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叙事与先秦语体、说体的形成
摘 要：先秦部分文体是口头叙事的产物。语体与瞽史讲诵有密切关系，以道德教化为目的，通过对前代先王历史的追述，传承治国思想。记事性的语体，言事结合，不仅记录人物间的言论对话，而且要记录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为了建构情节，瞽史们往往会根据情理和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合理想象，增添不少虚构的内容，以吸引听众，达到讲诵的效果。而通过对经说体例和重出故事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认为“说”这一文体最初的来源就是口口相传的故事。随着社会功能变化和书写的普及，语体和说体在汉代以后分别有了不同方向的发展。
关键词：先秦；口头叙事；语体；说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140-06
一、口头叙事与语体
《说文·言部》对“语”的解释是：“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段玉裁注：“论也。此即毛郑说也。语者，御也。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如郑说，与人相答问辩难之语。从言，吾声。”先秦典籍中出现与语相关的内容，大都表对话之意。《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①《礼记·杂记》“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郑注：“言，自言己事也；语，为人论说也。”②所谓语，就是二人对说，有问有答，是记录问答对话之言。张政烺说，语“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③。的确如此，《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对贵族教育内容做了系统的阐释，列举教导太子的内容，其中提到“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韦注：“语，治国之善语。”④语体是以道德教化为目的，通过对前代先王历史的追述，传承治国思想。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有类似格言的文句，整理者将其命名为《语丛》。⑤郭店一号墓的墓主人是楚国“东宫之师”，也就是“顷襄王太子横的老师”。⑥陪葬的书籍，暗示了墓主人生前“教師”的身份，也说明了这些书籍所具有的教育意义。
韦昭对《国语》文体的定义是：“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⑦与《左传》不同，《国语》对于国家兴衰历史事件的记录，更侧重于嘉言善语和典章训诫方面。《国语》大量的内容都是人臣劝谏君主，劝谏一般会预言正反两方面的后果，以作警醒。《周语》中的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邵公谏厉王采纳国人之言、芮良夫谏厉王悦荣夷公、仲山父谏宣王料民都是这样的三段式结构。《国语》主客问答的稳定结构形式，表明对话体散文已经大体定型。⑧《国语》并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其意义并不在于记事，而在于“语”。“语”其实就是问答对话的记录，记事性的语体言事结合，不仅仅记录人物间的言论对话，同时也记录事件发展过程。
《国语》记述历史时并不像《左传》那样按照历史年代把重大事件依次列出，而是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如《周语》中记载穆王，聚焦于祭公谋父劝谏穆王征伐犬戎之事，其他事迹概不提及。厉王朝则记载了厉王虐，国人谤王；厉王说荣夷公两则事件，展现了厉王昏暴、不听劝谏。幽王朝，仅选取三川皆地震这一自然灾害事件，预言国亡。而且同一人物的事件尽量安排在一起，集中叙述。《鲁语下》康子求教、露睹父闹宴、内外朝之别、敬姜论劳逸、敬姜循礼都是围绕敬姜来讲述的，更像是讲故事时将相同主题的事件安排在一起。
在具体历史事件的描绘中，与《左传》相比，《国语》有更多情节的铺张。以骊姬陷害太子申生这个故事为例，《左传》和《国语》的两种叙述中，故事情节是一致的，都是讲述骊姬从被娶到谋害申生的全部过程，但是细节不同。首先，人物有了变化：为献公占卜的人，由《左传》中的卜人变成了《国语》中的史苏，与骊姬密谋杀害申生的人由中大夫成变成了优施；《晋语》同时交代了骊姬与优施“通”的关系。其次，具体过程也不同，《晋语》要详细得多。骊姬谗害申生的整个过程，分了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骊姬密谋谗害申生的过程，骊姬一方面不断和优施密谋如何陷害申生，一方面接二连三向献公诽谤申生；另一条线索是申生面对这些谗害时从积极应对到被动接受的过程。骊姬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一计比一计狠毒。申生则见招拆招，明知是陷阱也不愿违背其父之意，但无论伐霍还是伐东山都凯旋而归。骊姬不仅没除掉他，反让他赢得胜利。最后，骊姬使出陷害申生弑父这一毒计，逼得申生自缢。两条线索，同时进行，具有反衬的效果。骊姬被刻画得心如蛇蝎、不择手段；申生则仁义孝顺、顾全大局。这使故事更具悲剧色彩，更难得的是还有细致的心理刻画。
对于重耳流亡之事，《左传》和《国语》记载略有差异。《左传》中晋国历史的记载详于战争，《晋语》详于诸公子之乱及文公流亡之事，传说故事更多，情节演绎更类似于后世小说。徐北文认为《国语》是“说唱文学”，《国语》中晋献公死后诸公子之乱这个故事是当年口头传说的一个简本，因而据此推想，在战国时的说唱必然是十分精彩的。⑨恰恰说明了《国语》的口头特征。
史传作品（历史叙事）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组合，还包括“情节”。史传文学并非纯粹的历史再现，实际是将历史事件以叙事性的话语重新表达出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⑩。海登·怀特就认为历史是第三种话语，它既不是意识形态的，也并非绝对科学性的。B11钱钟书也认为：“古代史与诗混，良因先民史识犹浅，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B12历史事件在叙述时往往被演绎成具有开端、发展、高潮、转扭和结局的小说。《国语》的推测、想象之辞虽然与纯粹的文学艺术想象是有所区别的，但“这种推测、想象对此后对话体散文虚化有一定的影响”B13。
谭家健言“《晋语》出自晋人之手”B14，的确如此，《晋语》记载晋国之事十分详尽，称晋君时多称公，多次说“来”，《晋语》中多次引用瞽史所记之材料。结合《晋语》表现出来的口头叙事特征来看，可以推测《晋语》就是晋国瞽史讲述所记录下来的内容。王树民认为瞽史是我国最早的史官B15，有口头讲诵的职能。《国语》中有大量关于瞽史的记载，都说明了瞽史以口头讲诵前代历史兴亡故事，对君主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鲁语上》记载单子言：“吾非瞽史，焉知天道。”B16《周语下》有“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B17，说明了瞽史以口头讲诵前代历史兴亡故事，对君主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说：
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B18
《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B19的记载。瞽史一般伴随君王左右，在君王身边，随时讲诵，“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B20。瞽史讲诵的多是古代的历史故事，以及嘉言善语，“可以给人君、贵族、卿大夫增长历史知识，是提高听政水平的材料”B21。口头叙事与书面叙事不同，听者和讲述者是双向交流的互动关系，讲述者的叙述靠口头语言来进行，故事要充分调动听众的兴趣，就要有高潮迭起的情节演绎。
瞽史还会运用一些讲诵技巧，如使用韵语，或采取程式化的重复方式来记忆历史事件、嘉言善语。B22《国语》中提到关于瞽史的典籍《瞽史之纪》（《国语·晋语四》），就是口头讲诵的记录文本。B23从文体性质、情节建构和作者三个方面来看，《国语》产生于口头叙事，是具有口头性质的文体。由此看来，“语”体源于口头叙事，最早出于史官“记言”，用来明德于民；后又逐渐分化出家语、事语，具有鲜明的口传色彩。
二、口头叙事与说体
《说文》解释：“说，释也。”刘勰言：“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B24吴讷《文章辨体》称：“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也。”B25说，就是解释性、阐述性的文体。
《韩非子》中有《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记录的大多是历史故事。“林”，顾名思义，是聚集的事物，就是故事集之意。“储说”也就是存储下来的故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贞索隐：“《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今《韩子》有《说林》上下二篇。”B26
《韩非子》中的说体，由经和说两部分构成，经在前，说在后。经就相当于叙事内容的大纲梗概，说则是对经的阐释和演绎。如《内储说上》七术：“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B27后面分别解释经中的七则内容。《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都是这样的体例。据《汉志》载，解经文体有传、记、说、解、故、微、章句、解故、杂记等。说体格外之多，解《诗》的有《鲁说》《韩说》，解《礼》类有《中庸说》，解《论语》的有《齐说》《燕传说》《鲁夏侯说》，解《孝经》的有《长孙氏说》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汉代的经师之说与《韩非子》中的经说已大不相同。汉代经说之说，是为解说儒家经典；而《韩非子》的经说，实为通过故事阐发自己的观点，文字更浅显。
说体中的“经”，就是口头叙事中的底本；“说”就是以口头叙事的方式对“经”重新演绎。《墨子》中也有《经》和《经说》，是同样的经说体例。《庄子·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B28说就是对经的阐释。赵逵夫认为：“《储说》部分将所收集寓言分类编辑，各有提要，带出目录，以便记忆和运用，这在当时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编排方式。”B29周勋初言这种经说体是为了宣讲或辩难时，先列出提纲，再加以阐释和发挥。《管子》也有类似的编排体系。B30
《说林》和《储说》中的故事，都是为文章主旨服务的小故事，既没有统一的主题，也没有统一的编排体系。这些故事多取材于历史史实和民间故事，也有韩非自创的。根据笔者统计，《韩非子》中的《说林》共有71则故事，上篇34则，下篇37则；《储说》共有经31则，说241则，“一曰”44则。《说林》取材于历史故事的有53则，占总篇幅的75%；《储说》中取材历史的故事有202则，占总篇幅的83%（“一曰”中的故事基本是重复的故事，所以不计入统计范围）。《说林》和《储说》的故事大部分都见于其他史传，蔡姬荡舟章见于《外储说左上》和《左传·僖公三年》，宋襄公与楚战章亦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内储说上》的三人成虎章亦见《战国策·魏策二》。除了与其他典籍重出的故事，在《储说》中有很多故事都是重出的；而《韩非子》用了采集众说的办法，将不同版本的故事都列举出来，以“一曰”標明，其中《内储说上七术》有5则，《内储说下六微》6则，《外储说左上》6则，《外储说左下》6则，《外储说右上》12则，《外储说右下》9则。
这些重出的故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故事情节、人物基本相同，唯有详略之分（见表1）。第二，故事情节大致相同，但人物不同（见表2）。第三，情节相同，但细节不同（见表3）。
除了以上表格列举之外，还有这样几种情况，《外储说左下·说二》季孙适懈故客以为厌己而杀之。“一曰”版中，是南宫敬子与颜涿聚议论季孙被杀之事。《外储说右上·说二》申子论无为可以规之，两个版本只是用词不同。《外储说右上·说三》以狗猛酒酸而言国患社鼠，内容基本一致。《外储说右上·说三》卫嗣与薄疑言绳之外与法之内，两个版本基本一致，第一版本多了些议论性的总结。除了在《韩非子》中所列举出的不同版本，还有很多故事的不同版本并没有一起记录于其中，太田方认为这是韩非所记录的异闻B31；梁启雄也言：“用‘一曰的体裁作补充叙说，或保存不同的异说。”B32这些故事有不同的变体，但有一个文本核心B33，而这些不同版本实质是故事的变形，这种变形就是口头叙事导致的变异。“‘说体是据传说而记录成文的文本，属于相告、转述、追述，而非当时记载，也就意味着会形成大同小异的多种文本。……‘小异，是因为转述、追述中对于一些具体情节、细节、过程，会因时间、地点、述说者的关注点等因素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描述。”B34
三、说体先秦以后的两条发展路线
通过对经说体例和重出故事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说”这一文体产生于口头叙事，其最初的来源就是口耳相传的故事。《汉书·艺文志》中记载《黄帝说》《伊尹说》《鬻子说》，鲁迅言其似口头文学，“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B35。都说明了“说”是早期的口头叙事文体，文人有意识地采集整理，在动态的传递B36中完整保存。到了汉代有《说苑》《新序》《世说》，唐代有《长短经》等书，虽然也是汇集格言遗说，但这些说体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它们已经从谈话资料变成备查辞藻、典故，供人写文章的资料，不再是口头文学的范围”B37。
“说”作为口头文体，还有一类游说之体，即陆机所言“说炜晔而谲诳”类。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也将战国辩士游说之辭归入说体。姚鼐《古文辞类纂》列为书说类B38。说和书虽有相同的文体功能，但说多为口语。而对比两个说体，说（shui）是劝说（persuasive），说（shuo）是解说（explanatory），“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早期帝国公共交流的转变。到了汉代，由于中央集权国家官僚制度现象和不同文学形式的发展，公共论说不可避免地由口头向书面文字转变”B39。所以说（Persuasion）和说（Treatise）虽然字是同形，但却是不同的文体。
说体在先秦以后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发展到汉代经说体，到魏晋以后至唐发展为说理文体，侧重于说明性、阐释性；另一条是通俗口传故事的路线，汉代《说苑》等故事汇编，到殷芸《小说》的创作，《弇州四部稿》立说部，遂向后世小说文体发展。
古代文体的生成最初源于行为方式。口头讲诵是早期礼仪活动的重要内容，有一些文体就是在这种口头宣讲的活动中产生的。“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这种特定的文体。”B40《说文》“言”部所载表示文体的词语比如语、诗、谶、讽、诵、训、谟、论、议、谏、说、誓、记、讴、谚等，本义都与口头形式有关。这些词语既指口头行为，也指文体名称，表示此类文体源于口头行为，“因需适应礼仪的要求，遣词口宣之初，便具有初步的文体意识”B41。甲骨卜辞中，出现了很多表示言说行为的提示词，“告曰”“呼曰”“祝曰”，大都是“言说方式+曰”式的称引方式B42，说明了早期文体的生成过程，实际就是从“言说行为（动词）”到“言辞样式（名词）”的过程。B43
文体的构成一方面有内容、题材等内部元素，另一方面也包括外在的语言、结构形式。一般来看，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内部特征的转变并不十分明显，主要在外部特征。具体表现在文体功能上，有扩大、缩小之别。中国古代文体本来就讲致用，注重应用功能，这种变化和社会发展不无关系。应用场合变了，文体功能自然随之发生变化。口头叙事文体包括语体、说体在先秦时期被运用在多种场合，无论是神圣庄严的庙堂祭祀，还是唇枪舌剑的外交场合，甚至在民间的勾栏瓦舍，都有口头叙事的广泛存在。这时期的口头叙事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的口头文学，是书写并不发达阶段的文学或文本产生方式，后世的口头文学是流传于口头的通俗文学。汉代以后，口头叙事的社会功能有了转变，加之书写的便捷化和普及化，口头叙事文体与先秦时期的面貌逐渐相差甚远，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仍然流传于口头，形式更加通俗，口诵艺人更加专业化，诸如后世的讲唱文学；另一个方向是逐渐定型于物质文本，完全进入书写形态。这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
注释
①〔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02页。
②〔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51页。
③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④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83页。
⑤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⑥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8日。
⑦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94页。
⑧陈桐生：《先秦对话体散文源流》，《学术研究》2017年第8期。
⑨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年，第107页。
⑩〔唐〕刘知几：《史通》，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B11[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6页。
B12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0页。
B13陈桐生：《先秦对话体散文源流》，《学术研究》2017年第8期。
B14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齐鲁书社，2007年，第234页。
B15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第8页。
B16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113页。
B17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113页。
B18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00页。
B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1页。
B2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5页。
B21赵逵夫：《论瞍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B22魏玮：《从重复叙事看〈国语〉的口头讲诵性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B23伏俊琏：《谈先秦时期的诵》，《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
B24〔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8页。
B25〔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3页。
B26〔汉〕司马迁，〔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148页。
B27周勋初：《韩非子校注》，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46頁。
B28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863页。
B29赵逵夫：《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B30周勋初：《韩非子校注》，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B31[日]太田方：《韩非子翼毳》，中西书局，2014年，第361页。
B32梁启雄：《韩子浅解》，中华书局，2009年，第226页。
B33[美]柯马丁：《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见《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51页。
B34廖群：《上海博物馆叙事简与先秦“说体”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B3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7—31页。
B36陈桐生：《论战国诸子对先秦文献的保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B37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B38《古文辞类纂序目》，续修四库全书第1609册，第313页。
B39Matin Kernkln. "Persuasion" or "Treatise"？ — The Prose Genres shui and shuo in the Light of the Guwencileizuan of 1779. In Ad Seres et Tungusos： Festschriftfür Martin Gimm， ed. Lutz Bieg， Erling von Mende， and Martina Siebert， pp. 221-243.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0.
B40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B41吴承学，李冠兰：《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B42吴承学，李冠兰：《文辞称引与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B43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责任编辑：行 健
关键词：先秦；口头叙事；语体；说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140-06
一、口头叙事与语体
《说文·言部》对“语”的解释是：“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段玉裁注：“论也。此即毛郑说也。语者，御也。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如郑说，与人相答问辩难之语。从言，吾声。”先秦典籍中出现与语相关的内容，大都表对话之意。《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①《礼记·杂记》“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郑注：“言，自言己事也；语，为人论说也。”②所谓语，就是二人对说，有问有答，是记录问答对话之言。张政烺说，语“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③。的确如此，《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对贵族教育内容做了系统的阐释，列举教导太子的内容，其中提到“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韦注：“语，治国之善语。”④语体是以道德教化为目的，通过对前代先王历史的追述，传承治国思想。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有类似格言的文句，整理者将其命名为《语丛》。⑤郭店一号墓的墓主人是楚国“东宫之师”，也就是“顷襄王太子横的老师”。⑥陪葬的书籍，暗示了墓主人生前“教師”的身份，也说明了这些书籍所具有的教育意义。
韦昭对《国语》文体的定义是：“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⑦与《左传》不同，《国语》对于国家兴衰历史事件的记录，更侧重于嘉言善语和典章训诫方面。《国语》大量的内容都是人臣劝谏君主，劝谏一般会预言正反两方面的后果，以作警醒。《周语》中的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邵公谏厉王采纳国人之言、芮良夫谏厉王悦荣夷公、仲山父谏宣王料民都是这样的三段式结构。《国语》主客问答的稳定结构形式，表明对话体散文已经大体定型。⑧《国语》并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其意义并不在于记事，而在于“语”。“语”其实就是问答对话的记录，记事性的语体言事结合，不仅仅记录人物间的言论对话，同时也记录事件发展过程。
《国语》记述历史时并不像《左传》那样按照历史年代把重大事件依次列出，而是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如《周语》中记载穆王，聚焦于祭公谋父劝谏穆王征伐犬戎之事，其他事迹概不提及。厉王朝则记载了厉王虐，国人谤王；厉王说荣夷公两则事件，展现了厉王昏暴、不听劝谏。幽王朝，仅选取三川皆地震这一自然灾害事件，预言国亡。而且同一人物的事件尽量安排在一起，集中叙述。《鲁语下》康子求教、露睹父闹宴、内外朝之别、敬姜论劳逸、敬姜循礼都是围绕敬姜来讲述的，更像是讲故事时将相同主题的事件安排在一起。
在具体历史事件的描绘中，与《左传》相比，《国语》有更多情节的铺张。以骊姬陷害太子申生这个故事为例，《左传》和《国语》的两种叙述中，故事情节是一致的，都是讲述骊姬从被娶到谋害申生的全部过程，但是细节不同。首先，人物有了变化：为献公占卜的人，由《左传》中的卜人变成了《国语》中的史苏，与骊姬密谋杀害申生的人由中大夫成变成了优施；《晋语》同时交代了骊姬与优施“通”的关系。其次，具体过程也不同，《晋语》要详细得多。骊姬谗害申生的整个过程，分了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骊姬密谋谗害申生的过程，骊姬一方面不断和优施密谋如何陷害申生，一方面接二连三向献公诽谤申生；另一条线索是申生面对这些谗害时从积极应对到被动接受的过程。骊姬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一计比一计狠毒。申生则见招拆招，明知是陷阱也不愿违背其父之意，但无论伐霍还是伐东山都凯旋而归。骊姬不仅没除掉他，反让他赢得胜利。最后，骊姬使出陷害申生弑父这一毒计，逼得申生自缢。两条线索，同时进行，具有反衬的效果。骊姬被刻画得心如蛇蝎、不择手段；申生则仁义孝顺、顾全大局。这使故事更具悲剧色彩，更难得的是还有细致的心理刻画。
对于重耳流亡之事，《左传》和《国语》记载略有差异。《左传》中晋国历史的记载详于战争，《晋语》详于诸公子之乱及文公流亡之事，传说故事更多，情节演绎更类似于后世小说。徐北文认为《国语》是“说唱文学”，《国语》中晋献公死后诸公子之乱这个故事是当年口头传说的一个简本，因而据此推想，在战国时的说唱必然是十分精彩的。⑨恰恰说明了《国语》的口头特征。
史传作品（历史叙事）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组合，还包括“情节”。史传文学并非纯粹的历史再现，实际是将历史事件以叙事性的话语重新表达出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⑩。海登·怀特就认为历史是第三种话语，它既不是意识形态的，也并非绝对科学性的。B11钱钟书也认为：“古代史与诗混，良因先民史识犹浅，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B12历史事件在叙述时往往被演绎成具有开端、发展、高潮、转扭和结局的小说。《国语》的推测、想象之辞虽然与纯粹的文学艺术想象是有所区别的，但“这种推测、想象对此后对话体散文虚化有一定的影响”B13。
谭家健言“《晋语》出自晋人之手”B14，的确如此，《晋语》记载晋国之事十分详尽，称晋君时多称公，多次说“来”，《晋语》中多次引用瞽史所记之材料。结合《晋语》表现出来的口头叙事特征来看，可以推测《晋语》就是晋国瞽史讲述所记录下来的内容。王树民认为瞽史是我国最早的史官B15，有口头讲诵的职能。《国语》中有大量关于瞽史的记载，都说明了瞽史以口头讲诵前代历史兴亡故事，对君主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鲁语上》记载单子言：“吾非瞽史，焉知天道。”B16《周语下》有“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B17，说明了瞽史以口头讲诵前代历史兴亡故事，对君主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说：
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B18
《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B19的记载。瞽史一般伴随君王左右，在君王身边，随时讲诵，“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B20。瞽史讲诵的多是古代的历史故事，以及嘉言善语，“可以给人君、贵族、卿大夫增长历史知识，是提高听政水平的材料”B21。口头叙事与书面叙事不同，听者和讲述者是双向交流的互动关系，讲述者的叙述靠口头语言来进行，故事要充分调动听众的兴趣，就要有高潮迭起的情节演绎。
瞽史还会运用一些讲诵技巧，如使用韵语，或采取程式化的重复方式来记忆历史事件、嘉言善语。B22《国语》中提到关于瞽史的典籍《瞽史之纪》（《国语·晋语四》），就是口头讲诵的记录文本。B23从文体性质、情节建构和作者三个方面来看，《国语》产生于口头叙事，是具有口头性质的文体。由此看来，“语”体源于口头叙事，最早出于史官“记言”，用来明德于民；后又逐渐分化出家语、事语，具有鲜明的口传色彩。
二、口头叙事与说体
《说文》解释：“说，释也。”刘勰言：“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B24吴讷《文章辨体》称：“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也。”B25说，就是解释性、阐述性的文体。
《韩非子》中有《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记录的大多是历史故事。“林”，顾名思义，是聚集的事物，就是故事集之意。“储说”也就是存储下来的故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贞索隐：“《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今《韩子》有《说林》上下二篇。”B26
《韩非子》中的说体，由经和说两部分构成，经在前，说在后。经就相当于叙事内容的大纲梗概，说则是对经的阐释和演绎。如《内储说上》七术：“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B27后面分别解释经中的七则内容。《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都是这样的体例。据《汉志》载，解经文体有传、记、说、解、故、微、章句、解故、杂记等。说体格外之多，解《诗》的有《鲁说》《韩说》，解《礼》类有《中庸说》，解《论语》的有《齐说》《燕传说》《鲁夏侯说》，解《孝经》的有《长孙氏说》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汉代的经师之说与《韩非子》中的经说已大不相同。汉代经说之说，是为解说儒家经典；而《韩非子》的经说，实为通过故事阐发自己的观点，文字更浅显。
说体中的“经”，就是口头叙事中的底本；“说”就是以口头叙事的方式对“经”重新演绎。《墨子》中也有《经》和《经说》，是同样的经说体例。《庄子·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B28说就是对经的阐释。赵逵夫认为：“《储说》部分将所收集寓言分类编辑，各有提要，带出目录，以便记忆和运用，这在当时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编排方式。”B29周勋初言这种经说体是为了宣讲或辩难时，先列出提纲，再加以阐释和发挥。《管子》也有类似的编排体系。B30
《说林》和《储说》中的故事，都是为文章主旨服务的小故事，既没有统一的主题，也没有统一的编排体系。这些故事多取材于历史史实和民间故事，也有韩非自创的。根据笔者统计，《韩非子》中的《说林》共有71则故事，上篇34则，下篇37则；《储说》共有经31则，说241则，“一曰”44则。《说林》取材于历史故事的有53则，占总篇幅的75%；《储说》中取材历史的故事有202则，占总篇幅的83%（“一曰”中的故事基本是重复的故事，所以不计入统计范围）。《说林》和《储说》的故事大部分都见于其他史传，蔡姬荡舟章见于《外储说左上》和《左传·僖公三年》，宋襄公与楚战章亦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内储说上》的三人成虎章亦见《战国策·魏策二》。除了与其他典籍重出的故事，在《储说》中有很多故事都是重出的；而《韩非子》用了采集众说的办法，将不同版本的故事都列举出来，以“一曰”標明，其中《内储说上七术》有5则，《内储说下六微》6则，《外储说左上》6则，《外储说左下》6则，《外储说右上》12则，《外储说右下》9则。
这些重出的故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故事情节、人物基本相同，唯有详略之分（见表1）。第二，故事情节大致相同，但人物不同（见表2）。第三，情节相同，但细节不同（见表3）。
除了以上表格列举之外，还有这样几种情况，《外储说左下·说二》季孙适懈故客以为厌己而杀之。“一曰”版中，是南宫敬子与颜涿聚议论季孙被杀之事。《外储说右上·说二》申子论无为可以规之，两个版本只是用词不同。《外储说右上·说三》以狗猛酒酸而言国患社鼠，内容基本一致。《外储说右上·说三》卫嗣与薄疑言绳之外与法之内，两个版本基本一致，第一版本多了些议论性的总结。除了在《韩非子》中所列举出的不同版本，还有很多故事的不同版本并没有一起记录于其中，太田方认为这是韩非所记录的异闻B31；梁启雄也言：“用‘一曰的体裁作补充叙说，或保存不同的异说。”B32这些故事有不同的变体，但有一个文本核心B33，而这些不同版本实质是故事的变形，这种变形就是口头叙事导致的变异。“‘说体是据传说而记录成文的文本，属于相告、转述、追述，而非当时记载，也就意味着会形成大同小异的多种文本。……‘小异，是因为转述、追述中对于一些具体情节、细节、过程，会因时间、地点、述说者的关注点等因素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描述。”B34
三、说体先秦以后的两条发展路线
通过对经说体例和重出故事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说”这一文体产生于口头叙事，其最初的来源就是口耳相传的故事。《汉书·艺文志》中记载《黄帝说》《伊尹说》《鬻子说》，鲁迅言其似口头文学，“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B35。都说明了“说”是早期的口头叙事文体，文人有意识地采集整理，在动态的传递B36中完整保存。到了汉代有《说苑》《新序》《世说》，唐代有《长短经》等书，虽然也是汇集格言遗说，但这些说体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它们已经从谈话资料变成备查辞藻、典故，供人写文章的资料，不再是口头文学的范围”B37。
“说”作为口头文体，还有一类游说之体，即陆机所言“说炜晔而谲诳”类。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也将战国辩士游说之辭归入说体。姚鼐《古文辞类纂》列为书说类B38。说和书虽有相同的文体功能，但说多为口语。而对比两个说体，说（shui）是劝说（persuasive），说（shuo）是解说（explanatory），“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早期帝国公共交流的转变。到了汉代，由于中央集权国家官僚制度现象和不同文学形式的发展，公共论说不可避免地由口头向书面文字转变”B39。所以说（Persuasion）和说（Treatise）虽然字是同形，但却是不同的文体。
说体在先秦以后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发展到汉代经说体，到魏晋以后至唐发展为说理文体，侧重于说明性、阐释性；另一条是通俗口传故事的路线，汉代《说苑》等故事汇编，到殷芸《小说》的创作，《弇州四部稿》立说部，遂向后世小说文体发展。
古代文体的生成最初源于行为方式。口头讲诵是早期礼仪活动的重要内容，有一些文体就是在这种口头宣讲的活动中产生的。“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这种特定的文体。”B40《说文》“言”部所载表示文体的词语比如语、诗、谶、讽、诵、训、谟、论、议、谏、说、誓、记、讴、谚等，本义都与口头形式有关。这些词语既指口头行为，也指文体名称，表示此类文体源于口头行为，“因需适应礼仪的要求，遣词口宣之初，便具有初步的文体意识”B41。甲骨卜辞中，出现了很多表示言说行为的提示词，“告曰”“呼曰”“祝曰”，大都是“言说方式+曰”式的称引方式B42，说明了早期文体的生成过程，实际就是从“言说行为（动词）”到“言辞样式（名词）”的过程。B43
文体的构成一方面有内容、题材等内部元素，另一方面也包括外在的语言、结构形式。一般来看，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内部特征的转变并不十分明显，主要在外部特征。具体表现在文体功能上，有扩大、缩小之别。中国古代文体本来就讲致用，注重应用功能，这种变化和社会发展不无关系。应用场合变了，文体功能自然随之发生变化。口头叙事文体包括语体、说体在先秦时期被运用在多种场合，无论是神圣庄严的庙堂祭祀，还是唇枪舌剑的外交场合，甚至在民间的勾栏瓦舍，都有口头叙事的广泛存在。这时期的口头叙事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的口头文学，是书写并不发达阶段的文学或文本产生方式，后世的口头文学是流传于口头的通俗文学。汉代以后，口头叙事的社会功能有了转变，加之书写的便捷化和普及化，口头叙事文体与先秦时期的面貌逐渐相差甚远，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仍然流传于口头，形式更加通俗，口诵艺人更加专业化，诸如后世的讲唱文学；另一个方向是逐渐定型于物质文本，完全进入书写形态。这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
注释
①〔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02页。
②〔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51页。
③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④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83页。
⑤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⑥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8日。
⑦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94页。
⑧陈桐生：《先秦对话体散文源流》，《学术研究》2017年第8期。
⑨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年，第107页。
⑩〔唐〕刘知几：《史通》，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B11[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6页。
B12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0页。
B13陈桐生：《先秦对话体散文源流》，《学术研究》2017年第8期。
B14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齐鲁书社，2007年，第234页。
B15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第8页。
B16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113页。
B17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113页。
B18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00页。
B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1页。
B2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5页。
B21赵逵夫：《论瞍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B22魏玮：《从重复叙事看〈国语〉的口头讲诵性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B23伏俊琏：《谈先秦时期的诵》，《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
B24〔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8页。
B25〔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3页。
B26〔汉〕司马迁，〔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148页。
B27周勋初：《韩非子校注》，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46頁。
B28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863页。
B29赵逵夫：《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B30周勋初：《韩非子校注》，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B31[日]太田方：《韩非子翼毳》，中西书局，2014年，第361页。
B32梁启雄：《韩子浅解》，中华书局，2009年，第226页。
B33[美]柯马丁：《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见《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51页。
B34廖群：《上海博物馆叙事简与先秦“说体”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B3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7—31页。
B36陈桐生：《论战国诸子对先秦文献的保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B37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B38《古文辞类纂序目》，续修四库全书第1609册，第313页。
B39Matin Kernkln. "Persuasion" or "Treatise"？ — The Prose Genres shui and shuo in the Light of the Guwencileizuan of 1779. In Ad Seres et Tungusos： Festschriftfür Martin Gimm， ed. Lutz Bieg， Erling von Mende， and Martina Siebert， pp. 221-243.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0.
B40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B41吴承学，李冠兰：《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B42吴承学，李冠兰：《文辞称引与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B43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责任编辑：行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