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人才培养
曲辉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也对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蔡元培等对各自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民国成立之后，他们对旧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剖析和扬弃，并采取新的措施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且为我国当前的人才培养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辛亥革命给人才培养带来的巨大冲击与变化
1.清末学制改革及其弊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20世纪初，清政府试图通过“新政”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由于清朝的腐朽，“新政”最终失败。然而，这次改革中制定的新学制在客观上对教育和人才培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辛亥革命的人才培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实现教育由古典向近代化的转变，清政府在新政中制定了两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学制，对中国学制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1902年，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了一系列的《钦定学堂章程》并正式发布，这就是历史上的“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提出：“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知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做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1]《钦定学堂章程》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它的发布标志着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学制体系。
《钦定学堂章程》发布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施行，于是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又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称作“癸卯学制”。这一学制涵盖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等。与“壬寅学制”相比，“癸卯学制”表现出了一定的新特点：第一，体系完备，面面俱到。“癸卯学制”既有教育的基本法《义务纲要》，又有从家庭教育到通儒院教育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还有从各级师范学堂章程到各种实业教育章程的师范、实业新教育体系。第二，借鉴外国经验，结合本国实际。“癸卯学制”是在广泛考察外国各学堂、课程科目的基础之上，再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进和变通而形成的。第三，适应时代发展，培养新型人才。“癸卯学制”规定高等学堂和通儒院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出各种发明新理和制造新器的人才。这些特点使得“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基础，使中国教育真正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尽管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新式人才的培养，然而不论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都表现出浓重的封建残余。“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依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规定的教育宗旨为：“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2]这种教育目的实际上与科举无异。1906年，清政府学部又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更将教育的封建性加以强化。这些事实表明只要中国还处于封建统治之下，无论进行何种教育改革，都难以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人才。
2.辛亥革命带来的新变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宣告了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为了培养新型的、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人才，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着手廓清教育中的封建残余，建立新的人才培养体系。
1912年，孙中山出任首位大总统并组织联合政府，蔡元培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并受命赴南京筹建教育部。如何摆脱旧教育的影响，培养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有用的人才成为摆在孙中山和蔡元培等人面前的难题。
制定了新的教育制度。为了培养具有民主共和精神、掌握现代科技的有用之才，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凡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民国宗旨，一律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发的教科书，民间课本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字样的，一律修改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还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开学时间及周学时数作了明确规定，务期能够在消除封建残余的基础之上，保证教育机制的正常运转，使人才培养不至出现偏差和延误。
废止了“忠君、尊孔”的教育思想。清末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等思想明显与共和国的要求不符，因此厘定新的教育宗旨被提上议事日程。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宗旨中删除。人才培养要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而公民道德教育又需以世界观教育为基础，同时辅以清末提出的军国民主义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再加上美感教育，就是蔡元培所提倡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五育”并举的方针除“世界观教育”外，其他均获得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通过，从而形成了民初“注重道德教育，让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宗旨，并颁布在全国实施。
辛亥革命不但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人才培养上也与封建时代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以培养驯民为目标，而新的教育以养成共和国民的健全人格为目标。近代中国“民主、共和”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固然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但新教育培养的新人才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才培养的新思想与新举措
1.辛亥革命代表性人物的人才培养思想
（1）孙中山的人才培养思想
作为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具有丰富而完整的人才培养思想。从国家振兴和革命需要的角度出发，在辛亥革命之前，他注重培养新一代革命者；民国成立之后，他更加重视培养具有新道德、新文明的国民。
孙中山认为，人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在探讨西方领先于中国的原因时，他就指出：“窃尝深惟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3]因此，要想赶超欧美诸强就必须尽可能地培养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同时，孙中山指出：西方之所以人才众多，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的，这就要在中国尽可能广泛地开展新式教育。
孙中山指出：在理想的民主共和国国家里，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翁，都应该学会管理国家的本领，所以必须普及教育，“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而要普及教育必须解决贫苦儿童无力上学的问题。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更是对教育的普及化提出了更切实的要求。他在1912年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中指出：“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屐、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尽其聪明才力，各分专科。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庶几教育之惠，不偏为富人所独受。”[4]这种普及教育的思想，在民国政府所颁布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得到了明确的规定，这样就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了对贫苦儿童和劳苦大众教育的普及和实施。孙中山还重视女性教育，指出：“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5]
在人才培养的内容上，孙中山主要阐述了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知识教育和军事教育等方面。
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孙中山着重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其爱国心强者，其国必强，反是则弱”[6]。 因此，他指出：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养成学生对国家的责任心，并且把爱国主义教育与救亡图存联系起来，在列强环伺的危难之际，合格的人才应该对国家有一种比对家庭和父母更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四万万人应该有的责任，诸君在学校内求学，便应该学得对国家的责任”[7]。 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正是千千万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一个新中国的动力。孙中山所期待的人才也正是有国家责任、有爱国心的人才。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显露无疑。因此，孙中山特别强调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他认为，培养大量的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是中国迅速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他主张：“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8]。”只有拥有了足够的科技人才，才能迎头赶上英、美诸国。此外，孙中山还十分重视军事和体育教育。
总体而言，孙中山反对封建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倡培养具有爱国心、独立自主精神的国民，同时注重科技教育，他的人才培养思想在民初的教育改革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2）蔡元培的人才培养思想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为革命事业奋斗40余年，对中国近代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才培养方面，蔡元培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其中“五育”并举的主张成为民国初年极其重要的教育思想。
首先，蔡元培注重完全人格的培养。在1912年就任教育总长时，他就提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完全人格教育包括：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蔡元培认为，培养具有完全人格的国民，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患。”[9]提倡培养具有完全人格的国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它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旧教育的统治，开辟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教育的新时代，为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人才确定了方向。
其次，蔡元培提出尊重人才的个性发展。针对封建教育无视学生特点，追求整齐划一，束缚个性发展等弊端，蔡元培提出培养人才要“尚自然”“展个性”，要采取启发式教学，特别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自动、自学和自己研究。与此相适应，蔡元培对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钳制思想、独尊儒术的做法进行了抨击，主张思想学术自由。他宣称对思想学术要采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些对于冲破封建思想的专制，培养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新型人才都有积极作用。
孙中山、蔡元培之外，辛亥革命前后尚有众多关心国家命运的仁人志士发表了各自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思想，这些思想共同冲击了封建时代的教育，为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近代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人才培养的新举措
新的人才培养思想自然需要新的人才培养制度与之相匹配。从国家人才培养的大局来看学制改革至关重要。因此，1912年，教育部在公布了新教学宗旨的同时，还公布了《学校系统令》，这就是民国的“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大学等有关的法令规程，并与壬子学制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从纵向来看，学制将整个学程分为3段4级，共18年，包括初等教育段的初等小学校（4年）和高等小学校（3年），中等教育段1级，4年～5年；高等教育段1级，共计6年～7年，此外尚有蒙养园和大学院，不计年限。从横向方面看，学制包括普通教育系统、师范教育系统和实业学校3部分。
与清末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比较忠实地反映了“注重道德教育，让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宗旨，也体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缩短了初等教育的年限并进行了分级，增加了普通劳动者接受教育的机会，体现了孙中山的社会平等教育思想。第二，清末学制没有给女性提供适当的受教育权利，而“壬子癸丑学制”废除了受教育权的两性差异，将女子教育正式列入了学制系统，规定小学校可男女同校，而普通高中、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都可设立女校，为培养女性人才提供了机会。第三，实业教育得到加强，科学教育的地位得到提升。新学制将清末的实业学堂改为专门学校，扩大了实业学堂的专业范围，大学教育部分则以研究和传授高深学术为宗旨。这种设置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研究两方面都能培养专门人才。
民国初人才培养的现代启示
教育宗旨的制定要体现“与时俱进”原则，这是辛亥革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人才培养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所提倡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与时代潮流不合，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宗旨相悖，因此孙中山、蔡元培及其他教育界人士将重新厘定教育宗旨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在确定了新的教育宗旨后，马上制定相应学制与之相匹配。可见，教育宗旨在人才培养中占有核心位置。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教育宗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出了相应的调整，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教育法》正式颁布，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有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下，对教育宗旨进行相应调整，才能培养出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型人才。
“五育”并举的教育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教育遗产。“五育”并举是蔡元培人才培养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主义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继承了清末提出的“尚公、尚武、尚实”的人才培养宗旨，但蔡元培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革命精神来界定公民道德，这就与清末的“尚公”大异其趣。同时又引入了美感教育，将美育列入教育宗旨，丰富了教育的内涵，能够培养更加全面的人才。迄今，“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思想依然在我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五育”之中，蔡元培最为重视的就是德育。他认为“德育实乃完全人格之本”，如果没有德育的制衡，则兵强可带来私斗或侵略，而国富则可带来智欺愚、强欺弱的结果。当今社会的人才培养，在使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依然需要注重德育与各学科的互相联系，而德育在各学科教学中的渗透则是落实德育的重要途径。人才培养必须把德育贯穿于各个环节中, 渗透在各个方面, 寓德育于学科教学之中。
注释：
1.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钦定学堂章程·上谕奏稿》，第1页，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2.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第2-6页。
3.《孙中山全集》，卷2，第42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0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5.同上，第1,006页。
6.《孙中山全集》卷6，第2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7.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书店，第484页，1990年版。
8.《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9.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集》第1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责任编辑：蔡桂兰 实习编辑：祖迪]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也对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蔡元培等对各自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民国成立之后，他们对旧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剖析和扬弃，并采取新的措施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且为我国当前的人才培养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辛亥革命给人才培养带来的巨大冲击与变化
1.清末学制改革及其弊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20世纪初，清政府试图通过“新政”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由于清朝的腐朽，“新政”最终失败。然而，这次改革中制定的新学制在客观上对教育和人才培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辛亥革命的人才培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实现教育由古典向近代化的转变，清政府在新政中制定了两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学制，对中国学制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1902年，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了一系列的《钦定学堂章程》并正式发布，这就是历史上的“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提出：“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知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做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1]《钦定学堂章程》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它的发布标志着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学制体系。
《钦定学堂章程》发布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施行，于是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又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称作“癸卯学制”。这一学制涵盖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等。与“壬寅学制”相比，“癸卯学制”表现出了一定的新特点：第一，体系完备，面面俱到。“癸卯学制”既有教育的基本法《义务纲要》，又有从家庭教育到通儒院教育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还有从各级师范学堂章程到各种实业教育章程的师范、实业新教育体系。第二，借鉴外国经验，结合本国实际。“癸卯学制”是在广泛考察外国各学堂、课程科目的基础之上，再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进和变通而形成的。第三，适应时代发展，培养新型人才。“癸卯学制”规定高等学堂和通儒院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出各种发明新理和制造新器的人才。这些特点使得“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基础，使中国教育真正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尽管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新式人才的培养，然而不论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都表现出浓重的封建残余。“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依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规定的教育宗旨为：“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2]这种教育目的实际上与科举无异。1906年，清政府学部又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更将教育的封建性加以强化。这些事实表明只要中国还处于封建统治之下，无论进行何种教育改革，都难以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人才。
2.辛亥革命带来的新变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宣告了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为了培养新型的、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人才，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着手廓清教育中的封建残余，建立新的人才培养体系。
1912年，孙中山出任首位大总统并组织联合政府，蔡元培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并受命赴南京筹建教育部。如何摆脱旧教育的影响，培养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有用的人才成为摆在孙中山和蔡元培等人面前的难题。
制定了新的教育制度。为了培养具有民主共和精神、掌握现代科技的有用之才，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凡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民国宗旨，一律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发的教科书，民间课本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字样的，一律修改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还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开学时间及周学时数作了明确规定，务期能够在消除封建残余的基础之上，保证教育机制的正常运转，使人才培养不至出现偏差和延误。
废止了“忠君、尊孔”的教育思想。清末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等思想明显与共和国的要求不符，因此厘定新的教育宗旨被提上议事日程。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宗旨中删除。人才培养要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而公民道德教育又需以世界观教育为基础，同时辅以清末提出的军国民主义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再加上美感教育，就是蔡元培所提倡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五育”并举的方针除“世界观教育”外，其他均获得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通过，从而形成了民初“注重道德教育，让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宗旨，并颁布在全国实施。
辛亥革命不但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人才培养上也与封建时代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以培养驯民为目标，而新的教育以养成共和国民的健全人格为目标。近代中国“民主、共和”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固然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但新教育培养的新人才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才培养的新思想与新举措
1.辛亥革命代表性人物的人才培养思想
（1）孙中山的人才培养思想
作为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具有丰富而完整的人才培养思想。从国家振兴和革命需要的角度出发，在辛亥革命之前，他注重培养新一代革命者；民国成立之后，他更加重视培养具有新道德、新文明的国民。
孙中山认为，人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在探讨西方领先于中国的原因时，他就指出：“窃尝深惟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3]因此，要想赶超欧美诸强就必须尽可能地培养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同时，孙中山指出：西方之所以人才众多，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的，这就要在中国尽可能广泛地开展新式教育。
孙中山指出：在理想的民主共和国国家里，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翁，都应该学会管理国家的本领，所以必须普及教育，“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而要普及教育必须解决贫苦儿童无力上学的问题。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更是对教育的普及化提出了更切实的要求。他在1912年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中指出：“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屐、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尽其聪明才力，各分专科。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庶几教育之惠，不偏为富人所独受。”[4]这种普及教育的思想，在民国政府所颁布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得到了明确的规定，这样就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了对贫苦儿童和劳苦大众教育的普及和实施。孙中山还重视女性教育，指出：“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5]
在人才培养的内容上，孙中山主要阐述了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知识教育和军事教育等方面。
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孙中山着重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其爱国心强者，其国必强，反是则弱”[6]。 因此，他指出：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养成学生对国家的责任心，并且把爱国主义教育与救亡图存联系起来，在列强环伺的危难之际，合格的人才应该对国家有一种比对家庭和父母更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四万万人应该有的责任，诸君在学校内求学，便应该学得对国家的责任”[7]。 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正是千千万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一个新中国的动力。孙中山所期待的人才也正是有国家责任、有爱国心的人才。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显露无疑。因此，孙中山特别强调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他认为，培养大量的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是中国迅速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他主张：“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8]。”只有拥有了足够的科技人才，才能迎头赶上英、美诸国。此外，孙中山还十分重视军事和体育教育。
总体而言，孙中山反对封建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倡培养具有爱国心、独立自主精神的国民，同时注重科技教育，他的人才培养思想在民初的教育改革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2）蔡元培的人才培养思想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为革命事业奋斗40余年，对中国近代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才培养方面，蔡元培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其中“五育”并举的主张成为民国初年极其重要的教育思想。
首先，蔡元培注重完全人格的培养。在1912年就任教育总长时，他就提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完全人格教育包括：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蔡元培认为，培养具有完全人格的国民，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患。”[9]提倡培养具有完全人格的国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它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旧教育的统治，开辟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教育的新时代，为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人才确定了方向。
其次，蔡元培提出尊重人才的个性发展。针对封建教育无视学生特点，追求整齐划一，束缚个性发展等弊端，蔡元培提出培养人才要“尚自然”“展个性”，要采取启发式教学，特别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自动、自学和自己研究。与此相适应，蔡元培对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钳制思想、独尊儒术的做法进行了抨击，主张思想学术自由。他宣称对思想学术要采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些对于冲破封建思想的专制，培养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新型人才都有积极作用。
孙中山、蔡元培之外，辛亥革命前后尚有众多关心国家命运的仁人志士发表了各自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思想，这些思想共同冲击了封建时代的教育，为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近代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人才培养的新举措
新的人才培养思想自然需要新的人才培养制度与之相匹配。从国家人才培养的大局来看学制改革至关重要。因此，1912年，教育部在公布了新教学宗旨的同时，还公布了《学校系统令》，这就是民国的“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大学等有关的法令规程，并与壬子学制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从纵向来看，学制将整个学程分为3段4级，共18年，包括初等教育段的初等小学校（4年）和高等小学校（3年），中等教育段1级，4年～5年；高等教育段1级，共计6年～7年，此外尚有蒙养园和大学院，不计年限。从横向方面看，学制包括普通教育系统、师范教育系统和实业学校3部分。
与清末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比较忠实地反映了“注重道德教育，让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宗旨，也体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缩短了初等教育的年限并进行了分级，增加了普通劳动者接受教育的机会，体现了孙中山的社会平等教育思想。第二，清末学制没有给女性提供适当的受教育权利，而“壬子癸丑学制”废除了受教育权的两性差异，将女子教育正式列入了学制系统，规定小学校可男女同校，而普通高中、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都可设立女校，为培养女性人才提供了机会。第三，实业教育得到加强，科学教育的地位得到提升。新学制将清末的实业学堂改为专门学校，扩大了实业学堂的专业范围，大学教育部分则以研究和传授高深学术为宗旨。这种设置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研究两方面都能培养专门人才。
民国初人才培养的现代启示
教育宗旨的制定要体现“与时俱进”原则，这是辛亥革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人才培养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所提倡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与时代潮流不合，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宗旨相悖，因此孙中山、蔡元培及其他教育界人士将重新厘定教育宗旨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在确定了新的教育宗旨后，马上制定相应学制与之相匹配。可见，教育宗旨在人才培养中占有核心位置。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教育宗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出了相应的调整，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教育法》正式颁布，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有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下，对教育宗旨进行相应调整，才能培养出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型人才。
“五育”并举的教育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教育遗产。“五育”并举是蔡元培人才培养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主义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继承了清末提出的“尚公、尚武、尚实”的人才培养宗旨，但蔡元培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革命精神来界定公民道德，这就与清末的“尚公”大异其趣。同时又引入了美感教育，将美育列入教育宗旨，丰富了教育的内涵，能够培养更加全面的人才。迄今，“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思想依然在我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五育”之中，蔡元培最为重视的就是德育。他认为“德育实乃完全人格之本”，如果没有德育的制衡，则兵强可带来私斗或侵略，而国富则可带来智欺愚、强欺弱的结果。当今社会的人才培养，在使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依然需要注重德育与各学科的互相联系，而德育在各学科教学中的渗透则是落实德育的重要途径。人才培养必须把德育贯穿于各个环节中, 渗透在各个方面, 寓德育于学科教学之中。
注释：
1.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钦定学堂章程·上谕奏稿》，第1页，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2.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第2-6页。
3.《孙中山全集》，卷2，第42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0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5.同上，第1,006页。
6.《孙中山全集》卷6，第2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7.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书店，第484页，1990年版。
8.《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9.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集》第1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责任编辑：蔡桂兰 实习编辑：祖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