脱平民气息，故文人心态，较之隋唐元明，为更加注重涵养丰富、品节持重、高逸典雅之人文内涵追求，诸如博学、深思、广识、彻悟、超脱、旷达、清高、自信、自立、自由、老成诸意趣……而成文质彬彬之君子。”⑥正因为是具有博学、持重等君子品格，其作品的主体风格才称得上雅。“雅，指雅正、雅致、雅洁、古雅、醇雅、风雅、典雅、文雅、渊雅、有书卷气，以及含有恬静、幽深、温厚、古硬、萧清、悠闲、平淡、飘逸之韵，具有精巧、庄重、峻洁、清新之长，这是文人作品的主体风格。”⑦宋代文人向往宁静的生活，回避或者忽略世俗生活；那种热闹非凡的市井生活对他们没有诱惑力，清心且静心，优美且平和，憧憬高雅清净的理想生活境界。元代文人追求雅化的生活与此有些出入，他们不回避市井，不回避平凡，更多追求的是一种文士的独立品格，是一种个性的张扬。
元儒胡祗遹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儒士文人：“今之儒者平居无事，务铅椠，博学多闻，洞究往古，问无不知。至于当世切务，恬不加问，窒无所闻。户口之多寡，政治之美恶，国势之本末，竟莫之知。一旦乘虚名而宠召论上前，掇陈编，拾烂语，枝离浩漫，施之于今，无一言之可用。”⑧似乎元代文人远离了政治，也少了经世致用的责任和义务，只退守于书斋“掇陈编，拾烂语”，虽博古而无需通今，看书终身但于国于民毫无用处。胡祗遹是以元代儒士普遍观点重实用重治生来批评当时儒士泥于学古而不善用的现象，但却指明了一点，元代儒士文人不再关心经世致用的治国大业，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了。
元朝科举不兴，让一些文人疏离了政治和权力，唤醒了他们的独立人格意识。他们中的多数淡出了治国和明道这两种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途径，不再囿于陈规的事务而回到自己本身所拥有的文；他们不参与政治，远离朝廷，仅仅追求精神和文化上的超越。无论是隐居田园山林也罢，还是为了生计出任教职，亦或在城市过着普通人的家居生活也罢，他们只是单纯的读书、属文，写诗，吟赋，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谈文论艺，题字赏画，无意于权势富贵，追求的仅是文人生活雅趣之乐。元代文人这种以笔墨情趣和诗书自娱的纯文士的清雅旨趣生活，是摆脱世俗干扰之后的适兴、自然而富有审美情趣的生活；元代文人对人生中的自足自乐之追求，也促成了元代雅文学特别是元曲的丰富多彩和繁荣。
二、科举考试促使多族子弟学习中华文化
虽然元世祖忽必烈在治国上采用汉法，但他还要顾及蒙古族贵族的利益，在用人上兼顾蒙古族的世家和“根脚”取才制度，在采用汉法上是有所保留的。“元代用人取才最重世家，即当时所谓‘根脚。此一‘根脚取才制，与唐宋以来中原取士以科举为主要渠道可说是南辕北辙，大不相同。元朝中期以前，一直未恢复科举制度，汉族士人遂丧失此一主要的入仕管道。”⑨其后，元仁宗推行科举也考虑到蒙古族和汉族的区别，科举取士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区别对待，这对以前依靠科举一途谋仕途的汉族读书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以科举谋求官职机会变得非常少。不过，科举实施中，用于保障蒙古、色目人仕进特权的两榜制，吸引了各族士子文人参加科举考试。
元朝的科举选人原则是：“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⑩元朝皇帝要选拔的不是能用文墨歌功颂德的文学之士，而是以经术义理和经济治理国家的人才。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明令科场考试，《四书》《五经》均“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通制条格》卷五《科举类》皇庆二年十月条）；所考内容都是儒学经典。随后，朝廷更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默之”（《伊洛渊源录序》）B11。至此，“朱子之说”成为元朝立国之本，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开始确立。元代的科举考试以程朱之学为科考的固定内容，要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者必须学习中华文化，攻读儒家经典。元代科举的恢复，自然吸引了广大民众读书应试的热情，而且不同于唐宋两朝，是多族士子共同参与。因为科举让出身低微的平民百姓通过读书也可以中举、登科，拿到功名，甚至高官厚禄，这就激励了各族子弟学习儒学的热情；科举考试也给多族士子文人提供了入仕和交流的一个机会。
元代中期开科取士，推动了各族子弟学习中华文化，研习儒学。不止是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者考中科举者，还有科举考试所淘汰的大批各族读书人，他们必然也要学习中华文化和儒学经典。雍古人马祖常在《送李公敏之官序》中记述了色目子弟学习儒学的盛况：
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矣。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然其进之道虽则曰应诏对策，皆不过文艺细碎，矫诬情实，求合乎有司而蕲得一官于天子也；未闻其不为利禄而不干世用，特立而独行，违今而趋古，孟轲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余在河南，即闻于阗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变其俗，其学日肆以衍，浸渍乎六经，汪濊乎百家，蔚然而为儒者。流离困苦，益自刻厉，教授于青齐之间，赖公卿大夫知其贤名，荐牍交上，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焉。且公敏始有志乎古道也，岂必欲公卿大夫之知哉？B12
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泰不华小传》）B13要适应当时的社会整体环境和科举考试之情势所需，学习和接受儒家文化是必然的，要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也是他们学习中华文化、攻读儒家经典的动力。
因而，自元代中后期，西域、女真、蒙古、契丹等民族的学者数量激增。据萧启庆先生统计：“蒙古、色目汉学者增加的趋势，就人数而言，前期蒙古汉学者不过17人，占总人数（包括一人兼一门以上而致重见者）10.90%。在中、后期则持续增加，分别增至28.21%与58.97%。前期色目汉学者仅占总人数的8.15%，在中、后期分别为40%与45.19%，显然是与日俱增。就专长而言，前期大多数之蒙古及色目汉学者皆为儒学者，长于文学、艺术者甚为少见；而在中、后期擅长文学、美术之人数皆有大幅成长。”B14了解使用中华文化并浸濡于传统儒家文化，熟练掌握儒家典籍，甚至涌現了不少造诣颇深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儒学大家和史学家等，他们都用汉文创作，且成就很高，是元代文化和文学中重要组成部分。诸如元代文坛大家马祖常，乃“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家族世奉也里可温，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老师乃是元代著名儒士张□，“公时未冠，质以经史疑义数十，张公奇之。公少慕古学，非三代两汉之书弗好也”。（《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B15延祐二年首开科举，马祖常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字。其后历任翰林应奉、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一代翰苑名臣，被誉为“中原硕儒”。马祖常通过主持科举援引、选拔人才，引领元代文坛风气，被誉为：“得士无惭龙虎榜，盛朝一变古文章。”（《和马伯庸同知贡举试院记事》）
元代少数民族子弟由此“舍弓马而事诗书”（戴良《鹤年吟稿序》），认同中华文化，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汲取华夏文化和儒学的营养。元代出现了深受华文化影响和笃学儒术的主要有两大家族：西域民族北庭廉氏家族和高昌偰氏家族。廉氏家族成员中多精通汉文和儒学，而且出过书法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高昌偰氏家族，有“一门九进士”之称，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西域大家族。这样的情况确实得益于元代两榜制科举取士之法的推动。科举考试也使得全国各地各族文人士子到京师参加会试，自然免不了诗赋往来，以文会友。科举考试形成的多族文人同年、师生关系，同年之间，座主和门生之间诗酒唱和，诗文往复，谈艺论文。这些无疑均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形成了元代社会的特点和元代文化的主流特质。
三、科举推动元代文学盛世的形成
元代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主要时期是在中期，元代文化与文学主要成就也是在中期，延祐科举直接推动了元代文学盛世的形成。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也说延祐文坛盛极一时：“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宋。”B16不仅如此，延祐初设科举，得人才较多：“我国家延祐初诏行科举今二十年，馬伯庸为御史中丞，许可用为中书参政，欧阳元功为翰林学士，张梦臣为奎章学士。科举之士，台省馆阁往往有之，不为不盛。”（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B17延祐初年，北方文坛宗将卢挚、姚燧相继辞世；马祖常、许有壬、欧阳玄、张起岩以及杨载、黄溍等诗文名家等人通过科举考试步入文坛，先后进入馆阁，并同修辽、金、宋三史。他们之间情谊很深，同僚之间常在一起诗文唱答，形成了影响巨大的馆阁文风，也促进了元代雅正文风的形成。“延祐初科进士张公起岩、马公祖常、欧阳公玄及馆阁诸人，又一时文学之盛矣。”B18延祐重开科举促使南方文士大量北上大都，如此以来，南北儒士文人更加广泛和频繁交流。科举以后的文坛主要是南方文士为主。北方文士中元明善、马祖常比较突出，南方文士中以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以及“儒林四杰”等作为延祐时期文坛主将，文学上开始了以代表治世之音的平易雅正为主的盛世文风。王理《元文类序》对延祐文风这样描述：“国初学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余风，车书大同，风气为一。至元、大德之间庠序兴，礼乐成，迄于延祐以来极盛矣。大凡国朝文类，合金人江左以考国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观其成，定延祐以来以彰其盛。”B19
元仁宗延祐时期，元朝统一已近40年，整个社会走上了稳定和繁荣，尤其是南方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科举为读书人重新开辟了进身之路。虽然元代科举时断时续，但元代很多声名赫赫的文士都曾以科举入选，而且通过师友、同年关系、读卷官与进士的关系和元代主盟文坛的大家建立了关系。文人士子心理渐趋平淡，愤激之气平，哀怨之气消，元代前期那种豪壮激愤之音此时已是少见，诗风文风趋于和平。正如当时人揭傒斯所说：“庐陵代为文献之邦，自欧公始而天下为之归，须溪作而江西为之变。……须溪没一十有七年，学者复靡然弃哀怨而趋和平，科举之利诱之也。”B20可见延祐科举对元代盛世文风影响全面、深刻而巨大。
仁宗皇庆二年（1313），诏行科举：“诏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亲试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帝谓侍臣曰：‘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B21
仁宗首下科举诏明言：“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B22诏书已经明确不以词章取士，而是注重明经致用之学，程朱理学著述被官方指定为科考程式。这种崇实黜华的导向，对有元一代的文学观念，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在朝廷选人取向强有力的影响下，“宋讫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圣元科诏颁，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B23不仅应举的广大士子群起趋之，所作文字典雅平正，对其他文人的影响也是如此，士风为之一变，这一点也符合儒家所一贯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文运与世运相盛衰，与海内为一承平时期的相适应的“治世之音”，内容大约不出吟咏雍熙、赋颂升平之类，以含蓄蕴藉、雍容文风为主。
元代文人科举入仕之后，多在翰林国史院等清要任职。翰林国史院文士聚集，不用忙于政务，可以充分享受清闲生活，在翰林任职的虞集在《玉堂燕集图》一诗中曾描绘他们的悠闲生活：“朝廷多暇日，别馆又青春。薄醉犹催酒，清歌况有人。玉堂金砚匣，翠袖白纶巾。老去浑无赖，凭谁为写真。”B24这样的生活便于这些馆阁文人雅集吟诗赋词以消遣时日，追慕魏晋名士风流，常以山水为寄。这些文人来自南北，在诗文交流过程中文风逐渐趋同，以雍容典雅、雄浑深厚、不怨不丽、平易清和的治世之音为主要文风特征。元人认为，仁宗时代是“则太平极盛之际也”，以治世之音反映元代文人盛世心态便成为当时文人的一种追求：“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崛强，下者萎靡，时见旧习。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李国凤《玩斋集序》云：“至补我朝元贞、延祐之间，天下又安，人才辈出。其见于文者，虽一言之徽亦本于理，累词之繁必明夫道。有温醇忠厚之懿，无脆薄蹇浅之失。其流风遗韵，渐涵沫濡，盖将泽百世而未艾。呜呼！文章之盛，其斯时欤。”当时文治大倡，天下泰平，人才辈出，文士云集，追逐风雅，因而，终元一世，有很多元人关于本朝盛世诗文的论述。元代疆域的空前辽阔，海宇混一，能激荡起元代文人胸中一种逾越往古的太平盛世的自信和时代的自豪感，也给当时文人带来了一种傲视往古的盛世心态和盛世文风：文风平易正大，文势亢健雄伟，气象浩然宏朗，可以黼黻时代盛业，符合时代的需求。无论南北作家，均是发自内心感觉他们处于历史上难得一遇的车书混同的太平盛世，写出“盛世之文”“治世之音”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求，元代有盛世，自然有盛世之文，他们的看法近似。我们从元人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当时时代精神，以及那个时代所形成的诗风和文风。如陈基《孟待制文集序》云：
中统、至元以来，风气开阔，车书混同，缙绅作者与时更始，其文如云行雨施，需霈万物，充然其有余也。延祐初，继休之君，虚己右文，学士大夫涵煦乎承平，鼓舞乎雍熙，誓以所长与世驰骋，黼黻帝载辅张之文，号极古今之盛。
承平日久，经济蒸蒸日上，发展国力，百姓生活殷实富庶，令元人自豪自信，他们的心态已经没有元初的激昂和愤慨，变得熙然平和，学士大夫文人茹涵儒学，学术涵养深厚，文风自然也以雅正平和从容黼黻为特色，这是元中期太平盛世文人所特有的文章风格。
梁归志在《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中说过的一段话：“人们对魏晋风度和六朝风流津津乐道，并不计较那是一个充满了杀伐屠戮长期分裂又极端黑暗的时代，对一个空前辽阔开放强盛又大一统的元朝却为什么只看它的阴暗面，而无视其独具一格的文化创造呢？仪仅因为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在六朝是汉族人而在元朝是蒙古族人，仅仅因为六朝诗文是雅文学而元杂剧是俗文学，六朝人排着队上断头台的朝不保夕就比元朝的中断科举好？六朝的士族垄断仕途就比元朝的浪子——隐逸——斗士强？这是怎样的文化立场的偏颇与狭隘啊！”因为元代是由少数民族统治，因而，在人们眼里元代是一个异族统治的黑暗时代，对元代社会、文化、文学的认识有很多偏颇，不能正视元代文学的发展，也忽视了元代文人自身的感受。终元一代，没有文字狱，元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地也很寬松，元人也无需像前代文人那样，刻意去写歌时颂圣的诗。他们不用阿谀逢迎皇帝，不向皇帝献诗，元代几乎没有应制诗，人们生在这样的时代，精神上是自由的，也是充满了信心的，如元明之际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多对元朝提出批评，但他在《草木子》卷三称：“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
如同唐人常常以唐比汉一样，元人也常常以元比附盛唐，因为在兵马强壮、开疆拓土、疆域之辽阔上不输于盛唐，文治武功全面发展、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百姓富足也有盛唐气象，因而大唐盛世的感觉往往出现在元代文人的诗文当中，元人王恽有诗云：“唐到开元极盛年，见人说似即欣然。时时梦里长安道，驴背诗成雪满肩。”B25元人的这种自信来源于元代地域之广、国势之盛，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元代文人才有这样的盛世之感，也有发为盛世文风而自豪之情与豪迈之气。元文章大家欧阳玄的盛世之文说：“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归诸粲然之文，意将超宋唐而至西京矣。”B26从中统、至元到泰定、天历，欧阳玄用“庞以蔚”“畅而腴”“丽而贞”“赡以雄”诸如此类之美好的语言，都是他所推崇的元代盛世“至文”，对元代文章是何等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发自内心的。元朝应该有其盛世，自然有盛世之文。所以元代中期及以后知识分子处在这样的时代，是极易生出雍容、正大且开阔的心胸与气度，有比盛唐更为“大振”的盛世文风是非常自然的事。无论后世的研究者对元代的盛世文风如何评价，但这种文风在当时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不能否认。同时它又不是政治高压下的产物，应该说是他们认识和意愿的真实表达。
注释
①〔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8页。
②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③⑧魏崇武等校点：《胡祗遹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95、572—573页。
④〔元〕余阙：《青阳集》卷二《杨君显民诗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⑤丁寿昌撰：《读易会通》，中国书店，1992年，第282—283页。
⑥⑦张高评：《宋诗特色研究》，长春出版社，2002年，第388、387页。
⑨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45页。
⑩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页。
B11〔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5），中华书局，1997年。
B12马祖常著，李叔毅点校：《石田先生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
B13〔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729页。
B14萧启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载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484页。
B15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中华书局，1997年，第158页。
B16〔清〕顾嗣立：《寒厅诗话·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3—84页。
B17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
B18〔元〕虞集：《道园类稿》卷四六《都漕运副使张公墓铭》，《四部丛刊》据景泰本影印本。
B19〔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首《元文类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B20〔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三《吴清宁文集序》，李梦生标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B21〔元〕欧阳玄著，魏崇武等点校：《欧阳玄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李宏谟诗序》，《欧阳玄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B22〔元〕贡师泰：《玩斋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B23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6页。
B24〔明〕叶子奇，吴东昆注：《草木子》（外3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B25〔元〕王恽：《秋涧集》卷三四《偶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B26〔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七《潜溪后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责任编辑：行 健
摘 要：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关键词：元代文人；科举；文学发展；盛世文风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146-06
元朝是一个少数民族主宰中国的王朝，统治民族蒙古族以其固有的政治及文化传统影响着元代社会发展。作为收揽士人与建立正统的重要手段，汉族的科举选官则是以“学而优则仕”为原则评准行政菁英的征募方式，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是为打破世袭与贵族的特权，这和蒙古社会的用人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元代初期，蒙古统治者选用官吏，沿袭蒙古族重世家的体制，以“根脚”取才，对中原汉族自唐宋以来实施的科举取士不重视，导致了科举制度文化的断裂。元代初期，官府用人以实用为目的，不重科举，元朝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重德行、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的方针。元前期科举迟迟未开，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在李孟等儒臣的建议下正式开科取士。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因中书平章蔑儿乞氏伯颜坚决反对，科举考试再度停废。隔七年之后，顺帝至正元年（1341），重又恢复。此后一直到元朝灭亡，“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①。元代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国到1368年元朝灭亡，期间一共162年，元朝科举施行52年，扣除中断6年，实际上只有45年的时间，仅开科16次，最多一次是元统元年（1333）取士100人，终元之世，左、右两榜共取士1139人。显而易见，元代科举执行时间短、规模较小、擢用人数较少。所以有人说：“元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低落的一代。”②元代名臣胡祗遹针对元代科举及选人的种种弊端有过鞭辟入里地论述：“世官既不可行，取人之法未立，是以有素无行检，恃利口而得官者；素无才望，纳贿行赂而得官者；不经历试，以虚声浮举而得官者；似有实无，耄不知耻，厚貌深情而得官者。致使缄默谨约者为无能，贫窭寡交者为退缩无用，逃名务实者为无闻，壮年豪迈、思深虑远、直言谠论切中时病者为狂妄诽谤。当此之际，而处选举铨衡之任，不亦艰哉！”③不过，即使元代恢复科举后也没有像前朝那样给文人儒士提供多少飞黄腾达的机会。
一、科举不兴唤醒了元代文人独立人格意识
在元代，以儒术经邦治国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一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受到了冲击，且元代官员入仕途径较多；与唐宋和明清相比较，通过科举入仕的文人在选官中所占比例少之又少。元代选官用人着重“根脚”（根源、出身），高官厚禄几乎为少数“大根脚”即与皇室渊源深厚的勋臣世家和“老奴婢根脚”的宗族所总揽垄断。元代文士即使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谋得官职，但待遇和地位也远不能和宋代相比，文士地位和待遇都低落了许多。宋代早已形成了尊师重道、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士人在社会上声望和地位极高。而宋元易代之后，文人不仅失去了在宋代所拥有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而且宋朝以及半汉化的金朝给读书人所提供的通过科举获得种种荣誉荣耀、衣食无忧之途也变得坎坷起来。元代存续的百多年间，只有小部分汉人菁英能进入统治阶层而获居高位，大部分汉族文士被抛出权利圈之外。虽然汉族文人在文化上占有优势，但元朝统治者所实行时断时续的科举政策，给他们提供的通过读书入仕为官的机会非常少，多数文人不能在政界施展抱负、建功立业，把自己融入统治者、国家、社会体系，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理想生涯不再有了。
元代文士在政治权力上已被边缘化。元末余阙曾论及元代文人非常尴尬的地位和处境：“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识文书者，得入台阁，共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用者尤寡也。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是可惜也。”④不过，汉族士人又往往代表着先进的文化，虽然大多数汉族儒士文人失去了治国的权利，但并未失去文化和文学领域的话语权。在元代这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文人更能展现其群体意识，在文化领域享有卓有成效的掌控权。
元代的文人，他们人生价值的认定已经不能以政治权力圈为归依了；他们似乎更爱以归隐为人生追求，复返自然，在读书、吟诗、作文、田园中营造生命的和谐。他们中的大多数更注重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文士的独立品格。正如程颐所说：“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不累于世务者也。……不屈道以徇时，既不得施设于天下，则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节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⑤《周易·蛊》之上九爻辞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不为王侯做事，高尚以自守，那么可以过一种雅化的生活。关于雅，有很多理解，主要是指与鄙俗、俚俗、浅俗、庸俗等“俗”相对立的概念。張高评曾这样评价宋代的文人：“大多出身平民，虽由科举仕宦而居庙堂，仍不脱平民气息，故文人心态，较之隋唐元明，为更加注重涵养丰富、品节持重、高逸典雅之人文内涵追求，诸如博学、深思、广识、彻悟、超脱、旷达、清高、自信、自立、自由、老成诸意趣……而成文质彬彬之君子。”⑥正因为是具有博学、持重等君子品格，其作品的主体风格才称得上雅。“雅，指雅正、雅致、雅洁、古雅、醇雅、风雅、典雅、文雅、渊雅、有书卷气，以及含有恬静、幽深、温厚、古硬、萧清、悠闲、平淡、飘逸之韵，具有精巧、庄重、峻洁、清新之长，这是文人作品的主体风格。”⑦宋代文人向往宁静的生活，回避或者忽略世俗生活；那种热闹非凡的市井生活对他们没有诱惑力，清心且静心，优美且平和，憧憬高雅清净的理想生活境界。元代文人追求雅化的生活与此有些出入，他们不回避市井，不回避平凡，更多追求的是一种文士的独立品格，是一种个性的张扬。
元儒胡祗遹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儒士文人：“今之儒者平居无事，务铅椠，博学多闻，洞究往古，问无不知。至于当世切务，恬不加问，窒无所闻。户口之多寡，政治之美恶，国势之本末，竟莫之知。一旦乘虚名而宠召论上前，掇陈编，拾烂语，枝离浩漫，施之于今，无一言之可用。”⑧似乎元代文人远离了政治，也少了经世致用的责任和义务，只退守于书斋“掇陈编，拾烂语”，虽博古而无需通今，看书终身但于国于民毫无用处。胡祗遹是以元代儒士普遍观点重实用重治生来批评当时儒士泥于学古而不善用的现象，但却指明了一点，元代儒士文人不再关心经世致用的治国大业，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了。
元朝科举不兴，让一些文人疏离了政治和权力，唤醒了他们的独立人格意识。他们中的多数淡出了治国和明道这两种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途径，不再囿于陈规的事务而回到自己本身所拥有的文；他们不参与政治，远离朝廷，仅仅追求精神和文化上的超越。无论是隐居田园山林也罢，还是为了生计出任教职，亦或在城市过着普通人的家居生活也罢，他们只是单纯的读书、属文，写诗，吟赋，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谈文论艺，题字赏画，无意于权势富贵，追求的仅是文人生活雅趣之乐。元代文人这种以笔墨情趣和诗书自娱的纯文士的清雅旨趣生活，是摆脱世俗干扰之后的适兴、自然而富有审美情趣的生活；元代文人对人生中的自足自乐之追求，也促成了元代雅文学特别是元曲的丰富多彩和繁荣。
二、科举考试促使多族子弟学习中华文化
虽然元世祖忽必烈在治国上采用汉法，但他还要顾及蒙古族贵族的利益，在用人上兼顾蒙古族的世家和“根脚”取才制度，在采用汉法上是有所保留的。“元代用人取才最重世家，即当时所谓‘根脚。此一‘根脚取才制，与唐宋以来中原取士以科举为主要渠道可说是南辕北辙，大不相同。元朝中期以前，一直未恢复科举制度，汉族士人遂丧失此一主要的入仕管道。”⑨其后，元仁宗推行科举也考虑到蒙古族和汉族的区别，科举取士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区别对待，这对以前依靠科举一途谋仕途的汉族读书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以科举谋求官职机会变得非常少。不过，科举实施中，用于保障蒙古、色目人仕进特权的两榜制，吸引了各族士子文人参加科举考试。
元朝的科举选人原则是：“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⑩元朝皇帝要选拔的不是能用文墨歌功颂德的文学之士，而是以经术义理和经济治理国家的人才。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明令科场考试，《四书》《五经》均“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通制条格》卷五《科举类》皇庆二年十月条）；所考内容都是儒学经典。随后，朝廷更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默之”（《伊洛渊源录序》）B11。至此，“朱子之说”成为元朝立国之本，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开始确立。元代的科举考试以程朱之学为科考的固定内容，要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者必须学习中华文化，攻读儒家经典。元代科举的恢复，自然吸引了广大民众读书应试的热情，而且不同于唐宋两朝，是多族士子共同参与。因为科举让出身低微的平民百姓通过读书也可以中举、登科，拿到功名，甚至高官厚禄，这就激励了各族子弟学习儒学的热情；科举考试也给多族士子文人提供了入仕和交流的一个机会。
元代中期开科取士，推动了各族子弟学习中华文化，研习儒学。不止是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者考中科举者，还有科举考试所淘汰的大批各族读书人，他们必然也要学习中华文化和儒学经典。雍古人马祖常在《送李公敏之官序》中记述了色目子弟学习儒学的盛况：
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矣。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然其进之道虽则曰应诏对策，皆不过文艺细碎，矫诬情实，求合乎有司而蕲得一官于天子也；未闻其不为利禄而不干世用，特立而独行，违今而趋古，孟轲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余在河南，即闻于阗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变其俗，其学日肆以衍，浸渍乎六经，汪濊乎百家，蔚然而为儒者。流离困苦，益自刻厉，教授于青齐之间，赖公卿大夫知其贤名，荐牍交上，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焉。且公敏始有志乎古道也，岂必欲公卿大夫之知哉？B12
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泰不华小传》）B13要适应当时的社会整体环境和科举考试之情势所需，学习和接受儒家文化是必然的，要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也是他们学习中华文化、攻读儒家经典的动力。
因而，自元代中后期，西域、女真、蒙古、契丹等民族的学者数量激增。据萧启庆先生统计：“蒙古、色目汉学者增加的趋势，就人数而言，前期蒙古汉学者不过17人，占总人数（包括一人兼一门以上而致重见者）10.90%。在中、后期则持续增加，分别增至28.21%与58.97%。前期色目汉学者仅占总人数的8.15%，在中、后期分别为40%与45.19%，显然是与日俱增。就专长而言，前期大多数之蒙古及色目汉学者皆为儒学者，长于文学、艺术者甚为少见；而在中、后期擅长文学、美术之人数皆有大幅成长。”B14了解使用中华文化并浸濡于传统儒家文化，熟练掌握儒家典籍，甚至涌現了不少造诣颇深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儒学大家和史学家等，他们都用汉文创作，且成就很高，是元代文化和文学中重要组成部分。诸如元代文坛大家马祖常，乃“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家族世奉也里可温，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老师乃是元代著名儒士张□，“公时未冠，质以经史疑义数十，张公奇之。公少慕古学，非三代两汉之书弗好也”。（《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B15延祐二年首开科举，马祖常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字。其后历任翰林应奉、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一代翰苑名臣，被誉为“中原硕儒”。马祖常通过主持科举援引、选拔人才，引领元代文坛风气，被誉为：“得士无惭龙虎榜，盛朝一变古文章。”（《和马伯庸同知贡举试院记事》）
元代少数民族子弟由此“舍弓马而事诗书”（戴良《鹤年吟稿序》），认同中华文化，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汲取华夏文化和儒学的营养。元代出现了深受华文化影响和笃学儒术的主要有两大家族：西域民族北庭廉氏家族和高昌偰氏家族。廉氏家族成员中多精通汉文和儒学，而且出过书法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高昌偰氏家族，有“一门九进士”之称，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西域大家族。这样的情况确实得益于元代两榜制科举取士之法的推动。科举考试也使得全国各地各族文人士子到京师参加会试，自然免不了诗赋往来，以文会友。科举考试形成的多族文人同年、师生关系，同年之间，座主和门生之间诗酒唱和，诗文往复，谈艺论文。这些无疑均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形成了元代社会的特点和元代文化的主流特质。
三、科举推动元代文学盛世的形成
元代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主要时期是在中期，元代文化与文学主要成就也是在中期，延祐科举直接推动了元代文学盛世的形成。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也说延祐文坛盛极一时：“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宋。”B16不仅如此，延祐初设科举，得人才较多：“我国家延祐初诏行科举今二十年，馬伯庸为御史中丞，许可用为中书参政，欧阳元功为翰林学士，张梦臣为奎章学士。科举之士，台省馆阁往往有之，不为不盛。”（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B17延祐初年，北方文坛宗将卢挚、姚燧相继辞世；马祖常、许有壬、欧阳玄、张起岩以及杨载、黄溍等诗文名家等人通过科举考试步入文坛，先后进入馆阁，并同修辽、金、宋三史。他们之间情谊很深，同僚之间常在一起诗文唱答，形成了影响巨大的馆阁文风，也促进了元代雅正文风的形成。“延祐初科进士张公起岩、马公祖常、欧阳公玄及馆阁诸人，又一时文学之盛矣。”B18延祐重开科举促使南方文士大量北上大都，如此以来，南北儒士文人更加广泛和频繁交流。科举以后的文坛主要是南方文士为主。北方文士中元明善、马祖常比较突出，南方文士中以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以及“儒林四杰”等作为延祐时期文坛主将，文学上开始了以代表治世之音的平易雅正为主的盛世文风。王理《元文类序》对延祐文风这样描述：“国初学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余风，车书大同，风气为一。至元、大德之间庠序兴，礼乐成，迄于延祐以来极盛矣。大凡国朝文类，合金人江左以考国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观其成，定延祐以来以彰其盛。”B19
元仁宗延祐时期，元朝统一已近40年，整个社会走上了稳定和繁荣，尤其是南方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科举为读书人重新开辟了进身之路。虽然元代科举时断时续，但元代很多声名赫赫的文士都曾以科举入选，而且通过师友、同年关系、读卷官与进士的关系和元代主盟文坛的大家建立了关系。文人士子心理渐趋平淡，愤激之气平，哀怨之气消，元代前期那种豪壮激愤之音此时已是少见，诗风文风趋于和平。正如当时人揭傒斯所说：“庐陵代为文献之邦，自欧公始而天下为之归，须溪作而江西为之变。……须溪没一十有七年，学者复靡然弃哀怨而趋和平，科举之利诱之也。”B20可见延祐科举对元代盛世文风影响全面、深刻而巨大。
仁宗皇庆二年（1313），诏行科举：“诏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亲试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帝谓侍臣曰：‘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B21
仁宗首下科举诏明言：“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B22诏书已经明确不以词章取士，而是注重明经致用之学，程朱理学著述被官方指定为科考程式。这种崇实黜华的导向，对有元一代的文学观念，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在朝廷选人取向强有力的影响下，“宋讫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圣元科诏颁，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B23不仅应举的广大士子群起趋之，所作文字典雅平正，对其他文人的影响也是如此，士风为之一变，这一点也符合儒家所一贯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文运与世运相盛衰，与海内为一承平时期的相适应的“治世之音”，内容大约不出吟咏雍熙、赋颂升平之类，以含蓄蕴藉、雍容文风为主。
元代文人科举入仕之后，多在翰林国史院等清要任职。翰林国史院文士聚集，不用忙于政务，可以充分享受清闲生活，在翰林任职的虞集在《玉堂燕集图》一诗中曾描绘他们的悠闲生活：“朝廷多暇日，别馆又青春。薄醉犹催酒，清歌况有人。玉堂金砚匣，翠袖白纶巾。老去浑无赖，凭谁为写真。”B24这样的生活便于这些馆阁文人雅集吟诗赋词以消遣时日，追慕魏晋名士风流，常以山水为寄。这些文人来自南北，在诗文交流过程中文风逐渐趋同，以雍容典雅、雄浑深厚、不怨不丽、平易清和的治世之音为主要文风特征。元人认为，仁宗时代是“则太平极盛之际也”，以治世之音反映元代文人盛世心态便成为当时文人的一种追求：“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崛强，下者萎靡，时见旧习。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李国凤《玩斋集序》云：“至补我朝元贞、延祐之间，天下又安，人才辈出。其见于文者，虽一言之徽亦本于理，累词之繁必明夫道。有温醇忠厚之懿，无脆薄蹇浅之失。其流风遗韵，渐涵沫濡，盖将泽百世而未艾。呜呼！文章之盛，其斯时欤。”当时文治大倡，天下泰平，人才辈出，文士云集，追逐风雅，因而，终元一世，有很多元人关于本朝盛世诗文的论述。元代疆域的空前辽阔，海宇混一，能激荡起元代文人胸中一种逾越往古的太平盛世的自信和时代的自豪感，也给当时文人带来了一种傲视往古的盛世心态和盛世文风：文风平易正大，文势亢健雄伟，气象浩然宏朗，可以黼黻时代盛业，符合时代的需求。无论南北作家，均是发自内心感觉他们处于历史上难得一遇的车书混同的太平盛世，写出“盛世之文”“治世之音”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求，元代有盛世，自然有盛世之文，他们的看法近似。我们从元人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当时时代精神，以及那个时代所形成的诗风和文风。如陈基《孟待制文集序》云：
中统、至元以来，风气开阔，车书混同，缙绅作者与时更始，其文如云行雨施，需霈万物，充然其有余也。延祐初，继休之君，虚己右文，学士大夫涵煦乎承平，鼓舞乎雍熙，誓以所长与世驰骋，黼黻帝载辅张之文，号极古今之盛。
承平日久，经济蒸蒸日上，发展国力，百姓生活殷实富庶，令元人自豪自信，他们的心态已经没有元初的激昂和愤慨，变得熙然平和，学士大夫文人茹涵儒学，学术涵养深厚，文风自然也以雅正平和从容黼黻为特色，这是元中期太平盛世文人所特有的文章风格。
梁归志在《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中说过的一段话：“人们对魏晋风度和六朝风流津津乐道，并不计较那是一个充满了杀伐屠戮长期分裂又极端黑暗的时代，对一个空前辽阔开放强盛又大一统的元朝却为什么只看它的阴暗面，而无视其独具一格的文化创造呢？仪仅因为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在六朝是汉族人而在元朝是蒙古族人，仅仅因为六朝诗文是雅文学而元杂剧是俗文学，六朝人排着队上断头台的朝不保夕就比元朝的中断科举好？六朝的士族垄断仕途就比元朝的浪子——隐逸——斗士强？这是怎样的文化立场的偏颇与狭隘啊！”因为元代是由少数民族统治，因而，在人们眼里元代是一个异族统治的黑暗时代，对元代社会、文化、文学的认识有很多偏颇，不能正视元代文学的发展，也忽视了元代文人自身的感受。终元一代，没有文字狱，元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地也很寬松，元人也无需像前代文人那样，刻意去写歌时颂圣的诗。他们不用阿谀逢迎皇帝，不向皇帝献诗，元代几乎没有应制诗，人们生在这样的时代，精神上是自由的，也是充满了信心的，如元明之际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多对元朝提出批评，但他在《草木子》卷三称：“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
如同唐人常常以唐比汉一样，元人也常常以元比附盛唐，因为在兵马强壮、开疆拓土、疆域之辽阔上不输于盛唐，文治武功全面发展、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百姓富足也有盛唐气象，因而大唐盛世的感觉往往出现在元代文人的诗文当中，元人王恽有诗云：“唐到开元极盛年，见人说似即欣然。时时梦里长安道，驴背诗成雪满肩。”B25元人的这种自信来源于元代地域之广、国势之盛，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元代文人才有这样的盛世之感，也有发为盛世文风而自豪之情与豪迈之气。元文章大家欧阳玄的盛世之文说：“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归诸粲然之文，意将超宋唐而至西京矣。”B26从中统、至元到泰定、天历，欧阳玄用“庞以蔚”“畅而腴”“丽而贞”“赡以雄”诸如此类之美好的语言，都是他所推崇的元代盛世“至文”，对元代文章是何等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发自内心的。元朝应该有其盛世，自然有盛世之文。所以元代中期及以后知识分子处在这样的时代，是极易生出雍容、正大且开阔的心胸与气度，有比盛唐更为“大振”的盛世文风是非常自然的事。无论后世的研究者对元代的盛世文风如何评价，但这种文风在当时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不能否认。同时它又不是政治高压下的产物，应该说是他们认识和意愿的真实表达。
注释
①〔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8页。
②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③⑧魏崇武等校点：《胡祗遹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95、572—573页。
④〔元〕余阙：《青阳集》卷二《杨君显民诗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⑤丁寿昌撰：《读易会通》，中国书店，1992年，第282—283页。
⑥⑦张高评：《宋诗特色研究》，长春出版社，2002年，第388、387页。
⑨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45页。
⑩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页。
B11〔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5），中华书局，1997年。
B12马祖常著，李叔毅点校：《石田先生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
B13〔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729页。
B14萧启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载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484页。
B15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中华书局，1997年，第158页。
B16〔清〕顾嗣立：《寒厅诗话·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3—84页。
B17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
B18〔元〕虞集：《道园类稿》卷四六《都漕运副使张公墓铭》，《四部丛刊》据景泰本影印本。
B19〔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首《元文类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B20〔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三《吴清宁文集序》，李梦生标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B21〔元〕欧阳玄著，魏崇武等点校：《欧阳玄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李宏谟诗序》，《欧阳玄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B22〔元〕贡师泰：《玩斋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B23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6页。
B24〔明〕叶子奇，吴东昆注：《草木子》（外3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B25〔元〕王恽：《秋涧集》卷三四《偶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B26〔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七《潜溪后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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