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移民与闽台多元文化之形成
汤漳平
摘 要：不同时代的中原移民入闽，使得闽台之间有着相似多元的族群文化。这种相似多元的族群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在历史上，其相互间又是如何互动的，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然观今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均大都对此语焉不详。通过对闽台几次移民的历史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闽越文化不是今天闽文化的底层文化，唐初移民是中原移民的初次开闽，客家移民主体底层人民较多，所以客家文化形成较慢。
关键词：闽台文化；族群文化；陈元光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1-0132-07
福建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地区，生活着多种不同的族群，因而有着不同的多元的族群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闽南文化、闽东文化和客家文化三种。台湾开发过程中，这些不同族群的民众都跨海参与台湾的开发，因而闽台之间有着相似多元的族群文化。那么这种多元的族群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在历史上，其相互间又是如何互动的？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一、闽越文化不是今天闽文化的底层文化
今日闽文化的底层文化是什么？读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多认为闽越文化就是闽文化的底层文化。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应当先看看闽地的历史。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前，闽地的居民属闽族。《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①《周礼·夏官》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②又《周礼·秋官·司寇》：“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③以上大概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有关“闽”族的最早的记载。显然，一直至周朝，福建地区确为“闽”族所居，且此时已与周王朝建立了隶属关系。
战国后期，越人入闽，闽地文化发生一次大的变异。越族原居住于浙江。其中的一支后来兴盛起来，建立了越国。越国的领地，原本只在浙南一带。据《国语·越语上》载：“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④上述四处在今浙江的诸暨、崇德、鄞县、龙游。可知其疆域并不甚大，且尚未及闽地。越灭吴，据有吴之地，于是向北发展，勾践还将国都迁往山东的琅琊。
战国时期，越国虽不属七强之一，但依然有较强的国力。战国中期的公元前334年，越王无疆还曾率领大军攻打齐国，准备再度称霸中原。齐国知道越兵强悍，为避其锋芒，便派人到越军中说服了越王无疆，让他转而攻楚。楚国早有准备，当时的楚国国君是楚威王熊商，他得知越兵来袭的消息后，立即亲率大军迎敌，一战大败越军，杀越王无疆。这次战争，是越国败亡的起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⑤其后出的《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中也作相同的记载：“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⑥“南山”在何处？当在闽地。在楚国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越人越过浙闽边界的群山南行以避兵，这是非常正常的。越人的南下入闽，是闽地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闽越”一名，也是此时方才有的，说明南下的越人与原住地的闽人已相互融合。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闽越族首领无诸和繇率领越族军队参与了反秦战争，归属鄱阳令吴芮指挥。在战争中，越军英勇善战，立下了战功。因此，到西汉高帝五年（前201）时，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至孝惠三年（前192）时，“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為东瓯王”。闽越国土地，北至浙南，西至赣东北，南抵粤东，据称其甲卒不下数十万，在诸侯国中称强。西汉王室宗亲诸侯与之交往者如吴王濞、江都王建、淮南王长等，均厚馈礼物，并约定“有急相助”。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东越王馀善屯兵揭阳，暗通南越，不遵朝廷命令。次年，馀善反，刻“武帝”玺自立为帝，并封其部下驺力为“吞汉将军”，出兵攻占白沙（今江西南昌东北）、武林（今江西余干东北）、梅岭（今福建武夷山市东南），杀汉朝三校尉。汉武帝命令分兵四路攻打东越：“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浙江慈溪西南），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前110），四路军队俱入东越。馀善为其部众所杀，乱平。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⑦。
那么，究竟有多少闽越人未被迁走，史料无载。有的研究者估计有十万、二十万、四十万之说等⑧。但这种估计是不可为据的。因为闽越国时期，全闽究竟有多少人，也说不清楚。但从唐之前闽中人口统计看，至西晋有8000多户，此后从东晋到隋唐，历经400年时间，人口一直未能增加，有时还仅5000余户。至隋大业年间才有12400余户，以每户4—5人计算，也不过五六万人，如果说遗留下来的闽越人还有几十万是不可能的。徐晓望主编的《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中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中认为：“自汉武帝迁闽越人于江淮安置，闽中的文明水准大举倒退。此后300年里，福建境内人口极为稀少，作为会稽郡的一个县，它的历史极为模糊。”“尤其让人遗憾的是，虽然经历了80年的考古搜索，闽越国之后的汉代遗址发现仍少得可怜。要之闽人大部北迁，虽有少部分人仍然留在闽中，但闽中人口稀少，所以，留下的遗迹也很少。”⑨
自汉之后，在今闽北地区确有被称为“山越”的民众，但闽越人和“山越”之间是什么关系，至今也不清楚。“他们是本地的闽越人后裔还是从安徽、浙江迁来的山越人，则有些疑点。现有的史料与考古资料都不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闽中越人的族属”，因为“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他们的文化传统与闽越的联系不明显”。⑩这无疑是一种谨慎的治学态度。
虽然如此，这些年在闽文化、闽南文化的研究中多数人依然在重复着相同的观点，即越文化是闽文化、闽南文化的底层文化，其次才顺便也提及还有吴、楚文化。尤其在谈到闽南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特点，即民间信仰的敬鬼神与海洋意识产生时，更是很自然地和越文化联系起来。
其一是关于民间信仰的敬鬼神问题。因为越人是相信鬼神的，所谓“楚人鬼而越人禨”B11，禨便是禨祥，都是讲楚人和越人信巫、信鬼的事。《吕氏春秋·异宝》也说：“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B12既然越人原居闽地，那么这种习俗自然是从越族传承而来的。
其二是闽南人海洋意识的产生与承传问题。闽人或闽南人都是中原移民的后裔，中原地区并不习水，不近海，那么海洋意识的产生，又容易让人联想到越人，因为越人原就是习惯于水上生活的族群。这样的联想固然有其合理推论的逻辑链，然而却也只能是终止于联想而已。
其实文化的传承，最主要是在于人，既然在西汉武帝之后已找不出有原闽越居民继续在闽的确实依据，又如何认定今日之闽文化、闽南文化是传承自闽越人呢？相反，科学的发展，尤其有关人类基因的DNA检测，分子人类学的发展，却告诉我们，今日之闽人中，并无越人的血源关系。
2007年，李辉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第29卷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李辉教授为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关曹操后裔的DNA检测便是由他们做出的。该论文指出：
分子人类学用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解答了很多人类学的问题。对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族群，侗傣族群和马来族群，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起源——百越族群，所以可以定义为“澳泰族群”。闽越是这个族群历史上重要的一支，曾经是福建的主体民族。作者并强调指出，在这些年来的研究中，“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已经基本厘清”。
他们通过分子人类学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调查了范围广泛的东亚人群中Y染色体O型其下三个亚型（01、02、03）的分布情况，厘清了现代的百越人群（现称为“澳泰族群”）在国外，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的侗泰族群与马来族群；而在国内，则主要集中在上海和浙江地区。文章认为：
通过对现代福建和其他闽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结果并没有看到闽越的结构，闽语人群基本都是来源于北方的汉族移民。所以可以确定历史上的闽越族在福建地区基本已经消失。
他们在对闽南族群所属的莆田、泉州、漳州、诏安、潮州、汕头等地人群作抽样调查后发现：闽语的各个群体基本上都处于第1主成分的高端，这说明这些群体是汉族中较为纯正的群体。特别是闽南的泉州群体，处于最顶端的位置上，几乎与安阳群体重合，所以闽南人从河南东部起源的观点是有较大可信度的。对于江西、福建一带，文章认为：
是汉族成分比较纯正的地区，特别是福建，很少受到外界影响。所以，在汉族之前，闽越族是福建的隔离群体，闽越之后，汉族成为福建特殊地形造成的隔离群体，这可能也是汉语各方言中闽语支发展速度最慢的原因之一。
以上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它廓清了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仅凭个人印象作出的一些并不准确的估计。
但是，有个问题是必须说明，并非所有闽南族群均与越文化无关。广东的闽南族群，如潮汕地区、古雷半岛，原为南越人居住区，历史上不曾发生过如闽越人的大迁徙，因此其底层文化中自然有越文化的因素。海南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是原住民，据认为是百越族的后代，有学者认为台湾的底层文化自然是越文化，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凡事应从实际出发才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至于闽南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特点，即民间信仰的敬鬼神与海洋意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主要是中原民众陆续迁移入闽，在闽地开发的过程中，也同时带来中原地区的许多民间信仰。尤其是这几批中原移民，主要来自河南东南部的原东楚地区，历史上曾深受“巫风”影响，因此也将此习俗带入闽南。至于海洋意识问题，则其形成原因和过程就更加复杂了，我在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的《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综论》一书第四章第五节《走向海洋文明》中作出了回答，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看。
二、唐初中原移民入闽是首次大规模“开闽”
至中唐时期，闽文化应已形成，它既是今日闽文化的底层文化，也是闽南文化的根基。中原民众入闽有记载的史料，当属西晋的“八王之乱”后的所谓衣冠士族入闽的记载。但是，总体而言，自晋及隋，长达三百余年，闽地人口数量并未改变稀少的状况。西晋太康三年（282），朝廷在闽地增设晋安郡，加上原有的建安郡，则共有二郡。可是，自此后直到南朝宋时，几次有记载的闽中人口，却不增反减。如《宋书·州郡志》载，当时建安郡“领县七，户三千四百二，口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而晋安郡：“领县五，户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八。”B13两郡合计有5885户，37524人。
隋代是闽地的相对发展期，虽然实行州县合并，在闽仅保留了四个县：建安、闽县、南安、龙溪。但人口似有了较大增长，《隋书·地理志》载：当时全閩共有12420户B14，虽然仍不算多，但比起百年前来，其户数已增长了一倍多。至于人数，至多也就是五六万人。以福建之大而只有区区之数万居民，其荒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其一，唐初的中原移民入闽概况。闽地大开发的序幕是从唐代拉开的，而闽南文化的形成，也是和唐代移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数发生在唐代初年的“蛮獠啸乱”而引发的中原移民入闽。鉴于对这一事件本身至今仍有诸多争议以及此事之深远影响，笔者将用较多的笔墨来细谈陈元光对泉、潮地区的开发所作的重大贡献这一问题。必须说明的是，此时所说的泉州，指的是今日的福州。
陈元光（658—711），字廷炬，或原籍河东，后居河南光州固始。父陈政为唐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奉唐高宗命令进戍绥安（今福建云霄），陈元光随父戍闽，此后即从事泉、潮地区开发。唐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獠啸乱，唐高宗下诏命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事，“率府兵3600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123员，从其号令，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地方，相视山源，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方，奠皇恩于绝域”。这道命令要求“莫辞病，病则朕医；莫辞死，死则朕埋”。“斯誓斯言、爰及苗裔。”B15这可说是一道很严厉的命令。陈政父子入闽后对闽南的治理、开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稳定局势时期。这个时期以作战为主。陈政率兵进伐时，寡不敌众，退守于九龙山（今漳州北华安县内），上奏朝廷请求加派援兵。朝廷命令陈政之兄陈敏、陈敷，领军校及中原五十八姓民众来援。但陈敏和陈敷病死于道中，其母魏氏足智多谋，代领其众，继续南下增援。援兵入闽后与陈政会齐，击败蛮獠主力，南进并屯兵于云霄。这是陈政入闽后扎下根的阶段。677年，陈政病故，陈元光代领其众，多次带兵入潮州地区，经历艰苦卓绝的战斗，歼灭蛮獠主力，从而稳定了局势。
第二阶段，设置地方政权与恢复社会经济阶段。垂拱二年（686），陈元光上表请于泉、潮间增置一州，并委派地方官吏。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因地为名，在漳江旁建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并且朝廷令陈元光兼刺史之职，自别驾以下，得自辟置。可见唐王朝对陈政、陈元光父子是很信任的。建置漳州以后，陈元光“乃率众辟地置屯，招来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奏立行台于四境，时巡逻焉”。从这时起，“北距泉兴，南逾潮惠、西抵汀赣，东接诸岛屿，方数千里，无烽火之惊，号称乐土”。可知建州之后，陈元光及其部下就着手大力恢复经济工作，这是正常的。这一长期混乱的地区得到治理，老百姓自然十分感激陈元光，因而景云二年（711），当陈元光作战阵亡时，“百姓哀号，相与制服哭之”。设置地方政权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是陈元光开闽建漳后的主要活动，前后用了25年时间。
第三阶段：巩固与发展经济时期。陈元光死后，他的部下和子孙继续进行开发闽南的活动。陈元光的儿子陈珦、孙陈酆、曾孙陈谟，历任漳州刺史。据记载，陈谟至元和十四年（819）卒，也就是说从公元669年陈政入闽至公元819年陈谟卒，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陈家五代人及其从中原带来的部下们，一直致力于闽南地区的开发，直到陈谟的儿子陈泳到外地做官为止。《旧唐书》记载，到天宝年间，漳州已有5346户，17949人。更有意思的是陈泳最后的任职是在河南老家当光州司马。
其实中原民众几次南迁，对闽地影响最大的应是陈元光的入闽。从入闽的规模和人数来看，晋代一次人数较少，且是无组织的分别进入，形不成气候。而唐初陈政、陈元光入闽却是有组织的，入闽者分先后两批：第一批由陈政带去的，有3600多人，这有文献可考；第二批由陈政的兄长带去的有军队及58姓民众，虽具体人数不清楚，但数量必然会大于第一批，因为这次是聚族而行，兼带家属，人数自然较多，至少有万人以上。
其二，唐初的开闽建漳，对于全闽及闽南地区影响巨大，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第一，随着安定局面的形成，又有数量众多的中原移民入闽，可说是形成又一次移民高潮。以往的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只关注前两批入闽者的人数，而较少注意其后续效应。其实唐代的两次移民，就其绝对数而言，都不算多。唐初这一次仅万人，而唐末“三王”入闽也不过有众数万。但是这两次所造成的滚雪球似的后续效应却十分惊人。开元二十年（732），全闽户数已是唐初的九倍，由1万余户增至近11万户，而开发较晚的闽南，仅泉州即达五万余户，应当是唐初的十几倍。这说明局势稳定之后，又有大批中原移民入闽。而唐末“三王”入闽，不过有众数万，当时的全闽户数至多15万户，但到宋初已达到45万户，这当然也有其后续效应的因素。
第二，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导致闽地州县建置也迅速增加。如闽南，建漳之后不久便有武荣州的设立（711年又改名为泉州）。随之是汀州的设立，至此，闽南与闽西的三个州已全建成。
第三，此后的两百年间，全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有利于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文化教育的建设。有了相当规模的人群，有了对河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共识，也就为闽文化在唐中期的形成及宋代的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关于闽东文化之形成
福建在盛唐时期已正式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出现，其后便未有太大的改变。但如同许多省份一样，虽然同是一个省，但省内却又会因方言、风俗习惯和族群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认同，往往而有东西南北之差异。如江苏有苏南、苏北之差别，安徽有皖南、皖北之不同，而福建则因方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别而自然形成闽南、闽东、闽北、客家之分。广东同样有广府、潮汕、客家几大文化区。相对而言，有的省虽有文化与风俗的差别，但不同区域之间，语言还可相互沟通，但如闽南、闽东、客家，倘无普通话作为沟通工具，则彼此间便无法沟通，因而这种差异性显然更大。
闽南与闽东的差异，应当是从唐末开始的。唐代之前，自从汉武帝徙闽越人于江淮间后，闽地人口稀少。其后虽有中原移民陆续南下，但总体而言多数是聚居于闽北、闽东地区。因此，如果说从福建的开发来讲，闽北是率先開发的。当然，北方移民中也有一些人来到闽南，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是相一致的。因此，从沿海地区来讲，闽南的开发晚于闽东、闽北，而闽南中漳州又晚于泉州。泉州地处晋江流域，南安的建县、建丰州、建郡，都要早于漳州数百年。然而有些时候，历史的偶然又往往改变传统的进程。唐代初年的“啸乱”，引发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中原近万名府兵和民众来到闽南进行开发，开闽建漳。这次的大规模入闽，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全面提升了闽地尤其是闽南的地位，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表明，作为闽南开发的主力军，虽然将军事管制的重点放在漳、潮一带，以控岭表，提防蛮獠残部死灰复燃，但其兵力部署，北至福州，南至潮惠、西及虔抚，东临岛屿，这一范围，恰恰与闽南文化的核心区相一致。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语言学家也都一致认为，“闽南语和闽东语分化应该是在唐代，闽南语的文读主要来自七世纪唐音，而闽东语的文读主要来自十世纪唐音”。也就是说，今日我们所讲的闽南话，是唐初中原移民进入闽南后，与原在闽地流行的闽南白读音相互混融而最终形成的。而闽东方言，则是到唐末“三王”入闽时所带来的10世纪中原语音，覆盖了原闽东的语音，经混融而形成的。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李如龙先生等也均持此观点。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唐代中后期，闽文化区已然形成。
我们从众多族谱资料看到，唐初的“开闽建漳”，影响整个闽地，甚至包括今日的粤东北。因而形成了而后的闽南文化的核心区。以初唐入闽将士为核心，唐代先进的中原文化，得以迅速得到传播与积淀，经过盛唐、中唐时期的融合与发展，使得闽文化在唐代中后期得以形成，舍此，其他时期都不具备形成的条件。仙游枫亭有陈政、陈元光故居，有威惠庙，有陈政墓（墓碑存于蔡襄纪念馆）；有关资料载，许天正曾兼任泉州团练使，这是泉州（今福州）的重要军事官员。因此，将唐初中原移民进入闽的作用和影响局限于漳州一地，显然与历史事实不合。
相比之下，唐末及五代时期的“三王”入闽，尽管是先立根闽南而后再北上福州，但就其整个经营的状况而言，王氏集团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闽东，以福州为中心开展其政治运作，并最终控制福州，号令全闽。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最终在闽地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不仅“三王”集团的核心力量集中于福州，甚至连下层的光州、寿州入闽的骨干力量也被抽调到福州，正如《福建通史》中所说：
王延钧时期，将原籍光、寿二州的将领士卒调集福州，组成了拱宸都和控鹤都，二都长期驻扎福州，相互通婚来往，逐渐形成利益一致的集团。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构成王氏军队骨干，并控制了福州城市，因而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强大影响。早期是闽国的统治者利用他们，后来，他们自己渐成气候，成为影响闽国政局的重要力量。B16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唐末的“三王”入闽也对闽南地区的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点，在泉州表现尤其明显。“三王”入闽后，在闽北地区经营的重点是福州与建州，而在闽南地区经营的重点则是泉州。因为泉州是“三王”入闽后取得的第一个立脚点，而后经数年经营又成为北上福州的根据地，王潮便是从泉州刺史起家的，其后又是王审邽父子的相继数十年的经营，根基不可谓不厚。和唐初陈氏父子入闽相比，陈氏“开闽建漳”，并以岭南行军总管的身份兼任漳州首任刺史，他的立足是在漳州，要为唐王朝达到“以控岭表”的目的。其作战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潮州，要打击和消灭动乱的主因。当时的泉州虽也是他的军事管辖区和活动范围，但他并未兼任地方的职务，当时的泉州直属福州管辖。虽然同属闽南，后代漳州人认同陈元光，而泉州人则多认同“三王”，这一现象，是有道理的，正是历史的积淀所至。“三王”晚于陈氏两百多年才入闽，又实实在在地在泉州经营了数十年之久，当时在泉州所造成的影响自然要大于此前仅在军事方面有管辖权的陈元光。虽然如此，泉州之所以会成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区域，泉州人之所以成为闽南人，而不是闽东人，却完全是由于二陈的入闽平乱，稳定了地方的局势，促使大批中原人陆续南下加入了福建及闽南的开发，才会形成几十年时间内，闽南人口中，以泉州为主的地区人口上升至十几倍的超常状态。“三王”入闽时，主力还是集中在闽东，留在今泉州地区人数有限，无法改变原有的文化生态，因此依然成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区域。
四、关于客家文化
顾名思义，“客家”，那就是从外地迁移进来的人。客家人说他们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闽南人也说他们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既然都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那应当都是“客”。然而，闽南人把“客家”称为“客”，而客家人称闽南人为“福佬”，闽南人自称为“河洛郎”（河洛人）。这几个称呼中，“福佬”即是与“客”相对的，“福佬”，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那就是“福建佬”，当然也就是指原福建人一种称呼，而“河洛郎”（河洛人）即是说，我来自中原地区的河洛，是从京城那边来的。这种称呼的不同，应当有其不同的社会背景。由此可见，客家的形成，应当和闽南人有先后的区分。
客家的称呼，使人首先想起的是历史上曾经有的“客户”。唐代在统计居民户口时，是区分客主户的，唐人柳芳在《食货论》中说：“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B17可知“客户”原指的是因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徭役而不得不出逃的民众。关于客家这一族群的形成期，虽有不同的说法，早的追溯至西晋的“八王之乱”，晚的则认为至明清时期才形成。经过多次讨论，目前比较得到公认的有两说：“一是南宋说，此说论者认为，唐末两批中原移民入闽，到达闽赣结合部的福建宁化石壁，因移民数量超过当地民众，形成人口的优势，再加上封闭式的地理、经济文化，客家先民以其优势的力量，在此既稳定而又杂处，相互掺合，相互影响的环境里，经过数百年的孕育，产生了一种新的形态——客家特征，便宣告客家民系的成立。当然，在北宋，客家民系的各种特征不是很丰满、完全的，但到了南宋，公认的客家民系已形成了。”B18第二种看法认为客家形成于元末明初，其依据是此时客家人已有了生活的共同地域，客家的大本营已在粤东、粤北形成，客家方言已形成，客家族群的价值取向、风俗习惯乃至民间信仰等趋于一致，从而客家人把自己与非客家人加以区别。B19这两种看法均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比较可靠的应为后者。
客家族群的形成应当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是北方的中原移民在多次迁徙过程中自然融合而成，当然，这一族群形成过程中，也融合了当地原住民（如原山越及早期居住于该地的其他民众），否则便难以解释目前闽、粤、赣交界的大片地域民众均自称为客家。
从上述闽南族群与客家族群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他们之间的相同点：
一他们都是以北方移民为主体（尤其以中原移民为主体）南迁后形成的族群，因而如果溯其渊源，确实本为一家。
二正因为他们原迁徙地的相近，使得他们到新居住地以后，都較多地保存了原古代中原地区的语言（包括语音和词汇）、风俗习惯与文化认同。
三不管闽南族群还是客家族群，他们在形成的过程中，均融入了原居住民的成分，例如客家融入山越畲民等少数民族，而闽南族群则融入了少量善于在水中生活的百越、疍民等的成分。
下面，我们比较一下闽南族群与客家族群的相异之处：
闽南族群与客家族群形成的时间长短不同。如前所述闽南族群是在唐代200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的。而客家族群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至少应在500年以上（从唐末算起到明初）。这是因为初唐中原移民进入闽南，是秉承着唐王朝的旨令，有着坚强的政治后盾，而且在长达一百多年时间内，以陈氏家族为核心的中原移民一直是闽南区域的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原文化的这种强势进入，使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87姓中原民众在短时间内聚族南下，又聚居于同一个区域，很自然地保存了他们在原居住地的各种文化因素——民众的价值观念、生活习俗、语言等等。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闽南移民，更凭借其政治力量，在这一地域大力推行教化，很快便融合与同化了原住民，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闽南族群文化。不仅闽南文化如此，闽东文化形成也类似，唐末王潮、王审知率众南下入闽，在五代时期建立闽国，从而形成今日的闽东文化。
客家人雖然也是南迁的中原移民，但多系战乱或灾荒年代从北方来到客居地，他们不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其迁居时间或先或后，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效应，兼之许多人地位较低，离开故乡后不得不到新客居地为人耕作或佣工，原是一批弱势群体，这应当也是客家族群迟迟未能形成的原因。
和福建地区一样，台湾也是主要由移民构成的社会。闽南移民占台湾汉人的总数百分之八十，客家人占百分之十五，主要都是福建的移民。但台湾还有原住民，所以讲台湾文化时，不能忘记原住民和原住民文化。当然，由于原住民人数少，影响有限。
注释
①周明初校注：《山海经》，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
②刘沅著，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八，《周官恒解》，巴蜀书社，2016年，第166页。
③崔高维校点：《周礼》，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④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中国史学要籍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8页。
⑤司马迁撰，李翰文主编：《全注全译史记全本》2，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843页。
⑥佚名：《越绝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⑦以上均为司马迁著《史记》下，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77—779页。
⑧如陈景盛：《福建人口论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80页。
⑨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⑩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一卷《绪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B11张湛注：《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30页。
B12刘生良评注：《吕氏春秋》，“诸子现代版丛书”，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36页。
B13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722页。
B14魏征：《隋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97年，第113页。
B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云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云霄文史资料》第5辑，1984年，第238—239页。
B16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B17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2部第3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4295页。
B18刘善群：《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探讨》，《石壁之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B19冯秀珍：《客家文化大观》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责任编辑：王 轲
摘 要：不同时代的中原移民入闽，使得闽台之间有着相似多元的族群文化。这种相似多元的族群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在历史上，其相互间又是如何互动的，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然观今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均大都对此语焉不详。通过对闽台几次移民的历史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闽越文化不是今天闽文化的底层文化，唐初移民是中原移民的初次开闽，客家移民主体底层人民较多，所以客家文化形成较慢。
关键词：闽台文化；族群文化；陈元光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1-0132-07
福建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地区，生活着多种不同的族群，因而有着不同的多元的族群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闽南文化、闽东文化和客家文化三种。台湾开发过程中，这些不同族群的民众都跨海参与台湾的开发，因而闽台之间有着相似多元的族群文化。那么这种多元的族群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在历史上，其相互间又是如何互动的？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一、闽越文化不是今天闽文化的底层文化
今日闽文化的底层文化是什么？读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多认为闽越文化就是闽文化的底层文化。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应当先看看闽地的历史。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前，闽地的居民属闽族。《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①《周礼·夏官》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②又《周礼·秋官·司寇》：“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③以上大概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有关“闽”族的最早的记载。显然，一直至周朝，福建地区确为“闽”族所居，且此时已与周王朝建立了隶属关系。
战国后期，越人入闽，闽地文化发生一次大的变异。越族原居住于浙江。其中的一支后来兴盛起来，建立了越国。越国的领地，原本只在浙南一带。据《国语·越语上》载：“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④上述四处在今浙江的诸暨、崇德、鄞县、龙游。可知其疆域并不甚大，且尚未及闽地。越灭吴，据有吴之地，于是向北发展，勾践还将国都迁往山东的琅琊。
战国时期，越国虽不属七强之一，但依然有较强的国力。战国中期的公元前334年，越王无疆还曾率领大军攻打齐国，准备再度称霸中原。齐国知道越兵强悍，为避其锋芒，便派人到越军中说服了越王无疆，让他转而攻楚。楚国早有准备，当时的楚国国君是楚威王熊商，他得知越兵来袭的消息后，立即亲率大军迎敌，一战大败越军，杀越王无疆。这次战争，是越国败亡的起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⑤其后出的《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中也作相同的记载：“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⑥“南山”在何处？当在闽地。在楚国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越人越过浙闽边界的群山南行以避兵，这是非常正常的。越人的南下入闽，是闽地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闽越”一名，也是此时方才有的，说明南下的越人与原住地的闽人已相互融合。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闽越族首领无诸和繇率领越族军队参与了反秦战争，归属鄱阳令吴芮指挥。在战争中，越军英勇善战，立下了战功。因此，到西汉高帝五年（前201）时，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至孝惠三年（前192）时，“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為东瓯王”。闽越国土地，北至浙南，西至赣东北，南抵粤东，据称其甲卒不下数十万，在诸侯国中称强。西汉王室宗亲诸侯与之交往者如吴王濞、江都王建、淮南王长等，均厚馈礼物，并约定“有急相助”。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东越王馀善屯兵揭阳，暗通南越，不遵朝廷命令。次年，馀善反，刻“武帝”玺自立为帝，并封其部下驺力为“吞汉将军”，出兵攻占白沙（今江西南昌东北）、武林（今江西余干东北）、梅岭（今福建武夷山市东南），杀汉朝三校尉。汉武帝命令分兵四路攻打东越：“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浙江慈溪西南），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前110），四路军队俱入东越。馀善为其部众所杀，乱平。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⑦。
那么，究竟有多少闽越人未被迁走，史料无载。有的研究者估计有十万、二十万、四十万之说等⑧。但这种估计是不可为据的。因为闽越国时期，全闽究竟有多少人，也说不清楚。但从唐之前闽中人口统计看，至西晋有8000多户，此后从东晋到隋唐，历经400年时间，人口一直未能增加，有时还仅5000余户。至隋大业年间才有12400余户，以每户4—5人计算，也不过五六万人，如果说遗留下来的闽越人还有几十万是不可能的。徐晓望主编的《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中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中认为：“自汉武帝迁闽越人于江淮安置，闽中的文明水准大举倒退。此后300年里，福建境内人口极为稀少，作为会稽郡的一个县，它的历史极为模糊。”“尤其让人遗憾的是，虽然经历了80年的考古搜索，闽越国之后的汉代遗址发现仍少得可怜。要之闽人大部北迁，虽有少部分人仍然留在闽中，但闽中人口稀少，所以，留下的遗迹也很少。”⑨
自汉之后，在今闽北地区确有被称为“山越”的民众，但闽越人和“山越”之间是什么关系，至今也不清楚。“他们是本地的闽越人后裔还是从安徽、浙江迁来的山越人，则有些疑点。现有的史料与考古资料都不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闽中越人的族属”，因为“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他们的文化传统与闽越的联系不明显”。⑩这无疑是一种谨慎的治学态度。
虽然如此，这些年在闽文化、闽南文化的研究中多数人依然在重复着相同的观点，即越文化是闽文化、闽南文化的底层文化，其次才顺便也提及还有吴、楚文化。尤其在谈到闽南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特点，即民间信仰的敬鬼神与海洋意识产生时，更是很自然地和越文化联系起来。
其一是关于民间信仰的敬鬼神问题。因为越人是相信鬼神的，所谓“楚人鬼而越人禨”B11，禨便是禨祥，都是讲楚人和越人信巫、信鬼的事。《吕氏春秋·异宝》也说：“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B12既然越人原居闽地，那么这种习俗自然是从越族传承而来的。
其二是闽南人海洋意识的产生与承传问题。闽人或闽南人都是中原移民的后裔，中原地区并不习水，不近海，那么海洋意识的产生，又容易让人联想到越人，因为越人原就是习惯于水上生活的族群。这样的联想固然有其合理推论的逻辑链，然而却也只能是终止于联想而已。
其实文化的传承，最主要是在于人，既然在西汉武帝之后已找不出有原闽越居民继续在闽的确实依据，又如何认定今日之闽文化、闽南文化是传承自闽越人呢？相反，科学的发展，尤其有关人类基因的DNA检测，分子人类学的发展，却告诉我们，今日之闽人中，并无越人的血源关系。
2007年，李辉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第29卷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李辉教授为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关曹操后裔的DNA检测便是由他们做出的。该论文指出：
分子人类学用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解答了很多人类学的问题。对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族群，侗傣族群和马来族群，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起源——百越族群，所以可以定义为“澳泰族群”。闽越是这个族群历史上重要的一支，曾经是福建的主体民族。作者并强调指出，在这些年来的研究中，“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已经基本厘清”。
他们通过分子人类学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调查了范围广泛的东亚人群中Y染色体O型其下三个亚型（01、02、03）的分布情况，厘清了现代的百越人群（现称为“澳泰族群”）在国外，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的侗泰族群与马来族群；而在国内，则主要集中在上海和浙江地区。文章认为：
通过对现代福建和其他闽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结果并没有看到闽越的结构，闽语人群基本都是来源于北方的汉族移民。所以可以确定历史上的闽越族在福建地区基本已经消失。
他们在对闽南族群所属的莆田、泉州、漳州、诏安、潮州、汕头等地人群作抽样调查后发现：闽语的各个群体基本上都处于第1主成分的高端，这说明这些群体是汉族中较为纯正的群体。特别是闽南的泉州群体，处于最顶端的位置上，几乎与安阳群体重合，所以闽南人从河南东部起源的观点是有较大可信度的。对于江西、福建一带，文章认为：
是汉族成分比较纯正的地区，特别是福建，很少受到外界影响。所以，在汉族之前，闽越族是福建的隔离群体，闽越之后，汉族成为福建特殊地形造成的隔离群体，这可能也是汉语各方言中闽语支发展速度最慢的原因之一。
以上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它廓清了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仅凭个人印象作出的一些并不准确的估计。
但是，有个问题是必须说明，并非所有闽南族群均与越文化无关。广东的闽南族群，如潮汕地区、古雷半岛，原为南越人居住区，历史上不曾发生过如闽越人的大迁徙，因此其底层文化中自然有越文化的因素。海南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是原住民，据认为是百越族的后代，有学者认为台湾的底层文化自然是越文化，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凡事应从实际出发才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至于闽南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特点，即民间信仰的敬鬼神与海洋意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主要是中原民众陆续迁移入闽，在闽地开发的过程中，也同时带来中原地区的许多民间信仰。尤其是这几批中原移民，主要来自河南东南部的原东楚地区，历史上曾深受“巫风”影响，因此也将此习俗带入闽南。至于海洋意识问题，则其形成原因和过程就更加复杂了，我在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的《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综论》一书第四章第五节《走向海洋文明》中作出了回答，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看。
二、唐初中原移民入闽是首次大规模“开闽”
至中唐时期，闽文化应已形成，它既是今日闽文化的底层文化，也是闽南文化的根基。中原民众入闽有记载的史料，当属西晋的“八王之乱”后的所谓衣冠士族入闽的记载。但是，总体而言，自晋及隋，长达三百余年，闽地人口数量并未改变稀少的状况。西晋太康三年（282），朝廷在闽地增设晋安郡，加上原有的建安郡，则共有二郡。可是，自此后直到南朝宋时，几次有记载的闽中人口，却不增反减。如《宋书·州郡志》载，当时建安郡“领县七，户三千四百二，口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而晋安郡：“领县五，户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八。”B13两郡合计有5885户，37524人。
隋代是闽地的相对发展期，虽然实行州县合并，在闽仅保留了四个县：建安、闽县、南安、龙溪。但人口似有了较大增长，《隋书·地理志》载：当时全閩共有12420户B14，虽然仍不算多，但比起百年前来，其户数已增长了一倍多。至于人数，至多也就是五六万人。以福建之大而只有区区之数万居民，其荒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其一，唐初的中原移民入闽概况。闽地大开发的序幕是从唐代拉开的，而闽南文化的形成，也是和唐代移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数发生在唐代初年的“蛮獠啸乱”而引发的中原移民入闽。鉴于对这一事件本身至今仍有诸多争议以及此事之深远影响，笔者将用较多的笔墨来细谈陈元光对泉、潮地区的开发所作的重大贡献这一问题。必须说明的是，此时所说的泉州，指的是今日的福州。
陈元光（658—711），字廷炬，或原籍河东，后居河南光州固始。父陈政为唐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奉唐高宗命令进戍绥安（今福建云霄），陈元光随父戍闽，此后即从事泉、潮地区开发。唐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獠啸乱，唐高宗下诏命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事，“率府兵3600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123员，从其号令，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地方，相视山源，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方，奠皇恩于绝域”。这道命令要求“莫辞病，病则朕医；莫辞死，死则朕埋”。“斯誓斯言、爰及苗裔。”B15这可说是一道很严厉的命令。陈政父子入闽后对闽南的治理、开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稳定局势时期。这个时期以作战为主。陈政率兵进伐时，寡不敌众，退守于九龙山（今漳州北华安县内），上奏朝廷请求加派援兵。朝廷命令陈政之兄陈敏、陈敷，领军校及中原五十八姓民众来援。但陈敏和陈敷病死于道中，其母魏氏足智多谋，代领其众，继续南下增援。援兵入闽后与陈政会齐，击败蛮獠主力，南进并屯兵于云霄。这是陈政入闽后扎下根的阶段。677年，陈政病故，陈元光代领其众，多次带兵入潮州地区，经历艰苦卓绝的战斗，歼灭蛮獠主力，从而稳定了局势。
第二阶段，设置地方政权与恢复社会经济阶段。垂拱二年（686），陈元光上表请于泉、潮间增置一州，并委派地方官吏。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因地为名，在漳江旁建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并且朝廷令陈元光兼刺史之职，自别驾以下，得自辟置。可见唐王朝对陈政、陈元光父子是很信任的。建置漳州以后，陈元光“乃率众辟地置屯，招来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奏立行台于四境，时巡逻焉”。从这时起，“北距泉兴，南逾潮惠、西抵汀赣，东接诸岛屿，方数千里，无烽火之惊，号称乐土”。可知建州之后，陈元光及其部下就着手大力恢复经济工作，这是正常的。这一长期混乱的地区得到治理，老百姓自然十分感激陈元光，因而景云二年（711），当陈元光作战阵亡时，“百姓哀号，相与制服哭之”。设置地方政权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是陈元光开闽建漳后的主要活动，前后用了25年时间。
第三阶段：巩固与发展经济时期。陈元光死后，他的部下和子孙继续进行开发闽南的活动。陈元光的儿子陈珦、孙陈酆、曾孙陈谟，历任漳州刺史。据记载，陈谟至元和十四年（819）卒，也就是说从公元669年陈政入闽至公元819年陈谟卒，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陈家五代人及其从中原带来的部下们，一直致力于闽南地区的开发，直到陈谟的儿子陈泳到外地做官为止。《旧唐书》记载，到天宝年间，漳州已有5346户，17949人。更有意思的是陈泳最后的任职是在河南老家当光州司马。
其实中原民众几次南迁，对闽地影响最大的应是陈元光的入闽。从入闽的规模和人数来看，晋代一次人数较少，且是无组织的分别进入，形不成气候。而唐初陈政、陈元光入闽却是有组织的，入闽者分先后两批：第一批由陈政带去的，有3600多人，这有文献可考；第二批由陈政的兄长带去的有军队及58姓民众，虽具体人数不清楚，但数量必然会大于第一批，因为这次是聚族而行，兼带家属，人数自然较多，至少有万人以上。
其二，唐初的开闽建漳，对于全闽及闽南地区影响巨大，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第一，随着安定局面的形成，又有数量众多的中原移民入闽，可说是形成又一次移民高潮。以往的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只关注前两批入闽者的人数，而较少注意其后续效应。其实唐代的两次移民，就其绝对数而言，都不算多。唐初这一次仅万人，而唐末“三王”入闽也不过有众数万。但是这两次所造成的滚雪球似的后续效应却十分惊人。开元二十年（732），全闽户数已是唐初的九倍，由1万余户增至近11万户，而开发较晚的闽南，仅泉州即达五万余户，应当是唐初的十几倍。这说明局势稳定之后，又有大批中原移民入闽。而唐末“三王”入闽，不过有众数万，当时的全闽户数至多15万户，但到宋初已达到45万户，这当然也有其后续效应的因素。
第二，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导致闽地州县建置也迅速增加。如闽南，建漳之后不久便有武荣州的设立（711年又改名为泉州）。随之是汀州的设立，至此，闽南与闽西的三个州已全建成。
第三，此后的两百年间，全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有利于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文化教育的建设。有了相当规模的人群，有了对河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共识，也就为闽文化在唐中期的形成及宋代的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关于闽东文化之形成
福建在盛唐时期已正式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出现，其后便未有太大的改变。但如同许多省份一样，虽然同是一个省，但省内却又会因方言、风俗习惯和族群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认同，往往而有东西南北之差异。如江苏有苏南、苏北之差别，安徽有皖南、皖北之不同，而福建则因方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别而自然形成闽南、闽东、闽北、客家之分。广东同样有广府、潮汕、客家几大文化区。相对而言，有的省虽有文化与风俗的差别，但不同区域之间，语言还可相互沟通，但如闽南、闽东、客家，倘无普通话作为沟通工具，则彼此间便无法沟通，因而这种差异性显然更大。
闽南与闽东的差异，应当是从唐末开始的。唐代之前，自从汉武帝徙闽越人于江淮间后，闽地人口稀少。其后虽有中原移民陆续南下，但总体而言多数是聚居于闽北、闽东地区。因此，如果说从福建的开发来讲，闽北是率先開发的。当然，北方移民中也有一些人来到闽南，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是相一致的。因此，从沿海地区来讲，闽南的开发晚于闽东、闽北，而闽南中漳州又晚于泉州。泉州地处晋江流域，南安的建县、建丰州、建郡，都要早于漳州数百年。然而有些时候，历史的偶然又往往改变传统的进程。唐代初年的“啸乱”，引发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中原近万名府兵和民众来到闽南进行开发，开闽建漳。这次的大规模入闽，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全面提升了闽地尤其是闽南的地位，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表明，作为闽南开发的主力军，虽然将军事管制的重点放在漳、潮一带，以控岭表，提防蛮獠残部死灰复燃，但其兵力部署，北至福州，南至潮惠、西及虔抚，东临岛屿，这一范围，恰恰与闽南文化的核心区相一致。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语言学家也都一致认为，“闽南语和闽东语分化应该是在唐代，闽南语的文读主要来自七世纪唐音，而闽东语的文读主要来自十世纪唐音”。也就是说，今日我们所讲的闽南话，是唐初中原移民进入闽南后，与原在闽地流行的闽南白读音相互混融而最终形成的。而闽东方言，则是到唐末“三王”入闽时所带来的10世纪中原语音，覆盖了原闽东的语音，经混融而形成的。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李如龙先生等也均持此观点。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唐代中后期，闽文化区已然形成。
我们从众多族谱资料看到，唐初的“开闽建漳”，影响整个闽地，甚至包括今日的粤东北。因而形成了而后的闽南文化的核心区。以初唐入闽将士为核心，唐代先进的中原文化，得以迅速得到传播与积淀，经过盛唐、中唐时期的融合与发展，使得闽文化在唐代中后期得以形成，舍此，其他时期都不具备形成的条件。仙游枫亭有陈政、陈元光故居，有威惠庙，有陈政墓（墓碑存于蔡襄纪念馆）；有关资料载，许天正曾兼任泉州团练使，这是泉州（今福州）的重要军事官员。因此，将唐初中原移民进入闽的作用和影响局限于漳州一地，显然与历史事实不合。
相比之下，唐末及五代时期的“三王”入闽，尽管是先立根闽南而后再北上福州，但就其整个经营的状况而言，王氏集团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闽东，以福州为中心开展其政治运作，并最终控制福州，号令全闽。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最终在闽地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不仅“三王”集团的核心力量集中于福州，甚至连下层的光州、寿州入闽的骨干力量也被抽调到福州，正如《福建通史》中所说：
王延钧时期，将原籍光、寿二州的将领士卒调集福州，组成了拱宸都和控鹤都，二都长期驻扎福州，相互通婚来往，逐渐形成利益一致的集团。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构成王氏军队骨干，并控制了福州城市，因而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强大影响。早期是闽国的统治者利用他们，后来，他们自己渐成气候，成为影响闽国政局的重要力量。B16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唐末的“三王”入闽也对闽南地区的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点，在泉州表现尤其明显。“三王”入闽后，在闽北地区经营的重点是福州与建州，而在闽南地区经营的重点则是泉州。因为泉州是“三王”入闽后取得的第一个立脚点，而后经数年经营又成为北上福州的根据地，王潮便是从泉州刺史起家的，其后又是王审邽父子的相继数十年的经营，根基不可谓不厚。和唐初陈氏父子入闽相比，陈氏“开闽建漳”，并以岭南行军总管的身份兼任漳州首任刺史，他的立足是在漳州，要为唐王朝达到“以控岭表”的目的。其作战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潮州，要打击和消灭动乱的主因。当时的泉州虽也是他的军事管辖区和活动范围，但他并未兼任地方的职务，当时的泉州直属福州管辖。虽然同属闽南，后代漳州人认同陈元光，而泉州人则多认同“三王”，这一现象，是有道理的，正是历史的积淀所至。“三王”晚于陈氏两百多年才入闽，又实实在在地在泉州经营了数十年之久，当时在泉州所造成的影响自然要大于此前仅在军事方面有管辖权的陈元光。虽然如此，泉州之所以会成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区域，泉州人之所以成为闽南人，而不是闽东人，却完全是由于二陈的入闽平乱，稳定了地方的局势，促使大批中原人陆续南下加入了福建及闽南的开发，才会形成几十年时间内，闽南人口中，以泉州为主的地区人口上升至十几倍的超常状态。“三王”入闽时，主力还是集中在闽东，留在今泉州地区人数有限，无法改变原有的文化生态，因此依然成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区域。
四、关于客家文化
顾名思义，“客家”，那就是从外地迁移进来的人。客家人说他们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闽南人也说他们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既然都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那应当都是“客”。然而，闽南人把“客家”称为“客”，而客家人称闽南人为“福佬”，闽南人自称为“河洛郎”（河洛人）。这几个称呼中，“福佬”即是与“客”相对的，“福佬”，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那就是“福建佬”，当然也就是指原福建人一种称呼，而“河洛郎”（河洛人）即是说，我来自中原地区的河洛，是从京城那边来的。这种称呼的不同，应当有其不同的社会背景。由此可见，客家的形成，应当和闽南人有先后的区分。
客家的称呼，使人首先想起的是历史上曾经有的“客户”。唐代在统计居民户口时，是区分客主户的，唐人柳芳在《食货论》中说：“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B17可知“客户”原指的是因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徭役而不得不出逃的民众。关于客家这一族群的形成期，虽有不同的说法，早的追溯至西晋的“八王之乱”，晚的则认为至明清时期才形成。经过多次讨论，目前比较得到公认的有两说：“一是南宋说，此说论者认为，唐末两批中原移民入闽，到达闽赣结合部的福建宁化石壁，因移民数量超过当地民众，形成人口的优势，再加上封闭式的地理、经济文化，客家先民以其优势的力量，在此既稳定而又杂处，相互掺合，相互影响的环境里，经过数百年的孕育，产生了一种新的形态——客家特征，便宣告客家民系的成立。当然，在北宋，客家民系的各种特征不是很丰满、完全的，但到了南宋，公认的客家民系已形成了。”B18第二种看法认为客家形成于元末明初，其依据是此时客家人已有了生活的共同地域，客家的大本营已在粤东、粤北形成，客家方言已形成，客家族群的价值取向、风俗习惯乃至民间信仰等趋于一致，从而客家人把自己与非客家人加以区别。B19这两种看法均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比较可靠的应为后者。
客家族群的形成应当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是北方的中原移民在多次迁徙过程中自然融合而成，当然，这一族群形成过程中，也融合了当地原住民（如原山越及早期居住于该地的其他民众），否则便难以解释目前闽、粤、赣交界的大片地域民众均自称为客家。
从上述闽南族群与客家族群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他们之间的相同点：
一他们都是以北方移民为主体（尤其以中原移民为主体）南迁后形成的族群，因而如果溯其渊源，确实本为一家。
二正因为他们原迁徙地的相近，使得他们到新居住地以后，都較多地保存了原古代中原地区的语言（包括语音和词汇）、风俗习惯与文化认同。
三不管闽南族群还是客家族群，他们在形成的过程中，均融入了原居住民的成分，例如客家融入山越畲民等少数民族，而闽南族群则融入了少量善于在水中生活的百越、疍民等的成分。
下面，我们比较一下闽南族群与客家族群的相异之处：
闽南族群与客家族群形成的时间长短不同。如前所述闽南族群是在唐代200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的。而客家族群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至少应在500年以上（从唐末算起到明初）。这是因为初唐中原移民进入闽南，是秉承着唐王朝的旨令，有着坚强的政治后盾，而且在长达一百多年时间内，以陈氏家族为核心的中原移民一直是闽南区域的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原文化的这种强势进入，使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87姓中原民众在短时间内聚族南下，又聚居于同一个区域，很自然地保存了他们在原居住地的各种文化因素——民众的价值观念、生活习俗、语言等等。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闽南移民，更凭借其政治力量，在这一地域大力推行教化，很快便融合与同化了原住民，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闽南族群文化。不仅闽南文化如此，闽东文化形成也类似，唐末王潮、王审知率众南下入闽，在五代时期建立闽国，从而形成今日的闽东文化。
客家人雖然也是南迁的中原移民，但多系战乱或灾荒年代从北方来到客居地，他们不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其迁居时间或先或后，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效应，兼之许多人地位较低，离开故乡后不得不到新客居地为人耕作或佣工，原是一批弱势群体，这应当也是客家族群迟迟未能形成的原因。
和福建地区一样，台湾也是主要由移民构成的社会。闽南移民占台湾汉人的总数百分之八十，客家人占百分之十五，主要都是福建的移民。但台湾还有原住民，所以讲台湾文化时，不能忘记原住民和原住民文化。当然，由于原住民人数少，影响有限。
注释
①周明初校注：《山海经》，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
②刘沅著，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八，《周官恒解》，巴蜀书社，2016年，第166页。
③崔高维校点：《周礼》，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④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中国史学要籍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8页。
⑤司马迁撰，李翰文主编：《全注全译史记全本》2，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843页。
⑥佚名：《越绝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⑦以上均为司马迁著《史记》下，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77—779页。
⑧如陈景盛：《福建人口论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80页。
⑨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⑩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一卷《绪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B11张湛注：《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30页。
B12刘生良评注：《吕氏春秋》，“诸子现代版丛书”，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36页。
B13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722页。
B14魏征：《隋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97年，第113页。
B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云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云霄文史资料》第5辑，1984年，第238—239页。
B16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B17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2部第3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4295页。
B18刘善群：《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探讨》，《石壁之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B19冯秀珍：《客家文化大观》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责任编辑：王 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