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笔下的项与年

    莫栋梁

    一九九七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纪念项与年同志的《山路漫漫》一书。习仲勋同志为此书作序。他写道：“项与年出生在闽西山区一个普通的农家。20年代初，就参加了革命。他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从事地下斗争。……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他的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项与年的情报是时任江西省第四区“剿共司令”的我的父亲莫雄交给党的。当时项与年受上海特科的派遣，和卢志英、刘哑佛等十几位特科精英潜伏到莫雄身边。项、卢、刘分别担任司令部的情报参谋、主任参谋、主任秘书。历史给蒋介石开了个“玩笑”，他信任国民党的元老、粤军的同僚莫雄，委任他为统率江西德安、九龙、星子、彭泽、湖口等剿共要害区域的剿共司令。他万万没有想到莫雄接过委任状后，以召集粤军旧部为借口，马上到上海找到了李克农负责领导的中央特科。莫雄坦诚反蒋心迹，坚决请求由党派出人员来组成这个“剿共司令部”。在这之前，莫雄已经与中共地下党关系密切，并接受了党的教育，提出过参党的请求。当时，上海地下党曾先后遭受六次严重破坏，损失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最近一次要算是顾顺章的叛变，“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均已暴露。在这样的时候，莫雄提出要特科再派出一批成员去组成“剿共司令部”，事情来得既突然又充满危险，弄不好连最后的一点底子都会输掉！但是，自从“龙潭三杰”暴露之后，获取国民党绝密军事计划已无头绪，更别说在国民党包围红军的布袋上划一道口子对中共来说有多重要！人家莫雄既然豁出来了，我们共产党人敢接受吗？李克农经过请示，予以莫雄最大的信任，委派特科精英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等一批地下党同志来到了莫雄身边。卢志英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高级干部，刘哑佛也是和项与年一样的中坚分子，他的妹妹就是著名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刘和珍。

    一九三四年三月，江西第四区“剿共司令部”顺利成立了。地下党同志迅速与当地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在党的导演下，莫雄的“剿共”部队与红军打了几仗，均取得胜利，当地的苏维埃政权也偃旗息鼓了。“捷报”传到蒋介石那里，蒋大喜，予莫雄以“剿共模范，考成第一”的奖励，通报表扬。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莫雄参加了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庐山绝密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抛出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计划以一百五十万大军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实行铁桶包围，统一推进，步步蚕食，数不清的地雷阵、碉堡阵、铁丝网，每天以七至八华里的速度向中心逼进，六个月就能到达瑞金。用蒋介石的话，到时候红军就是插翅也难飞出去！他要将中央红军一锅端，“毕其功于一役！”莫雄接到这份约两斤多重的上面盖着蓝色“绝密”印章的计划文件，心情异样沉重！庐山会议刚开完，他便踏着夜色赶回司令部，把所有文件交到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三人手中。这无疑是中共中央极其需要的情报计划。项、卢、刘三人飞快地看完后，互相交换了眼色。刘哑佛问莫雄怎么办？莫雄毫不犹豫地说，还有怎么办的，这么危急，你们马上拿去交给党中央！三人听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你！”接着，他们将全部绝密文件带到南昌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在那里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砂纸密写抄录，然后由熟悉山路和本地方言的项与年同志几经曲折，在通过敌人最后的封锁线时，不得已用石块猛地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化装成一个满脸血污蓬头垢面的乞丐蒙过了敌人的岗哨，终于将蒋介石的“铁桶围剿”绝密军事计划——“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据说，当时中央“三人团”正犹豫于撤出瑞金的时间问题。接到这份关键情报，红军决定马上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随后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项与年调到了关中分区，任党委常委和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和绥德地委书记，是项的上司，与项感情甚笃。习仲勋在《山路漫漫》作序时写道：“两次共事，使我们之间的革命友谊和互相了解得以不断加深。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襟怀坦白、善与人同的同志。”

    解放后，项与年同志担任了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由于保密工作的需要，自从江西一别，他与我父亲莫雄已经断绝了来往。他心中无时不在惦念着莫雄这位爱国爱党的将领，他想，这么一个敢于担当的共产党挚友，怎么能不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而活到现在呢？一九五六年，反右斗争尚未开始。我父亲时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他响应党的号召，在《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批评公安人员随意搜查知识分子家庭的文章。远在辽宁的项与年无意中发现了这篇作为公安部门整风的文章，发现署名的是“莫雄”，他马上打电话给陶铸，证实了此人就是当年与他们患难与共的莫雄！于是他马上向老上级李克农汇报，李克农听后大喜，亲自嘱咐项到广州把莫雄请上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李克农还说要亲自宴请莫雄！项与年到广州后，与莫雄相拥良久，竟夜倾谈。我父亲又一次感受到党的温暖。

    历史总给人留下遗憾。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习仲勋、项与年和莫雄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项与年更是受尽折磨，被戴上莫须有的“叛徒”帽子，开除党籍，遣送回闽西，过着流放生活。但他仍然坚定地相信党和人民，他心里放不下的是莫雄，他多次来信从不诉苦，却劝莫雄要相信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四人帮”覆灭之后，项与年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但他却看不到改革开放这一天。1978年，他在闽西与世长辞了，习仲勋亲自为他写了“墓志铭”，记录了项与年革命的一生。

    1978年习仲勋任广东省委书记，亲自过问了莫雄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事情，肯定了莫雄的历史功绩，予莫雄莫大的鼓励。

    重温习仲勋对项与年叔叔的评价，对父亲的关怀，作为后辈的我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