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孔、墨政治思想体系中“爱”的贡献
摘 要 “爱”是探讨和研究孔、墨政治思想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在各自思想体系中具体的呈现方式不同，在体系构建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因而有着各自的特色与价值。探寻这两个体系中“爱”的内涵、联系、地位、演进历程方面的差异性及独特贡献，并结合体与用的互动视角和建构价值解读这两种“爱”，不仅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孔子和墨子的政治思想，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也不无裨益。
关键词 孔子 墨子 仁爱 兼爱
作者简介：崔欣怡，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1.344
先秦时期社会大变革，不同阶级身份的有识之士纷纷建立起服务于自己心目中政治蓝图的政治思想体系。孔、墨思想的共同原始出处是上古三代文化和周政的结合。对礼有着坚定信仰的孔子在对礼的强调中发展“仁”，构建了一个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①为目标的治国修身体系；墨子曾师从孔子的嫡孙子思，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后因不满其中的“礼”而在自身所学基础之上结合夏政，开创了以兼爱为根本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总而言之，“墨子出于礼云乐云之儒者环境中，不安而革命，所以墨家所用之具全与儒同，墨家所标之义全与儒异。儒者称诗书，墨者亦称诗书；儒者道春秋，墨者亦道春秋（但非止鲁春秋）；儒者谈先王，谈尧舜，墨者亦谈先王谈尧舜；儒者以禹为大，墨者以禹为至；儒墨用具之相同远在战国诸子中任何两家之上。然墨者标义则全是向儒者痛下针贬，……其实逻辑说去，儒墨之别常是一个度的问题”②。
正因为孔子与墨子的思想体系中有着清晰可循的相同点，并且他们作为先秦时期两大显学的开山鼻祖，都发挥了其各自独特的政治思想体系建构能力，那么他们二人所说的“爱”在体系中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与区别，比较孔子和墨子在其各自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对爱的定位，再结合爱在先秦时期的具体意向，明白爱的真正指涉范围和思想内涵，我们才能对孔子所说的“爱”和墨子所说的“爱”有真正的正确认识，再将爱还原到原先的论述体系之中，找到其精准定位和对体系构建的意义与价值，就能对这两种不同的“爱”所具有的贡献做出一个真实客观的对比。
一、 仁爱与兼爱的内涵
（一）孔子始自于仁的爱
在孔子的思想中“爱”与“仁”是紧密相连的，要理解他所说的“爱”就要先理解他所说的“仁”。“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上百次，在孔子之前“仁”字就有使用，但在先秦不同思想中内涵指向性不同、侧重点不同，“前孔子时代的《诗经》、《书经》和《左传》中的仁字，其所指涉的内容虽有关联却并不完全等同一致，涉及外貌的英武、具有男子气魄，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的能力，评价是非臧否人物的标准等”③，直到孔子时才赋予“仁”相对稳定的指涉范围和思想内涵，实现了“仁”之道德性的转向。在与孔子相关的古籍著作中，他并没有给仁下一个准确统一的定义，只是在不同的问答情景给出了许多不同的阐发，樊迟问孔子何为仁，孔子曰：“爱人”；子贡问孔子何以終身奉行，孔子回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仁人于孔子，孔子答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樊迟问孔子怎样才可称之为仁，孔子答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在孔子对仁的论述中无处不体现着与人剪不断的密切联系，更不难看出一点，那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反映出了一种强烈的爱人精神，因此，孔子所说的仁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爱人，爱是孔子对仁的狭义说明④，孔子说要“泛爱众”⑤、“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⑥，单从字面上理解，这种爱体现了一种泛爱所有人的人文主义普世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并且这种价值构成了孔子“爱”思想的合理内核。
但与这种价值矛盾的是，在孔子看来，仁植根于血缘亲属的关系之中，爱从孝悌开始，它的根本内涵和第一要义是“孝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⑦
因此，孔子的“爱”受到仁的影响，有施爱对象上的先后之分，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⑧，要求“君能厚于亲属，不遗忘其故旧”。其次仁有主体之间的差异，不是每个人都有，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在《论语·阳货》中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还在《论语·颜渊》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可见小人是讲不上所谓仁的。
由这几点来看，孔子所说的“仁”实际上遭受“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思想的原则限制，在同一血统的父子兄弟所形成的血亲等级架构中存在尊卑上下的关系，他又把这种血亲关系带来的纽带感注入君臣上下、官民之分的政治尊卑之中⑨，孔子所说的爱也就融合了这种矛盾，是恪守“周礼”、恰如其分、不逾矩的爱，是陷入为了维护血缘亲情不惜否定普遍的仁者爱人悖论的爱，这种始于仁的爱被称之为“仁爱”，在其思想体系中与仁保持着天然的亲密关系。
（二）墨子的“兼而爱之”
墨子的爱是在孔子和儒家所说的仁爱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是因为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⑩，孔子的仁爱是他兼爱思想的出发点，他一定意义上吸收了仁爱思想中泛爱的普世价值，又有自己的创新。不能忽视的是墨子在阐释兼爱时用到了带有儒家特色的词语，如仁、仁义等，但他从孔子仁爱的悖论里跳脱了出来，树立了兼爱的积极内涵 。
首先，墨子试图考察当时社会混乱的原因，他认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
而后提出不相爱才是这一切失衡混乱的根源所在，“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既然不相爱是一切祸乱的根源，那么用什么去改变这种现状呢？墨子说：“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这样下来“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 人与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社会和谐，天下得治，因此兼爱不仅是墨子所说的圣王之道、万民之大利，还成为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和核心价值。
与孔子仁爱思想不同的是，墨子所提倡的爱重点创新在“兼而爱之”的“兼”字上，并以此来攻击、排斥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孔子所树立起来的仁爱是一种别爱。“兼”是一个会意字，为“并也，又从持称，兼持二禾”，可以引申为同时进行几桩事情或占有几样东西，同时具有或涉及几种事物或若干方面，这样形成的整体就叫做“兼”，墨子提倡以兼代别，也就是说他所提倡的兼爱同时包含了几种爱或爱的几个方面，可以是一类的爱也可以是所有爱的统称，赋予爱一种超越主体、阶级、国家的伸展弹性，如同普遍意义上的爱，具备爱所有展开的不同形式的表达，是爱人如爱己的爱，不分彼此、大公无私的爱 ，使其代替爱人不能如爱己为出发点、自私自利的别爱。
基于此，墨子又进一步将具有“兼爱”和“别爱”不同特质的人阐发为“兼士”和“别士”，把具有兼爱这种高贵品质的士叫做兼士，把不具备兼爱品质的士叫做别士，再往上推，于一国之君也有了兼君和别君之分，研究墨子对“兼”、“别”的这种区分，其实质是一种好坏、善恶的对立，意在分清好坏、惩恶扬善，因而墨子也在对爱的步步阐发中构建出带有其个人鲜明特色的兼爱理论，为其政治思想体系中的其他思想理论提供了依据，树立了奋斗目标。
（三）两种“爱”在本质上的区别和联系
爱是一个概念外延很广的主题类别词。爱从心，作“行惠”解，是加惠于人之意，亦即怀福人之心，有利人之行，在《说文解字》的“怃爱”词群中是上位词、类别词，它的词意广泛、限制义素最少，具有广义性，适用于一切人，也因人而异 。因此，在其从属词中博爱是仁；不仅博爱而且有慈和的态度叫惠；关系密切、亲近的爱叫亲；上对下，长辈对晚辈的爱叫慈；适合心意之爱叫忯；有情有义的爱叫恩。
因此爱的具体含义不同，指向对象和服务目标也就随之而变，这一点对探讨过去孔子和墨子政治思想体系中具体爱的含义、侧重点以及其本质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比较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墨子的兼爱思想，两相对比之下，也不难发现孔子所说的仁爱只是世间无数具体之爱的某一类，这种爱有其特定的指涉内涵、适用对象以及推及范围，其本质是人道必以各自之己为基点和中心，侧重血缘等级，爱远不比仁——“人心之最高境界” 的价值和地位，仁先于爱，高于爱且统领爱，仁的分量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之中远远超过爱，爱受仁的限制，因此仁爱本身就是一种被限制的爱，是一种有等级先后、亲疏有别之分的爱。
反观墨子的兼爱，它是墨子政治思想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是作为从属爱之统领的爱，是一种兼多种爱于一身，进而有之的普遍意义上的爱，兼爱凌驾于其他所有一般意义的爱之上，具备一定的抽象意义和概括价值，没有对爱的主体和客体有身份、等级、血缘、亲疏、地域范围的限定，因此墨子兼爱理论的内涵远比孔子所讲的仁爱要广泛得多，对爱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的衡量标准也更加简单，可以说墨子的兼爱思想化解了孔子仁爱思想内部的矛盾冲突，不仅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之上向前进了一大步，还是仁爱思想的升级版和加强版，对比之下也可以从这两种爱中发现这两位思想家对社会发展寄予的朴实愿景。
另一方面，在研究孔、墨政治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墨子的兼爱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同心圆的关系，虽然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具体指涉的范围有大有小，但于实际情况是两者有重合的部分，这两种爱不仅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得无比珍贵，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亲和，友善尊重，体现了孔子和墨子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倡导仁爱和兼爱也有助于培养身为社会一分子的每一个人的善良之心、道德情操、和谐信仰、共同认知以及集体认同感。其次，墨子的兼爱思想还借鉴吸收了孔子仁爱中的泛爱思想和孝道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展，阐释得更为详细、陈义更高 ，究其根本，仁爱与兼爱对人性中美好品质的追求精神是一致的，两者的爱也因此有互通的成分，闪耀着相似的人文主义光芒。
二、体、用视角下“爱”与“体”的互动关系
（一）孔子以礼为根本，仁为核心定位“爱”
早在孔子之前，礼和仁就有其相对稳定的指涉内涵和意义，礼指有严格仪式规定的原始礼仪，体现对祖先神的崇拜， 后期为贵族所专有，仁最早出现在春秋初期，见于《尚书·金滕》，后在《诗经》、《国语》和《左传》中多次出现，礼先于仁出现，且重要性远超仁。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根本就是礼，《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他幼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对礼异常熟悉，《论语·八佾》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根本，礼不仅是孔子所说的仁的生長土壤，还是实现仁的途径之一，在此基础之上孔子构建了自己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以仁为统率发展仁的从属意，如爱、智、勇、博学、笃志、杀身成仁等德目，充分发挥仁的广义性，使其集个人主观因素和社会客观因素于一体，丰富生动地展示仁。
仁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孝悌为仁之本，“复礼”是它的目标，仁亦是“参和为仁”，虽包摄多种含义但其下属的方方面面都是为了维护一定氏族的统治 ，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爱虽然由仁产生但并不与仁“同起同坐”，爱远在仁的下属支配位置。
在孔子的仁爱思想中仁为体，爱为用，爱是仁详细展开各个论述中的一个枝节，是仁的从属、支配方，是孔子在培育和发展仁的过程中结出的果实，因此仁可以从绝对的权威性出发而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爱在这样的使动情况下才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要不然脱离了仁也就失去了其在体系中存在的必要，在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仁之体中爱只能为用。
（二）墨子以兼爱一以贯之论爱的建构价值
兼爱是墨子政治思想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也认为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并以此“统摄诸目”，形成逻辑上的体系，就《墨子》一书的实际论述体系中来看，墨子其它的政治思想理论都围绕着兼爱各自展开论述，为其服务，且在一定程度上救兼爱之失 。围绕着兼爱，墨子认为“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可以说这几句话中提到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非攻”这几项主张共同构成了墨子政治思想体系的重点。兼爱在这个体系建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善良愿望的基础” ，从抽象的超验层面看，兼爱既是天志也是法仪，在墨子对各个政治主张的论述中都有投射，并固化成为墨子政治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如非命是出于兼爱人之心对社会平等的广泛呼吁；节用是针对当时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艰苦，为了使人人兼相爱，并且保障这种兼爱状态所提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尚贤是兼爱在政治用人方面的体现，正因为要无差别地爱每一个人，所以选拔人才是不分亲疏远近、打破阶级限制的；明鬼则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不奉行兼爱所要受的惩罚，给人以警醒之意。
由此看来，在墨子所持的兼爱主义下，他的政治思想体系就在如何引出兼爱、阐释兼爱、树立兼爱、实现兼爱、保障兼爱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构建完毕，形成了以兼爱为核心、重点、特色的政治思想主张。也正因为如此，墨子想要用兼爱去解决当时社会的政治现实问题，兼爱思想是他对历史如何向前发展的回应，他不仅将兼爱推上了自己理论最高价值的宝座，还赋予兼爱以体系构建能力，这种天然优越性使得兼爱“超人一等”，因此在墨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兼爱为体。
（三）孔子以仁爱为用，墨子以兼爱为体
“仁的本体论亦曰仁学本体论，盖孔子的儒学本来即是仁学” ，仁爱是孔子仁学爱人的一种表达，是一种情感的体现，“仁是本体、生机、本性，故不是情感，情感只是用，仁学本体论立体而不遗用，但不能以用为体。” 体以用为驱使，用以体为本原，体的内涵、地位、价值、重要性凌驾于用之上，体之下可以有数个用为之使，但用之上只能有一个体，体与用互生，可以以体出发推论出用，也可以在对用的归纳总结上树立体，体为用的统领、范畴、框架、内在价值和服务目标，用为体的下属、示范、元素、外在表达和服务手段，追根溯源，体与用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孔子的仁爱思想派生于仁，是由仁而抒发而出的爱人，但也不可避免地浸染了仁的有序有等的特质，成为实现仁的一个途径，一种方式，是实现仁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仁爱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是孔子仁体下的爱为用。
墨子的兼爱是其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终极奥义，是体，是一以贯之的脉络，墨子的其他主张都是兼爱在不同层面的具体表达，逻辑论证的目的和指向都是为了把兼爱发挥到极致、论述得更加完备，以此来实现其政治思想体系的构建和实践价值，兼爱的影子无不体现在墨子的政治主张中。
总而言之，孔子的仁爱在其政治思想体系中为仁所用，墨子的兼爱在其思想体系中为体。
三、仁爱与兼爱的贡献
（一）仁爱推动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网络的进一步加强
在孔子生活的时期，“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一名色，已先孔子而有。” 孔子极其看重君子，提倡并教其弟子做君子，孔子曾告诫其弟子子夏要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与此同时他不仅把人按等级地纳入政治社会中，身份等级不经内外力的作用是难以逾越的，还在社会等级序列混乱、尊卑颠倒的现实情况下，提出有必要以仁为口号，大家以仁爱、人道相待，这样仁就成为了“安定社会既成秩序的方针” 。在孔子差等的爱的影响下有序有等的亲爱思想加强了，把一个国家所有仁爱的君子结合起来，就能使同一血亲关系中的君子团结一致，奴隶安分守己，以君臣、父子为主体的伦理道德体系自成一派并得以继续发展 ，让仁爱有差别地存在于其政治伦理道德体系之中，存在于社会上每个人之间，专门解决政治生活中个体碰到的与人相关的问题，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仁而服务，追求作为理想政治人格的君子，关注政治个体的美善行为，可以说，孔子的仁爱在一定意义上极大推动了其自身伦理道德体系网络的进一步加强。
（二）兼爱树立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和最终追求
兼爱是墨子所认为的真正的仁爱，是谋取大众利益，驱除大众损害的爱，将孔子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作对比，孔子的仁爱是没有跳出自身局限的、与旧时代血脉相连的爱，墨子的兼爱则是当时真正的时代意义上的“人之发现” ，“当时真正创造时代的人类，这直待墨子提出了不分阶层的兼爱来，然后才发见到的。” 这是兼爱极为重要的价值体现。因为兼爱的存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可以时刻以兼爱为标准衡量自己，围绕着这样一个普世至高的要求时刻要求自己，抛开具体实践环节和过程，单独地审视兼爱，兼爱的价值与意义的确是超越了现实而存在于时代之上的，可以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 ，其兼爱之普遍，涉及身处任何时间、地点、身份、地位的人，并且兼爱与墨子其他的政治理论融汇统一 ，可以确定墨子所提倡的兼爱是墨子政治思想和其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且是唯一、至高、至上的一种一以贯之的最终追求。
（三）两种超出体系构建价值的爱
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在这两位思想家各自的政治论述体系中发挥了独特的建构价值。仁爱支撑了仁的普世性价值，兼爱串联起来墨子各个分述的政治主张；仁爱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仁体下派生的一个具体使用、表现和途径之一，而从兼爱出发可逻辑推导出墨子的各项重要政治主张；仁爱推动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网络的进一步加强，兼爱则树立了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和最终追求。
比较孔、墨政治思想体系中爱的贡献，可以说从体与用的视角来看，墨子的兼爱价值远高于孔子的仁爱理论，在体系建构过程中兼爱更加具体地一以贯之，仁爱则不然。
跳出体系构建和指涉内涵的限制，仁爱理论和兼爱理论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都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先秦时期比较早地系统论述爱人精神的政治理论和主张，体现并闪耀着一种朴素的人文主义价值光芒。孔子的仁爱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和各种不同，将这两种爱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这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解和发展孔墨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拓展视角。正是因为这两种爱在本质上的互通与交相呼应，所以不难从仁爱和兼爱中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种种借鉴与启示，这对進一步加强我国政治文化的包容性和同质性，推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增进公众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无疑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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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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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孔子 墨子 仁爱 兼爱
作者简介：崔欣怡，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1.344
先秦时期社会大变革，不同阶级身份的有识之士纷纷建立起服务于自己心目中政治蓝图的政治思想体系。孔、墨思想的共同原始出处是上古三代文化和周政的结合。对礼有着坚定信仰的孔子在对礼的强调中发展“仁”，构建了一个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①为目标的治国修身体系；墨子曾师从孔子的嫡孙子思，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后因不满其中的“礼”而在自身所学基础之上结合夏政，开创了以兼爱为根本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总而言之，“墨子出于礼云乐云之儒者环境中，不安而革命，所以墨家所用之具全与儒同，墨家所标之义全与儒异。儒者称诗书，墨者亦称诗书；儒者道春秋，墨者亦道春秋（但非止鲁春秋）；儒者谈先王，谈尧舜，墨者亦谈先王谈尧舜；儒者以禹为大，墨者以禹为至；儒墨用具之相同远在战国诸子中任何两家之上。然墨者标义则全是向儒者痛下针贬，……其实逻辑说去，儒墨之别常是一个度的问题”②。
正因为孔子与墨子的思想体系中有着清晰可循的相同点，并且他们作为先秦时期两大显学的开山鼻祖，都发挥了其各自独特的政治思想体系建构能力，那么他们二人所说的“爱”在体系中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与区别，比较孔子和墨子在其各自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对爱的定位，再结合爱在先秦时期的具体意向，明白爱的真正指涉范围和思想内涵，我们才能对孔子所说的“爱”和墨子所说的“爱”有真正的正确认识，再将爱还原到原先的论述体系之中，找到其精准定位和对体系构建的意义与价值，就能对这两种不同的“爱”所具有的贡献做出一个真实客观的对比。
一、 仁爱与兼爱的内涵
（一）孔子始自于仁的爱
在孔子的思想中“爱”与“仁”是紧密相连的，要理解他所说的“爱”就要先理解他所说的“仁”。“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上百次，在孔子之前“仁”字就有使用，但在先秦不同思想中内涵指向性不同、侧重点不同，“前孔子时代的《诗经》、《书经》和《左传》中的仁字，其所指涉的内容虽有关联却并不完全等同一致，涉及外貌的英武、具有男子气魄，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的能力，评价是非臧否人物的标准等”③，直到孔子时才赋予“仁”相对稳定的指涉范围和思想内涵，实现了“仁”之道德性的转向。在与孔子相关的古籍著作中，他并没有给仁下一个准确统一的定义，只是在不同的问答情景给出了许多不同的阐发，樊迟问孔子何为仁，孔子曰：“爱人”；子贡问孔子何以終身奉行，孔子回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仁人于孔子，孔子答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樊迟问孔子怎样才可称之为仁，孔子答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在孔子对仁的论述中无处不体现着与人剪不断的密切联系，更不难看出一点，那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反映出了一种强烈的爱人精神，因此，孔子所说的仁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爱人，爱是孔子对仁的狭义说明④，孔子说要“泛爱众”⑤、“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⑥，单从字面上理解，这种爱体现了一种泛爱所有人的人文主义普世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并且这种价值构成了孔子“爱”思想的合理内核。
但与这种价值矛盾的是，在孔子看来，仁植根于血缘亲属的关系之中，爱从孝悌开始，它的根本内涵和第一要义是“孝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⑦
因此，孔子的“爱”受到仁的影响，有施爱对象上的先后之分，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⑧，要求“君能厚于亲属，不遗忘其故旧”。其次仁有主体之间的差异，不是每个人都有，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在《论语·阳货》中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还在《论语·颜渊》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可见小人是讲不上所谓仁的。
由这几点来看，孔子所说的“仁”实际上遭受“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思想的原则限制，在同一血统的父子兄弟所形成的血亲等级架构中存在尊卑上下的关系，他又把这种血亲关系带来的纽带感注入君臣上下、官民之分的政治尊卑之中⑨，孔子所说的爱也就融合了这种矛盾，是恪守“周礼”、恰如其分、不逾矩的爱，是陷入为了维护血缘亲情不惜否定普遍的仁者爱人悖论的爱，这种始于仁的爱被称之为“仁爱”，在其思想体系中与仁保持着天然的亲密关系。
（二）墨子的“兼而爱之”
墨子的爱是在孔子和儒家所说的仁爱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是因为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⑩，孔子的仁爱是他兼爱思想的出发点，他一定意义上吸收了仁爱思想中泛爱的普世价值，又有自己的创新。不能忽视的是墨子在阐释兼爱时用到了带有儒家特色的词语，如仁、仁义等，但他从孔子仁爱的悖论里跳脱了出来，树立了兼爱的积极内涵 。
首先，墨子试图考察当时社会混乱的原因，他认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
而后提出不相爱才是这一切失衡混乱的根源所在，“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既然不相爱是一切祸乱的根源，那么用什么去改变这种现状呢？墨子说：“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这样下来“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 人与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社会和谐，天下得治，因此兼爱不仅是墨子所说的圣王之道、万民之大利，还成为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和核心价值。
与孔子仁爱思想不同的是，墨子所提倡的爱重点创新在“兼而爱之”的“兼”字上，并以此来攻击、排斥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孔子所树立起来的仁爱是一种别爱。“兼”是一个会意字，为“并也，又从持称，兼持二禾”，可以引申为同时进行几桩事情或占有几样东西，同时具有或涉及几种事物或若干方面，这样形成的整体就叫做“兼”，墨子提倡以兼代别，也就是说他所提倡的兼爱同时包含了几种爱或爱的几个方面，可以是一类的爱也可以是所有爱的统称，赋予爱一种超越主体、阶级、国家的伸展弹性，如同普遍意义上的爱，具备爱所有展开的不同形式的表达，是爱人如爱己的爱，不分彼此、大公无私的爱 ，使其代替爱人不能如爱己为出发点、自私自利的别爱。
基于此，墨子又进一步将具有“兼爱”和“别爱”不同特质的人阐发为“兼士”和“别士”，把具有兼爱这种高贵品质的士叫做兼士，把不具备兼爱品质的士叫做别士，再往上推，于一国之君也有了兼君和别君之分，研究墨子对“兼”、“别”的这种区分，其实质是一种好坏、善恶的对立，意在分清好坏、惩恶扬善，因而墨子也在对爱的步步阐发中构建出带有其个人鲜明特色的兼爱理论，为其政治思想体系中的其他思想理论提供了依据，树立了奋斗目标。
（三）两种“爱”在本质上的区别和联系
爱是一个概念外延很广的主题类别词。爱从心，作“行惠”解，是加惠于人之意，亦即怀福人之心，有利人之行，在《说文解字》的“怃爱”词群中是上位词、类别词，它的词意广泛、限制义素最少，具有广义性，适用于一切人，也因人而异 。因此，在其从属词中博爱是仁；不仅博爱而且有慈和的态度叫惠；关系密切、亲近的爱叫亲；上对下，长辈对晚辈的爱叫慈；适合心意之爱叫忯；有情有义的爱叫恩。
因此爱的具体含义不同，指向对象和服务目标也就随之而变，这一点对探讨过去孔子和墨子政治思想体系中具体爱的含义、侧重点以及其本质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比较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墨子的兼爱思想，两相对比之下，也不难发现孔子所说的仁爱只是世间无数具体之爱的某一类，这种爱有其特定的指涉内涵、适用对象以及推及范围，其本质是人道必以各自之己为基点和中心，侧重血缘等级，爱远不比仁——“人心之最高境界” 的价值和地位，仁先于爱，高于爱且统领爱，仁的分量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之中远远超过爱，爱受仁的限制，因此仁爱本身就是一种被限制的爱，是一种有等级先后、亲疏有别之分的爱。
反观墨子的兼爱，它是墨子政治思想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是作为从属爱之统领的爱，是一种兼多种爱于一身，进而有之的普遍意义上的爱，兼爱凌驾于其他所有一般意义的爱之上，具备一定的抽象意义和概括价值，没有对爱的主体和客体有身份、等级、血缘、亲疏、地域范围的限定，因此墨子兼爱理论的内涵远比孔子所讲的仁爱要广泛得多，对爱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的衡量标准也更加简单，可以说墨子的兼爱思想化解了孔子仁爱思想内部的矛盾冲突，不仅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之上向前进了一大步，还是仁爱思想的升级版和加强版，对比之下也可以从这两种爱中发现这两位思想家对社会发展寄予的朴实愿景。
另一方面，在研究孔、墨政治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墨子的兼爱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同心圆的关系，虽然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具体指涉的范围有大有小，但于实际情况是两者有重合的部分，这两种爱不仅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得无比珍贵，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亲和，友善尊重，体现了孔子和墨子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倡导仁爱和兼爱也有助于培养身为社会一分子的每一个人的善良之心、道德情操、和谐信仰、共同认知以及集体认同感。其次，墨子的兼爱思想还借鉴吸收了孔子仁爱中的泛爱思想和孝道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展，阐释得更为详细、陈义更高 ，究其根本，仁爱与兼爱对人性中美好品质的追求精神是一致的，两者的爱也因此有互通的成分，闪耀着相似的人文主义光芒。
二、体、用视角下“爱”与“体”的互动关系
（一）孔子以礼为根本，仁为核心定位“爱”
早在孔子之前，礼和仁就有其相对稳定的指涉内涵和意义，礼指有严格仪式规定的原始礼仪，体现对祖先神的崇拜， 后期为贵族所专有，仁最早出现在春秋初期，见于《尚书·金滕》，后在《诗经》、《国语》和《左传》中多次出现，礼先于仁出现，且重要性远超仁。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根本就是礼，《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他幼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对礼异常熟悉，《论语·八佾》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根本，礼不仅是孔子所说的仁的生長土壤，还是实现仁的途径之一，在此基础之上孔子构建了自己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以仁为统率发展仁的从属意，如爱、智、勇、博学、笃志、杀身成仁等德目，充分发挥仁的广义性，使其集个人主观因素和社会客观因素于一体，丰富生动地展示仁。
仁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孝悌为仁之本，“复礼”是它的目标，仁亦是“参和为仁”，虽包摄多种含义但其下属的方方面面都是为了维护一定氏族的统治 ，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爱虽然由仁产生但并不与仁“同起同坐”，爱远在仁的下属支配位置。
在孔子的仁爱思想中仁为体，爱为用，爱是仁详细展开各个论述中的一个枝节，是仁的从属、支配方，是孔子在培育和发展仁的过程中结出的果实，因此仁可以从绝对的权威性出发而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爱在这样的使动情况下才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要不然脱离了仁也就失去了其在体系中存在的必要，在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仁之体中爱只能为用。
（二）墨子以兼爱一以贯之论爱的建构价值
兼爱是墨子政治思想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也认为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并以此“统摄诸目”，形成逻辑上的体系，就《墨子》一书的实际论述体系中来看，墨子其它的政治思想理论都围绕着兼爱各自展开论述，为其服务，且在一定程度上救兼爱之失 。围绕着兼爱，墨子认为“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可以说这几句话中提到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非攻”这几项主张共同构成了墨子政治思想体系的重点。兼爱在这个体系建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善良愿望的基础” ，从抽象的超验层面看，兼爱既是天志也是法仪，在墨子对各个政治主张的论述中都有投射，并固化成为墨子政治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如非命是出于兼爱人之心对社会平等的广泛呼吁；节用是针对当时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艰苦，为了使人人兼相爱，并且保障这种兼爱状态所提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尚贤是兼爱在政治用人方面的体现，正因为要无差别地爱每一个人，所以选拔人才是不分亲疏远近、打破阶级限制的；明鬼则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不奉行兼爱所要受的惩罚，给人以警醒之意。
由此看来，在墨子所持的兼爱主义下，他的政治思想体系就在如何引出兼爱、阐释兼爱、树立兼爱、实现兼爱、保障兼爱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构建完毕，形成了以兼爱为核心、重点、特色的政治思想主张。也正因为如此，墨子想要用兼爱去解决当时社会的政治现实问题，兼爱思想是他对历史如何向前发展的回应，他不仅将兼爱推上了自己理论最高价值的宝座，还赋予兼爱以体系构建能力，这种天然优越性使得兼爱“超人一等”，因此在墨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兼爱为体。
（三）孔子以仁爱为用，墨子以兼爱为体
“仁的本体论亦曰仁学本体论，盖孔子的儒学本来即是仁学” ，仁爱是孔子仁学爱人的一种表达，是一种情感的体现，“仁是本体、生机、本性，故不是情感，情感只是用，仁学本体论立体而不遗用，但不能以用为体。” 体以用为驱使，用以体为本原，体的内涵、地位、价值、重要性凌驾于用之上，体之下可以有数个用为之使，但用之上只能有一个体，体与用互生，可以以体出发推论出用，也可以在对用的归纳总结上树立体，体为用的统领、范畴、框架、内在价值和服务目标，用为体的下属、示范、元素、外在表达和服务手段，追根溯源，体与用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孔子的仁爱思想派生于仁，是由仁而抒发而出的爱人，但也不可避免地浸染了仁的有序有等的特质，成为实现仁的一个途径，一种方式，是实现仁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仁爱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是孔子仁体下的爱为用。
墨子的兼爱是其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终极奥义，是体，是一以贯之的脉络，墨子的其他主张都是兼爱在不同层面的具体表达，逻辑论证的目的和指向都是为了把兼爱发挥到极致、论述得更加完备，以此来实现其政治思想体系的构建和实践价值，兼爱的影子无不体现在墨子的政治主张中。
总而言之，孔子的仁爱在其政治思想体系中为仁所用，墨子的兼爱在其思想体系中为体。
三、仁爱与兼爱的贡献
（一）仁爱推动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网络的进一步加强
在孔子生活的时期，“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一名色，已先孔子而有。” 孔子极其看重君子，提倡并教其弟子做君子，孔子曾告诫其弟子子夏要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与此同时他不仅把人按等级地纳入政治社会中，身份等级不经内外力的作用是难以逾越的，还在社会等级序列混乱、尊卑颠倒的现实情况下，提出有必要以仁为口号，大家以仁爱、人道相待，这样仁就成为了“安定社会既成秩序的方针” 。在孔子差等的爱的影响下有序有等的亲爱思想加强了，把一个国家所有仁爱的君子结合起来，就能使同一血亲关系中的君子团结一致，奴隶安分守己，以君臣、父子为主体的伦理道德体系自成一派并得以继续发展 ，让仁爱有差别地存在于其政治伦理道德体系之中，存在于社会上每个人之间，专门解决政治生活中个体碰到的与人相关的问题，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仁而服务，追求作为理想政治人格的君子，关注政治个体的美善行为，可以说，孔子的仁爱在一定意义上极大推动了其自身伦理道德体系网络的进一步加强。
（二）兼爱树立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和最终追求
兼爱是墨子所认为的真正的仁爱，是谋取大众利益，驱除大众损害的爱，将孔子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作对比，孔子的仁爱是没有跳出自身局限的、与旧时代血脉相连的爱，墨子的兼爱则是当时真正的时代意义上的“人之发现” ，“当时真正创造时代的人类，这直待墨子提出了不分阶层的兼爱来，然后才发见到的。” 这是兼爱极为重要的价值体现。因为兼爱的存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可以时刻以兼爱为标准衡量自己，围绕着这样一个普世至高的要求时刻要求自己，抛开具体实践环节和过程，单独地审视兼爱，兼爱的价值与意义的确是超越了现实而存在于时代之上的，可以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 ，其兼爱之普遍，涉及身处任何时间、地点、身份、地位的人，并且兼爱与墨子其他的政治理论融汇统一 ，可以确定墨子所提倡的兼爱是墨子政治思想和其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且是唯一、至高、至上的一种一以贯之的最终追求。
（三）两种超出体系构建价值的爱
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在这两位思想家各自的政治论述体系中发挥了独特的建构价值。仁爱支撑了仁的普世性价值，兼爱串联起来墨子各个分述的政治主张；仁爱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仁体下派生的一个具体使用、表现和途径之一，而从兼爱出发可逻辑推导出墨子的各项重要政治主张；仁爱推动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网络的进一步加强，兼爱则树立了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和最终追求。
比较孔、墨政治思想体系中爱的贡献，可以说从体与用的视角来看，墨子的兼爱价值远高于孔子的仁爱理论，在体系建构过程中兼爱更加具体地一以贯之，仁爱则不然。
跳出体系构建和指涉内涵的限制，仁爱理论和兼爱理论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都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先秦时期比较早地系统论述爱人精神的政治理论和主张，体现并闪耀着一种朴素的人文主义价值光芒。孔子的仁爱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和各种不同，将这两种爱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这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解和发展孔墨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拓展视角。正是因为这两种爱在本质上的互通与交相呼应，所以不难从仁爱和兼爱中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种种借鉴与启示，这对進一步加强我国政治文化的包容性和同质性，推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增进公众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无疑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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