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个体化境遇中大学生的公共品质建构
解兆丹
摘要：大学生精神生活应该具备发展个体主体性与公共品质双重功能。大学生精神生活由于遭遇个体化困境，呈现出利己主义价值观念、文化生活庸俗化、趋同性、精神生活过度“宅”化、公共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向度式微等问题特征，并对大学生的公共关怀、公共理性、公共参与等产生负性影响。对公共性精神生活重构，对大学生个体精神生活进行优化是实现精神生活个体化境遇中大学生公共品质建构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精神生活；个体化；大学生；公共品质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2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120-06
当代社会，现代性正裹挟着消费主义、泛娱乐化等意识形态，给人们生活带来强大冲击和挑战，具体表现为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僭越，人的个体性发展对公共性发展的侵占。大学生精神生活中价值取向的功利化、碎片化、泛娱乐化、虚无化等问题成为现代性症候。这些问题业已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但针对大学生精神生活个体化境遇的研究成果较少。将个体化作为大学生精神生活研究的独立课题有一定的必要性，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大学生身心逐步成熟并日益脱离家庭环境成为独立的主体，其主体性意识的发展，为构建个性化的精神生活敞开了可能性的空间；网络社会的形成，革新了大学生传统交往方式，网络化的生存方式，迭代更新的互联网思维全面渗透至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体系与生活方式中，加之大众文化的盛行使大学生富有个性化色彩的精神生活成为期许的理想形式；当前大学生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资本全球化的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精神生活的内容、结构、方式等既受到资本市场的逻辑宰制又受到文化产业的推动，具有凸显的局限性。具体而言，大学生的单子化与社会的原子化境遇成为构筑精神生活的一道难题。因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如何突破个体化境遇，重构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向度，成为我们审视大学生精神生活现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双重维度：个体主体性与公共品质
大学生精神生活是对意义世界的追寻，体现了大学生求真、向善、为美的精神追求，是现实生活、心理世界和意义世界统一体。具体来说，大学生精神生活是“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精神享受与精神生产活动。由心理和情感生活、道德生活和信仰生活、文化审美生活等要素构成，既包含哲学、科学、艺术等自觉精神文化图式，又包含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社会心理、社会伦理、公共价值观念等，还包括个体行为习惯、风俗、礼仪、宗教等自发精神文化。”[1]
由此可见，大学生精神生活是精神状态与精神活动的有机统一。
1.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內在维度：个体主体性
大学生精神生活是主体追寻生命意义、生存价值和心灵安顿的实践活动。通过学习、娱乐、交往、休闲等精神活动，实现对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享受，满足自身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精神需求，实现大学生主体性发展。个体主体性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历史的、具体的、具有个性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是现实性的个体主体，它是人类解放理论的现实起点和根据。”[2]具体而言，个体主体性包括人的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组织能力、信息素养等。从这一层面来看，大学生精神生活具有突出的个体性特征，需要大学生不断自觉自我的精神状态，通过自我的意志努力将精神需要不总停留在感官满足的层次，上升至理性、信仰的层面，不懈追求更加超脱的人生境界，塑造过硬的主体性能力以及富有魅力的人格品质。个体主体性的发展是建构大学生精神生活公共性的内在性基础。大学生缺乏个体主体性的发展，其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只能游离于个体之外，难以内化为大学生自觉意识。
2.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外在维度：公共品质
精神状态作为精神活动的呈现结果，凸显了精神活动的载体性质，大学生只有通过具体的精神活动才能实现精神状态的提升和健康精神生活构建。大学生精神面貌、精神价值和精神追求的提升都离不开主体间意义生成性交往、对公共事物的价值关怀和公共利益的理性判断等公共性向度的支撑。此外，正如有些学者指出考察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具有精神性价值，就在于“他的行为动机是否来自于‘自由意志，而不是出于个人私利。所谓自由意志，就是说这样的意志能够摆脱个人利益的束缚，而完全从理性法则本身出发，从那高尚的心灵出发而自己决定自己的意志”。因而，大学生健康精神生活的构建需要依托公共性的活动实现开放和谐的交往，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推进公共情感和公共理性的形成，进而实现精神性价值，促进公共性品质的养成。此外，大学生作为优秀青年群体，承载着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责任，“现代化”的进程中最重要的在于人的自主化的过程，即人对公共问题的关心和公共领域的参与过程。精神生活作为大学生重要生活场域必须发挥对其公共性品质建构的作用。由此可见，“公共品质”理应成为大学生精神生活判断的另一向度。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主体性与公共性双重维度赋予了大学生精神生活全新的判断标准、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公共性”是通过精神活动使主体“具有以公共情感、公共理性以及致力于公共事务的奋斗、牺牲精神所构成的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公共性品质……”[3]由此可见，公共品质是一种公共道德、社会美德和政治价值追求，是对公共利益的无私追求。公共品质在不同的语境和情景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民主、公正、服务、自律、奉献是其内涵之一；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公共关怀、公共善是其逻辑存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一是公共性精神生活是产生公共品质的土壤，公共品质是公共性精神生活的现实诉求；二是公共性是公共性精神生活的起点，公共品质是公共精神的静态展现；三是公共品质的核心内涵是对公共利益的主观肯定、自觉维护与主动追求。由此可见，大学生公共品质是以大学生作为主体的一种积极的精神样态和人性品质，这种品质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以利他主义为行为取向。大学生公共品质的培养在内容上表现为社会责任感、公民观念、公德意识、社会参与行为、志愿精神等。
二、大学生精神生活个体化困境与公共品质的失落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从政治乌托邦与意识形态逻辑钳制中全面解放出来，原来一元的、单极的、具有集权主义色彩的精神生活慢慢拆解为具有积极解放作用的精神生活状态，并在独特的校园文化生活中进一步深化为大学生精神生活新景观。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从普遍的道德出发蜕变到感性的审美，又从审美蜕变为个体的心里感觉。这一蜕变过程使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缺乏公共基础，落入个体化境遇中。个体化境遇是指大学生与他人、社会保持疏离，避免参与公共生活，形成“原子式”的精神生活方式的一种处境。在个体精神生活和公共精神生活过程中，缺乏开放、和谐的公共交往，不关注公共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学生公共精神和公共品质的发展。
1.利己主义价值观念对大学生公共关怀的掣肘
大学生个体化生活方式的盛行在促进个体自由意识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风险社会的挑战，利己主义成为大学生规避风险的一种价值选择。同样，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也呈现出利己主义的负性特征。例如功利性的入党动机，使得大学生参与党团活动的动力并非来自于共产主义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学生参加各式专业技能培训班、出国留学培训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提升了大学生理性知识能力，但由于功利化的行为动机，让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不再出于对某项事业的热爱、报效祖国的公共情怀等。功利性的恋爱、人际交往、精神消费、文化创作等都在型塑着利己式的精神生活方式，这造成了对大学生公共关怀的掣肘。
利己主义是一种以自我为焦点的价值取向，以工具理性为出发点，在处理与社会、他人关系时，把追求和满足自我利益放在首位。而公共关怀以价值理性为出發点，通过利他的方式关心公共利益，它依赖公共秩序、公共素养、公共价值、公共治理的情怀追求，来处理人与社会、他人之间的关系，达至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共关怀强调以更开放、宽容的人本精神和自我认知的理性关注，建构多元、共享的精神生活方式。而利己主义者往往只关注自身的利益，难以抵达超越一己之私的公共情怀。
2.文化生活的庸俗化、趋同性导致大学生公共理性的缺位
公共理性作为一种精神和理性判断能力是大学生进入公共生活必要的前提。大学生通过公共理性对外界的权威、时尚潮流、大众文学、娱乐化的活动等精神活动持有批判和反省的态度，通过科学的态度和求证的方法去探索真理。不盲从、不盲信，对既定的观点、思想、生活方式能加以反思和辩驳。然而，由于文化产业的失范、泛娱乐化的时代背景和现代网络媒介的推波助澜，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庸俗化、趋同性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学生的公共理性精神和能力。
大学生文化生活庸俗化、趋同性致使公共理性精神削弱。文化生活庸俗化、趋同性主要是指其活动内容缺乏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引领，缺乏真、善、美的文化精髓，不能给大学生提供精神食粮，并远离培养现代化新人的目标，同时在大众文化和广告媒体的负性影响下，大学生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缺乏，导致其在时尚、娱乐、休闲等领域的生活方式呈现趋同性特征，而缺乏自由个性。主要表现为：网络游戏日益占据大学生们的文化生活空间，“肥皂剧”传递着趋同性的时尚伦理，各种“明星真人秀节目”和“选秀节目”打造出的世俗化、庸俗化的偶像明星，引发了大学生们“一夜成名”的明星梦。格调不高的文化作品正逐步消解大学生的道德准则，腐蚀他们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大学生网络化的生活方式，使得以“屌丝”为代表的污秽网络用语在校园内流行，越来越多的“黄段子”在大学生中间流传。这些病态的审美、泛娱乐化的生活态度和从众的生活方式，成为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庸俗化、趋同性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大学生“文化抗拒”心理。大众文化和网络媒介虽然制造了文化活动的热闹景象，却消解了大学生的批判意识，催生了他们的盲目消费意识。文化生活的庸俗化、趋同性让大学生的视野局限于感官刺激的满足、主体性的过渡泛化，进而消解了他们的自由个性和批判精神。
文化生活的庸俗化、复制性致使大学生难以抵达公共生活和公共理性层面。公共生活“反思--批判”的功能特征需要大学生具备理性批判能力。文化生活的庸俗化、趋同性正是由于缺乏大学生主体间的理性商谈和批判反思，对格调低的文化作品、活动内容、精神生活方式缺乏价值判断和道德考量，进而导致大学生主体批判与反思能力的缺失。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公民生活正面临着“去批判性”的危机，文化工业和消费文化已经替代了批判性的公共生活领域，使得公共文化领域也被“殖民化”了，公民已经从“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退化为“文化消费的大众”。[4]同样，大学生的文化生活其消费性逐步取代批判性，这极大的阻碍了大学生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发展。霍克海默认为，随着文化深度的消减，文化工业正悄悄地按照自己的形式与尺度来调节、操纵和塑造人，使人失去思想和深度。庸俗化、趋同性的文化生活通过低俗的文化作品来消弭大学生不同的文化个性，并固化大学生的外部表现甚至是内心表达，麻醉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大学生们对文化作品无法做出非功利的、高雅的审美反应，因为他们只需要弗洛伊德所说的的“替代性快乐”和“替代性生活”。
3.大学生“宅”生活导致大学生公共参与的阙如
大学生群体中个体化“宅”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大学生公共参与实践的阙如。据调查显示，有84.8%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多少有点“宅”，有64.7%的同学称自己“宅”了几个月到两年不等，“御宅族”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游戏（60.3%）、电影或小说（74.8%）、漫画（16.8%）等，在涉及“为什么宅”的问题上，38.5%的同学认为“喜欢一个人自由惬意的待着，不愿被人打扰”。27.3%的同学认为“自身懒惰，不愿出门”他们“宅”在寝室，或自习、或游戏、或看电影，没有固定的喜好。[5]由此可见，“御宅族”的生活仅停留在以缓解个人压力、放松身心、娱乐、满足感官愉悦等需要的感性层次。对外界的事物不感兴趣，缺乏与他人现实交往、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公共事务处理等生活实践的主观意愿。
公共参与是形成公共品格的重要方式。如果说大学生共同体成员之间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可以启迪大学生的公共理性，拓展公共价值观视野，那么，公共参与就是让大学生们切身地实践公共生活理想，与他人形成生动交往，为大学生潜能的提升提供契机，进而孕育大学生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大学生在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可以形成超越个体化的情感态度，习得公共交往的规则，启迪公共生活的理性精神，并获得对自我、学校、社会的认同，进而显现出积极蓬勃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又促进大学生更高生命理想的形成。此外，大学生在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可以生成与巩固公共情感、公共关怀，在选择与判断的过程中加强公共理性能力，最终完成对公共善的践行和对公共责任的承担，最终实现自我的超越性价值。
然而，大学生中的“宅”群体不论对于学校中的公共问题、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益事业、公共利益等都不关注，甚至对于公共事务对自我公共品质塑造的重要性持否定态度。大学生沉静在封闭的、个体化的“宅”生活中，缺乏公共参与，导致大学生难以超越个人私己性情感，承担公共责任，进而无法获得个体自我超越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这种无意义感正是造成大学生感到精神空虚、焦虑、焦灼的症结所在，同时，这种无意义感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寻求过一种“原子式”的精神生活方式，避免参与公共生活。约翰·杜威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公民只能成长于民主的生活。”[6]公共品质和公共精神需要在公共生活中得以生成，而大学生“宅”群体的公共精神失落正是由于缺乏公共参与的支撑。
4.大学生公共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向度式微
多年来，各高校及相关部门为了丰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培育大学生公共品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展了较多的公共参与的活動，例如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社区服务、基地实习、社团建设与社会团活动、志愿者服务、大型公益活动、支教活动等，在动员、培训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安排，甚至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和模式。但是由于大学生功利性价值取向、学校生活公共关怀的“隐退”等因素的影响，公共性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向度没有得到彰显。
功利性的参与动机抑制了大学生公共情感的生成。据调查显示，“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完成学校硬性要求，获得学分或通过考核，而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投入其中的却很少”。[7]由此可见，我国大学志参与公共性活动更多地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或功利性的个人利益来推动。大学生在公共性活动中呈现出较明显的个人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取向易于让大学生形成竞争性个人主义式的思维逻辑，对他人、公共事务持冷漠态度。大学生只关心自我利益和竞争优势，把参与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公益组织等看作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和手段，从而损害了大学生与他人、精神共同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大学生在公共性精神生活中合作的、平等交往、相互关怀和爱的意识走向了“隐退”，公共情感和公共关怀难以生成。竞争性个人主义让大学生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占有式的关系，容易造成大学生对公民社会产生疏离感和不信任的心理状态。这种疏离和分裂的关系正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个体与社会的“脱离”，即在道德信仰走向衰落的现代，个体从传统道德信仰的束缚中获得了自由和解放，这也导致了个体和社会的分裂，走向了道德、精神上的自我封闭。大学生对群体利益和公共福利冷漠不关心，潜在地加深了他们对于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的情感疏离。这使他们难以感受到社会的团结感、凝聚感和归属感。
三、以公共品质培养为核心的大学生精神生活重构
如前所述，私己性、庸俗、趋同化、“宅”的精神生活让大学生成为“精神孤独”的公民，在占有式的关系中，大学生的公共情感、公共理性和公共品格逐渐走向衰落。作为以培养现代化公民为己任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对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和公共品格沦落视若无睹，而应该转变教育观念，完善教育体系，在积极建构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和群体性精神生活的过程中，葆有大学生精神生活个体主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1.大学生公共精神生活的重构
在讨论公共领域的理论范式中，克雷格·卡尔霍恩将公众参与的数量同公共话语的质量并列为公共领域的两大构成要件。这是因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参与个体数量不仅体现了作为公共领域的吸纳能力，而且反映了其间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公共性”的品质。因此只有加大大学生公共精神活动的供给，提高大学生公共参与的个体数量，才能为激发大学生参与集体事物的热情和自觉提供契机，为改变大学生在个体化驱使下不断疏离的生存状态提供条件。
重视大学生仪式性精神活动的公共情感唤起作用。高校仪式是大学生公共性精神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具有潜移默化的价值引领与行为规约的作用。“仪式作为由象征性、表演性和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和程序，蕴含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仪式所产生的影响是一种能够作用于学生身心的精神力量。”[8]高校管理者可凭借国家重要纪念日活动、入党仪式、烈士陵园扫墓、校庆活动等，塑造具有强烈情绪唤起和渲染作用的仪式情境，促进大学生对社会公德的认同，确立集体主义观念，形成爱国主义情怀，进而促发大学生服务社会、奉献自我的观念。
利用志愿者服务性精神活动强化大学生公共品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在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活动；深入社区街道开展社会实践服务活动，如公益劳动、义务维修、法律咨询、科普讲座、舆论宣传、大型文体活动服务等项目，以及开展保护生态环境、文明交通劝导等专题性服务活动；到孤儿院、少年犯劳教所等特殊部门开展心理辅导和帮教活动。通过服务型精神活动的开展，让更多的大学生直接参与到服务社会的活动中，强化公共意识，锻炼公共能力，建立公共品质。
开展社团活动促进大学生个性与公共性的融合。社团活动是大学生个性以公共性的方式得到展现、孕育、提升的有效形式，是个性和公共性有机融合的重要场域。高校社团可开展以社会热点为话题的辩论赛，以公共性为主题的读书会，以公益宣传为目的的文化创作、话剧表演、摄影展览，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题的音乐剧等活动。
此外，有效发挥公共性精神生活对大学生公共品质的建构，需要高校管理者以大学生精神性提升为目标，以公共品质建构为导向，在活动组织实施过程中加强指导、监督和评价。受现实功利主义的影响，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目的往往是出于对个体能力的锻炼。为了避免类似“三下乡”活动的人下乡而非服务下乡，目的是为了参观考察，了解乡村环境，活动流于形式的现状，这就需要管理者明确活动目的，端正大学生思想观念，及时纠正大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行为偏差，让大学生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收获幸福感和满足感，丰富生活的意义，实现精神的超越性。我国高校大学生参与公共性精神活动缺乏过程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活动实效。因此，高校要运用多维的评价方式，建立学生工作档案以及对学生在公共性精神活动中的实地观察。将评定结果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展现的重要指标。此外，公民品质发展需要系统性评价，高校应该开发相关的测量工具，从而对大学生公共品质的发展起到监控作用。
2.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的转向
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与公共性精神生活具有潜在融合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私人利益也可以得到实现，以及公众可以根据个人需要挑选公共产品而成为受益对象。另外，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通过学校管理者的组织和引导可兼具公共属性。这些可能性启发我们在组织和策划校园活动时，考虑如何实现私人性与公共性精神生活的相互融合。
促进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与公共性精神生活的融合。学校可以通过露天电影、联谊舞会，京剧、昆曲、越剧、交响乐曲等文化艺术团进校园的方式将大学生从封闭的自我状态带入公共性精神生活领域。还可以通过与社会文艺团体合作，为大学生提供免费或廉价票，让大学生大剧院欣赏歌剧、戏剧等文艺演出。一方面大学生可以欣赏传统与现代的优秀文化，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升审美品位，另一方面让大学生们在公共空间中，逐步理解公共秩序、遵守公共理性、彰显公民价值。
促进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兼具公共属性。在大学生的精神生活领域中，有些活动是在私人领域完成，并具有极强的个体性，如闲暇阅读、旅行、文字创作等。但是，如果大学生利用闲暇时间阅读社科类书籍、杂志、报刊等，这种阅读活动中蕴含着对人文历史的热爱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具备公共属性。因此，高校管理者可利用图书馆网站首页向大学生们推送相关书籍，征集读后感并将优秀的作品在校园内推广发行；在校园内发放各城市纪念馆、博物馆、科技文化馆宣传单和参观攻略，鼓励大学生利用闲暇时间参观游玩；创建校园公众微信平台，开辟以社会热点为话题的讨论区域，大学生可通过微信关注方式参与话题讨论，学校管理者还可以邀请专业老师与学生进行互动，对于精彩评论可做置顶展示等。
由此可见，这种去个人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与个人性需求相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性的保护和成全，即避免个人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因此，這种去个人化，既立足每个人的生活需求同时又克服个人私己性的生活诉求，而显现为公共性自我的生活诉求。
参考文献
[1]侯勇.困境与超越：青年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图景[J].中国青年研究，2012（7）：6.
[2]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4.
[3]吴宏政，王小景.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精神性价值”[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5）：12.
[4]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190.
[5]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87.
[6]沈燎.大学生“宅”现象调查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5（5）：49.
[7][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7.
[8]李庆真.大学生公共价值观及其行为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14（3）：40.
[9]MCLAREN P.Schooling as a Ritual Performance：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al Symbols and Gestures[M].London： Routledge，1993：31.
[责任编辑：刘慧婷]
摘要：大学生精神生活应该具备发展个体主体性与公共品质双重功能。大学生精神生活由于遭遇个体化困境，呈现出利己主义价值观念、文化生活庸俗化、趋同性、精神生活过度“宅”化、公共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向度式微等问题特征，并对大学生的公共关怀、公共理性、公共参与等产生负性影响。对公共性精神生活重构，对大学生个体精神生活进行优化是实现精神生活个体化境遇中大学生公共品质建构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精神生活；个体化；大学生；公共品质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2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120-06
当代社会，现代性正裹挟着消费主义、泛娱乐化等意识形态，给人们生活带来强大冲击和挑战，具体表现为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僭越，人的个体性发展对公共性发展的侵占。大学生精神生活中价值取向的功利化、碎片化、泛娱乐化、虚无化等问题成为现代性症候。这些问题业已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但针对大学生精神生活个体化境遇的研究成果较少。将个体化作为大学生精神生活研究的独立课题有一定的必要性，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大学生身心逐步成熟并日益脱离家庭环境成为独立的主体，其主体性意识的发展，为构建个性化的精神生活敞开了可能性的空间；网络社会的形成，革新了大学生传统交往方式，网络化的生存方式，迭代更新的互联网思维全面渗透至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体系与生活方式中，加之大众文化的盛行使大学生富有个性化色彩的精神生活成为期许的理想形式；当前大学生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资本全球化的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精神生活的内容、结构、方式等既受到资本市场的逻辑宰制又受到文化产业的推动，具有凸显的局限性。具体而言，大学生的单子化与社会的原子化境遇成为构筑精神生活的一道难题。因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如何突破个体化境遇，重构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向度，成为我们审视大学生精神生活现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双重维度：个体主体性与公共品质
大学生精神生活是对意义世界的追寻，体现了大学生求真、向善、为美的精神追求，是现实生活、心理世界和意义世界统一体。具体来说，大学生精神生活是“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精神享受与精神生产活动。由心理和情感生活、道德生活和信仰生活、文化审美生活等要素构成，既包含哲学、科学、艺术等自觉精神文化图式，又包含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社会心理、社会伦理、公共价值观念等，还包括个体行为习惯、风俗、礼仪、宗教等自发精神文化。”[1]
由此可见，大学生精神生活是精神状态与精神活动的有机统一。
1.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內在维度：个体主体性
大学生精神生活是主体追寻生命意义、生存价值和心灵安顿的实践活动。通过学习、娱乐、交往、休闲等精神活动，实现对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享受，满足自身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精神需求，实现大学生主体性发展。个体主体性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历史的、具体的、具有个性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是现实性的个体主体，它是人类解放理论的现实起点和根据。”[2]具体而言，个体主体性包括人的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组织能力、信息素养等。从这一层面来看，大学生精神生活具有突出的个体性特征，需要大学生不断自觉自我的精神状态，通过自我的意志努力将精神需要不总停留在感官满足的层次，上升至理性、信仰的层面，不懈追求更加超脱的人生境界，塑造过硬的主体性能力以及富有魅力的人格品质。个体主体性的发展是建构大学生精神生活公共性的内在性基础。大学生缺乏个体主体性的发展，其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只能游离于个体之外，难以内化为大学生自觉意识。
2.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外在维度：公共品质
精神状态作为精神活动的呈现结果，凸显了精神活动的载体性质，大学生只有通过具体的精神活动才能实现精神状态的提升和健康精神生活构建。大学生精神面貌、精神价值和精神追求的提升都离不开主体间意义生成性交往、对公共事物的价值关怀和公共利益的理性判断等公共性向度的支撑。此外，正如有些学者指出考察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具有精神性价值，就在于“他的行为动机是否来自于‘自由意志，而不是出于个人私利。所谓自由意志，就是说这样的意志能够摆脱个人利益的束缚，而完全从理性法则本身出发，从那高尚的心灵出发而自己决定自己的意志”。因而，大学生健康精神生活的构建需要依托公共性的活动实现开放和谐的交往，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推进公共情感和公共理性的形成，进而实现精神性价值，促进公共性品质的养成。此外，大学生作为优秀青年群体，承载着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责任，“现代化”的进程中最重要的在于人的自主化的过程，即人对公共问题的关心和公共领域的参与过程。精神生活作为大学生重要生活场域必须发挥对其公共性品质建构的作用。由此可见，“公共品质”理应成为大学生精神生活判断的另一向度。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主体性与公共性双重维度赋予了大学生精神生活全新的判断标准、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公共性”是通过精神活动使主体“具有以公共情感、公共理性以及致力于公共事务的奋斗、牺牲精神所构成的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公共性品质……”[3]由此可见，公共品质是一种公共道德、社会美德和政治价值追求，是对公共利益的无私追求。公共品质在不同的语境和情景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民主、公正、服务、自律、奉献是其内涵之一；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公共关怀、公共善是其逻辑存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一是公共性精神生活是产生公共品质的土壤，公共品质是公共性精神生活的现实诉求；二是公共性是公共性精神生活的起点，公共品质是公共精神的静态展现；三是公共品质的核心内涵是对公共利益的主观肯定、自觉维护与主动追求。由此可见，大学生公共品质是以大学生作为主体的一种积极的精神样态和人性品质，这种品质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以利他主义为行为取向。大学生公共品质的培养在内容上表现为社会责任感、公民观念、公德意识、社会参与行为、志愿精神等。
二、大学生精神生活个体化困境与公共品质的失落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从政治乌托邦与意识形态逻辑钳制中全面解放出来，原来一元的、单极的、具有集权主义色彩的精神生活慢慢拆解为具有积极解放作用的精神生活状态，并在独特的校园文化生活中进一步深化为大学生精神生活新景观。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从普遍的道德出发蜕变到感性的审美，又从审美蜕变为个体的心里感觉。这一蜕变过程使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缺乏公共基础，落入个体化境遇中。个体化境遇是指大学生与他人、社会保持疏离，避免参与公共生活，形成“原子式”的精神生活方式的一种处境。在个体精神生活和公共精神生活过程中，缺乏开放、和谐的公共交往，不关注公共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学生公共精神和公共品质的发展。
1.利己主义价值观念对大学生公共关怀的掣肘
大学生个体化生活方式的盛行在促进个体自由意识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风险社会的挑战，利己主义成为大学生规避风险的一种价值选择。同样，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也呈现出利己主义的负性特征。例如功利性的入党动机，使得大学生参与党团活动的动力并非来自于共产主义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学生参加各式专业技能培训班、出国留学培训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提升了大学生理性知识能力，但由于功利化的行为动机，让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不再出于对某项事业的热爱、报效祖国的公共情怀等。功利性的恋爱、人际交往、精神消费、文化创作等都在型塑着利己式的精神生活方式，这造成了对大学生公共关怀的掣肘。
利己主义是一种以自我为焦点的价值取向，以工具理性为出发点，在处理与社会、他人关系时，把追求和满足自我利益放在首位。而公共关怀以价值理性为出發点，通过利他的方式关心公共利益，它依赖公共秩序、公共素养、公共价值、公共治理的情怀追求，来处理人与社会、他人之间的关系，达至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共关怀强调以更开放、宽容的人本精神和自我认知的理性关注，建构多元、共享的精神生活方式。而利己主义者往往只关注自身的利益，难以抵达超越一己之私的公共情怀。
2.文化生活的庸俗化、趋同性导致大学生公共理性的缺位
公共理性作为一种精神和理性判断能力是大学生进入公共生活必要的前提。大学生通过公共理性对外界的权威、时尚潮流、大众文学、娱乐化的活动等精神活动持有批判和反省的态度，通过科学的态度和求证的方法去探索真理。不盲从、不盲信，对既定的观点、思想、生活方式能加以反思和辩驳。然而，由于文化产业的失范、泛娱乐化的时代背景和现代网络媒介的推波助澜，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庸俗化、趋同性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学生的公共理性精神和能力。
大学生文化生活庸俗化、趋同性致使公共理性精神削弱。文化生活庸俗化、趋同性主要是指其活动内容缺乏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引领，缺乏真、善、美的文化精髓，不能给大学生提供精神食粮，并远离培养现代化新人的目标，同时在大众文化和广告媒体的负性影响下，大学生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缺乏，导致其在时尚、娱乐、休闲等领域的生活方式呈现趋同性特征，而缺乏自由个性。主要表现为：网络游戏日益占据大学生们的文化生活空间，“肥皂剧”传递着趋同性的时尚伦理，各种“明星真人秀节目”和“选秀节目”打造出的世俗化、庸俗化的偶像明星，引发了大学生们“一夜成名”的明星梦。格调不高的文化作品正逐步消解大学生的道德准则，腐蚀他们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大学生网络化的生活方式，使得以“屌丝”为代表的污秽网络用语在校园内流行，越来越多的“黄段子”在大学生中间流传。这些病态的审美、泛娱乐化的生活态度和从众的生活方式，成为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庸俗化、趋同性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大学生“文化抗拒”心理。大众文化和网络媒介虽然制造了文化活动的热闹景象，却消解了大学生的批判意识，催生了他们的盲目消费意识。文化生活的庸俗化、趋同性让大学生的视野局限于感官刺激的满足、主体性的过渡泛化，进而消解了他们的自由个性和批判精神。
文化生活的庸俗化、复制性致使大学生难以抵达公共生活和公共理性层面。公共生活“反思--批判”的功能特征需要大学生具备理性批判能力。文化生活的庸俗化、趋同性正是由于缺乏大学生主体间的理性商谈和批判反思，对格调低的文化作品、活动内容、精神生活方式缺乏价值判断和道德考量，进而导致大学生主体批判与反思能力的缺失。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公民生活正面临着“去批判性”的危机，文化工业和消费文化已经替代了批判性的公共生活领域，使得公共文化领域也被“殖民化”了，公民已经从“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退化为“文化消费的大众”。[4]同样，大学生的文化生活其消费性逐步取代批判性，这极大的阻碍了大学生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发展。霍克海默认为，随着文化深度的消减，文化工业正悄悄地按照自己的形式与尺度来调节、操纵和塑造人，使人失去思想和深度。庸俗化、趋同性的文化生活通过低俗的文化作品来消弭大学生不同的文化个性，并固化大学生的外部表现甚至是内心表达，麻醉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大学生们对文化作品无法做出非功利的、高雅的审美反应，因为他们只需要弗洛伊德所说的的“替代性快乐”和“替代性生活”。
3.大学生“宅”生活导致大学生公共参与的阙如
大学生群体中个体化“宅”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大学生公共参与实践的阙如。据调查显示，有84.8%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多少有点“宅”，有64.7%的同学称自己“宅”了几个月到两年不等，“御宅族”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游戏（60.3%）、电影或小说（74.8%）、漫画（16.8%）等，在涉及“为什么宅”的问题上，38.5%的同学认为“喜欢一个人自由惬意的待着，不愿被人打扰”。27.3%的同学认为“自身懒惰，不愿出门”他们“宅”在寝室，或自习、或游戏、或看电影，没有固定的喜好。[5]由此可见，“御宅族”的生活仅停留在以缓解个人压力、放松身心、娱乐、满足感官愉悦等需要的感性层次。对外界的事物不感兴趣，缺乏与他人现实交往、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公共事务处理等生活实践的主观意愿。
公共参与是形成公共品格的重要方式。如果说大学生共同体成员之间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可以启迪大学生的公共理性，拓展公共价值观视野，那么，公共参与就是让大学生们切身地实践公共生活理想，与他人形成生动交往，为大学生潜能的提升提供契机，进而孕育大学生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大学生在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可以形成超越个体化的情感态度，习得公共交往的规则，启迪公共生活的理性精神，并获得对自我、学校、社会的认同，进而显现出积极蓬勃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又促进大学生更高生命理想的形成。此外，大学生在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可以生成与巩固公共情感、公共关怀，在选择与判断的过程中加强公共理性能力，最终完成对公共善的践行和对公共责任的承担，最终实现自我的超越性价值。
然而，大学生中的“宅”群体不论对于学校中的公共问题、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益事业、公共利益等都不关注，甚至对于公共事务对自我公共品质塑造的重要性持否定态度。大学生沉静在封闭的、个体化的“宅”生活中，缺乏公共参与，导致大学生难以超越个人私己性情感，承担公共责任，进而无法获得个体自我超越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这种无意义感正是造成大学生感到精神空虚、焦虑、焦灼的症结所在，同时，这种无意义感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寻求过一种“原子式”的精神生活方式，避免参与公共生活。约翰·杜威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公民只能成长于民主的生活。”[6]公共品质和公共精神需要在公共生活中得以生成，而大学生“宅”群体的公共精神失落正是由于缺乏公共参与的支撑。
4.大学生公共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向度式微
多年来，各高校及相关部门为了丰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培育大学生公共品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展了较多的公共参与的活動，例如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社区服务、基地实习、社团建设与社会团活动、志愿者服务、大型公益活动、支教活动等，在动员、培训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安排，甚至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和模式。但是由于大学生功利性价值取向、学校生活公共关怀的“隐退”等因素的影响，公共性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向度没有得到彰显。
功利性的参与动机抑制了大学生公共情感的生成。据调查显示，“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完成学校硬性要求，获得学分或通过考核，而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投入其中的却很少”。[7]由此可见，我国大学志参与公共性活动更多地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或功利性的个人利益来推动。大学生在公共性活动中呈现出较明显的个人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取向易于让大学生形成竞争性个人主义式的思维逻辑，对他人、公共事务持冷漠态度。大学生只关心自我利益和竞争优势，把参与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公益组织等看作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和手段，从而损害了大学生与他人、精神共同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大学生在公共性精神生活中合作的、平等交往、相互关怀和爱的意识走向了“隐退”，公共情感和公共关怀难以生成。竞争性个人主义让大学生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占有式的关系，容易造成大学生对公民社会产生疏离感和不信任的心理状态。这种疏离和分裂的关系正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个体与社会的“脱离”，即在道德信仰走向衰落的现代，个体从传统道德信仰的束缚中获得了自由和解放，这也导致了个体和社会的分裂，走向了道德、精神上的自我封闭。大学生对群体利益和公共福利冷漠不关心，潜在地加深了他们对于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的情感疏离。这使他们难以感受到社会的团结感、凝聚感和归属感。
三、以公共品质培养为核心的大学生精神生活重构
如前所述，私己性、庸俗、趋同化、“宅”的精神生活让大学生成为“精神孤独”的公民，在占有式的关系中，大学生的公共情感、公共理性和公共品格逐渐走向衰落。作为以培养现代化公民为己任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对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和公共品格沦落视若无睹，而应该转变教育观念，完善教育体系，在积极建构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和群体性精神生活的过程中，葆有大学生精神生活个体主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1.大学生公共精神生活的重构
在讨论公共领域的理论范式中，克雷格·卡尔霍恩将公众参与的数量同公共话语的质量并列为公共领域的两大构成要件。这是因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参与个体数量不仅体现了作为公共领域的吸纳能力，而且反映了其间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公共性”的品质。因此只有加大大学生公共精神活动的供给，提高大学生公共参与的个体数量，才能为激发大学生参与集体事物的热情和自觉提供契机，为改变大学生在个体化驱使下不断疏离的生存状态提供条件。
重视大学生仪式性精神活动的公共情感唤起作用。高校仪式是大学生公共性精神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具有潜移默化的价值引领与行为规约的作用。“仪式作为由象征性、表演性和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和程序，蕴含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仪式所产生的影响是一种能够作用于学生身心的精神力量。”[8]高校管理者可凭借国家重要纪念日活动、入党仪式、烈士陵园扫墓、校庆活动等，塑造具有强烈情绪唤起和渲染作用的仪式情境，促进大学生对社会公德的认同，确立集体主义观念，形成爱国主义情怀，进而促发大学生服务社会、奉献自我的观念。
利用志愿者服务性精神活动强化大学生公共品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在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活动；深入社区街道开展社会实践服务活动，如公益劳动、义务维修、法律咨询、科普讲座、舆论宣传、大型文体活动服务等项目，以及开展保护生态环境、文明交通劝导等专题性服务活动；到孤儿院、少年犯劳教所等特殊部门开展心理辅导和帮教活动。通过服务型精神活动的开展，让更多的大学生直接参与到服务社会的活动中，强化公共意识，锻炼公共能力，建立公共品质。
开展社团活动促进大学生个性与公共性的融合。社团活动是大学生个性以公共性的方式得到展现、孕育、提升的有效形式，是个性和公共性有机融合的重要场域。高校社团可开展以社会热点为话题的辩论赛，以公共性为主题的读书会，以公益宣传为目的的文化创作、话剧表演、摄影展览，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题的音乐剧等活动。
此外，有效发挥公共性精神生活对大学生公共品质的建构，需要高校管理者以大学生精神性提升为目标，以公共品质建构为导向，在活动组织实施过程中加强指导、监督和评价。受现实功利主义的影响，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目的往往是出于对个体能力的锻炼。为了避免类似“三下乡”活动的人下乡而非服务下乡，目的是为了参观考察，了解乡村环境，活动流于形式的现状，这就需要管理者明确活动目的，端正大学生思想观念，及时纠正大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行为偏差，让大学生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收获幸福感和满足感，丰富生活的意义，实现精神的超越性。我国高校大学生参与公共性精神活动缺乏过程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活动实效。因此，高校要运用多维的评价方式，建立学生工作档案以及对学生在公共性精神活动中的实地观察。将评定结果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展现的重要指标。此外，公民品质发展需要系统性评价，高校应该开发相关的测量工具，从而对大学生公共品质的发展起到监控作用。
2.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的转向
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与公共性精神生活具有潜在融合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私人利益也可以得到实现，以及公众可以根据个人需要挑选公共产品而成为受益对象。另外，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通过学校管理者的组织和引导可兼具公共属性。这些可能性启发我们在组织和策划校园活动时，考虑如何实现私人性与公共性精神生活的相互融合。
促进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与公共性精神生活的融合。学校可以通过露天电影、联谊舞会，京剧、昆曲、越剧、交响乐曲等文化艺术团进校园的方式将大学生从封闭的自我状态带入公共性精神生活领域。还可以通过与社会文艺团体合作，为大学生提供免费或廉价票，让大学生大剧院欣赏歌剧、戏剧等文艺演出。一方面大学生可以欣赏传统与现代的优秀文化，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升审美品位，另一方面让大学生们在公共空间中，逐步理解公共秩序、遵守公共理性、彰显公民价值。
促进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兼具公共属性。在大学生的精神生活领域中，有些活动是在私人领域完成，并具有极强的个体性，如闲暇阅读、旅行、文字创作等。但是，如果大学生利用闲暇时间阅读社科类书籍、杂志、报刊等，这种阅读活动中蕴含着对人文历史的热爱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具备公共属性。因此，高校管理者可利用图书馆网站首页向大学生们推送相关书籍，征集读后感并将优秀的作品在校园内推广发行；在校园内发放各城市纪念馆、博物馆、科技文化馆宣传单和参观攻略，鼓励大学生利用闲暇时间参观游玩；创建校园公众微信平台，开辟以社会热点为话题的讨论区域，大学生可通过微信关注方式参与话题讨论，学校管理者还可以邀请专业老师与学生进行互动，对于精彩评论可做置顶展示等。
由此可见，这种去个人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与个人性需求相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性的保护和成全，即避免个人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因此，這种去个人化，既立足每个人的生活需求同时又克服个人私己性的生活诉求，而显现为公共性自我的生活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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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慧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