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40年：回溯与展望
李梦琪 李姗泽
[摘 要] 自1978年至2018年，我国关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研究主要经历了呼吁与奠基的评价阶段、回顾与审视的重寻阶段、研讨与论述的研论阶段、探求与求证的探求阶段四个时期，在成果数量、研究类型、主题内容、研究队伍、研究动因、研究方法等方面均有所发展。未来应科学审视历史经验，推进科研方法创新，在幼儿园课程改革、学前教育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学前教育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指导作用与启发价值，推动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的持续深入。
[关键词] 陈鹤琴;“活教育”;教育思想
陈鹤琴（1892—1982）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我国幼儿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覆盖广泛且影响深远，其教育论述涵盖了幼儿园、小学、家庭、社会等不同教育阶段和范畴;在教育对象上涉及婴儿、幼儿、青少年等的正常儿童或特殊儿童;在研究主题上涵盖儿童心理、家庭教育、文字改革、特殊教育、幼儿园教育和幼儿师范教育等。改革开放至今，在陈鹤琴先生逝世的近40年间，我国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成绩斐然。关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以下简称陈研）的已有回顾评介，①从时间跨度上主要从20世纪初开始，相关综述帮助我们形成对陈鹤琴研究概况的基本认识。本文通过对国内近40年的研究著述、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分别进行不同平台的交叉检索和主题筛选，②排除与陈鹤琴教育思想主题在学术性研究上相关较低或重复的文献，整理并确定著述图书共84本，219种期刊的论文共706篇，硕博学位论文共38篇。基于已有成果，本文主要对1978—2018年的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历程和现状特点作一个整体探讨，讨论相关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的历史阶段回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研究之路主要经历了评价（1978—1986年）、重寻（1987—2000年）、研论（2001—2009年）、探求（2010—2018年）四个阶段。
（一）评价之路（1978—1986年）：呼吁与奠基
20世纪初，学界对20世纪关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各方关注、客观评价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前），粗暴批判、禁锢沉寂时期（1950—1976年）和拨乱反正、重新评价时期（1977—2000年）。[1]其中，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方关注得益于一大批国际教育学者访华的教育科学化运动和国内教育知识分子的新文化新教育思想运动。在经历“文革”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摆脱了桎梏的中国教育界”[2]开始呈现百家争鸣的新景象，对于陈鹤琴的研究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进程中才真正起步。如刘佛年所言，曾经我们对于陈鹤琴某些教育思想的“批判”是“不公允”的，要倡导对其开展研究。1979年，陈鹤琴曾亲自致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提出对有研究价值的著作应重新审视并予以出版的建议，并在离世前的几年间仍继续就这一主张进行呼吁。而与此同时，学界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教育家群体的研究关注度较多，如对陶行知“研究的研究”的相关学术史研究便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3]在中国现代教育的探索和发展阶段，当时的国人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上还处于摸索中，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新教育的转型过程中，更多地关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早期教育家群体，尤其是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教育家群体。这包括推进现代学校和现代教育制度的张之洞和康有为，主张现代教育与平民化、乡村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和建构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的蔡元培、陶行知、陈鹤琴等。
受西方教育思维训练的陈鹤琴、陶行知、蔡元培等都倡导建立对“新人”而非“新民”的创新育人体系。如果说蔡元培的教育观以康德哲学为基调，陶行知和陈鹤琴无疑都是杜威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积极践行者和创新者，但“陈鹤琴在此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的支撑”，同时他选择“幼儿这一社会化程度最低且与社会改造最为间接的教育领域”，也无不凸显其个人教育哲学的主旨是“指向幼儿个体发展，即教育的最基础和最深层”，而这一点上，“与陶行知相同且有过之，超越了晏阳初、梁漱溟二人而上承蔡元培”，[4]这也是其幼儿教育思想相比其他思想主张更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相比陶行知等人纲领性教育思想体系所发挥的“道”的指导影响，陈鹤琴教育理念中蕴含的“中国化”的独创体现，应该说更体现了从纲领性到具体性和实操性的“术”的特点。大多研究者也一致认为陈鹤琴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其建立的中国化的幼儿教育体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因而这一阶段对陈鹤琴的教育思想评价方面也主要集中在对其幼儿教育思想学说上，如《幼儿教育》《早期教育》《文教资料》《人民教育》等杂志均以专栏或专题式呼吁各方开展对其思想的研究，包括对其文字实验改革、儿童心理研究实践、“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幼儿玩具、幼儿音乐或幼儿绘画研究等方面的介绍。
尽管这一阶段的学术性研究成果数量与后面三个阶段相比并不算多，但部分成果对后期的研究进程仍然发挥了奠基作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在陈鹤琴离世的次年，出版了《陈鹤琴教育文集》（北京出版社出版，1983年），首次系统性地展现了儿童心理研究、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和文字改革等部分内容。1984年，研究所又专门将该文集中有关幼儿教育的文章重新编成《陈鹤琴论幼儿教育》（内部发行，1984年）一书，用以提供给幼教行业、小学教育和师范工作者作为学习参考读物。与此同时，陈鹤琴作为教育家在实践方面的创业精神和科学态度也开始得到关注，如对其在鼓楼幼稚园办园的相关史料的研究，或对与其共事的同代老人、其学生和子女等的口述回忆的研究等。
（二）重寻之路（1987—2000年）：回顾与审视
面对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冲击，我国在坚持走中國特色的现代化教育体系的道路上坚持整体联动的基本思路。除了现代学制和现代学校的运行层面，教育思想层面的观念影响和渗透与前两方面共同互动。随着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我国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进行了深入研讨，这一研讨历经了“由培育精英化‘人才向养成现代性‘国民再到培养合格的‘人的转变”，也经历了“由偏重政治化的‘社会人到全面发展的‘知识人再到综合中国人、现代人、世界人的‘文化人的认识发展”的过程。[5]陈鹤琴关于“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教育目的的倡导，既是基于教育家对时代和国家的一种责任使命，更是建立在其对国情背景下“做人”的儿童教育首要目标的坚定认识。这一口号中不仅蕴含着对时代背景的历史总结，更有展望现代教育的前瞻视野。同时，深受实用理性功能的知识价值论影响，陈鹤琴从实干中总结和诞生的一系列“活教育”学说，也正是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教与学”的学校教育改革的具体理论工具。从现代中国人的五项标准，走向对“活教育”现代教育方式的主张，陈鹤琴这一集目的论、方法论、课程论为一体体现“完整性”和“体系化”特征的论述，也是使这一时期较之前期开始研究热度回温的重要原因，继而在全国幼儿教育改革思潮等多方面客观影响下，要求“复活”对陈鹤琴研究的呼声不断，引起了学界对其思想价值的挖掘和寻求。
从1987年至1992年，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历时6年编写的六卷《陈鹤琴全集》③应时而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地相继成立的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以下简称陈研会）为陈鹤琴思想研究走向系统性、学术性和普及性奠定了重要基础。自陈研会组建以来，研究成果的形式逐渐丰富，包括思想全集、回忆类文集、会议类文集、生平传记、年鉴以及个人散见文章等，④开启了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研讨主题。尤其是在两次关于陈鹤琴诞辰周年纪念（包括1992年南京召开的100周年和1997年厦门召开的105周年纪念）中所涌现出来的研讨思想，成为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主要体现。其中，第一次大会海内外参与人员约200人，收到会议论文约80篇。尽管也有代表认为部分成果或许“未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体现了90年代初我国教育界对半个世纪前产生、发展的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再度尊崇”。[6]这一再度尊崇，不仅直接体现在幼儿教育改革思潮环境下的可借鉴和操作的思想蓝本，也代表对陈鹤琴的思想研究，从宣扬和关注其作为幼教事业奠基者的功绩贡献，走向了再次接受和承认其教育思想在中国整体教育改革思潮中的地位和价值。
这一重寻阶段，学术界基本保持了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客观评价，积极肯定了其研究成果的可取之处，亦合理地认识到其某些教育思想的片面性。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追溯主要谈及其受杜威、陶行知等人思想的影响。总体来说，学界基本一致认为陈鹤琴教育思想并非杜威翻版，而是中国化的思想体系再造。在对其思想渊源研究中可以看到，其对于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态度以及勇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都是对其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除了较早较为全面客观的思想整体述略外，[7][8][9][10]亦有部分杂志的专版论述，如1987年《师范教育》关于“活教育”的四期主题解读，1992年《早期教育》对陈鹤琴家教故事的系列论述等。从整体上看，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论述文章在研究者及文章数量上均有一定提升，发表高峰主要集中于1987年、1992年、1995年、1997年，共产生73篇研究成果，包括对陈鹤琴的师范教育、特殊教育、课程设计思想、德育理论、教育实验思想等的初步探讨。与此同时，随着“国内首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中国近代重要教育家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个案研究”开启，包含陈鹤琴在内的23名近代教育家的思想研究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专著《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从陈鹤琴“生逢变世，奋进不止”的成长背景到其投身于教育革命中的思想与实践研究做了系统梳理和述评。另一部对作为近现代重要教育家的陈鹤琴的专门理论研究《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将陈鹤琴放在宏观考察和微观研究中，从其个人与其所处时代背景的互动中，再现了陈鹤琴与时代共进的中国新教育理论与实踐相结合的历史轨迹。除了专门的教育家思想研究著述，陈鹤琴思想也出现在许多通史类、综合类教育史或教育思想史著作中。
（三）研论之路（2001—2009年）：研讨与论述
2001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运动全面推进，全国幼儿园素质教育的开展也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正式颁布下启动。探索幼教改革的40年间，陆续出现了不同教学模式，如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中心的单元教学模式，综合各学科的主题教育模式，以游戏活动为中心的活动教学法，以健身体育活动为中心的体育综合教育活动，以艺术、科学或德育活动为中心的综合教育模式，以五指活动与五大领域结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等。基于急需推进幼儿园实施素质教育和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内部需求，早期国人对西方学前教育思想的学习与借鉴有一定的生搬硬套的迹象，追其缘由，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早期现代教育家的贡献缺乏充分全面的了解，这也是导致“洋风”在“‘适宜性和‘本土化方面出现严重‘失血现象的原因之一”。[11]因而这一阶段开始注重对中国特色本土理论的挖掘和研讨。如果说这一运动推进是基于本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结合下走本土特色道路的教育现代化模式，那么对于原创型教育家的思想成果再进行反复研讨，自然也是不无道理的。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等教育心理学大师门下的陈鹤琴，其教育思想学说的形成基本扎根于其儿童心理研究思想而发展壮大，加之其秉承的实验实践—理论创建—实验实践—理论修正与完善—实验实践这一循环的教育实验精神，由此而诞生的一系列关于学前教育实验、儿童心理测验、幼稚园课程或教学等的思想的学理性和科学性自然被作为其教育思想最为关注的重要思想遗产来对待。同时，基于教育心理却也依然将儿童置于环境和社会之中的立场，也突显了陈鹤琴思想在杜威和陶行知的影响下更具时代性和现代性的教育目的。
这一阶段，学界开始走向对陈鹤琴教育思想下的“中国化”的幼稚园教育改革经验的研究讨论，[12][13][14]同时注重抢救鲜活口述资料。尤其在陈鹤琴诞辰110周年前后，学界对陈鹤琴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史料进一步深度挖掘，增添了许多生平好友的回忆及口述资料。如《创建中国化科学化的现代幼儿教育》（金城出版社，2002年）以论文合集形式，选辑了陈鹤琴个人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文章、讲稿和报告，更收入其关于“活教育”的重要著作史料，具体展现了作为幼儿教育家的陈鹤琴在开创我国现代幼教之路中的生动纪实;《童心拓荒——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收录了16篇回忆录文章和20篇学术理论文章，以及陈鹤琴重要学术活动年表。
整体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了对陈鹤琴教育思想在课程改革运用中的“研究意识”，同时，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价值挖掘研究也走向了对从整体概况的理论探究到分主题论述的理论加实践探究的视角。作为献给鼓楼幼儿园八十华诞和中国幼教百年大庆的成果，《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采用了文学传记的艺术手段再现了陈鹤琴的生平，同时展现了作者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系统学习的成果，包括从鼓楼幼儿园的发展看中国幼儿教育、陈鹤琴先生的办园思想实践与其家庭教育理论的探索等。安徽陈研会和合肥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们在多年学陈师陈工作的基础上，共同编写了《学习爱国老教育家——陈鹤琴教育思想与实践》（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全书用十六讲展示了陈鹤琴的幼儿教育理论和其实践探索中的献身精神、创新精神。此外，由陈秀云，陈一飞编写的《陈鹤琴全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另一本传记著作《陈鹤琴传》（陈鹤琴外孙柯小卫，2008年），以“活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作为陈鹤琴人生经历的行文叙述线索。
研究成果在总体数量上的繁荣，整体反映出学界对陈研的热情与关注度正逐步扩大。40年间所涉及的杂志单位约219家，刊文总数约710篇。不同研究地域、研究单位、研究团体等成员队伍的扩大，也进一步促进其成果的增长。在学术期刊论文方面，其数量在第四阶段相比第三阶段呈现双倍增长，前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对后十年在数量上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从涉及的杂志种类、期刊发文量以及开办专栏杂志单位来看，近十年的数量最高，2012年为四个阶段发文量最高的年份;硕博论文研究数量在2006年之前研究速度缓慢，自1988年最早的两篇硕士论文后，7年之間仅见1篇硕士论文。而后，在硕博论文选题关注度上得以平缓发展，基本每年都会得到研究者的陆续关注，总体发文量最高年份为2007年、2008年、2017年、2018年。
由研究数量走向研究主题的维度在划分上愈发细致，说明了陈鹤琴教育思想之于当代学前教育改革需求的理论迫切性。陈研成果数量随之壮大，带动陈研走向更为系统和专业的学术领域分支。从发文的期刊单位看，学前教育领域的期刊是主要成果展示平台，基本占领发文量的前三名。⑩如《早期教育》（全版块）的总发文数量在40年间最高，约66篇，其次为《幼儿教育》45篇和《学前教育研究》31篇。从研究内容的主题分布看，除专门著述多以陈鹤琴教育思想渊源为主外（约14本），近二十年来直接以陈鹤琴思想为主题的硕博论文总数量为38篇，{11}涉及约20所高校，其中师范类高校为15所。学位论文数量前三所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其数量各约占整体量的16%、13%、11%。
（二）研究成果类型自单一走向多样，形式进一步丰富
回溯已有研究成果类型，主要有史料文集、专门著述、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多样形式。史料文集类资料最为丰富翔实且完整，其奠基价值发挥相比其他成果更为显著，总数量也多。具体包括基于陈鹤琴个人著述的论文文集、研讨会会议文集或文选、口述类文集等。专门著述类成果可大致分为理论研究型、实践应用型和生平传记式三大类，既包含学术性较强的理论专著，也有实践性指向的教材类书目，还有以年表式、画册、文学叙述、传记描述、故事叙述等{12}多样形式的传记类著作。期刊论文和硕博学位论文也是最为常见的成果类型之一。
研究成果的类型多样性带来不同程度的内容指向，满足了我国学前教育改革历程中的阶段性实际需求，也为当代学前教育科研事业提供了学术依据和重要参考。从类型成果的主题指向看，譬如早期的传记类成果，在不同的叙述脉络记录中展现了陈鹤琴的生平大事件，为我们了解其教育家成长历程和教育精神有所借鉴;后期的编著类成果突出强调了对陈鹤琴教育思想在实践应用上的价值，如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等，这些研究对我们基于现实需要对其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目标定位等思想的思考带来了启示。从不同类型成果的引证情况看，史料文集类的著述共计引证图书量约270次，引证期刊量为1163次;理论研究型著述数量占12本，双项引证量约234次（其中，早期由黄书光和王伦信撰写的专著引证量最高，占据著述类总体双项引证量约56%）;实践应用型著述数量占11本，双项引证量约60次;生平传记型著述的数量7本，双项引证量约57次。
成果类型从早期的单一化走向适应不同改革历史时期下的多样化存在，加深了对近现代教育家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价值挖掘，扩展了陈研的广度和深度。同时，成果文本类型的多样性存在本身体现出对人物研究的全局性和系统化，也间接激活学界对我国学前教育家的研究兴趣和学术氛围，使研究者能够吸收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类型的成果。在1987年到1992年间陆续出版的六册《陈鹤琴全集》，2008年又再版，其前后两次的总引证量分别为374次和220次。尤其在儿童心理、小学教育、师范教育、“活教育”理论、教育测验等主题分卷的关注度最高，对陈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关成果不仅有学术研究引证上的价值体现，也获得学界的许多评价认可，为未来陈研的继续创造动力。{13}
（三）研究主题覆盖全面，由面至点逐步深入扩散
从研究主题的横向分布看，主要表现为以“活教育”体系为中心，同时向其他主题逐渐扩散深入的特点，包括从对“活教育”体系的理论认识和普及，到对“活教育”进行尝试应用的探析等，同是还包括从陈鹤琴关于幼儿教育改革实践的经验介绍到基于经验的理论建构，主要是其现代幼儿教育学说对幼教改革整体思想的启示借鉴，包括对师范教育、德育、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等不同领域和对自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等不同教育阶段的分支的影响。
研究主题方向与各阶段的教育时代背景紧密结合，且逐步指向陈鹤琴“活教育”体系在幼儿园教育改革中作用的发挥。近十年，关于“活教育”体系和幼儿教育改革经验的探究数量均达到四个阶段最高，在教育思想渊源、家庭教育与心理教育等方向开始增幅平缓。从“活教育”研究方向看，除系统专著中的理论探讨外，早期在《师范教育》等杂志上就有系统解读“活教育”创办历程的相关史料。{14}而后，在“活教育”思想的推广及应用探索上，不少学者从幼儿园课程教学改革出发，如从“活教育”目的论启发“理性幼儿的塑型”问题的探究、[17]从“活教育”方法论启发教师教学法应用或教研合作，[18][19][20]以及从“活教育”课程论启发园本课程开发或环境创设等方向;[21][22][23]也有从陈鹤琴的儿童心理研究之路、中国化的幼稚园实践之路和从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创办中提取经验、[24][25]从“做人”的教育目的挖掘对当代“教育家办学”的启迪价值、[26]从幼儿园课程与其“中国化”落地执行的关系视角解读可取之处，[27]以及专门从幼儿教育师资培养方面的思考论述等，[28][29]也有一些其他多元维度主题。{15}
专题性的研究内容逐步凸显出陈研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能够帮助挖掘陈鹤琴不同教育思想主张背后的科学性和现代化的教育价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杂志相继开办过陈研的专栏，如《学前教育研究》《家庭教育》《现代特殊教育》《早期教育》《生活教育》等，在专题内容上呈现一定的延展性和概括性。在早期的全集、文集等重量级史料著述出版后，关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内容研究也逐步呈现出不同主题板块的指向性，如家庭教育思想、儿童心理教育思想、特殊教育思想等。专题性研究不仅涵盖理论性的学术价值贡献，也为陈鹤琴思想发展的实践应用起到促进作用。近年来在应用型经验成果上就出现了一些更为深入精细的研究方向，如夏秀蓉、沈明、孟琪璐等人关于行政管理或高职教育的编著;陈虹基于多年的学前教育课程授课经验所编著的书目，为学前师范教育提供了有用参考;以及从其他学者的散见论述中看到对“活教育”的理论生成性与应用性尝试结合的探索。{16}在特殊教育思想方面，尽管有学者指出其部分观点存在探究空间，但总体来说是“民主的、激进的并富有创造性的”。[30][31]研究者专门选录优秀文章编册成《陈鹤琴特殊教育文选及研究》等，为促进特教事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应用价值;也有从历史渊源、教学原则、机构布局、课程标准研制等方面，对其特教思想的观点进行应用意义挖掘的研究。{17}
（四）研究队伍人员角色广泛，成员队伍逐步壮大
从陈研群体看，成员身份广泛，学术谱系建设已在良性发展中。从研究缘起、研究时间和研究成果价值看，直系亲属团队担当着不可或缺的首要角色。尽管人数最少，但其研究成果及其价值发挥是重要基石。其次为分布于上海、北京、湖南、江苏、安徽等地的陈研会群体。第三大主要研究群体是来自地方高等师范院校或幼儿师范院校等的学术理论研究团体，以及来自幼儿园的一线幼儿教师及管理者等实践团队。
陳研队伍的发展壮大首先深化了学前教育理论研究人员与幼儿园教育实践者之间的交流对话，提高了理论派和实践派的科研反思水平。作为陈研的中坚力量，家族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推崇和传播陈研，除编写和整理著述，也亲自参与到各项宣传活动或担任协会专家顾问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各地陆续成立的陈研会中会员已达三千余人，协会成员由地方科研单位研究员、高校老师、一线幼儿教师或其他研究者组成。上海市陈研会、北京市陈研会、安徽省陈研会、江苏省陈研会等都积极奋斗在一线，不断激发大家研究和探索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热情。近几年开展的大大小小以陈鹤琴教育思想为主题的交流会也逐渐升温，为不同的研究群体搭建了研讨平台。
来自苏浙沪地区的陈研队伍身体力行，更加有力地推进了陈鹤琴思想在我国学前教育改革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基于陈鹤琴个人成长及工作的环境渊源，诸如上海、南京等高校团队和幼儿园教育实践者都对陈研展现出更为强烈和热忱的研究愿望，且具备更加便捷的资源优势。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幼儿师范学校、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等师范院校是一批主要研究力量。在实践基地教学改革中的科研创新合作，也促进了陈研在实践中的有效发展。譬如南京市鼓楼幼儿园的课程实验项目成果，{18}以及近期由周念丽教授主编，多所幼儿园参与共同研制的我国第一套以陈鹤琴“活教育”思想为指导的幼儿园课程丛书，虞永平教授主编的《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等。
不同研究团体的角色参与，帮助陈研成果走向系统化与专业化，有效推进着学前教育理论的科学化实现。整个陈氏家族在40年间编著或合著的成果显著，家族成员已从史料整理走向了更为系统、学理式的理论研究。{19}从陈一鸣、陈一飞、陈秀云等儿女辈研究者，到柯小卫、陈虹、陈庆等孙辈研究者，均身体力行地传承着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与精神，积极推动了陈研的速度，提高了陈研的质量。各地陈研会主编或选编的文集等共10部，约占整个文集类的20%，为后续陈研学者的系统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学术指向。此外，在虞永平、喻本伐、严碧芳、田景正等20多名指导老师的带领下，近20年有关陈研的硕博学位论文也进一步深化了陈鹤琴教育思想在学前教育学科研究中的系统化研究定位。
（五）研究动因价值趋同，教育改革共同体联系更加紧密
陈研的发展首先与宏观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这既是我国本土教育改革政策的实际需求，也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期望。这既包括对学前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需要，也包括对本土幼儿园自身的改革需要。从具体的研究者角色看，有源于专业领域固守学科精神的理论派，有为陈研事业奋斗的家族使命者或情怀崇拜者，也有为寻求解决实践困惑的一线幼儿园教师、园长、教研或管理者等。
早期研究者对于陈鹤琴教育家精神及其理论价值的认可和坚守，不仅增强了我国学前教育人才队伍的教育情怀与专业素养，也为不同主题的纵深研究奠定了坚实根基。如张文郁教授、刘佛年教授等在生前都曾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传播者，以及作为陈鹤琴曾经的学生及同事的唐淑教授，承担着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双重角色;而后有王伦信、黄书光、王振宇、虞永平等多位教授以多种形式反复参与陈研。多数研究者对陈研的开始都是以其思想学说体系本身为研讨根基，或直接以其学说著作而展开研究。譬如在家庭教育思想方面，学界的探讨主要是围绕《家庭教育》（商务出版社，1925年）而展开的，其中提及的“家庭教育原则、方法和对策确实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32]其另一著作《儿童心理之研究》的诞生也开启了学界对其幼儿心理教育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对陈鹤琴与我国儿童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及实践的关系探究。[33][34][35]
许多陈研会成员也同时是陶行知思想研究协会的成员，他们不仅定期举办关于陈鹤琴主题的学术活动或纪念周年，也建立特色实验基地，推广和开展各种“学陈师陈”的活动。自1995年开始，全国15个陈研会联合部分文教新闻单位还合办了内部不定期刊物《鹤琴之声》。{20}该刊在当时积极推动了陈研的宣传工作，配合了当时教改实践的背景，也成了“各主办单位及校友互相之间沟通信息、交流经验、推动合作、增进友谊的一个有效平台”。[36]陈研学术谱系的壮大也离不开一批散户学人的参与和幼儿园实践者的一系列成果贡献。他们或因改革开放后陈研之风而涉足，以期寻找其理论应用的适切性;或因个人与幼教事业的渊源或对教育家精神的认可推崇，而化情结于幼儿园课程改革中。
（六）以历史研究为主体，具体方法运用辩证客观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界的陈研工作开展已初步达到了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立体式综合认识”，不仅“推动了各阶段教育理论的建设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也充实和丰润了陈鹤琴教育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实践性和民族性”，陈研工作者也一直致力于在“活教育”中“挖掘出新材料、新思想、新价值，不断完善着这个科学开放的体系”。[37]基于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大多学者主要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宏观历史理论的总体范式下，以历史分析法、传记研究法等一般研究方法，具体运用如文献法、历史考证法、口述历史法、个案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具体研究方法。对已有研究在“史”上的省思发现，部分研究存在史料的碎片化或总结重复化等问题，这实际上与研究者的“史料”认识观紧密关联。“可喜的是，研究者并没有受两极判断方式的左右，而是认真遵循了事实与价值相‘剥离的原则”，既肯定了前任对陈研的探索成果，也指出了其思想理论在历史时代下的局限性和片面性。[38]
不同研究方法运用下的成果呈现，首先增强了对历史人物研究成果的可读性，丰富了近现代教育思想研究成果的普及性和传播性。史料类文集尽显陈老生平及教育思想概述重点，原著论文类型的文集主要为直接解读其教育思想带来重要参考;会议类论文集从多角度展现了关于其教育思想，以及从其他人口述文集中深入了解其治学精神、工作生活及事业发展轨迹等。譬如，鲁黎撰写的陈鹤琴传记就被称为“小故事，大文章”，是幼师学生或教师及陈鹤琴热爱者的必读佳作。
其次，不同研究者以不同路径追溯教育思想精神，同时尽力在理论与实践的关联研究中寻求陈研应用价值在当代转化的途径。较早的学者从其个人传记或一手文献中的历史资料出发，以文献分析法来探究其思想渊源，或以口述历史法从相关的访谈资料中挖掘，如从南京鼓楼幼稚园、江西实验幼师等本土办学实践及教育精神的关联入手;{21}也有通过其所在的生活环境及时代背景等影响中进行历史考证分析，包含对陈鹤琴教育实践中的纪实性经验材料挖掘，{22}或从其个人哲学观、政治改造背景或传统文化等因素中重识陈鹤琴在中国教育现代化探索中的卓越贡献。{23}当然，陈研队伍的参与也促进了学前教育科研型人才的队伍建设，从理论研究者到一线园长及幼儿教师等，不仅有助于自身科研能力的水平提升，也积极发挥着理论者和实践者在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及改革中的主体作用。
三、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的未来展望
基于上述回溯，陈研在整体研究规模上较之新中国成立前得到稳步推进，其进程也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我国近现代学前教育思想史的历史脉络。总体来看，陳研的四十年发展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学科理论建设、幼儿园课程实验改革、幼儿教师教育专业发展、幼儿园管理人才队伍质量建设等多方面的发展都带来十分积极的推动力与持续力。当然，尽管这一项关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的“研究”让我们看到陈鹤琴经过大量实验实践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是经得起时代检验的，然而也须辩证认识到陈研在当前研究背景下的不足之处。面对新时代的教育改革之风，结合当前陈研的现实状况，未来对陈研继续展开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立足新时代国情，发挥“中国化”学前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应用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基本观念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遵循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对推动学前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根基作用，[39]其中所蕴含的“回归人、回归生活、回归经验”的观念重构过程，“恰恰是对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我国老一辈教育家教育思想的重温、反思与探索践行”的体现，也是新时代“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回归”。[40]近年来陈研的热度上升也正回应了这一点。有学者呼吁，“‘回归到陈鹤琴应该是我们当今中国幼教界最庄严的口号”，也“只有回归，才能超越”。[41]这一回归的本质，意指回归到儿童和幼儿教育的本意，回归到陈鹤琴“活教育”的理论思路和实践体系，及其用毕生心血开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育的道路上来。
近四十年来，许多陈研成果已成为学前人进行教育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石。近些年，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文本解读转向结合实践应用的推广虽较为明显，但理论体系嵌入应用创新研究方面的侧重力度还远不够，较为缺乏多种理论混合实践现状中的应用调查研究。从实践中进行理论构建的学术型探索在整体篇幅数上较少，譬如近十年关于陈鹤琴儿童心理教育或特殊教育的思想之于新时代背景下的关联探讨就较为有限。
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背景，对于陈鹤琴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回归，绝不仅仅是对理论的文本解读的回归，而是应结合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深化其价值定位，并在现实转化中发挥其更为显性的应用效益，从而走向我国本土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去。首先，应继续挖掘陈鹤琴教育思想中可适用于当前本土改革实践的理论支撑，在新时代的教育国情下，凸显其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应用性发展功能。其一是发挥陈鹤琴思想理论体系内容本身在应用实践层面上的作用;其二是体现陈鹤琴思想理论的创新研究对我国学前教育理论体系整体建设发展的调适作用。研究者应重点关注陈鹤琴教育思想体系中的原理根源、思维视角、价值判断等，以此来进行教育现象解释及问题解决的研究，从而发现科学且客观的解决路径。陈鹤琴在推动中国教育科学化道路上所发挥的其他贡献，如教育实验等成果，也需要研究者的继续开拓。其次，要注意选择高度契合新时代下本土儿童学习与发展特点，遵循儿童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对本土幼儿教育所适合的研究方向开始进一步深化。例如在对儿童身体机能的研究之上，关注研究孕育或影响背后的环境因素，如教师或家长干预、园所与家庭情况等。
（二）科学审视历史经验，为幼儿园课程改革寻找契合本土的理论根源和经验
纵观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百年，陈鹤琴教育思想体系为我国学前教育领域改革的政策或计划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与其教育思想以遵循学前教育基本规律的“中国化”和“科学化”特点是紧密相连的。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奠定了管理体系、价值核心与基本的课程框架，并“引发了教学方式深层变革和教师专业发展长效机制确立”，积累了不少成果经验，但仍然存在诸如借鉴国外经验与我国课程改革历史经验的平衡结合等一系列难题。[42]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以陈鹤琴为代表的幼儿园课程变革就从深层次体现出在“确立科学的儿童教育观、重视生活，以儿童为中心的崭新课程观、灵活的课程教学计划、以做为中心的课程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论价值。[43]由于学界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和改革参与者自身缺乏对历史经验的吸取，尽管在陈鹤琴所提出的课程理论上力图“向幼儿靠拢”，但最终却走向了“整个教材式”的实践偏向。[44]因而如何重新科学地审视和回顾我国课程改革的历史，并真正在经验教训回顾中甄定未来前进的方向，将“注定是未来课程研究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课题”。[45]
近年来不少国内幼儿园以陈鹤琴教育思想作为其课程改革和创新实验的指导理论。除了鹤琴系列幼儿园，如鼓楼幼儿园、南京鹤琴幼儿园、上虞鹤琴幼儿园外，也有如北京、上海、浙江、湖北等地幼儿园，在积极践行着陈鹤琴的“活教育”。然而目前关于陈研较为成熟的课程改革实验成果，在宣传普及度上还有待提升，且对于促进教研共同体学习、园所之间的经验互助等方面的努力仍显不足。此外，部分研究者急切地将陈鹤琴幼儿园课程理论体系进行表面地复制与粘贴，并未能够深入地比较与思考，导致其课程体系背后的陈鹤琴幼教理论没有发挥真实的作用。
立足现实，在未来陈研的实践推广与发展的道路中，应寻求一条契合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合适道路。这意味着课程改革的参与者更加需要立足陈鹤琴理论的内涵，结合当下课程改革的文化历史语境来重新认识其教育思想。首先要大力开展关于其幼儿园课程思想理论的元研究和课程改革实验的经验研究，积极并扎实地开展对陈鹤琴教育思想运用的实验研究，有效吸收其理论精华。既要关注到学前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优秀案例中的本土适应与理论根源问题，诸如江苏省的课程游戏化项目背后的陈鹤琴游戏思想观等;也应充分发挥幼儿教师在课程研究中的分析、探究、反思的研究者角色。其二，继续开展陈鹤琴教育思想作为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研究，如提取其思想中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与课程领域活动设计、传统玩具的开发及运用、民间故事绘本开发等研究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幼儿园回归生活的课程取向。
（三）回归专业信念精神，优化学前教育人才队伍专业素养建设的培训体系
随着《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等一系列关于学前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出台，我国幼儿园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有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但目前我们仍旧面临着“合格教师供给不足、教师地位和待遇偏低、队伍不稳定”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幼儿园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这种状况“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幼儿园教师身上均不同程度地存在”。[46]近年来开展的优秀园长培养或教育家培养的体系工程，全面汲取我国本土学前教育家的理论思想作为实践指南和培训理论，有助于园长“能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地改进本园的保育教育和管理工作”。[47]
陈鹤琴是一个集“领导者、教育者、管理者”于一身的优秀典范。以往大多研究主要围绕其教育者的身份，对其领导者和管理者角色下的团队人员管理、师资教育培训、办学经费筹措、校舍资源开发与运用等方面的专门研究少见。此外，关于其教育家情怀与精神信念融入当前幼儿园园长培训和幼儿教师职前职后培训方面，在培训课程设计与应用、培训效果反馈等关联研究上还有欠缺。
专业信念是园长和幼儿教师在其专业成长过程中的精神统领。对专业信念的积极优化和更新是专业素质提升的关键环节。依靠着专业信念的“标杆”力量，幼儿教育者的智慧将始终有效地支配和规范着实践。陈研的继续深入开展将成为幼儿教师和园长在其专业成长中发挥自觉自主的源动力，进而坚定学前教育者科学的儿童教育观。一方面，陈研的开展在目标上为优秀园长和卓越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培训提供可借鉴的理论资源，如园长课程领导力、园所文化建设能力、队伍建设能力、保教工作指导能力、幼儿教师专业认同、教研协作共同体等;另一方面，丰富幼儿教师或园长培训课程内容的多元性，并提升针对性，有助于搭建长期且动态的职前、职中、职后的培训体系。
（四）推进科研范式和方法创新，提升陈研学前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质量
2019年10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坚持吸收借鉴和创新相结合，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来进行科研范式的创新”，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拓宽成果转化的渠道和形式，积极鼓励实际开展教育改革实验等，从而不断提升教育科研质量。新时代对教育科研的迫切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也为当前陈研在研究方法上带来启发。回顾国内陈研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科研团队的积极参与中，学术成果上类型的逐步分化和内容的系统化呈现均积极推动了陈鹤琴思想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壮大。但从以往研究者的整体研究方法上看，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运用成熟度还不够，因而体现在成果中的思辨力度有限。在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运用上较为欠缺，尤其对基于其理论思辨之上的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较少;在视域选择或剖析视角上的分析路径较为单一，对人物关系的关联研究依然较欠缺，尤其与其他教育家、社会机构等之间的互动不足;在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科研团体之间的合作频次与研究深度还不够。
未来陈研在总体研究方法论上，应首先牢牢把握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论为指导，建立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论，树立整体性原则，尤其注意从理论层面对其学理逻辑的思辨研究，要“用逻辑去考察历史”，[48]探索其内在本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研究、了解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背景，分析其创造性和局限性”，并非“为了研究他而研究他”，而是“为了今天的教育改革”，要“发展”而不是“停留”于他的思想上。[49]其二，在宏观史学方法论基础之上加强陈研的国际视域。如柯小卫所指出的，不仅要将陈鹤琴教育学说放在世界进步潮流大背景中，也要在与当代学前教育理论与模式的对话中凸显陈研的时代适用价值与实用意义。{24}此外，开展系列个案追踪、行动研究、叙事探究等的质性研究创新取向，也将继续深化陈研对学前教育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应用。
在研究视域上，要对陈研把握其作为“人”的存在，尤其对陈鹤琴生活背景中的动态化把握，切忌将陈鹤琴这一个体进行割裂式研究。这一整体思维观的运用，一方面应与其同时代教育家群体研究相结合，另一方面要研究陈鹤琴所办校、园中学生和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状况等。[50]对陈研应放置于其生活存在的历史时代中，除了着眼于对其思想文本的研讨，必然也应回到其个人的生活世界中，动态地看待和考量其作为教育家和非教育家角色的完整认识;或是从其个人生活背景中的人际朋友关系视角，除与挚友外，还可继续关注其与同时代教育界、商界、政届等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等。
在研究方法上应积极倡导对多种具体研究方法的整合运用，具备多元方法融合的应用研究意识。除了历史分析法外，也应鼓励诸如结构分析法、生活历史法等一般研究方法和內容分析法、田野调查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的整合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结合多元方式来解读史实背后的教育价值，并非停留在史料的表面了解。碎片化本身“并不是消极的”，是与整体化并存的，“当我们了解的碎片越多，便越接近对历史的整体认识”。[51]一味地拒绝碎片并不是解决历史研究的改进或创新之处，应勇于面对碎片，从整体上走向对局部内容的更细致化的考察。同时，在多元手法的糅合度把握上，追求更具情节化、故事性、情境性的写作模式，通过重建对某一言说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历史意义，来实现从“文本至上主义”向 “作者—文本语境主义”思想史研究的转换。[52]
注释：
①学术界对陈鹤琴教育思想总体上主要以分阶段式的陈鹤琴整体教育思想或以其幼儿教育思想为主题侧重，综述的文献类型和数量主要集中于早期的个人著述整理或专著出版的不完全统计，尤其对2011年后的著述文献梳理情况涉及十分有限。
②本研究检索工具以全国报刊索引、抗战文献数据平台、CNKI、维普资讯、万方数据、超星系统、国家数字图书馆等电子检索平台进行多重检索条件的反复筛选，同时也通过手工检索如人大复印报刊及相关图书文献等，检索时间起止为1978年1月至2019年3月。检索后的文献经过剔除及分类，基本以学术性文献为主（不包含随笔感悟式的论文、报纸、对陈鹤琴个人专著的直接再版书目或国外的相关论述）。为力求文献全面，除著述图书类和硕博论文外，对于涉及重点包含陈鹤琴教育思想发展脉络的部分期刊论文也作为本研究分析对象。
③《陈鹤琴全集》，采取分类编年体例，分别于1987年、1989年、1990年、1991年、1991年、1992年陆续出版。
④这一方向的研究著述可参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文集——纪念陈鹤琴先生诞辰100周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为中华儿童尽瘁的教育家陈鹤琴》（浙江教育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年）、《陶行知、黄炎培、徐特立、陈鹤琴教育文选》（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一切为儿童：陈鹤琴儿童教育文选》（南京出版社，1992年）、《陈鹤琴论师范教育文选》（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教研室编内部资料，1991年）、《玩具与教育》（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陈鹤琴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上虞文史资料之陈鹤琴专辑（第三辑）》（上虞市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内部资料，1988年）、《陈鹤琴生平年表（1892—1982）》（上海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编内部资料，1992年）等。
⑤这一方向的研究著述可参见：《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群英出版社，2004年）、《陈鹤琴与教育行政管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陈鹤琴教学法》（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陈鹤琴特殊教育文选及研究》（华夏出版社，2005年）、《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儿童韵律曲及歌曲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
⑥如《学前教育研究》杂志在这一阶段直接与幼儿园课程或教学的应用实践论述约14篇。此外，还有较多关于陈鹤琴的思想渊源成因探究、对理论基础的探讨挖掘、对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一系列启示等主题的论述。具体可参见王雯、唐淑、张春霞、王炳照、秦学智、程秀兰、吕苹、严碧芳等学者的观点。
⑦关于陈鹤琴与陶行知的史料关系研究，除收录于文集的部分文章，较早的公开期刊见唐淑的《同学·同事·同志——中国幼教的创业者陈鹤琴和陶行知》，早期教育（教师版）杂志，1988年12期。此外，重庆陶研文史杂志在2005—2012年间陆续刊登了若干史料，提供了许多珍贵材料。
⑧这一方向的研究著述可参见：《教子不如先教己——给小学生家长的50条建议》（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陈鹤琴与上海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探新与实践构建：陈鹤琴教育思想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怎样做小学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陈鹤琴童书（1、2册）》（海豚出版社，2013年）、《行走在“活教育”路上——教育转型背景下的陈鹤琴教育思想实践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陈鹤琴活教育幼儿园教师实用手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
⑨这一阶段对陈鹤琴的传记式或生平事迹著述大多集中在2012年，包括：《从拓荒奠基到幼教之父——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切为儿童——中国幼教先驱陈鹤琴的故事》（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陈鹤琴画传》（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陈鹤琴（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教育家陈鹤琴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⑩根据本研究统计，从杂志发文量的前三位来看，1978—1986年间为《幼儿教育》《文教资料》和《早期教育》;1987—2000年间为《早期教育》《幼儿教育》《师范教育》;2001—2009年间为《学前教育研究》《重庆陶研文史》和《上海教育》;2010—2018年间为《早期教育》《家庭教育》和《生活教育》。
{11}在博士论文方面，目前国内仅有一篇以陈鹤琴教育思想为主题的成果。具体见：贾宏燕.陈鹤琴教育思想的中国文化渊源与创新：一项口述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12}除了本文前面提及的文集或传记类等著述中所展露的教育精神外，自1979年开始，《人民教育》《幼儿教育》《师范教育》《教育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杂志都陆续刊登了对陈鹤琴教育思想渊源的初步探究文章。详见喻品娟、陈秀云、钟昭华、陈一心、黄书光等人的相关论述。
{13}譬如张瑞潘评价《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是一次“既不苛求于前人又无意为贤人讳，能充分揭示其思想学说内在价值的”成功的尝试;金林祥评《陈鹤琴现代儿童教育学说》注重全面闡述且深刻揭示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创新性的学术见解”等。
{14}详见刘琪在《师范教育》杂志中的论述，分别刊登于1987年第4、5、6、7期中。其他可见贺琛、李文虎、易固基、杨宁、王雯、唐淑、成尚荣、黄书光等学者关于“活教育”的论述文章。
{15}譬如德育教育、素质教育、教学技术、生态教育等方面。具体参见：梅汝莉.陈鹤琴德育理论的中国特色与现代精神[J].教育研究，1997（6）：41-47;沈书生.陈鹤琴的教学技术思想与实践[J].电化教育研究，2008（8）：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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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Forty Years Research on Chen Heqins Educational Thoughts
Mengqi Li， Shanze Li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ince Chinese Elev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ird Plenary Session， research regarding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Chen Heqin have mainly included four historical periods which are the evaluation stage（1978～1986）， review stage（1987～2000）， discussion stage（2001～2009） and exploratory stage （2010～2018）. At present， Chen Heqin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educational thoughts are as follows. The overall increase of research quantity， the gradual differentiation of research typ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research content， the growth of research team and so on. All of them have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en Heqins research. Future research of Chen Heqins educational thoughts， should apply the suitable theory to local needs， focus actively on the overall dynamic of research vision， and try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ormer metho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order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Chen Heqins educational thoughts in terms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reform，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Chen Heqin， “living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oughts
稿件編号：201907020003;作者第一次修改返回日期：2019-09-10;作者第二次修改返回日期：2019-11-25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民族传统养育习俗视域下巴渝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研究”（批准号：2016YBJJ143）、西南大学中央高校项目“社区儿童之家0～3岁婴幼儿课程体系建构的行动研究”（批准号：SWU1809005）
通讯作者：李姗泽，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Email：162474410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