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遗产：现代童年观内在悖论深思
[摘 要] 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著作《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开辟了童年史研究的新领域，并带动了当代童年观念从生物本质论向社会建构论的重要转向。自1960年出版以来，该书既是童年研究领域的一部奠基性著作，其“发现童年”的观念和方法也在不断遭受批判和质疑，致使其关于现代童年观与儿童文化观的重要思想遗产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与继承。阿利埃斯提出的“儿童观念”以其充满矛盾和悖论的表达形式，揭示了现代儿童观念的重要价值维度，同时也提供了深思现代童年观和儿童文化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如何在隔离与开放、保护与自由的矛盾冲突与交融互补中，不断寻求现代童年观念及其文化精神的更高实现，是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遗产，应成为现代童年文化事业的自觉追寻。
[關键词] 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童年观念;儿童文化
1960年，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出版了《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以下简称《儿童的世纪》）一书。这部后来在童年研究史上举足轻重的奠基性著作，其研究初衷其实并非为了童年，而是童年背后的日常生活史。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学者，阿利埃斯试图通过童年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家庭生活史考察，处理传统史学中被认为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史论题。时至今日，《儿童的世纪》在童年研究领域的影响早已远远超过其在一般史学领域的影响。书中提出的现代童年“发现”说，以及直接衍生自这一学说的童年建构观，构成了整个20世纪后期以来童年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核心观念基础。尽管对于阿利埃斯来说，这一影响多少有点“无心插柳”的意思，但《儿童的世纪》的确已经成为当代童年研究的一部基础文献。据谷歌学术探索显示，《儿童的世纪》在各类学术期刊的文章中已被引用逾7500次。[1]美国童年史研究者海蒂·莫里森在其主编的《全球童年史读本》中，将选自《儿童的世纪》的“童年的发现”作为整部读本的起点，并称阿利埃斯的观念提供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童年史研究革新的“第一个转折点”。[2]某种程度上，20世纪后期以来，一旦进入童年研究的话题，便无法绕开《儿童的世纪》。
然而，约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部著作或许正在经历与许多经典相似的命运。在近些年的童年研究文献中，它被反复提及，不断引用，却越来越多地仅被视作一个历史的文本，一种过时的论断。海蒂·莫里森的评判无疑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尽管阿利埃斯为历史童年的研究打开了闸门，几十年后，他提出的‘中世纪无童年的观念却被证明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开端。”[3]阿德里亚·威尔逊、詹姆斯·马滕都用“业余”（amateur）一词来形容阿利埃斯的童年研究。威尔逊认为，阿利埃斯的研究仅仅代表了童年史研究的初级阶段。马滕则肯定了“现代史学家们大多已经走出这部著作的阴影”。[4]的确，自《儿童的世纪》出版以来，童年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大量新成果的发表和出版，阿里埃斯的研究不论在内容、方法还是观念上，确乎开始显得老旧。但笔者以为，在所有可被质疑的史料、史实、史观的现实之下，这部著作向现代童年研究提出的一个重大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事实上，如果仔细分辨，阿利埃斯的童年观念并不像他的许多分析者们描述的那样光滑自洽，而是带着它自身难解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为我们揭示了理解现代童年观和童年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正尝试提出有关这一议题的再思考。
一、“发现童年”说：贡献与批评
在童年研究的语境下，《儿童的世纪》带来的两大突出贡献，一是开拓了童年史研究的新领域，二是提出了童年“发现”的重大命题。这两个话题之间又彼此交融。继《儿童的世纪》之后，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童年研究，或从童年的角度切入历史研究，成为新兴的研究方向，并在不长的时间里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怀着各样的关切，投入到关于童年历史的追溯和考察中，其历史对象的截取，或与阿利埃斯有所重合，或进一步辐射向这一历史阶段的前后。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历史时段在“童年”话题下得到了重新梳理、发掘。80年代之后，一些易被主流历史叙事遗忘的时间段落继续进入童年史考察的视野。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劳埃德·德莫斯创立了《童年史季刊》。1974年，德莫斯主编出版《童年的历史》，书中呈现的童年史图景，不论在时间的长度还是空间的覆盖上，都较阿利埃斯的研究更为拓展。[5]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儿童的世纪》初版之时，“童年史”对于大多数人还是一个陌生的研究概念，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在诸多研究实践的推动和支撑下，这一话题已经成为一个醒目的学科分支。
《儿童的世纪》带来了儿童史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拓展，阿利埃斯在其儿童史研究中提出的“发现”童年的观点，则更进一步带动了童年观念的现代革新。《儿童的世纪》代表了现代童年观念发展的某种分野。此前人们持有的童年观念，普遍将它视作由若干特定的生理、心理、认知、语言发展等方面属性构成的固有概念，阿利埃斯的童年“发现”说则第一次将童年界定为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通过“将儿童置于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自然生物进行分析”，[6]他使“童年”这个概念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性质受到空前关注。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观念革新，它撼动了传统儿童研究的惯性思维，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解童年的新问题：如果童年的观念实在是历史的一种发现物和发明物，那么在人类漫长的生活史上，它因何被“发现”？为什么会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进入“发现”的视野？这一“发现”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对儿童和成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对社会和文明来说，它又带来了什么？
20世纪后半叶的童年研究沿着阿利埃斯开辟的上述两大话题持续推进。有意思的是，许多后续性的研究虽然秉承了《儿童的世纪》开辟的研究话题，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它的质询、批评乃至反驳。阿利埃斯的“发现童年”说主要建立在完成以下论证的基础之上，即“中世纪及以前没有童年”，更准确地说，在中世纪及以前的西方社会，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童年观念尚未诞生。论证过程中，阿利埃斯采用的绘画、日记、书信、碑文等私人生活史料，既体现了年鉴学派的治史理念和风格，也带来了充满意味的历史发现与新见。但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发现，恰恰在后来的研究中饱受诟病。英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承认《儿童的世纪》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却严厉批评了阿利埃斯运用史料的充分性和严谨度，认为这一研究“从方法到结论都极有问题”。[7]很显然，阿利埃斯的边缘史料既是别致的、独特的，也是零星的、散佚的，后者决定了这一论证的支撑最终可能缺乏历史研究应有的厚重性和系统性。另一些研究者则提出了针对童年“发现”说的批驳意见。他们指责阿利埃斯在处理童年的问题上缺乏历史语境意识，当他提出中世纪以前童年的观念尚不存在时，他仅仅是以现代童年的观念作为参照物，而没有充分考虑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童年的事实。北美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杜拜、美国历史学家乌本·赫默斯等人，结合具体史料提出了“童年”概念在中世纪法国及欧洲其他地区、阶层的独特存在方式。[8]由是，不少童年史研究者致力于梳理中世纪及更早时期的童年形态与观念，出版了《古罗马的儿童》（1984）、《古代希腊与意大利的童年建构》（2007）、《在中世纪成长》（1993）、《中世纪的孩子》（2001）、《中世纪童年论集》（2007）等一批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这一研究的潮流也逐渐越出西方边界，受到更广大的地域关注。在中文世界，《童年忆往》（2000）、《秦汉儿童的世纪》（2018）等著作的出版，也构成了这一研究潮流的东方回音。这些关于或涉及古代童年史的研究考察，以历史的事实有力地驳斥和解构着阿利埃斯关于“中世纪以前没有童年”的论断。
细究起来，这一解构思想的第一人，其实正是阿利埃斯本人。事实上，阿利埃斯关于“童年的发现”的论述为这一解构的可能早已埋下伏笔。根据阿利埃斯的“发现”说，“童年”的观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特定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这一论断开启了童年研究界影响深远的建构说。然而，仔细玩味，这种“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性质，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延展性。在阿利埃斯笔下，童年是现代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在其批评者笔下，它还可能是其他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只是形态上不尽相同。阿利埃斯指出，“儿童的观念对应于一种对儿童特殊性的意识，这种特殊性可以将儿童与成人做基本的区分。此种意识在中世纪不存在”。[9]他的批驳者们则成功地证明，这种用以区分儿童与成人的“特殊性”一直存在，只是样态在不断变化。这样，由阿利埃斯提出的童年建构说，恰好成了反对其童年“发现”说的基点。换句话说，阿利埃斯试图用建构性的“发现”一词来确定一种具有永恒性的童年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对于当代儿童史、童年观念和童年文化的研究而言，阿利埃斯的研究似乎已经成为一道被跨越了的门槛。人们会铭记它的贡献，但也将从此把它远远地留在身后。童年的历史不只是现代史，童年的观念也不只是现代发明物。在有关童年的时间轴线和空间广延被打开之后，当代童年研究走进了广阔的后阿利埃斯阶段。但是，我们也许过早地告别了阿利埃斯留下的精神遗产。
二、“儿童观念”的再辨析
应该承认，当阿利埃斯说“我们以中世纪社会为研究的出发点，在那个社会，儿童观念并不存在”[10]时，他的论断虽然是极具震撼力的，但无疑也是极为冒险的。从逻辑上说，断定一种观念“不存在”比断言其“存在”要艰难得多，因为前者需要巨细靡遗的否定论证。就此而言，阿利埃斯的结论方式显然太过激进。这种激进论断的痕迹几乎遍布整本《儿童的世纪》。例如，他在分析了若干幅中世纪绘画后就得出结论：“10、11世纪的成年人不及细想儿童的形象，儿童对于他们来说既引不起兴趣，也不是现实存在。”[11]再如，他谈到了一种欣赏和珍爱孩子的情感怎样在17世纪以降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得到培育，并断言此前占据显要地位的则是一种“对儿童的冷漠”。[12]后来批评阿利埃斯的论据之一，即是以史实证明成人（尤其是父母）对待孩子的温柔情感，在中世纪及之前的西方社会同样存在。
不过，这些批评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阿利埃斯上文中的下一行补充文字：“但这并不是说，儿童被人们忽视、抛弃或受到鄙视。儿童观念与对儿童的爱护不能混为一谈。”[13]在这里，区别一种以珍爱儿童为重要内容的“儿童观念”与一种包含“对儿童的爱护”的自然情感，显然是必要的，尽管阿利埃斯的语焉不详大大增加了这一区分的难度。可以看到，阿利埃斯并不否认“对儿童的爱护”是一种久已存在的情感，但这种情感还不能与他所说的“儿童观念”相提并论。
第一，他所说的“儿童观念”，是经由特定标准裁定的儿童观念，而非一切将儿童与成人相区分的“特殊性”。在阿利埃斯笔下，这一标准，即是其批评者在质疑和反对中提到的那个现代标准。阿德里亚·威尔逊称之为当下意识（present-mindedness）或当下中心（present-centeredness），并将其界定为一种“仅用当下观念看待过去事件的状态”。[14]他在《童年史的发端》一文中谈到，阿利埃斯“是从中世纪尤其是现代早期文献中寻找看待儿童的现代态度”，由此导致“他像所有怀着当下意识的历史研究者那样，用当下类型的筛子来筛一切证据;任何不符合这些类型的材料或者在书中销声匿迹，或者尽管写在里面，却没有为阿利埃斯所注意”。[15]由此，他从中世纪的历史里只看见现代儿童观念的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从历史研究的客观要求看，这种现代标准和现代意识是极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儿童观的视角来看，这一现代意识恰有其无可替代的意义，它促使我们避开平庸的文化相对主义，从历史意义的角度思考现代儿童观念的独特价值。当然，这种思考已经溢出阿利埃斯的本意。阿利埃斯从未明确表达他对这一现代观念的态度——事实上，他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但他的研究第一次把有关这一观念及其来龙去脉的意识，醒目地推到了人们眼前。
第二，“儿童观念”与“对儿童的爱护”的另一大区别在于，前者指向的那些观念和情感的内容，乃是一种已经具有高度普遍性、通例性的观念和情感。将现代形态的“儿童观念”与传统中“对儿童的爱护”相区别，阿利埃斯的潜台词是，尽管包含在现代儿童观念中的一些内容、情感在过去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但一直要到现代儿童观的诞生，它们才成为一种普遍的、受到社会公众认可的观念或情感。甚至，它不但成为一种公众倾向于自发认同的观念和情感，而且成为一种公共文化的普遍要求。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一直要到欣赏儿童、重视儿童、珍爱儿童等观念和情感成为一个社会“普遍”的观念和情感，进而成为一種文化的普遍要求，我们才能谈论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念。因此，“普遍”一词在阿利埃斯的论述中反复出现，也不是偶然。在论证他所说的“儿童观念”得以确立的过程中，他反复使用“普遍性”“通例”“习俗”“普遍的习惯”等词，来强调这一观念“发现”前后的变化。因此，在“发现幼童的身体，发现幼童的姿态，发现幼童的童言稚语”[16]的描述中，“发现”一词不能简单地用“看见”“注意到”等来解释，它还指向一种普遍、习以为常、进入和塑造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观念存在状态。这种普遍意识和普遍情态，在阿利埃斯这里乃是谈论和理解现代儿童观的基础之一。
第三，当“儿童观念”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要求，它进一步反过来重塑着“人”的现代生活、现代观念和现代情感。“发现”童年之后，“所有与孩子和家庭有关的事情都需要认真对待，值得去注意”。[17]由于这一儿童观念的“发现”在公众范围内的普遍性实现，一切社会文化现实，从社会设施到社会观念，从文化体制到精神情感，都因它，进而围绕着它得到重组和重建。学校的普遍设立及其体制细化就是典型的例子。阿利埃斯也分析了随着童年观念的“发现”，现代社会在礼仪观和道德观方面逐渐发生的变化。如果人们记得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1939年正式出版的重要社会学著作《文明的进程》中提及的有关儿童礼仪与文明进程关系的论述，则阿利埃斯的分析虽然缺乏数据统计的支撑，却并非如其批评者指责的那样，是立不住脚的。相反，提出现代儿童观念是一种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这是阿利埃斯的一项重大“发明”。这个“发明”具有巨大的思想生产力，它催生了20世纪后期至今有关童年的若干极富洞见的思想成果。
表面上看，阿利埃斯的童年建构观恰好可被用来解构他关于发现“儿童”的论断，但这一解构的实践其实从未真正完成。因为阿利埃斯所说的“儿童观念”，显然不仅是指对儿童的一般的看法、态度、理解等。这个被“发现”和“建构”的“儿童观念”有其特殊的所指，而不是像他的批评者们主张的那样，可以容纳一切社会和文化形态建构下的“儿童观念”。在阿利埃斯的儿童观与主张每一时代自有其儿童观的历史观点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分野——在理解儿童的问题上，是否存在某个值得依循的标准。一切简单地想要跨越或解除标准的“解构”尝试，其实只是历史研究中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态度的折射。
当然，阿利埃斯没有完成关于这个标准的系统而细致的阐说，或者说，他既没有意识到它的真正价值，实际上也志不在此。更进一步说，对待这个现代和当下的儿童观念，他的态度同样是矛盾和暧昧的。乍看之下，这种矛盾和暧昧可能是思想本身缺乏清晰度的表现，但在我看来，它所隐含的有关现代童年观念与儿童文化事务的潜在洞见，代表了现代童年理解中始终应该持有的一种审慎反思。在我们这个儿童的观念和事务得到空前关切的时代，它也提供了深思现代童年观和儿童文化问题的重要出发点。
三、阿利埃斯的悖论与现代童年观的反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作为《儿童的世纪》的作者，阿利埃斯在他的读者眼里似乎有两副全然不同的面目。在一些解读中，他是一个拿着现代标准和当下意识去框范历史的现代中心主义者;在另一些解读中，他则是一个对过往历史充满怀旧感的传统保守主义者。这两个阿利埃斯出没于《儿童的世纪》的行文间，构成某种奇特的悖论，并且都曾遭受猛烈的批评。
一方面，他的论证方式无疑极易给人造成某种简单历史进化论的印象：从没有童年的古代到童年诞生的现代，代表了社会和文明的一种线性进步。威尔逊就批评阿利埃斯由于缺乏对历史的复杂和细微处的充分体察，而将童年观念的发展完全“呈现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进步过程，这其中，路径本身微不足道，终点才代表一切”。[18]因而，在一些研究中，阿利埃斯被描述为一个从简单的线性进步逻辑理解历史、从单一的当下观念解读历史的现代中心主义者。但另一方面，谈及那段现代童年尚未诞生的历史（主要是中世纪），谈到那时儿童与成人共享一个公共空间的开放与自由，以及这一空间对混杂性和多样性的包容，阿利埃斯又似乎总含着某种怀旧的乡愁。在他看来，对于现代社会和文化而言，现代儿童观念带来的并不尽是好事，甚至可能“把它变得更坏”。[19]这一态度同样受到严厉的批评。德莫斯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他认为童年作为一个独立人生阶段的现代观念的确立，给儿童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福利。就此而言，阿利埃斯的怀旧是倒退的，是他本人保守的历史观和政治观的反映，却严重缺乏现实的根据。
然而，将阿利埃斯对待现代儿童观念的态度归为单一的进步观或保守主义，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儿童的世纪》里，这两个态度虽然是矛盾的，却也是一体的。“尽管他本人偏好‘传统的方式，却也支持对待儿童的现代情感，认同其现代价值。”[20]实际上，在《儿童的世纪》里，这两种态度其实都不那么容易得到完全的证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阿利埃斯谨慎地驾驭着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客观语态。很多时候，他的论述都努力保持着中立感，并不轻易透露作者本人思想或情感上的倾向性。所以，不少研究者都承认他呈现史实的方式至少是“清白”（innocent）的。那么，这种“偏好”和“认同”是如何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并且融合为一体，从而构成了阿利埃斯完整的童年观思想？只有透过这一“偏好”和“认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结合，而不是簡单地把它们切割开来剖析，我们才能完整地认清阿利埃斯的思想遗产。
首先，阿利埃斯关于“发现童年”的论断，其最重大的意义除了启迪了童年建构论的思想，还在于它可能引发关于这一建构行为本身的内涵与价值等的思考。对此，虽然阿利埃斯本人没有太多触及，但是当他谈及随着童年的“发现”，“人们关心的不仅是孩子的未来，他将来的建树，而且还关心他现时的情况，他的真实存在”[21]时，他已经不知不觉地把一种可能的重大价值赋予了他笔下的这个儿童观念。这是他在“偏好”的影响下仍然对它有所“认同”的重要原因。这一可能的价值命题在德莫斯、柯林·黑伍德等人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而影响最大的成果或许是美国传媒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此书上篇题名“童年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Childhood），正是继承了阿利埃斯的思想发明。波兹曼认同阿利埃斯的观点，即中世纪没有童年观念。[22]乍看之下，波兹曼的思路似也打上了进步主义的可疑烙印，但当他从媒介文化的独特视角，对现代童年观念的内涵、意义、价值做出充满创造力和洞见力的阐发，我们或许借此可以反过来理解阿利埃斯童年观的深意。可以说，在《儿童的世纪》的诸多后续研究中，大量研究者继承了阿利埃斯的方法，波兹曼则是少数继承其洞见的学者之一。在当代童年文化研究中，这一“发现童年”的文化行为的深刻意义正在不断拓展。
其次，在阿利埃斯这里，“发现童年”的价值始终与“发现童年”的问题如影随形。也就是说，上述关于现代儿童观价值的认同性论断，还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命题。这种价值只有与对它的反思始终结合在一起，才具备其最终的完整性。现代童年观带来了儿童福利与社会文化的重大发展，但这个发展本身不是简单地告别历史，抛弃过往。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里不时透露的怀旧感，不只是一种情绪的抒发，同时包含了对既有现实的某种不满和反思。在全书最后的总结语中，这种叹惋感的表达变得空前清晰。在这里，阿利埃斯再次谈及童年观念的确立带给孩子和成人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相信，对儿童的现代关注“不仅给孩子生命，更给了他一个美好和神圣的生命”;[23]另一方面，“家庭和学校一起将儿童从成人社会拉回”。“学校将此前不受拘束的儿童关闭在一个有纪律且日益严格的体制中，这个体制在18、19世纪随寄宿学校的发展而完全与世隔绝。家庭、教会、道德主义教育家和学校管理者的关心剥夺了儿童此前和成人在一起时所享有的自由。儿童被鞭打、被关禁闭，遭受类似社会最底层的犯人那样的惩罚”，[24]可是，再反过来看，“这种严厉，表达的是与过去的冷漠完全不同的一种感情：一种萦绕在心的爱”。[25]在这段话中，阿利埃斯的态度一如既往地隐晦。就在我们几乎确认他在童年问题上持有的反现代姿势时，他又似乎自己反驳了这种认定。然而，面对这样的表达方式，最重要的不是从中确定一种明晰的态度，而是透过阿利埃斯的犹豫与摇摆、矛盾与悖谬，看见其中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当阿利埃斯提出童年的观念乃是一种现代发现和发明时，如前所述，他对待这一发明物的态度是复杂的。现代童年观的到来伴随着一种新的关切、新的情感，它“反对对儿童的漠不关心;反对过分溺爱和自私的感情，即把小孩当成玩物，助长他的任性;也反对这种感情的反面，即理性成人对儿童的蔑视”。[26]不论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关切和情感的初衷是为了孩子，是出于对孩子的热爱、关切和守护的责任感。但当现代社会在这一新观念的驱动下，逐渐把儿童的世界从整个大世界里隔离开来，以便对他们实施“一种特殊的对待，一种保护性的隔离”，[27]这个以保护和培育之名展开的现代文化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童年与儿童文化的某些内在伤害。与儿童的隔离伴随而来的是文化的隔离，美国史学家帕特里克·哈通由此提醒人们关注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里提出的这一现代文化的危机。[28]在阿利埃斯看来，现代儿童逐渐远离了传统童年日常生活含有的某种开放、自由的气息。哪怕在过去，这一点开放和自由常常是以儿童所受的漠视和虐待为代价的，它本身在现代童年观念和生活中的完全消退，仍然是一件令人叹惋的事情。
让我们换一种问法吧：一种“萦绕在心的爱”，是如何对现代儿童造成新的囚禁、忽视和虐待？或者，将儿童的世界单独隔离开来，儿童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些什么？这样的提问并非指责现代童年观的贡献，更不是否定其巨大的进步性，而是在承认其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关于它的现代反思。那个遭到批评的单一进步观，是以现代童年观为唯一和最终的价值标准。而在这里，我们同时还看到了对这一进步观念的批评。与其说阿利埃斯的叹惋是全然怀旧和保守的，不如问一问，如何看待现代童年观念和儿童文化在其建立过程中不得不失去的那种开放和自由的潜能，以及有没有可能在现代童年和儿童文化建构的语境下，重建这一开放和自由？阿利埃斯的叹惋提醒我们，历史本身正是一个重要的反思源头。从古代童年观到现代童年观，其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进步，正如从古代儿童文化到现代儿童文化，不是简单地抛弃过往。在这里，童年的过往史提供了反观、反思现代童年观与儿童生活的重要契机。
四、结语
从某种程度上说，《儿童的世纪》内含的关于现代童年观的悖论，可能为我们揭示了现代童年观念及其文化事业与生俱来的一个文化难题。从现代童年和儿童文化的观念诞生伊始，人们都在为寻求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而努力。
我们看到，现代童年观念的确立乃以儿童世界从成人世界的自觉隔离为起点，其发展则伴随着这一隔离的不断细化、强化及系统化。童年从成人世界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也大大推进了包括儿童和成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福利事业。但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上述隔离的不断加强，随着儿童群体在其特殊性的标签下不断接受新的文化圈禁，现代童年也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被日益收编入一架庞大的现代机器，其标准、边界等既给童年带来新的解放，也对童年造成新的压迫。一切与儿童有关的现代事业都承受着这一解放和压迫的双重力量。在阿利埃斯写作《儿童的世纪》的20世纪60年代，这种文化隔离的积极和消极效应都已累积到一定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阿利埃斯既倾向于认同关于儿童的现代观念和感情，又在现代童年日渐呈露出来的现状和命运面前，情不自禁地叹惋着属于过去儿童的那个与成人以及整个世界共处的自由时段的落幕。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16年，美国学者葆拉·伐斯出版了《美国童年的终结》一书。她在这部著作中详细剖析了现代美国的儿童观念及其养育文化如何从开放的先锋性日渐走向狭隘的管制性，她认为这一问题可能同样源自现代童年自身固有的“悖论”：“一个更长、更好的童年似乎同时导致了儿童生存和养育的问题”，它“既拓展了儿童的生活、福利和教育，也限制了他们的自由，窄化了他们自主成长的道路”。[29]伐斯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阿利埃斯的叹惋，即现代童年观念、文化及其体制化进程不可避免会导致的某种文化反挫。与阿利埃斯一样，她也强调了一种历史意识对于反思和重建当代儿童养育文化的重要意义。
这种叹惋和怀旧，显然不应被视作对现代童年观与儿童文化事业的否定，而是对其恒在的文化难题和文化职责的揭示。毫无疑问，阿利埃斯的叹惋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他以一整部《儿童的世纪》加以揭示和阐述的那个现代童年得到建构的现代体制、情感及精神的价值。因此，从这一角度展开的关于现代童年观与儿童文化观的再思考，也须以这一现代精神为基本的方向和依据。也就是说，这种冲破隔离的努力不是为了回到混沌的过去，而是带着现代性的积淀，去寻求那尚未得到充分实现的现代童年的精神。唯有如此，阿利埃斯笔下发现的这个与社会生活发生全面关联的童年范畴，才有可能以一种积极有效的方式，介入并建构我们的全部生活。
因此，就童年的发展而言，与其隔离和独立的历史始终相伴随的思考应该是，如何在不断发现、肯定其有别于成年阶段的独立存在尊严和价值的同时，把一个更广大的生活世界努力归还给那个被隔离的儿童。就儿童文化的发展而言，则是如何在不断划定儿童独立、自属的文化地界与权力的同时，把一个更广大的文化世界归还给这一被隔离的空间。在隔离与开放、保护与自由的矛盾冲突和交融互补中，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未来的交互映照和碰撞反思中，不断寻求现代童年观念及其文化精神的更高實现，是《儿童的世纪》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遗产，应成为现代童年文化事业的自觉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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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ritage of Ariès Study of Childrens History： Rethinking the Paradoxes of Modern Concepts of Childhood
Xia Zhao
（College of Creativ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French historian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opened a new region for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childhood and promoted the conceptual transition from the natural childhood to the constructed childhood. Being a milestone in the field of childhood study though， Ariès concept and methodology of “discovering childhood” has been put under consistent criticism. However， a significant part of its heritage has been missed in this criticizing trend. The implication of the particularity， universalit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ng power in Ariès concept of childhood， in all their contradictive and paradoxical expression， reveals a significant dimension of the modern childhood concepts value and offers us a vital standpoint for rethinking this concept and the relevant causes of childrens culture. Thu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leaves us to reconsider how to search for the higher realization of the modernity of childhood and its cultural spirit through the collision and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openness and separation， freedom and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rough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reality， tradition and future. It is a vital part of the heritage of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nd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to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all the modern childrens culture causes.
Key words： Ariès， study of childrens history， concepts of childhood， childrens culture
稿件編号：ZG202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批准号：16CWW029）
通讯作者：赵霞，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E-mail：zhaoxiazj@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