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的缘由及其影响
摘 要：《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第一部劝善书，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而它的最初流行与统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宋理宗是第一位推广《太上感应篇》的帝王，他曾赐禁钱百万刊印是书。除了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政治诉求，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的行为是由一系列具体事件所引发的，理宗“龙潜”之岁的受教、丙戌夜火以及皇太后去世，这三件事促成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而郑清之、胡莹微、陈洵益三人在其中皆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随着李注《太上感应篇》的锓梓工迄，众人纷纷出资再版是书，而《太上感应篇》也升至可与儒家经典相印照的新的高度。自此以后，《太上感应篇》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流行的道教经典之一。
关键词：《太上感应篇》；郑清之；宋理宗；胡莹微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1-0108-06
《太上感应篇》是宣扬天人感应与劝善惩恶的道教经籍，是书大体成于政和六年（1116）至政和八年之间①，其作者也众说纷纭，老子、葛玄、腾升、李昌龄、李石都被后人称为《太上感应篇》的作者，李昌龄是被提及最多的。李昌龄著《太上感应篇》这一说法源于《宋史·艺文志》所载“李昌龄《感应篇》一卷”②之语，不过今人的论著已经将此观点彻底推翻，《太上感应篇》的作者问题也就此搁置。宋理宗则是第一个推广《太上感应篇》的帝王，他所题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大字被冠于《太上感应篇》卷首，他还赐禁钱百万刊印是书。在宋理宗的影响下，《太上感应篇》在中华大地迅速流行。学界通常以南宋社会背景、《太上感应篇》内在的劝善因素以及道教的发展脉络为出发点探讨宋理宗推崇《太上感应篇》的原因。李刚教授认为：“《感应篇》出世不久，皇帝、大官僚和大儒意识到它于治道多有裨益，纷纷作它的推销员。”③段玉明教授认为：“因其（《感应篇》）突出的文本特色……至理宗时，朝野上下協力推崇，理宗为之题词，真德秀、郑清之、陈奂子、先挺等人为之序跋，其影响遂逐渐增大。”④陈霞教授认为：“道教劝善书的出现意味着道教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获得了一种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作用和影响也就更加广泛和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劝善书的出现是道教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静悄悄的改革，是道教适应社会和影响社会的又一重要举措。”⑤朱越利教授认为《太上感应篇》可辅助统治阶级“宣扬封建道德”，其“通俗性”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劳动人民的思想”⑥。张悦认为：“《太上感应篇》在此时（宋理宗时期）的流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三教归一趋势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⑦
众学者在多种维度广阔视域下已探查出宋理宗推崇《太上感应篇》的大体缘由，不过，历史的车轮在前行时，一些关键节点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小觑。本文希冀于通过微观的历史事件和具体的人物线索来探寻宋理宗与《太上感应篇》之间的丝丝脉络，从而揭开宋理宗助推《太上感应篇》的神秘面纱。
一、“龙潜之讲”
在论及宋理宗与《太上感应篇》的关系时，有一位人物所起到的作用常被忽视，这个人就是郑清之。郑清之（1176—1251），初名燮，字德源、文叔，别号安晚，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嘉泰进士，官至左、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曾为《太上感应篇》作赞，郑清之赞的《太上感应篇》后被收入明《正统道藏》中，共30卷本。今人所编的《全宋文》在考察宋本《太上感应篇至言详解》一书的基础上，从中摘出郑清之的序文，该序文成为我们探知宋理宗与《太上感应篇》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序文说：
臣曩岁获侍龙潜之讲，视听言动，稔于朝夕，好恶取舍，窥所趋乡，盖未尝一息不出于善也。劝诵之暇，汎及它书，或未经见，必立致之。是以经史之外，虽百家杂说，有片善可观者，靡不采访。一日，语及善恶之报，因谓李昌龄所注《感应篇》该贯殚洽，信而有证，亦可助教化者。翼日讲毕，则是书已列几间。盖平时汲汲于尊所闻类如此。⑧
郑清之于嘉定十五年（1222）至嘉定十七年任国子学录，兼魏忠贤王府教授，负责理宗的读书与学习。在教授理宗的过程中，郑清之不敢丝毫大意，一言一行与所授内容皆出于善，除了传授经史之外，他还夹杂百家，对于存有善念的书籍无所不窥，皆倾囊相授。一日，郑清之在论及善恶之报时，提到了李昌龄所注的《太上感应篇》。郑清之认为李注博征广引，论之有信，有助于王道教化。第二天，郑清之发现理宗的几案上已有李注本，可见理宗十分好学，任何有助于他成长的因素他都想获取。那么郑清之是如何发现李注本，又为何向理宗推介此书呢？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李注本的成书时间与郑清之教授时间相距较短。李昌龄注本成于何时，尚无定论，不过在其注本中，李昌龄提及同乡何熙志死后之事，他说：“如吾乡台法何公熙志以注《金刚经》有补于世，死后乃得补为西岳点检，历数官。”⑨何熙志在淳熙二年（1175）还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⑩，其后则无记载。可见，李注本的撰写时间至少在淳熙二年以后，若加上何熙志的在世时间与李昌龄的撰写时间，李注本成书的时间至嘉定十五年大概仅有二三十年的光阴，这么短的时间还不足以令一部注本淹没在历史之中，这点实是郑清之有机会阅读到李注本的关键因素。其次，从地理上来说，李昌龄为蜀人，其注本的最初流通应以蜀地为主，此后可能流入临安等地。郑清之无意中提及李注，说明他对李注较为熟知，而这可能与郑清之早年在道观读书有关。据《武林旧事》载：“上清宫，葛仙翁炼丹旧址，道士胡莹微祖筑庵。郑丞相清之曾此读书。淳祐中重建，赐今额，理宗御书‘清净道场四大字。”B11郑清之曾在临安上清宫读书，而上清宫存有李注《太上感应篇》并非没有可能。最后，李昌龄本人喜欢广搜善迹，曾著有《乐善录》一书，他是已知的第一位为《太上感应篇》作注的人，其注本融通儒释道三教，以大量的历史和传说印证《太上感应篇》语句，确如郑清之所言“该贯殚洽，信而有证”。虽然《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经籍，不过李注本已经将《太上感应篇》升华至新的高度，郑清之出于劝善之目的，向理宗推介此书可谓合情合理。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理宗此时仍在“龙潜”之时，所谓“龙潜”是说理宗尚未崭露头角。此时的理宗不仅尚未登基，甚至连太子都不是，他只是史弥远掌控下的一位皇位候选人而已。不过，正因为理宗尚在“龙潜”，郑清之在选择所授内容时才会如此小心谨慎，“未尝一息不出于善也”，而李注本在劝善方面确有功效，这是郑清之向理宗推介李注本的缘由所在。
以理宗来说，郑清之向他提及李注《太上感应篇》，他竟有心记住该书，且次日便将该书置于案头，说明他十分重视郑清之的教授内容。这是因为理宗的出身背景使他必须向郑清之以及郑清之所代表的史弥远一派展示其向善好学的一面。宋理宗虽然具有皇族血脉，可他本人却是平民出身。因宋宁宗之子皆短命，宁宗只好在宗亲子弟中选取宗子。理宗正属于遗落在民间的皇室宗亲，“他（理宗）的生活处境如同一般平民”B12。余天锡因缘巧合之下遇见理宗，并将其带至史弥远身边。经过一番波折，嘉定十七年九月，宁宗去世，理宗正式被推上皇位，但是此时的理宗尚处于傀儡阶段，史弥远等权臣掌控朝廷。在理宗韬光养晦时期，郑清之扮演着重要角色。郑清之属于史弥远一派，二人曾一起密谋废除济国公，立理宗，“丞相史弥远与清之谋废济国公”B13，宁宗去世后，史弥远主政，诏旨都是郑清之所定，“宁宗崩，丞相入定策，诏旨皆清之所定”B14。在未成为太子的几年时光中，郑清之负责理宗的学习，理宗表现得十分好学。他将郑清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中，如此得到了郑清之的积极评价，这也是史弥远将其立为太子的原因之一。理宗将《太上感应篇》置于几案上这一举动虽小，却在郑清之心中留下其向善好学之美名，如郑清之所说“盖平时汲汲于尊所闻类如此”。
总之，郑清之随口之言成为理宗与《太上感应篇》初次接触的契机。虽然郑清之已经构筑起宋理宗与《太上感应篇》之间的桥梁，不过此时，郑清之并未为《太上感应篇》作赞，而宋理宗也并未助推刊印《太上感应篇》，反而一次意外事件成为《太上感应篇》流行于世的真正“导火索”。
二、绍定四年临安大火
绍定四年（辛卯，1231）九月丙戌夜，临安城南失火，大火蔓延至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等官署，并波及太庙。《宋史》载：“（绍定四年）九月丙戌夜，临安火，延及太庙。”B15这场大火将供奉赵氏皇族先祖的太庙化为一片焦土，宋理宗因此而“累日哭于神御殿”，并将神祖位、三省枢密院及六部暂移他处，“回禄之灾，延及太庙，祖宗神主，暂就御于景灵宫，朕累日哭于神御殿，省衍谢罪，伤痛罔极，所合奏告，可令礼寺疾速定日，具奏以闻，诏令三省枢密院暂就都亭驿，六部暂就传法寺，治事以延燎故也”B16。针对丙戌之火，宋理宗希望人们指陈过失，以绝后患，他说：“丙戌之夕，回禄为灾，信宿之间，上及太室，延燔民庐，莽焉荒燬，都人奔避，间遭死伤。皇天降威，孰大于此！朕当避正殿，素服视朝，减膳撤乐，以答明谴。其宽恤事宜，已命宰辅次第施行，应内外臣僚士庶咸许直言，指陈过失，毋有所隐。庶藉忠嘉，共图消弭。”B17由此，殿前副都指挥使冯塒、主管侍卫步军司王虎各被夺职，“戊戌诏，殿前副都指挥使冯塒、主管侍卫步军司王虎救焚弗力，延及太庙，各夺一官罢之”B18。史弥远、薛极、郑清之、乔行简等人也各降官秩，“丙辰宰执以太室延燎五具奏乞镌罢，诏史弥远特降奉化郡公，薛极、郑清之、乔行简各降一秩”B19。朝中官员各有降免，宋理宗作为帝王，也不可避免地检讨己过，“甲寅度支邸官王舆权进对论近日火灾，上曰：此皆朕之不德，最是延及太庙，朕心不遑安处。奏云：中外臣子所同痛心，今日灾变，可谓极矣，惟有修德可以回天意。上然之”B20。宋理宗将此次火灾的原因归为自己的“不德”，而只有“修德”才可“回天意”，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
丙戌之火所波及的范围极广，连帝王都自陈己过，可见当夜火势之凶猛。丙戌之火并非南宋临安城唯一一次火灾，只是这次所发生的大火最为猛烈。《宋史》所载的临安火灾中，最大一次且记录最详细的是“辛酉之火”。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宋绍定辛卯临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虽太庙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独全。”从罗大经的述说中可知，辛卯年的大火比辛酉年的火还要猛烈五分之三，由此可以想象这是何等规模。
那么这场火与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又有何关联呢？原来临安太一宫曾藏有手抄本《太上感应篇》，不过该本辗转相借，最后未能在辛卯大火中幸免于难，丙戌夜火不仅烧毁了皇室太庙，也波及《太上感应篇》。郑清之说：“太一宫旧有摹本，转假留外，燬于辛卯。”B21这场大火烧毁了临安城太一宫仅存的《太上感应篇》，胡莹微作为太一宫的主事，再次刊印此书成为他的“素愿”。
三、郑清之作赞与陈洵益奏呈
《太上感应篇》焚毁后，太一宫胡莹微一直谋求再次刊行。郑清之自言：“监义臣胡莹微再谋锓梓，遂语以李注，引事以为证，乃传也。”B22这里面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郑清之称胡莹微“再谋锓梓”，说明胡莹微并非第一次谋求刊印《太上感应篇》。胡氏作为道门主事，他这一举动说明《太上感应篇》在南宋道门中已有一定影响力。同时，胡莹微应知晓理宗对待《太上感应篇》的态度，也知晓《太上感应篇》所具有的教化作用，谋求《太上感应篇》的刊刻可以看作一种宗教与政治追求。其次，胡莹微在上表理宗之前，曾询问过郑清之的意见，郑清之早年在胡莹微祖辈修建的上清宫中读书，两人可能早就熟识。郑清之作为帝师，在理宗登第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他在朝中的地位也较为稳固。胡莹微大概也知晓郑清之曾推荐《太上感应篇》给理宗的事迹，他谋求刊刻之前询问郑清之的意见可谓妥当。最后，《太上感应篇》本藏身于浩瀚的道经之中，全文僅1200余字，篇幅不仅短小，内容也庞杂多端。可该篇经过李昌龄以十万言引经徵事注解后，竟有所升华。胡莹微以教门纳众为出发点谋求刊印是篇，初衷只是刊印这1200余字，并非刊印十万言之李注。但郑清之却向胡莹微推荐李注，他所看中的正是李注本中王道教化思想。李注本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道书，而且是一部融摄儒释道三教经典并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教化书籍。
郑清之说：
将欲述赞以明理，庶几涓埃之助，日力困于应酬，期年而未偿。去岁冬，得目眚甚异，伏而思之，未省贻谴造物者。偶记高迈长明灯颂事，念有负于《感虑篇》赞久矣，亟斋心研思，日裁数章，疾良已。既以授蘂宫，刊未竟帙，幹办御药臣陈洵益因醮祭见之，锐于进善，即以奏呈。圣语有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乃是书之大要。可谓简而切，坦而明矣。B23
郑清之希望亲自为李注作赞以辅助该书的流行，但是无奈“困于应酬”而未得偿所愿。绍定五年，郑清之忽患眼病，他自思是因为曾发愿为《太上感应篇》作赞，可是却长久未行而获得的果报，于是他每日阅读李注《太上感应篇》，并为之作赞，眼疾也逐渐好了。郑清之完成赞文后交与蘂宫，不过该书并未立刻得到刊印。御药臣陈洵益在醮祭时见到此书，于是将其呈给理宗。理宗见后，写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大字。
由上可知，“御药臣陈洵益”在中间起到了助推作用，那陈洵益又是何许人也？陈洵益在《宋史》中多被描写为一位弄权的宦官。李韶曾对理宗揭发陈洵益之罪状，说其“刑余腐夫，粗通文墨，扫除贱隶，窃弄威权，乞予洵益外祠”B24。陈洵益身为贵妃的长兄，自恃有皇族恩宠，常在朝中拨弄权威。王迈也说“吴知古、陈洵益扰政”B25，他还说：“臣一介疏贱，不知宫掖中妇寺姓名为谁，但道路之人皆言有吴知古、陈洵益纤巧反复，最能扰政。大明当天，群阴宜伏，岂应有此？臣愚欲望睿断，将知古、洵益斥逐远方，以绝黄冠左道出入禁闼，毁誉臣下，得行其私致弊。”B26王迈认为世人皆知陈洵益与吴知古扰政，最好将此二人逐出皇宫。以李、王二人语可知，陈洵益之奸巧以致世人皆知的地步，即便如此，理宗仍对其不管不顾。通过对陈洵益向理宗呈献郑清之赞的《太上感应篇》一事，也充分说明此人善于阿谀弄权。
郑清之将此书交予太一宫后，由胡莹微斟酌刊印，郑、胡此举可看作个人的劝善诉求，二人也并未将此书呈与理宗。但陈洵益见到此书后，却主动呈与理宗。这可能基于以下几点：首先，陈洵益自恃外戚，得蒙恩宠，可惜理宗只是史弥远等人的傀儡，他希望通过此书，构筑起自己与郑清之的密切关系；其次，陈洵益与道流交好，他知晓胡莹微有此“素愿”，那么代胡莹微谋求皇恩，可留恩于人；最后，绍定五年底，皇太后去世，陈洵益以《太上感应篇》奏呈，可以看作奉迎理宗心意之举。绍定五年皇太后去世，理宗说：“朕惟皇天降割，大行皇太后上仙，哀痛罔极。但内朝大典，不敢辄有改更，朕于宫中自服三年之丧。”B27皇太后去世，理宗心中哀痛，第二年，即绍定六年的春天，陈洵益将《太上感应篇》呈与理宗。《太上感应篇》以积善成仙为主旨，陈洵益此举有祈愿皇天后升仙之义，从结果来看，理宗对于陈洵益此举较为肯定，他不仅为该书题字，还赐禁钱百万促成该书的刊印。
对于理宗来说，他推广此书，不外乎以下四点原因。其一，该书理宗早年已阅，留有印象，且郑清之作赞后，该书融入了郑清之的一片心血，推助刊印此书，可以看作理宗报答郑清之教导的举措；其二，《太上感应篇》宣扬劝善之道，此书可向众人展现理宗好善的政治形象，赢获人心；其三，《太上感应篇》有助于王道教化，推广此书，可以起到安抚民心、维护政权统治的作用；其四，皇太后刚刚离世，理宗伤心之下，以禁钱刊印此书是对去世亲人表达孝心的一種仪式。通过推广《太上感应篇》而行孝的这种方式并非理宗所独享，清代巨儒惠栋曾为母亲祈祷而注解《太上感应篇》，惠栋说：“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栋日夜尝药，又祷于神，发愿注《感应篇》，以祈母疾。天诱其衷，母疾有间，因念此书感应之速，欲公诸同好而未果。”B28雍正初年，惠栋母亲抱病，除了采用传统医药的治疗手段，惠栋还发愿注解《太上感应篇》，以祈祷母亲病愈。过了一段时间，惠栋的母亲病情果然转好，他感念《太上感应篇》的灵验，于是引经注《太上感应篇》，并将该注本颁行于世，这是《笺注》产生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应具有为皇太后祈愿之义。在这四点因素下，理宗欣然赐禁钱促成该书的刊印。
四、刊印工迄及其影响
得到宋理宗的肯定后，胡莹微负责该书的锓梓工作，郑清之则为之作序，其序文成于绍定六年四月，而理宗所题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二语也被置于诸篇之首。有理宗百万禁钱的支持，该书的刊印工作很快就完工了，郑清之说：“御书二语冠诸篇首，得日赐禁钱百万助工墨费，不日而成。”B29
该书刊印完工后，胡莹微向理宗呈《上太上感应篇表》，该表是对《太上感应篇》刊印工作的总结，该表为：
臣莹微言，凝旎重道，深嘉太上之格言，锓梓迄工，幸毕微臣之素愿……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缉熙典学，讲贯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道访窈冥，继圣祖下风之请；化流清静，迈汉皇当日之规……曩已躐教门之陛，擢今又叨睿旨之使。令宠拜赐金，冒司镂牒，誓竭眇绵之力，少伸报效之私。慨念先臣，每惧斯文之废阙；不图回禄，愈增吾道之宣明。董摹刻以既周，谨缄熏而恭进。伏望皇帝陛下俯留一览，诞布四方，俾尔民皆迁善之归，自乐从于教化，则是书为扶世之助，庶不负于君师。臣谨以所刊御题《太上感应篇》一部八卷，随表上进以闻。臣莹微惶惧惶惧，顿首顿首，谨言。绍定六年八月日，右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太一宫焚修臣胡莹微上表。B30
胡莹微在吹嘘理宗圣功之余，也透露出几点信息。第一，胡莹微称自己为“冒司镂牒”，说明他是此项工作的负责人，且他早有刊刻《太上感应篇》的“素愿”，这与郑清之所说的“监义臣胡莹微再谋锓梓”情况相符；第二，胡莹微称理宗“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这一方面说明理宗涉猎广泛，一方面说明《太上感应篇》只是在群书之中，并未受到当时学人的重视；第三，胡莹微只言八卷本《太上感应篇》，并未提及李昌龄，可能在道流心中，李注本本身并非纯粹的道教典籍；第四，该表成于绍定六年八月，以郑清之在绍定六年四月序文为起始，也就是说，李昌龄注、郑清之赞、宋理宗御书的《太上感应篇》仅仅用时四个月就刊刻完工。
就这样，一部由帝王题字出资、由名臣作赞、由名道主事刊印的《太上感应篇》很快就在神州大地传播开来，这一结果所造成的影响也是直接且多方面的。说其直接，是因为绍定六年至嘉熙二年（1238）间，陈奂子、真德秀、龚幼釆、叶应辅、郑大惠、先挺、陈天昌、应辰等多人先后为《太上感应篇》作序作跋，仅六年时间，众人纷纷出资再谋锓梓，多种版本的《太上感应篇》集中应世。大儒真德秀也捐资锓梓，他说：“然大小学可以诲学者，而不可以语凡民，金刚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顾此篇指陈善恶之报，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故复捐金赍粮镂之，塾学愿得者摹以与之，庶几家传此方人挟此剂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补也。”B31在真德秀看来，《太上感应篇》通俗易懂，直言劝善惩恶之道，受众是下层普通民众以及尚在塾学的学童，并不像《金刚经》等书，非有慧根的人不能理解，是篇可以弥补世俗的某些弊端。为了避免有儒者将《太上感应篇》看作道家之书而弃之的行为，真德秀进一步以《书》《易》《孟子》之语证明《太上感应篇》的儒家特性，他说：“《书》有作善降祥之训，《易》有积善余庆之言，大抵皆此理也……余闻诸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鸡鸣而起，未与接物，善焉乎施，存心养性，此人事也，于天何与？呜呼，知乎此，而后知为善之本矣。”B32
绍定六年《太上感应篇》的刊印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太上感应篇》原存于浩瀚的道书之中，如胡莹微所言“宝藏之诸经中，有瑶编之大训”，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它的存在，而此次刊印使人们不仅知晓该书，而且纷纷阅读、学习此书，并从中发现有益的价值取向。陈奂子就将《太上感应篇》看作警世之书，他说：“载读《感应灵篇》，与蜀士李昌齡之注，是殆推本道德之旨，发明祸福之端，究诘天人之证，严于训戒，以警悟人心者乎？”B33其次，该书是宋代三教合一的最好展示，体现了宋代儒家学者对待道教态度的阶段性转向。例如北宋二程在论及道家时多有贬义之辞，如程颢说：“老氏之学，更挟些权诈，若言与之乃意在取之，张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则秦之愚黔首者，其术盖亦出于此。”B34又言：“释氏与道家说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说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B35而《太上感应篇》的流行使儒生进一步思考道教思想对于人心教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儒家学者逐渐成为推销《太上感应篇》的主力军，他们甚至劝人不要因其是道家经典而忽视此篇。明代李贽专门为《太上感应篇》作序，以说明《太上感应篇》并非肤浅之文。他说：“予在白下时，闻嘉禾有慕空居士者道是《太上感应篇》最肤浅。故与一二同志遂梓而序之，以见其最不肤浅也。近者延年，远者昌厥后，次则生天，高则径生净土，岂肤浅也哉？！”B36儒生还纷纷为其作注，清代刘沅、惠栋、俞樾诸儒皆有注本存世。反观道门中人对于《太上感应篇》的热情却不断减弱，鲜有名道重视此篇，这是因为该篇不见丹道、斋醮内容，所宣说的内容却与儒家思想更加贴合。最后，《太上感应篇》流行后，《玉历钞传》《功过格》《阴骘文》等书也被人们广泛接受。道教劝善书的出现及流行，体现了道教自身的转向与变革，如朱越利先生所言，这种对于旧道经的改造模式与道教世俗化的脚步相一致，反映出道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进一步融合。B37
总之，在帝王、名臣的影响下，《太上感应篇》从默默无闻，从丙戌夜的一片灰烬，从仅有道士胡莹微谋求刊印的境况下，一跃而成为众人口中可与儒家“六经”相互印照的道教经典，而这1200余字的短小篇文也被众人赋予了警世人心的巨大意义。自此为开端，《太上感应篇》各版本与注本绵远流传，不仅在汉民族中开花结果，还流传至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太上感应篇》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流行的经典之一。
注释
①李冀：《〈太上感应篇〉文本来源及其成书时间考析》，《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②〔元〕脱脱等：《宋史》第十五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5197页。以下凡引《宋史》仅注册数及页码。
③李刚：《〈太上感应篇〉初探》，《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1期。
④段玉明：《〈太上感应篇〉：宗教文本与社会互动的典范》，《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⑤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第42—43页。
⑥朱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
⑦张悦：《略论宋理宗与道教》，《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
⑧B21B22B23B2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〇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7、247、247、247页。第247页。
⑨李昌龄：《太上感应篇》，《道藏》第二十七册，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3页。以下凡引《道藏》版本相同。
⑩李之亮编：《宋代路分长官通考》下册，巴蜀书社，2003年，第1838页。
B12张金岭：《宋理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B13B14《宋史》第三十五册，第12419、12419页。
B15《宋史》第三册，第795页。
B16B17B18B19B20B27〔元〕佚名：《宋史全文》第三十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三三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68、669、669、669、669、673页。
B24B25《宋史》第三十六册，第12630、12635页。
B26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二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B28〔清〕惠栋：《太上感应编注·序》，《粵雅堂丛书》第12集，咸丰五年刻本，第1页。
B30B32B33《道藏》第二十七册，第1、3、2页。
B31〔宋〕刘爚：《云庄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一一五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7页。
B34B35〔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8、344页。
B36〔明〕李贽：《因果录序》，《李温陵集》卷十，明刻本，第20页。
B37朱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
责任编辑：涵 含
关键词：《太上感应篇》；郑清之；宋理宗；胡莹微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1-0108-06
《太上感应篇》是宣扬天人感应与劝善惩恶的道教经籍，是书大体成于政和六年（1116）至政和八年之间①，其作者也众说纷纭，老子、葛玄、腾升、李昌龄、李石都被后人称为《太上感应篇》的作者，李昌龄是被提及最多的。李昌龄著《太上感应篇》这一说法源于《宋史·艺文志》所载“李昌龄《感应篇》一卷”②之语，不过今人的论著已经将此观点彻底推翻，《太上感应篇》的作者问题也就此搁置。宋理宗则是第一个推广《太上感应篇》的帝王，他所题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大字被冠于《太上感应篇》卷首，他还赐禁钱百万刊印是书。在宋理宗的影响下，《太上感应篇》在中华大地迅速流行。学界通常以南宋社会背景、《太上感应篇》内在的劝善因素以及道教的发展脉络为出发点探讨宋理宗推崇《太上感应篇》的原因。李刚教授认为：“《感应篇》出世不久，皇帝、大官僚和大儒意识到它于治道多有裨益，纷纷作它的推销员。”③段玉明教授认为：“因其（《感应篇》）突出的文本特色……至理宗时，朝野上下協力推崇，理宗为之题词，真德秀、郑清之、陈奂子、先挺等人为之序跋，其影响遂逐渐增大。”④陈霞教授认为：“道教劝善书的出现意味着道教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获得了一种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作用和影响也就更加广泛和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劝善书的出现是道教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静悄悄的改革，是道教适应社会和影响社会的又一重要举措。”⑤朱越利教授认为《太上感应篇》可辅助统治阶级“宣扬封建道德”，其“通俗性”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劳动人民的思想”⑥。张悦认为：“《太上感应篇》在此时（宋理宗时期）的流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三教归一趋势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⑦
众学者在多种维度广阔视域下已探查出宋理宗推崇《太上感应篇》的大体缘由，不过，历史的车轮在前行时，一些关键节点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小觑。本文希冀于通过微观的历史事件和具体的人物线索来探寻宋理宗与《太上感应篇》之间的丝丝脉络，从而揭开宋理宗助推《太上感应篇》的神秘面纱。
一、“龙潜之讲”
在论及宋理宗与《太上感应篇》的关系时，有一位人物所起到的作用常被忽视，这个人就是郑清之。郑清之（1176—1251），初名燮，字德源、文叔，别号安晚，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嘉泰进士，官至左、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曾为《太上感应篇》作赞，郑清之赞的《太上感应篇》后被收入明《正统道藏》中，共30卷本。今人所编的《全宋文》在考察宋本《太上感应篇至言详解》一书的基础上，从中摘出郑清之的序文，该序文成为我们探知宋理宗与《太上感应篇》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序文说：
臣曩岁获侍龙潜之讲，视听言动，稔于朝夕，好恶取舍，窥所趋乡，盖未尝一息不出于善也。劝诵之暇，汎及它书，或未经见，必立致之。是以经史之外，虽百家杂说，有片善可观者，靡不采访。一日，语及善恶之报，因谓李昌龄所注《感应篇》该贯殚洽，信而有证，亦可助教化者。翼日讲毕，则是书已列几间。盖平时汲汲于尊所闻类如此。⑧
郑清之于嘉定十五年（1222）至嘉定十七年任国子学录，兼魏忠贤王府教授，负责理宗的读书与学习。在教授理宗的过程中，郑清之不敢丝毫大意，一言一行与所授内容皆出于善，除了传授经史之外，他还夹杂百家，对于存有善念的书籍无所不窥，皆倾囊相授。一日，郑清之在论及善恶之报时，提到了李昌龄所注的《太上感应篇》。郑清之认为李注博征广引，论之有信，有助于王道教化。第二天，郑清之发现理宗的几案上已有李注本，可见理宗十分好学，任何有助于他成长的因素他都想获取。那么郑清之是如何发现李注本，又为何向理宗推介此书呢？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李注本的成书时间与郑清之教授时间相距较短。李昌龄注本成于何时，尚无定论，不过在其注本中，李昌龄提及同乡何熙志死后之事，他说：“如吾乡台法何公熙志以注《金刚经》有补于世，死后乃得补为西岳点检，历数官。”⑨何熙志在淳熙二年（1175）还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⑩，其后则无记载。可见，李注本的撰写时间至少在淳熙二年以后，若加上何熙志的在世时间与李昌龄的撰写时间，李注本成书的时间至嘉定十五年大概仅有二三十年的光阴，这么短的时间还不足以令一部注本淹没在历史之中，这点实是郑清之有机会阅读到李注本的关键因素。其次，从地理上来说，李昌龄为蜀人，其注本的最初流通应以蜀地为主，此后可能流入临安等地。郑清之无意中提及李注，说明他对李注较为熟知，而这可能与郑清之早年在道观读书有关。据《武林旧事》载：“上清宫，葛仙翁炼丹旧址，道士胡莹微祖筑庵。郑丞相清之曾此读书。淳祐中重建，赐今额，理宗御书‘清净道场四大字。”B11郑清之曾在临安上清宫读书，而上清宫存有李注《太上感应篇》并非没有可能。最后，李昌龄本人喜欢广搜善迹，曾著有《乐善录》一书，他是已知的第一位为《太上感应篇》作注的人，其注本融通儒释道三教，以大量的历史和传说印证《太上感应篇》语句，确如郑清之所言“该贯殚洽，信而有证”。虽然《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经籍，不过李注本已经将《太上感应篇》升华至新的高度，郑清之出于劝善之目的，向理宗推介此书可谓合情合理。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理宗此时仍在“龙潜”之时，所谓“龙潜”是说理宗尚未崭露头角。此时的理宗不仅尚未登基，甚至连太子都不是，他只是史弥远掌控下的一位皇位候选人而已。不过，正因为理宗尚在“龙潜”，郑清之在选择所授内容时才会如此小心谨慎，“未尝一息不出于善也”，而李注本在劝善方面确有功效，这是郑清之向理宗推介李注本的缘由所在。
以理宗来说，郑清之向他提及李注《太上感应篇》，他竟有心记住该书，且次日便将该书置于案头，说明他十分重视郑清之的教授内容。这是因为理宗的出身背景使他必须向郑清之以及郑清之所代表的史弥远一派展示其向善好学的一面。宋理宗虽然具有皇族血脉，可他本人却是平民出身。因宋宁宗之子皆短命，宁宗只好在宗亲子弟中选取宗子。理宗正属于遗落在民间的皇室宗亲，“他（理宗）的生活处境如同一般平民”B12。余天锡因缘巧合之下遇见理宗，并将其带至史弥远身边。经过一番波折，嘉定十七年九月，宁宗去世，理宗正式被推上皇位，但是此时的理宗尚处于傀儡阶段，史弥远等权臣掌控朝廷。在理宗韬光养晦时期，郑清之扮演着重要角色。郑清之属于史弥远一派，二人曾一起密谋废除济国公，立理宗，“丞相史弥远与清之谋废济国公”B13，宁宗去世后，史弥远主政，诏旨都是郑清之所定，“宁宗崩，丞相入定策，诏旨皆清之所定”B14。在未成为太子的几年时光中，郑清之负责理宗的学习，理宗表现得十分好学。他将郑清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中，如此得到了郑清之的积极评价，这也是史弥远将其立为太子的原因之一。理宗将《太上感应篇》置于几案上这一举动虽小，却在郑清之心中留下其向善好学之美名，如郑清之所说“盖平时汲汲于尊所闻类如此”。
总之，郑清之随口之言成为理宗与《太上感应篇》初次接触的契机。虽然郑清之已经构筑起宋理宗与《太上感应篇》之间的桥梁，不过此时，郑清之并未为《太上感应篇》作赞，而宋理宗也并未助推刊印《太上感应篇》，反而一次意外事件成为《太上感应篇》流行于世的真正“导火索”。
二、绍定四年临安大火
绍定四年（辛卯，1231）九月丙戌夜，临安城南失火，大火蔓延至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等官署，并波及太庙。《宋史》载：“（绍定四年）九月丙戌夜，临安火，延及太庙。”B15这场大火将供奉赵氏皇族先祖的太庙化为一片焦土，宋理宗因此而“累日哭于神御殿”，并将神祖位、三省枢密院及六部暂移他处，“回禄之灾，延及太庙，祖宗神主，暂就御于景灵宫，朕累日哭于神御殿，省衍谢罪，伤痛罔极，所合奏告，可令礼寺疾速定日，具奏以闻，诏令三省枢密院暂就都亭驿，六部暂就传法寺，治事以延燎故也”B16。针对丙戌之火，宋理宗希望人们指陈过失，以绝后患，他说：“丙戌之夕，回禄为灾，信宿之间，上及太室，延燔民庐，莽焉荒燬，都人奔避，间遭死伤。皇天降威，孰大于此！朕当避正殿，素服视朝，减膳撤乐，以答明谴。其宽恤事宜，已命宰辅次第施行，应内外臣僚士庶咸许直言，指陈过失，毋有所隐。庶藉忠嘉，共图消弭。”B17由此，殿前副都指挥使冯塒、主管侍卫步军司王虎各被夺职，“戊戌诏，殿前副都指挥使冯塒、主管侍卫步军司王虎救焚弗力，延及太庙，各夺一官罢之”B18。史弥远、薛极、郑清之、乔行简等人也各降官秩，“丙辰宰执以太室延燎五具奏乞镌罢，诏史弥远特降奉化郡公，薛极、郑清之、乔行简各降一秩”B19。朝中官员各有降免，宋理宗作为帝王，也不可避免地检讨己过，“甲寅度支邸官王舆权进对论近日火灾，上曰：此皆朕之不德，最是延及太庙，朕心不遑安处。奏云：中外臣子所同痛心，今日灾变，可谓极矣，惟有修德可以回天意。上然之”B20。宋理宗将此次火灾的原因归为自己的“不德”，而只有“修德”才可“回天意”，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
丙戌之火所波及的范围极广，连帝王都自陈己过，可见当夜火势之凶猛。丙戌之火并非南宋临安城唯一一次火灾，只是这次所发生的大火最为猛烈。《宋史》所载的临安火灾中，最大一次且记录最详细的是“辛酉之火”。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宋绍定辛卯临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虽太庙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独全。”从罗大经的述说中可知，辛卯年的大火比辛酉年的火还要猛烈五分之三，由此可以想象这是何等规模。
那么这场火与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又有何关联呢？原来临安太一宫曾藏有手抄本《太上感应篇》，不过该本辗转相借，最后未能在辛卯大火中幸免于难，丙戌夜火不仅烧毁了皇室太庙，也波及《太上感应篇》。郑清之说：“太一宫旧有摹本，转假留外，燬于辛卯。”B21这场大火烧毁了临安城太一宫仅存的《太上感应篇》，胡莹微作为太一宫的主事，再次刊印此书成为他的“素愿”。
三、郑清之作赞与陈洵益奏呈
《太上感应篇》焚毁后，太一宫胡莹微一直谋求再次刊行。郑清之自言：“监义臣胡莹微再谋锓梓，遂语以李注，引事以为证，乃传也。”B22这里面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郑清之称胡莹微“再谋锓梓”，说明胡莹微并非第一次谋求刊印《太上感应篇》。胡氏作为道门主事，他这一举动说明《太上感应篇》在南宋道门中已有一定影响力。同时，胡莹微应知晓理宗对待《太上感应篇》的态度，也知晓《太上感应篇》所具有的教化作用，谋求《太上感应篇》的刊刻可以看作一种宗教与政治追求。其次，胡莹微在上表理宗之前，曾询问过郑清之的意见，郑清之早年在胡莹微祖辈修建的上清宫中读书，两人可能早就熟识。郑清之作为帝师，在理宗登第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他在朝中的地位也较为稳固。胡莹微大概也知晓郑清之曾推荐《太上感应篇》给理宗的事迹，他谋求刊刻之前询问郑清之的意见可谓妥当。最后，《太上感应篇》本藏身于浩瀚的道经之中，全文僅1200余字，篇幅不仅短小，内容也庞杂多端。可该篇经过李昌龄以十万言引经徵事注解后，竟有所升华。胡莹微以教门纳众为出发点谋求刊印是篇，初衷只是刊印这1200余字，并非刊印十万言之李注。但郑清之却向胡莹微推荐李注，他所看中的正是李注本中王道教化思想。李注本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道书，而且是一部融摄儒释道三教经典并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教化书籍。
郑清之说：
将欲述赞以明理，庶几涓埃之助，日力困于应酬，期年而未偿。去岁冬，得目眚甚异，伏而思之，未省贻谴造物者。偶记高迈长明灯颂事，念有负于《感虑篇》赞久矣，亟斋心研思，日裁数章，疾良已。既以授蘂宫，刊未竟帙，幹办御药臣陈洵益因醮祭见之，锐于进善，即以奏呈。圣语有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乃是书之大要。可谓简而切，坦而明矣。B23
郑清之希望亲自为李注作赞以辅助该书的流行，但是无奈“困于应酬”而未得偿所愿。绍定五年，郑清之忽患眼病，他自思是因为曾发愿为《太上感应篇》作赞，可是却长久未行而获得的果报，于是他每日阅读李注《太上感应篇》，并为之作赞，眼疾也逐渐好了。郑清之完成赞文后交与蘂宫，不过该书并未立刻得到刊印。御药臣陈洵益在醮祭时见到此书，于是将其呈给理宗。理宗见后，写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大字。
由上可知，“御药臣陈洵益”在中间起到了助推作用，那陈洵益又是何许人也？陈洵益在《宋史》中多被描写为一位弄权的宦官。李韶曾对理宗揭发陈洵益之罪状，说其“刑余腐夫，粗通文墨，扫除贱隶，窃弄威权，乞予洵益外祠”B24。陈洵益身为贵妃的长兄，自恃有皇族恩宠，常在朝中拨弄权威。王迈也说“吴知古、陈洵益扰政”B25，他还说：“臣一介疏贱，不知宫掖中妇寺姓名为谁，但道路之人皆言有吴知古、陈洵益纤巧反复，最能扰政。大明当天，群阴宜伏，岂应有此？臣愚欲望睿断，将知古、洵益斥逐远方，以绝黄冠左道出入禁闼，毁誉臣下，得行其私致弊。”B26王迈认为世人皆知陈洵益与吴知古扰政，最好将此二人逐出皇宫。以李、王二人语可知，陈洵益之奸巧以致世人皆知的地步，即便如此，理宗仍对其不管不顾。通过对陈洵益向理宗呈献郑清之赞的《太上感应篇》一事，也充分说明此人善于阿谀弄权。
郑清之将此书交予太一宫后，由胡莹微斟酌刊印，郑、胡此举可看作个人的劝善诉求，二人也并未将此书呈与理宗。但陈洵益见到此书后，却主动呈与理宗。这可能基于以下几点：首先，陈洵益自恃外戚，得蒙恩宠，可惜理宗只是史弥远等人的傀儡，他希望通过此书，构筑起自己与郑清之的密切关系；其次，陈洵益与道流交好，他知晓胡莹微有此“素愿”，那么代胡莹微谋求皇恩，可留恩于人；最后，绍定五年底，皇太后去世，陈洵益以《太上感应篇》奏呈，可以看作奉迎理宗心意之举。绍定五年皇太后去世，理宗说：“朕惟皇天降割，大行皇太后上仙，哀痛罔极。但内朝大典，不敢辄有改更，朕于宫中自服三年之丧。”B27皇太后去世，理宗心中哀痛，第二年，即绍定六年的春天，陈洵益将《太上感应篇》呈与理宗。《太上感应篇》以积善成仙为主旨，陈洵益此举有祈愿皇天后升仙之义，从结果来看，理宗对于陈洵益此举较为肯定，他不仅为该书题字，还赐禁钱百万促成该书的刊印。
对于理宗来说，他推广此书，不外乎以下四点原因。其一，该书理宗早年已阅，留有印象，且郑清之作赞后，该书融入了郑清之的一片心血，推助刊印此书，可以看作理宗报答郑清之教导的举措；其二，《太上感应篇》宣扬劝善之道，此书可向众人展现理宗好善的政治形象，赢获人心；其三，《太上感应篇》有助于王道教化，推广此书，可以起到安抚民心、维护政权统治的作用；其四，皇太后刚刚离世，理宗伤心之下，以禁钱刊印此书是对去世亲人表达孝心的一種仪式。通过推广《太上感应篇》而行孝的这种方式并非理宗所独享，清代巨儒惠栋曾为母亲祈祷而注解《太上感应篇》，惠栋说：“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栋日夜尝药，又祷于神，发愿注《感应篇》，以祈母疾。天诱其衷，母疾有间，因念此书感应之速，欲公诸同好而未果。”B28雍正初年，惠栋母亲抱病，除了采用传统医药的治疗手段，惠栋还发愿注解《太上感应篇》，以祈祷母亲病愈。过了一段时间，惠栋的母亲病情果然转好，他感念《太上感应篇》的灵验，于是引经注《太上感应篇》，并将该注本颁行于世，这是《笺注》产生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应具有为皇太后祈愿之义。在这四点因素下，理宗欣然赐禁钱促成该书的刊印。
四、刊印工迄及其影响
得到宋理宗的肯定后，胡莹微负责该书的锓梓工作，郑清之则为之作序，其序文成于绍定六年四月，而理宗所题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二语也被置于诸篇之首。有理宗百万禁钱的支持，该书的刊印工作很快就完工了，郑清之说：“御书二语冠诸篇首，得日赐禁钱百万助工墨费，不日而成。”B29
该书刊印完工后，胡莹微向理宗呈《上太上感应篇表》，该表是对《太上感应篇》刊印工作的总结，该表为：
臣莹微言，凝旎重道，深嘉太上之格言，锓梓迄工，幸毕微臣之素愿……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缉熙典学，讲贯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道访窈冥，继圣祖下风之请；化流清静，迈汉皇当日之规……曩已躐教门之陛，擢今又叨睿旨之使。令宠拜赐金，冒司镂牒，誓竭眇绵之力，少伸报效之私。慨念先臣，每惧斯文之废阙；不图回禄，愈增吾道之宣明。董摹刻以既周，谨缄熏而恭进。伏望皇帝陛下俯留一览，诞布四方，俾尔民皆迁善之归，自乐从于教化，则是书为扶世之助，庶不负于君师。臣谨以所刊御题《太上感应篇》一部八卷，随表上进以闻。臣莹微惶惧惶惧，顿首顿首，谨言。绍定六年八月日，右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太一宫焚修臣胡莹微上表。B30
胡莹微在吹嘘理宗圣功之余，也透露出几点信息。第一，胡莹微称自己为“冒司镂牒”，说明他是此项工作的负责人，且他早有刊刻《太上感应篇》的“素愿”，这与郑清之所说的“监义臣胡莹微再谋锓梓”情况相符；第二，胡莹微称理宗“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这一方面说明理宗涉猎广泛，一方面说明《太上感应篇》只是在群书之中，并未受到当时学人的重视；第三，胡莹微只言八卷本《太上感应篇》，并未提及李昌龄，可能在道流心中，李注本本身并非纯粹的道教典籍；第四，该表成于绍定六年八月，以郑清之在绍定六年四月序文为起始，也就是说，李昌龄注、郑清之赞、宋理宗御书的《太上感应篇》仅仅用时四个月就刊刻完工。
就这样，一部由帝王题字出资、由名臣作赞、由名道主事刊印的《太上感应篇》很快就在神州大地传播开来，这一结果所造成的影响也是直接且多方面的。说其直接，是因为绍定六年至嘉熙二年（1238）间，陈奂子、真德秀、龚幼釆、叶应辅、郑大惠、先挺、陈天昌、应辰等多人先后为《太上感应篇》作序作跋，仅六年时间，众人纷纷出资再谋锓梓，多种版本的《太上感应篇》集中应世。大儒真德秀也捐资锓梓，他说：“然大小学可以诲学者，而不可以语凡民，金刚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顾此篇指陈善恶之报，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故复捐金赍粮镂之，塾学愿得者摹以与之，庶几家传此方人挟此剂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补也。”B31在真德秀看来，《太上感应篇》通俗易懂，直言劝善惩恶之道，受众是下层普通民众以及尚在塾学的学童，并不像《金刚经》等书，非有慧根的人不能理解，是篇可以弥补世俗的某些弊端。为了避免有儒者将《太上感应篇》看作道家之书而弃之的行为，真德秀进一步以《书》《易》《孟子》之语证明《太上感应篇》的儒家特性，他说：“《书》有作善降祥之训，《易》有积善余庆之言，大抵皆此理也……余闻诸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鸡鸣而起，未与接物，善焉乎施，存心养性，此人事也，于天何与？呜呼，知乎此，而后知为善之本矣。”B32
绍定六年《太上感应篇》的刊印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太上感应篇》原存于浩瀚的道书之中，如胡莹微所言“宝藏之诸经中，有瑶编之大训”，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它的存在，而此次刊印使人们不仅知晓该书，而且纷纷阅读、学习此书，并从中发现有益的价值取向。陈奂子就将《太上感应篇》看作警世之书，他说：“载读《感应灵篇》，与蜀士李昌齡之注，是殆推本道德之旨，发明祸福之端，究诘天人之证，严于训戒，以警悟人心者乎？”B33其次，该书是宋代三教合一的最好展示，体现了宋代儒家学者对待道教态度的阶段性转向。例如北宋二程在论及道家时多有贬义之辞，如程颢说：“老氏之学，更挟些权诈，若言与之乃意在取之，张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则秦之愚黔首者，其术盖亦出于此。”B34又言：“释氏与道家说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说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B35而《太上感应篇》的流行使儒生进一步思考道教思想对于人心教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儒家学者逐渐成为推销《太上感应篇》的主力军，他们甚至劝人不要因其是道家经典而忽视此篇。明代李贽专门为《太上感应篇》作序，以说明《太上感应篇》并非肤浅之文。他说：“予在白下时，闻嘉禾有慕空居士者道是《太上感应篇》最肤浅。故与一二同志遂梓而序之，以见其最不肤浅也。近者延年，远者昌厥后，次则生天，高则径生净土，岂肤浅也哉？！”B36儒生还纷纷为其作注，清代刘沅、惠栋、俞樾诸儒皆有注本存世。反观道门中人对于《太上感应篇》的热情却不断减弱，鲜有名道重视此篇，这是因为该篇不见丹道、斋醮内容，所宣说的内容却与儒家思想更加贴合。最后，《太上感应篇》流行后，《玉历钞传》《功过格》《阴骘文》等书也被人们广泛接受。道教劝善书的出现及流行，体现了道教自身的转向与变革，如朱越利先生所言，这种对于旧道经的改造模式与道教世俗化的脚步相一致，反映出道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进一步融合。B37
总之，在帝王、名臣的影响下，《太上感应篇》从默默无闻，从丙戌夜的一片灰烬，从仅有道士胡莹微谋求刊印的境况下，一跃而成为众人口中可与儒家“六经”相互印照的道教经典，而这1200余字的短小篇文也被众人赋予了警世人心的巨大意义。自此为开端，《太上感应篇》各版本与注本绵远流传，不仅在汉民族中开花结果，还流传至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太上感应篇》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流行的经典之一。
注释
①李冀：《〈太上感应篇〉文本来源及其成书时间考析》，《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②〔元〕脱脱等：《宋史》第十五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5197页。以下凡引《宋史》仅注册数及页码。
③李刚：《〈太上感应篇〉初探》，《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1期。
④段玉明：《〈太上感应篇〉：宗教文本与社会互动的典范》，《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⑤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第42—43页。
⑥朱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
⑦张悦：《略论宋理宗与道教》，《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
⑧B21B22B23B2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〇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7、247、247、247页。第247页。
⑨李昌龄：《太上感应篇》，《道藏》第二十七册，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3页。以下凡引《道藏》版本相同。
⑩李之亮编：《宋代路分长官通考》下册，巴蜀书社，2003年，第1838页。
B12张金岭：《宋理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B13B14《宋史》第三十五册，第12419、12419页。
B15《宋史》第三册，第795页。
B16B17B18B19B20B27〔元〕佚名：《宋史全文》第三十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三三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68、669、669、669、669、673页。
B24B25《宋史》第三十六册，第12630、12635页。
B26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二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B28〔清〕惠栋：《太上感应编注·序》，《粵雅堂丛书》第12集，咸丰五年刻本，第1页。
B30B32B33《道藏》第二十七册，第1、3、2页。
B31〔宋〕刘爚：《云庄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一一五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7页。
B34B35〔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8、344页。
B36〔明〕李贽：《因果录序》，《李温陵集》卷十，明刻本，第20页。
B37朱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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