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运动在粤萌芽及向港扩展（１９２１—１９２３）

    陈刘洁贞　吴慧坚

    直到1949年为止，香港共运史与广东共运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广东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整体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样，开始于五四运动期间。1920年底，陈独秀来到广东。他的到来，意味着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工作跨出重要的第一步。在陈到来之前，共产国际的两位俄国代表米诺尔和别斯林通过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接触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据说他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比无政府主义优越。大约在1921年的春天，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前面提到的两位共产国际的俄国代表等九人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陈公博作为广州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不久，中共广东支部在广州成立，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和谭植棠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广东支部直接向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共产主义运动在广东兴起，并逐渐向全省各地以及香港发展。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在发给广东的一份函件中要求，广州的五个区必须在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拥有至少30名共产党员，并成立一个地区执行委员会。到1922年6月，广东共有32名党员，占全国党员人数的16.4%，而中共广东支部也扩大为中共广东地区执行委员会。除了中共广东支部，广东共运还有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青年团似乎是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而来的。广州社青团组建了才几个月，就在1921年的春天解散了，解散的原因显然是团员们的思想主张不一致。同年10月，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总团提议改组全国的青年团组织，确定马克思主义为其中心思想。总团委托谭平山负责广东的改组，他在年底便开始着手工作。新建的组织在1922年3月中旬正式成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完成了组建工作后，加上中共广东支部，广东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架构就此形成，共产主义运动便由此向与之关系紧密的香港扩展。

    香港海员大罢工发生在1922年初，在当时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罢工，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广东共产党组织建立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劳工运动。共产党员，尤其是与香港联系紧密的广东共产党员，在这次罢工中起了什么作用？许多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次罢工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周策纵甚至断言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下面从罢工的起因、罢工的领导人、事态的进展和成功的原因几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发起罢工方面，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这次罢工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事实上，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组织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主要原因是海员迫切需要改善经济条件。1921年3月6日，第一个中国海员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时，它的首要目标就是争取增加工资。

    如果说共产党在领导罢工方面发挥了作用的话，他们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促使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的是一群海员领袖，如陈炳生、翟汉奇、林伟民、苏兆征、邝达生等。他们用了大量的时间向海员宣传，强调把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工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工会最终在1921年3月成立，同时也组成了有7位成员的执行委员会，由陈炳生任主席，其他六位成员是：蔡文修、翟汉奇、罗贵生、林伟民、邝达生和冯永垣。

    大量文献给人的印象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导人几乎只有苏兆征和林伟民，这两人后来都以重要的早期中共党员而著名。然而事实却是，虽然苏和林确实做了大量的领导工作，但他们绝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仅有的领导人。实际上，当时还有多位海员罢工领袖和活跃分子，如翟汉奇、卢俊文、陆常发等，他们都参加了与香港政府和轮船公司的谈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也绝不能否认苏和林两人在谈判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谈判使得罢工胜利结束。他们还领导工人把罢工中心迁往广州，因为广州的生活费用比香港低得多。2月中旬，陈炳生涉嫌谋杀妻子而被逮捕，苏兆征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当时罢工时间已经过半，苏兆征还是发挥了主要的领导作用。但是，林和苏当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而且根据邓中夏的叙述（邓后来成为共产党重要的劳工活动分子），苏兆征当时知道有共产党员在广州，却没能联系上。当时的广东共运还处在初创阶段，肯定还没有发展到香港。总之，在罢工之前，苏和林两人既未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也没有和共产党员有过重要的接触。事实上，林、苏二人分别在1924年夏和1925年春才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两人接着在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中成为主要领导人。有位学者作了恰当的推论：“苏兆征等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恰恰表明海员大罢工是个训练潜在的共产党员的时机。事实上，与其说共产党激发了海员大罢工，倒不如说海员大罢工推动了共产党的发展，这样说更公正些。”

    然而，虽然香港海员大罢工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却肯定有共产党的参与，但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在广州进行的。经常被列举来说明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努力的一个例子是广东支部在2月9日发表的、印发了3000份的《敬告罢工海员》。共产党声称这份声明起到了指导罢工的作用，并极大地提高了罢工工人的士气。但这份声明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为罢工工人大多是文盲，而且也还不知道广东支部的存在。

    除了发表宣言，中共广东支部的约三十名成员和与即将成立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关的共产党人（他们的人数要多得多）主动参与工作，竭尽所能为罢工提供帮助。在陈独秀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他们发表演讲支持罢工。中共广东支部的机关报《广东群报》以及青年团主办的《青年周刊》大量报道罢工的情况。据说他们还为从香港来的罢工海员提供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于3月中旬正式成立之前，他们就创办了《青年周刊》、组织了演讲队、青年剧团等开展多种支持罢工的活动。

    1922年7月中旬，陈炯明公开反叛孙中山。由于陈炯明对一切可能带来混乱的政治因素都心存疑虑，广东的共产党员只得转入地下。陈与孙的决裂，严重阻碍了羽毛未丰的广东共运的发展。然而，导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香港发生的却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社青团能扮演如此突出的角色，是因为陈炯明叛变带来的争议使得中共广东支部的领导层出现真空：直到1923年春谭平山重返广东，广东支部才呈现出稳定的迹象。一直显得懒散懈怠的社青团在1923年5月13日再次进行重组，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包括阮啸仙、施卜、刘尔崧、杨章甫和郭瘦真，由阮啸仙任书记。在新的广东社青团组织架构中，有24个核心小组，包括刚刚在香港建立的一个小组。因此，共产主义初现香港，其代表组织是社青团，而不是共产党。

    香港小组也有她本地的渊源。1920年，教育署督察员林君蔚（林昌炽）、官办名校皇仁书院毕业生张仁道和小学教师李义宝一起创办了不定期出版的《真善美杂志》，其主要目的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报道香港内外的劳工状况。年底，陈独秀由上海乘船往广州，途中在香港停留，据说林、张、李三人设法到船上与陈独秀见了面。在陈独秀的鼓励下,他们在李义宝任教的蒙养小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这所小学位于香港岛的跑马地地区。1923年初，李义宝似乎是去了广州，并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接触。回港后，李义宝立刻成立了社青团组织，并使之在五月底之前与广东社青团建立了组织关系。林君蔚似乎也在同一时间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取得了联系。香港核心小组在初建时有8名成员：林君蔚（教师）、李义宝（教师）、杜沧州（学生）、黄演麟（学生）、彭月笙（学生）、潘子仲（工人）、谭浩峰（工人）和李毓秀（工人）。简言之，成员大都来自教育行业，其余的则来自劳工行业。在青年共产党人或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年青人中，学生占了多数，这也与广东的情况相似。这个局面促成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的外围组织——广东新学生社——于1923年6月17日成立。学生社成立时有一百多名成员，来自广州十所学校，阮啸仙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两周后，学生社的宣传刊物《新学生》出版。很快，这个组织的人数扩大至两千多人，在省内各地有十几个分社。之后，学生社的影响扩展至广东以外的地区。

    与此同时，广东社青团已经完成了重大的改组工作，并从1923年5月起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地区。在香港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尽管遇到重重困难，却也成功地取得了进展。8月底，这个小组升格为中国社青团广东地区的一个“特支”。社青团香港特支的成员从八人增加到十六人，正好增加了百分之百。由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在8月选出，林君蔚任主席，其他两位委员是梁鹏万和梁九。特支的工作目标还包括组织救国团，每团十人，采取行动与圣教总会对抗。梁鹏万似乎刚刚从广州来到香港，是广东派去领导工作的。社青团员分成四个小组：第一组（五名成员，包括领导人梁九）和第二组（四名成员，包括领导人杜沧洲）由工人组成，每周分别在油麻地的木匠工会分会和鸭巴甸街的木匠工会总部碰头；第三组（四名成员，包括领导人林君蔚）和第四组（三名成员，包括领导人彭月笙）都是在跑马地的蒙养小学会面。阮啸仙对几位香港社青团早期领导人的评价很有意思：林君蔚（有前途，但参加的组织太多），梁九（很好），杜沧洲（无用），彭月笙（真诚），李义宝（令人满意）。

    香港小组初建时主要由教育界的人员组成，很明显，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转变：特支里来自劳工界的成员占了多数。而且，社青团香港特支执行委员明确地把劳工定为其主要的工作目标，具体地说就是调查香港的工会状况，并加强木匠工会和工业工会的联系。之后，这种局面持续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工人无论在人数还是在政策制定方面都占据着优势。

    9月底，中国社青团广东地区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全面改革，香港特支的地位也在这个架构内发生了变化。在10月14至16日举行的中国社青团广东地区第一次大会上，除了选举第一届社青团广东地区执行委员会，还在广州、海丰及香港建立了地区团。这被认为是一个恰当的决定，因为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这三地的团组织活动有不小的进展，其组织地位应该获得提升。大会的香港代表是林君蔚，中共代表是冯菊坡。新当选的五位执行委员会委员是阮啸仙（书记）、刘尔崧、罗绮园、施卜和郭瘦真。

    大会期间，广州、香港和鹤山的团组织报告了工作进展。与广州地方团相比，香港地方团的报告要详细得多，并且概述了今后的工作计划。在广州报告中，劳工和学生工作所占的份量大致相等，而香港报告虽然也提到了两方面，却明显对学生工作显得不够积极。香港的学生受儒教和基督教的影响颇深，学生工作一向被认为很难做。

    香港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是梁鹏万。10月25日，新成立的中国社青团香港地方团在全体会议上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梁鹏万（主席）、彭月笙（秘书）、林君蔚（教育）、区直之（劳工）与梁九（会计）；同时对组织架构进行改组：地方团下分3个支部，共有6个核心小组，每个支部由1名书记领导。中环支部下辖3个核心小组，各有4名成员；湾仔支部则只有1个由4人组成的小组；红磡/油麻地支部管辖着两个小组，各有4名和3名成员。8月底时，香港有16名团员。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有两名团员退出，但却有9名新团员加入，使得团员的总数达到23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香港地方团在重重困难下运转。地方团在组织上是从属于社青团广东地区执委会的，但梁鹏万，这位从广东被派往香港领导工作的负责人，却与广东的团领导产生了严重分歧。9月中旬，阮啸仙在结束4天的访港返回广州后，就批评梁鹏万反知识分子，因为梁对来自教育界的团员过分严厉。梁鹏万得知后，激烈地表示这种指责是不确切的。在中国共运史上，知识分子的遭遇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是突出的问题，而在香港，几乎从共运一开始，就反映出这一点。

    中国社青团中央从与两方面的通信中获知这一争端。梁鹏万觉得，在陈独秀离开广州后，广东的一些领导人，特别是谭平山，对他抱有偏见，待他不公正。他还认为，这种情况导致他和香港的一些领导人，尤其是与林君蔚之间的关系恶化，而林君蔚曾和他一起愉快地工作过。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性质更为严重的指责。社青团广东地区执委会被指效率低下，而且缺乏诚信。为了证实后一项指责，梁鹏万揭露，广东的领导层太过急于扩充组织，毫无顾忌地夸大其工作成果。梁鹏万声称，广东领导层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极大地危害了香港的工作进展。梁鹏万给中国社青团中央的邓中夏（邓在后来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中获得很高的声望）去信指出，因为香港是在英国的管治之下，社会常规和财政状况都大大有异于广东。因此，如果香港团组织每采取一项行动都要得到广东的同意，组织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阻碍。非常有意思的是，梁鹏万提议，鉴于香港和广东显著的差异，将香港定为特区。他可能是有这种构想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建议将香港划为有别于大陆的特区的第一人。他的创见在当时不被接受，但60年后，在关于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后的地位问题上，却被也许并不知晓此事的中共领导人重新提出。

    建立独立的香港团组织的建议不被社青团中央采纳，梁鹏万非常失望。而在香港工作中，还有其他令人沮丧的因素。资金缺乏，几乎是完全没有经费。梁鹏万曾一度因为收不到中共允诺发给的补贴，自身的生计陷入困境。他想在工厂找份工作，却遇到麻烦，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他在11月1日为青年木匠开办了一间免费夜校，但只办了几个星期就因为缺钱而被迫关闭。事实上，社青团中央通过广东发给香港的补贴被挪用，是常有的事。

    除了财政困难，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梁鹏万认为，在香港地方团工作的三个主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和不利因素。在第一个方面，早期团组织中来自教育界的学生和教职人员占多数的情况很快发生了转变。尽管学生工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梁鹏万还是建议将其放到，至少是暂时放到次于劳工工作的位置。在他看来，香港学生基本上一直都受儒教或基督教的不良影响，因此很难在学生工作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梁鹏万觉得，争取工人比较有可能性，但劳工工作也并不容易做。值得称道的是，梁鹏万对这方面的问题有着充分的理解，并常在他的报告和信件中提起。首先，香港的人口基本上是流动的，而工人可能是其中流动性最大的群体。他们不仅常常在香港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还自由来往于香港和广东，完全视能否找到工作而定。其次，大多数工人即使不是完全不识字，也是职能文盲。因此，要教育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十分困难的。

    工人本身还存在着两个问题。他们终日为生计奔忙，工余用于他们能消费得起的少得可怜的娱乐。他们对政治几乎完全不关心，对当时大多数人都一无所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更是不感兴趣。梁鹏万承认，即使他本人，思想认识水平也极其有限。他曾要求邓中夏送来像《唯物史观》这样一些共产主义书籍到香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最后一个问题是，工人太多，团员太少。在梁鹏万时期，劳工工作几乎只在木匠中进行。

    在梁鹏万的领导下，香港地方团所做的第三方面的工作，与其说重要，不如说有意思。当时，国共两党朝着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因此，香港地方团也和各地团组织一样，接到指示，要按共产党的总体政策统一行动，与当地的国民党在所谓的国民运动的口号下建立联系。1923年夏，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正式把建立统一战线作为其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当时在广州参加这次大会的毛泽东的积极支持。在广东，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与中国社青团广东地区执行委员会共同成立了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制定方针，推动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谭平山和阮啸仙是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在香港的梁鹏万表示充分理解这个运动的重要性，但又不无忧虑地强调，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梁鹏万很快发现，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问题比他预想的要多。主要的困难是，他无法在香港找到国民党。即使当时香港有国民党，也不可能得到商人的拥戴。在这个殖民地的华人社区中，商人是最敢于表达意见和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已对孙中山和他的政党不抱任何幻想。而且，大多数工人，正如本身也是工人的梁鹏万所观察和报告的那样，也不支持国民党。

    由于当地没有国民党支部，梁鹏万便与联义社香港分社建立了联系。联义社成立于辛亥革命前，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支持孙中山，是与国民党最接近的代表。联义社分社位于德辅道中，其馆舍也是分社的档案馆。分社还得到当地一位富裕而又有影响力的买办何东爵士的热情支持，是一个特别重要和活跃的组织。分社还承担着接待来港的国民党要员的职责。梁鹏万把与联义社建立紧密联系作为开展国民运动的第一步。此外，他还有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设想。他与另一名香港团员张孝德一起，曾尝试真正建立国民党支部，使得香港的共产党可以与之形成统一战线。

    虽然梁鹏万与香港主要的团领导人的关系没有彻底恶化，但他们之间早先产生的裂痕却从未弥合。他想必是工作得非常不愉快，乃于1923年12月初离开香港，前往东南亚。就这样，香港第一位共产党领导者在位只有约半年的时间。梁的离去，是香港初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失。对于他歧视非劳工成员的指责，即使不是不合理，也是过度了。事实上，正是他决定，每个团支部都应包含劳工与非劳工团员，以促进两个阶层的互相理解。但后来上级指示，支部的组成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组织方法才发生了改变。

    尽管梁鹏万在香港的时间不长，且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显然他掌握着大量的第一手信息，使得他可以相当准确地把握香港的形势，确定香港团组织活动的主要范围，定出工作的优先次序。简言之，梁鹏万制定的工作方针，在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仍是香港地方团所遵循的主要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