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维度
陈红++陈晨
摘要：作为一种充满潜力的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实践所引发的空间资本化、空间劳动异化、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生态文明破坏、社会集体消费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构成了全球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挑战。空间生产的双刃剑作用已经逐步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普遍关注，而如何认知和干预资本空间化转变过程，如何应对和破解空间劳动异化问题，如何探索由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的空间关系失衡的调节之道，如何引导和梳理集体消费中政府与资本、个人的关系等内容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关注和研究的新维度。
关键词：空间生产；劳动异化；集体消费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03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12-05
“空間生产是通过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重置或重构创造出符合人的现实需要的空间产品的过程。空间生产不是客观物理空间从无到有的创造，其实质是改变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分配和结合方式，创造出特定的空间状态以满足人的特定生活需要 ”。[1]可以说，“空间生产”是一种充满潜力的生产形式，它构成了资本增殖的全新路径，是加速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方式，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利用地理扩展、空间扩充和不平衡地理发展，资本主义得以维系自身的政治经济系统，对过度积累问题展开“空间修复”，把生态污染问题转嫁给全球，用商业广场、摩天大厦和世界级品牌模糊了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建立起全球市场，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一种兵不血刃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制度推向世界。在全球化视域下，如何认知和干预资本空间化转变过程，如何应对和破解空间劳动异化问题，如何探索由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的空间关系失衡的调节之道，如何引导和梳理集体消费中政府与资本、个人的关系，诸如这些是空间生产实践向思想政治教育发起的问题，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关注和研究的新维度。
一、资本空间化的干预
列斐伏尔曾指出，“在新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社会实践场所和中介，空间标识出了这种实践的范围”。[2]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在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在资本利益和资源掠夺的驱使下，在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推动下，步入后工业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劳动的全球空间分工。于是，出现了发达国家席卷全球城市，不断扩大市场范围，并将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地区，使自身成为世界体系的统治中心。现在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了一个空间化的新时期，“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征服空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3]而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地区被动参与到了经济全球化当中，作为依附者和发达国家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屈服于资本的逐步积累和扩大。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
不过，资本主义无限增殖的本性必然地造成生产扩张的无限性，使资本陷入到经济危机之中，只有依靠空间修复才能得以残喘，而无节制的生产终究将与有限的空间形成矛盾，霸权主义又不得不使得空间成为资本追逐的场所，进而引发空间争夺，以期从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因而，人类步入到私有制社会以来，空间一直都是权力的象征，是政治斗争的必要对象，占据空间的大小意味着拥有权力的多少。空间与政治之间早已相互渗透融合，现在的空间“既是工具又是目标，既是手段又是目的”，[5]是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空间成为了政治庇护的工具，也是政治冲突和国家矛盾的根源，它不仅仅是政治活动的产物，还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到阶级间的政治博弈中。从这一角度来看，空间生产的政治行为属性毋庸置疑，它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重构实践，空间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改变则必然地导致着政治重组，所以，城市化在这里则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政治重组与变迁过程，“理解城市化是理解政治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和难题的有机组成部分”。[6]“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7]资产阶级为了谋求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必须将资产阶级政治渗透到空间范畴，由此便引出了如何借助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与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进行对抗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则应将对资本空间化的干预纳入研究范畴，积极引导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空间中的冲突与对立，争夺社会主义对空间的控制权，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空间政治，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不断提升国民创新能动性，打破国际资本知识霸权，改变国家在全球劳动分工的弱势地位和被动地位。归纳而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聚焦于区域的解放和重构，聚焦于对空间生产及其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结构中主导性核心与依附性边缘的两极化体系的控制”。[8]
二、空间劳动异化的应对
空间生产实践中存在着异化现象。首先，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中心地区逐渐被城市符号所占据，地皮价值大幅度提高，城市中心区域兴建起购物商场、超市、休闲娱乐场所或其他公共设施，而这些城市建筑物归于资本的拥有者，为资本家谋取更多的利益，成为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必要工具。这一过程，从事建造的劳动者为了享受和占有个人的劳动成果，超额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承受高额的贷款，将住宅安置在边缘区域从城中心被排挤到城郊，由此便产生了建筑工人同城市建筑设施的矛盾，也就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其次，“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并不是指某种简单的产品，而是一束关系，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空间生产实践是一个市民日常生活过程，”[9]它应该是人类在城市空间中确立自身位置，证明个人价值，满足自己需要和实现自我追求的生产活动体验。然而，当前的空间生产对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增殖的意义却要远高于属人本质，空间生产往往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化，忽视了人的生活体验和生命历程，劳动者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不再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有意识的自主活动，而是迫于生计的非情愿的劳动行为，劳动者无法得到自身价值的证实，难以从生产实践中得到幸福感，这便形成了劳动者同自身劳动活动的异化。再次，在空间生产，人的需求被压制。机器大工业生产设施和装备形成了固定化分工，人只能从事着分工中的一项职能，失去了创新创造的能力。大城市的建设要求千篇一律，人只能迎合高楼林立和道路拥堵，逐渐趋同，丢失个性。住所与工作地的远离也使人奔波往来，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路途中，失去了休闲和娱乐的时间和机会。如此，“人没有了有音乐感的耳朵，没有了能感到形式美的眼睛”，那些能够成为人享受的感觉，能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消失殆尽。空间生产中的人难以发挥潜能，能动性和积极性逐渐消失，丧失了对个性发展、人格完善、素养提升等方面的追求，缺失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动性，放弃了类本质，转而像动物一样只追求肉体上的需求满足，而人没有全面发展的需要，没有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便是空间生产带来的是人同自身类本质的异化。最后，在空间生产实践中，空间资本的分配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形成，资本空间化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间在空间上的隔离，形成了人对物依赖的空间扭曲形态以及人情淡薄的冷漠都市。拥有空间产品使得资本家更具有权力，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在权力和义务的不平等分配中形成了对立与矛盾。因此，“商品成为了具有灵魂的主宰，全社会变成了一种尺度，交换的尺度和金钱的尺度，个人日益离散化、原子化，变成尼采所说的‘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整个城市生活变成了一部无情浇灭人的情感自由的机器。”[10]
追求经济迅速增长，带动产业发展，奠定现代化物质基础是空间生产的现实任务，而这一过程也限制了人的自由和个性，割裂了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引发了空间正义的丧失，造成了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崩塌。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发挥自身的价值导向功能，帮助人们重新建构正确的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应侧重于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引导人们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现实，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和物统治人的弊端，思考人本思想对于消解资本空间化的意义，进而解决劳动者利益被侵害，城市新移民权利保障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探求城市空间内人的解放的手段与方法。
三、空间关系失衡的调节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卫·哈维提出的“剥夺性积累”概念更能够阐释资本建立在劫掠和压迫基础之上的本质，并解释不平衡地理发展产生的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空间关系失衡。在哈维看来“剥夺性积累之所以能够帮助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是因为它能以极低的价格甚至完全免费地释放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系列资产，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11]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自由贸易与开放资本市场、危机管理与操纵以及国家再分配等多种手段，掠夺弱势地区和群体的利益。由此产生的权利与资产不对称交换进而形成了不平衡地理发展，而不平衡地理发展反过来又构成了资本扩张的不竭动力，如此循环往复，造成了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阶级斗争逐渐加剧。
由空间生产导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是造成社会关系紧张局面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就是，空间生产对社会关系具有承载作用，它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形成，空间维系着社会关系，它的演变带动了新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保证了社会关系的延续和传递，并能够通过自身结构与组织形式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关系问题。因此，“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12]不平衡地理发展矛盾的背后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社会关系往往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空间结构中。例如，城市空间规模迅速膨胀致使农业用地资源大量缩减，造成农业人口丧失土地耕种权，溢出的农村居民须迁往城市生活和工作，这便产生了城市居民和新移民一对矛盾。由于是高速城市化的产物，两个阶层很难迅速完美融合，两者间存在相互排斥和彼此隔阂，导致了社会关系的不稳定与不和谐。鉴于城市新移民的妥善安置已经上升到维系社会安定的问题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则必须面临一个新的落脚点，即对城市新移民开展关怀慰藉和保护，帮助城市新移民树立自信，引导新移民维护和争取自身空间权利，并鼓励新移民为城市空间建设多做贡献。而提倡城市居民友好相处，消除空间生产带来的社会阶层芥蒂，有效开展和谐城市教育，主张抛开偏见和友好接纳，营造平等的空间氛围，加强人文关怀，改善生活质量，诸如这些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空间标志着不同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也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空间生产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有着极大的区别。从这一点来看，空间是无法与意识形态分离的，空间生产的形式和组织结构受到了意识形态支配，代表着一定阶级利益，为维护某一阶级利益服务。从这一角度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理应率先抓住空间的阶级属性，有针对性研究和解决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的城市群体分化过大，城市内部阶级断层，底层人民社会认同感低，城市冲突和对抗不断，社会关系紧张，空间矛盾凸显等问题，积极发挥“其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对弥合社会思想分歧、增强社会价值认同、增进社会价值共识的作用机理”[13]，引导人们揭示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空间生产本质属性，揭示资本主义空间中的阶级对立与冲突，揭示资本利益集团的合谋与剥削，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空间正义缺失，进而维护人民群众切实利益，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四、空间生态文明的修复
进入工业社会后，自然空间已被社会空间所取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人类在自然环境开发中占据足够的优势。相较生态文明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发展初期更为青睐于物质文明建设，利用技术革新不断征服自然，将生态资源变成可以任由宰割的对象，不计后果地索取原材料，肆无忌惮地排泄废物，导致人类与自然环境逐渐疏远，自然灾害频发，生态危机凸显，生態运动频繁。迫于各类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和运动的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研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策略，而“空间修复”也被作为了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的一项内容，不仅帮助资本主义国家把过剩的资本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囤积国内，以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还包括将有毒有害的废料处理场转移，将污染大的工厂设置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针对此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发声，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剥削以转移“生态灾难”的形式呈现，发达国家把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企业转移到发展中或落后国家，并向落后国家与地区倾倒有毒垃圾，造成了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的生活环境差异。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原材料输出国、生产加工国、核心国三个层次，生态危机转嫁使得全球的一少部分人口受益，而这种看似合理，实际更为全面与隐蔽的剥削形式必将引起重视和反抗。
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上，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更加突出。他们一面以经济全球化为借口把由工业发展而产生的生态债务留给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一面又扮演受害者角色，把造成生态危机主要责任推给第三世界国家，给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带来了生态灾难和资源危机。面临当前空间生产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源争夺和责任划分问题，这些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建构生态文明，倡导环境保护”的基本建设任务。那么，在自然空间文明建设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将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作为一个研究新领域，在引导人们明确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和清楚认识到人在自然环境中所处位置等方面发挥教育与指导功能。一方面，通过优选载体，不断宣传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打破物质生产与环境发展非此即彼局面，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到环境资源紧缺以及生态赤字严重等问题，呼吁人们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职责。另一方面，将生态保护教育纳入到研究范畴中，设计开发新颖有效的生态保护相关课程，发起关于自然保护的社会道德和公民意识讨论，以正确的生态观念来指导空间生产实践活动，并鼓励人们想办法破解当前生态承载力超负荷的难题，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并进的有效路径。
摘要：作为一种充满潜力的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实践所引发的空间资本化、空间劳动异化、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生态文明破坏、社会集体消费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构成了全球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挑战。空间生产的双刃剑作用已经逐步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普遍关注，而如何认知和干预资本空间化转变过程，如何应对和破解空间劳动异化问题，如何探索由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的空间关系失衡的调节之道，如何引导和梳理集体消费中政府与资本、个人的关系等内容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关注和研究的新维度。
关键词：空间生产；劳动异化；集体消费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03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12-05
“空間生产是通过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重置或重构创造出符合人的现实需要的空间产品的过程。空间生产不是客观物理空间从无到有的创造，其实质是改变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分配和结合方式，创造出特定的空间状态以满足人的特定生活需要 ”。[1]可以说，“空间生产”是一种充满潜力的生产形式，它构成了资本增殖的全新路径，是加速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方式，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利用地理扩展、空间扩充和不平衡地理发展，资本主义得以维系自身的政治经济系统，对过度积累问题展开“空间修复”，把生态污染问题转嫁给全球，用商业广场、摩天大厦和世界级品牌模糊了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建立起全球市场，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一种兵不血刃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制度推向世界。在全球化视域下，如何认知和干预资本空间化转变过程，如何应对和破解空间劳动异化问题，如何探索由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的空间关系失衡的调节之道，如何引导和梳理集体消费中政府与资本、个人的关系，诸如这些是空间生产实践向思想政治教育发起的问题，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关注和研究的新维度。
一、资本空间化的干预
列斐伏尔曾指出，“在新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社会实践场所和中介，空间标识出了这种实践的范围”。[2]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在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在资本利益和资源掠夺的驱使下，在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推动下，步入后工业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劳动的全球空间分工。于是，出现了发达国家席卷全球城市，不断扩大市场范围，并将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地区，使自身成为世界体系的统治中心。现在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了一个空间化的新时期，“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征服空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3]而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地区被动参与到了经济全球化当中，作为依附者和发达国家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屈服于资本的逐步积累和扩大。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
不过，资本主义无限增殖的本性必然地造成生产扩张的无限性，使资本陷入到经济危机之中，只有依靠空间修复才能得以残喘，而无节制的生产终究将与有限的空间形成矛盾，霸权主义又不得不使得空间成为资本追逐的场所，进而引发空间争夺，以期从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因而，人类步入到私有制社会以来，空间一直都是权力的象征，是政治斗争的必要对象，占据空间的大小意味着拥有权力的多少。空间与政治之间早已相互渗透融合，现在的空间“既是工具又是目标，既是手段又是目的”，[5]是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空间成为了政治庇护的工具，也是政治冲突和国家矛盾的根源，它不仅仅是政治活动的产物，还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到阶级间的政治博弈中。从这一角度来看，空间生产的政治行为属性毋庸置疑，它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重构实践，空间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改变则必然地导致着政治重组，所以，城市化在这里则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政治重组与变迁过程，“理解城市化是理解政治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和难题的有机组成部分”。[6]“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7]资产阶级为了谋求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必须将资产阶级政治渗透到空间范畴，由此便引出了如何借助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与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进行对抗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则应将对资本空间化的干预纳入研究范畴，积极引导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空间中的冲突与对立，争夺社会主义对空间的控制权，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空间政治，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不断提升国民创新能动性，打破国际资本知识霸权，改变国家在全球劳动分工的弱势地位和被动地位。归纳而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聚焦于区域的解放和重构，聚焦于对空间生产及其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结构中主导性核心与依附性边缘的两极化体系的控制”。[8]
二、空间劳动异化的应对
空间生产实践中存在着异化现象。首先，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中心地区逐渐被城市符号所占据，地皮价值大幅度提高，城市中心区域兴建起购物商场、超市、休闲娱乐场所或其他公共设施，而这些城市建筑物归于资本的拥有者，为资本家谋取更多的利益，成为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必要工具。这一过程，从事建造的劳动者为了享受和占有个人的劳动成果，超额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承受高额的贷款，将住宅安置在边缘区域从城中心被排挤到城郊，由此便产生了建筑工人同城市建筑设施的矛盾，也就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其次，“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并不是指某种简单的产品，而是一束关系，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空间生产实践是一个市民日常生活过程，”[9]它应该是人类在城市空间中确立自身位置，证明个人价值，满足自己需要和实现自我追求的生产活动体验。然而，当前的空间生产对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增殖的意义却要远高于属人本质，空间生产往往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化，忽视了人的生活体验和生命历程，劳动者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不再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有意识的自主活动，而是迫于生计的非情愿的劳动行为，劳动者无法得到自身价值的证实，难以从生产实践中得到幸福感，这便形成了劳动者同自身劳动活动的异化。再次，在空间生产，人的需求被压制。机器大工业生产设施和装备形成了固定化分工，人只能从事着分工中的一项职能，失去了创新创造的能力。大城市的建设要求千篇一律，人只能迎合高楼林立和道路拥堵，逐渐趋同，丢失个性。住所与工作地的远离也使人奔波往来，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路途中，失去了休闲和娱乐的时间和机会。如此，“人没有了有音乐感的耳朵，没有了能感到形式美的眼睛”，那些能够成为人享受的感觉，能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消失殆尽。空间生产中的人难以发挥潜能，能动性和积极性逐渐消失，丧失了对个性发展、人格完善、素养提升等方面的追求，缺失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动性，放弃了类本质，转而像动物一样只追求肉体上的需求满足，而人没有全面发展的需要，没有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便是空间生产带来的是人同自身类本质的异化。最后，在空间生产实践中，空间资本的分配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形成，资本空间化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间在空间上的隔离，形成了人对物依赖的空间扭曲形态以及人情淡薄的冷漠都市。拥有空间产品使得资本家更具有权力，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在权力和义务的不平等分配中形成了对立与矛盾。因此，“商品成为了具有灵魂的主宰，全社会变成了一种尺度，交换的尺度和金钱的尺度，个人日益离散化、原子化，变成尼采所说的‘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整个城市生活变成了一部无情浇灭人的情感自由的机器。”[10]
追求经济迅速增长，带动产业发展，奠定现代化物质基础是空间生产的现实任务，而这一过程也限制了人的自由和个性，割裂了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引发了空间正义的丧失，造成了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崩塌。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发挥自身的价值导向功能，帮助人们重新建构正确的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应侧重于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引导人们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现实，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和物统治人的弊端，思考人本思想对于消解资本空间化的意义，进而解决劳动者利益被侵害，城市新移民权利保障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探求城市空间内人的解放的手段与方法。
三、空间关系失衡的调节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卫·哈维提出的“剥夺性积累”概念更能够阐释资本建立在劫掠和压迫基础之上的本质，并解释不平衡地理发展产生的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空间关系失衡。在哈维看来“剥夺性积累之所以能够帮助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是因为它能以极低的价格甚至完全免费地释放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系列资产，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11]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自由贸易与开放资本市场、危机管理与操纵以及国家再分配等多种手段，掠夺弱势地区和群体的利益。由此产生的权利与资产不对称交换进而形成了不平衡地理发展，而不平衡地理发展反过来又构成了资本扩张的不竭动力，如此循环往复，造成了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阶级斗争逐渐加剧。
由空间生产导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是造成社会关系紧张局面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就是，空间生产对社会关系具有承载作用，它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形成，空间维系着社会关系，它的演变带动了新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保证了社会关系的延续和传递，并能够通过自身结构与组织形式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关系问题。因此，“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12]不平衡地理发展矛盾的背后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社会关系往往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空间结构中。例如，城市空间规模迅速膨胀致使农业用地资源大量缩减，造成农业人口丧失土地耕种权，溢出的农村居民须迁往城市生活和工作，这便产生了城市居民和新移民一对矛盾。由于是高速城市化的产物，两个阶层很难迅速完美融合，两者间存在相互排斥和彼此隔阂，导致了社会关系的不稳定与不和谐。鉴于城市新移民的妥善安置已经上升到维系社会安定的问题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则必须面临一个新的落脚点，即对城市新移民开展关怀慰藉和保护，帮助城市新移民树立自信，引导新移民维护和争取自身空间权利，并鼓励新移民为城市空间建设多做贡献。而提倡城市居民友好相处，消除空间生产带来的社会阶层芥蒂，有效开展和谐城市教育，主张抛开偏见和友好接纳，营造平等的空间氛围，加强人文关怀，改善生活质量，诸如这些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空间标志着不同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也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空间生产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有着极大的区别。从这一点来看，空间是无法与意识形态分离的，空间生产的形式和组织结构受到了意识形态支配，代表着一定阶级利益，为维护某一阶级利益服务。从这一角度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理应率先抓住空间的阶级属性，有针对性研究和解决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的城市群体分化过大，城市内部阶级断层，底层人民社会认同感低，城市冲突和对抗不断，社会关系紧张，空间矛盾凸显等问题，积极发挥“其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对弥合社会思想分歧、增强社会价值认同、增进社会价值共识的作用机理”[13]，引导人们揭示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空间生产本质属性，揭示资本主义空间中的阶级对立与冲突，揭示资本利益集团的合谋与剥削，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空间正义缺失，进而维护人民群众切实利益，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四、空间生态文明的修复
进入工业社会后，自然空间已被社会空间所取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人类在自然环境开发中占据足够的优势。相较生态文明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发展初期更为青睐于物质文明建设，利用技术革新不断征服自然，将生态资源变成可以任由宰割的对象，不计后果地索取原材料，肆无忌惮地排泄废物，导致人类与自然环境逐渐疏远，自然灾害频发，生态危机凸显，生態运动频繁。迫于各类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和运动的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研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策略，而“空间修复”也被作为了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的一项内容，不仅帮助资本主义国家把过剩的资本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囤积国内，以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还包括将有毒有害的废料处理场转移，将污染大的工厂设置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针对此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发声，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剥削以转移“生态灾难”的形式呈现，发达国家把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企业转移到发展中或落后国家，并向落后国家与地区倾倒有毒垃圾，造成了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的生活环境差异。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原材料输出国、生产加工国、核心国三个层次，生态危机转嫁使得全球的一少部分人口受益，而这种看似合理，实际更为全面与隐蔽的剥削形式必将引起重视和反抗。
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上，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更加突出。他们一面以经济全球化为借口把由工业发展而产生的生态债务留给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一面又扮演受害者角色，把造成生态危机主要责任推给第三世界国家，给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带来了生态灾难和资源危机。面临当前空间生产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源争夺和责任划分问题，这些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建构生态文明，倡导环境保护”的基本建设任务。那么，在自然空间文明建设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将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作为一个研究新领域，在引导人们明确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和清楚认识到人在自然环境中所处位置等方面发挥教育与指导功能。一方面，通过优选载体，不断宣传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打破物质生产与环境发展非此即彼局面，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到环境资源紧缺以及生态赤字严重等问题，呼吁人们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职责。另一方面，将生态保护教育纳入到研究范畴中，设计开发新颖有效的生态保护相关课程，发起关于自然保护的社会道德和公民意识讨论，以正确的生态观念来指导空间生产实践活动，并鼓励人们想办法破解当前生态承载力超负荷的难题，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并进的有效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