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对家庭育儿压力的缓解作用
罗娟 杨彩霞 朱晓宇 李燕芳
[摘 要] 2013-2018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在湖南、湖北、河北三省62个社区/村开展了“0～3岁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支持服务项目”，为家庭育儿提供系统的社会支持。为探讨该项目提供的各类社会支持对家庭育儿压力的缓解作用，本研究以参加该项目的548名0～3岁儿童的主要看护人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对象感受的育儿压力及项目对其育儿压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提供育儿知识等方面的信息支持，家长对情感支持的认可度更高;指导家长开展在家就可操作、低成本的亲子活动最受家长欢迎。家庭育儿压力的缓解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今后应从多个层面进一步提升对家长的引导和教育，发挥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提高父親的参与度，同时应尽快建立基于社区的资源整合机制，形成社区支持家庭的良好氛围。
[关键词] 社会支持;家庭;育儿压力;儿童早期发展
一、问题提出
家庭抚育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的0～3岁幼儿养育方式。但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家长生活节奏加快，家庭结构快速变化，职场压力加大等诸多因素交互影响下，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育儿模式将不能完全满足家庭育儿的需求。时代呼吁并迫切要求儿童养育和照料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研究构建新时代下以缓解家庭育儿压力为重点的社会支持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育儿压力（parenting stress）一词由临床心理学家阿比丁（Abidin R R）首次提出，指父母在履行角色及亲子互动历程中，受到其个人的人格特质、亲子互动关系、子女特质及家庭情境因素的影响而感受到的压力。[1]有的研究者将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担任父母角色过程中受人格特质、亲子互动、子女特质等影响而感受到的压力。[2]也有研究者认为育儿压力是父母在履行父母角色的过程中，当可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满足不了育儿需求时产生的一种消极自我评估。[3]还有研究者将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感，包括不安、恐惧、忧虑、焦急和自我丧失感、疲劳感等消极的情绪体验和状态。[4]综合前人研究，本研究将育儿压力界定为“在家庭育儿过程中，当父母受到自身因素、亲子互动关系、家庭教养环境等影响，获得的社会支持满足不了育儿需求时所产生的压力感，包括不安、恐惧、忧虑、焦虑、社会地位丧失感、身体疲倦感等情绪体验和状态”。现有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育儿压力不利于父母的身心健康、生育期望和意愿，不仅影响其养育行为，同时也会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与生长发育。[5]有的研究从国际比较出发，认为中国父母更多地感知到睡眠不足、疲倦感等身体状况不良问题，日本样本父母则是陷于社会地位丧失的危机感和育儿不安的焦虑情绪中。[6]育儿压力不但成了提升育儿质量的重要掣肘，还会抑制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直接阻碍了“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落地，影响我国人口红利的储备。[7]
关于社会支持与育儿压力的研究非常丰富，有的研究者从国际视野出发，认为我国依然以家庭育儿为主，存在不同程度的育儿压力，应在尊重家庭价值的同时，全面建设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网络。[8]有些研究者探讨社会支持与婚姻满意度对城市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提出配偶支持显著负向预测育儿压力，工具、情绪、讯息三种社会支持类型累计负向预测育儿压力，婚姻满意度对育儿压力既无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也不调节社会支持对育儿压力的影响。[9]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不同婚姻质量组母亲育儿压力存在显著差异，低婚姻质量组母亲的压力较高。[10]还有研究者提出：社会支持与母亲抚养困难有显著的负相关，并主要与父母侧面因素显著相关;（外）祖父母和朋友的支持有助于减轻母亲因抚养儿童所产生的角色限制和身体健康方面的压力，而配偶的支持则影响母亲抚养行为中的情绪、自信、积极性和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亲戚和邻居的支持与母亲抚养困难没有显著的联系;在低社会支持情况下，母亲的婚姻关系、儿童的性别对母亲抚养困难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1]有些研究者从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的角度讨论母亲养育压力，认为共同养育中女性祖辈占大多数，男性祖辈参与共同养育的较少;不同家庭类型中，母亲养育压力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12]有的研究者从城市年轻母亲的育儿感受进行调查，提出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促进父亲更多地参与日常育儿;等等。[13]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基本形成了以下共识：社会支持是育儿压力稳定而重要的影响因素，[14][15]社会支持的主要效应是提高父母抚养儿童的能力，帮助父母较快地形成新的角色结构，减轻父母在抚养儿童中产生的消极情绪压力;配偶支持可显著减少母亲育儿压力;在一定条件下，（外）祖父母的支持对育儿压力的缓解有重要影响;其他社会支持（如来自亲友、同事等非正式支持和幼儿园、医院、社区等正式支持）可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二、项目理念与做法
2013-2018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合作开展了“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支持服务项目”（简称ECD项目）。通过在湖南、湖北和河北13个区县选取经济欠发达的城乡接合部或贫困农村地区62个，在这62个社区/乡布置了不少于20平方米的安全适宜的“社区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通过国际、国家、省市级专家团队的联合培养和督导机制，在活动中心培养1～2名固定的志愿者（每月给予少量的酬金），1名妇女干部，按照项目机制定期提供直接面向儿童和家庭的科学育儿的指导与活动等服务，帮助儿童形成一个良好的生命开端。整个项目覆盖人数为6万多人。主要社会支持服务内容如下：
（一）日常开放
活动中心提供安全便利的环境，免费有益的玩、教具与图书和科学育儿触摸屏，每周至少全天开放5天，供看护人和孩子自由活动。看护人可在活动中心查阅科学育儿知识（触摸屏），与其他看护人交流育儿经验。社区0～3岁的儿童能够快乐地游戏、交流，看护人也能在活动中心学习科学的育儿知识。
（二）有组织的亲子活动
每周至少有3个半天开展有组织的亲子游戏、亲子阅读等免费的综合性服务活动，每个半天有两次亲子参加的小组集体游戏或阅读活动;鼓励和指导家长在家庭中开展活动，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
（三）家长/看护人课堂
邀请各类专家开展专题讲座，为来到活动中心的家长提供科学育儿理念的咨询与指导服务。
（四）社区宣传活动。
利用多种途径广泛开展社区动员宣传活动，宣传科学育儿理念与知识，促进家长对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视，营造良好的有利于儿童早期发展的社区环境，搭建社区建设和交流的平台。
（五）家访服务
定期入户家访，以及对一个月三次没有来中心参加有组织的活动的家庭进行家访，了解问题，并提供相应的有针对性的帮助与服务。
（六）周边社区外展服务
走出活动中心到周边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资源不足的社区开展科学育儿知识普及活动和亲子活动。
（七）转介服务
向相关部门及人员及时报告服务中发现的疑似发育迟缓和营养不良的儿童和处于困境或受伤害的儿童的情况。
除了以上必须开展的社会支持内容，还鼓励志愿者充分发掘民间好的育儿方法并进行传播，比如自制玩具比赛、家庭亲子游戏创编、家长沙龙等，主要目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有意识地逐步引导和鼓励家长和儿童参与到整个活动中来，传播科学育儿知识和理念，提高家庭育儿能力。
项目实施周期为4年时间，从统计数据来说，80.1%的家长对中心的活动或服务整体上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97.5%的家长愿意和家人、邻居分享从活动中心学到的育儿理念、知识和技能。最受家长欢迎的是日常开放、有组织的亲子活动、家访服务、家长/看护人课堂等。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实践层面提炼成果和总结经验，旨在调查项目通过社会支持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的干预效果和成功经验，并讨论如何更好地从社区家庭支持的角度援助家庭育儿。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试验”的设计原理，按照设定条件将组群进行配对分为项目组和对照组，调查对象为看护人，选取了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湘潭县，湖北省宜昌市、襄城区，以及河北省保定市共计5个市县，其中项目组7个，对照组4个。为了确保项目组和对照组的可比性，所选取的对照组在社区人口、经济、地理条件方面与项目组尽可能相似，但位于不同的乡。针对0～3岁儿童的家长，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共548份。访谈38人。
从调查的作答人来看，项目组和对照组情况一致，作答人以母亲为主，其次是祖父母，父亲参加的较少。
（二）研究工具和方法
课题組基于已有测查项目自编《家庭状况问卷调查》，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基本信息（基于已有测查项目适当改编）;二是家庭教养环境，包括营养卫生状况（综合联合国儿基会2014-2016年IECD项目改编）、教养观念（综合联合国儿基会2014-2016年IECD项目改编）、教养方式（依据台湾李盈颖2006工具改编）、亲子互动（改编自Roggman2013的亲子互动检核表）、家庭学习环境（参考HOME问卷改编）、父母抚养压力（改编自Abidin1990抚养紧张量表第三版）;三是参与项目及政策需求，基于联合国儿基会2014-2016年IECD项目适当改编，包括育儿需求与困惑、参与项目状况、政策需求（参考）;四是父母心理行为特征，包括育儿压力、焦虑、情绪调节、应对方式、生育意愿。
根据本研究需要，本文主要采用了第三部分和第二部分育儿压力的数据。育儿压力包括胜任感（5道题），父母角色适应（5道题）。育儿需求与困惑包括育儿知识来源（1道题），育儿困惑（1道题），育儿知识是否够用（1道题），育儿知识的需求（2道题），获得支持的需求与建议（3道题），其中有3道题为反向计分。社会支持问卷包括参与项目状况及满意度（5道题），目的与收获（12道题）。
访谈提纲为自编提纲，主要对参与中心活动程度、家长育儿行为、育儿观念、育儿能力、育儿压力五方面进行访谈。
（三）抽样方法
本项目是以社区/乡为基础的群体干预，因此本次调查采用“整群随机试验（Cluster Randonmized Trails， CRT）”的设计原理，以社区/乡为单位计算需要的组群数量并随机抽取，按照设定条件将组群进行配对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组群中所有符合条件的个体为调查对象。
在各调查点，分别选取20名0～1岁、1～2岁、2～3岁儿童的家长共60名（儿童性别比例相等）填写问卷，由主试向看护人说明指导语，待他们理解要求后开始作答。每六七名被试由一名主试负责，现场回收问卷。
（四）数据收集与分析
所有调查问卷进行统一编码、数据录入后，统一导入SPSS格式数据库存储。对调查中的人口学特征、其他背景信息及评估指标首先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对两类项目社区（项目社区、对照社区）的各类数据进行了差异检验，百分率或百分比采用适于整群随机试验的调整卡方检验的方法，均值的比较采用调整方差分析的方法，趋势分析采用趋势卡方的检验方法。对相关调查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α=95%作为置信区间。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育儿压力的总体情况
家长育儿压力主要考察了家长在抚养孩子过程中的角色适应和胜任感两个方面。角色适应是指家长抚养孩子过程中适应抚养人这一角色的能力，胜任感是指家长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是否能够胜任的感觉。由家长进行自我评价，分数越高说明家长的角色适应越好，胜任感越强。对两组家长的得分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发现在角色适应和胜任感方面，两组家长没有显著差异（P=0.79;P=0.72）。
进一步对家长在典型题目上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发现项目组家长在角色适应各项典型题目上（表3）报告“符合自己”的比例较低。
在胜任感的典型题目上（表4），项目组家长报告“我觉得我有能力把孩子抚养好”符合自己的人数比例最高，为73.2%。
（二）ECD项目与育儿压力各维度之间的总体情况
ECD项目对父母提供如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情绪支持、信息指导、对抚养行为的及时反馈等社会支持服务。
1. ECD项目对家庭育儿开支的影响。
两组家庭在家庭育儿开支的投入方面大致相当，但是在家庭配备物品投入方面，对照组高于项目组，而项目组的投入更多花在了各种亲子活动上的低成本材料。如表5所示，在孩子物品配备情况上，对照组家长为孩子配备各类物品的比例除学习数学的玩具之外均高于项目组;项目组家长未配备这五类物品的比例较高（5.9%）。
一定程度上，社区活动中心节约了家庭育儿成本，正如一位家长所说：“（活动中心）那有很多书，就不需要再去外面买了，节省开支。”①从对活动中心的家长进行调查中发现，88.9%的家长认为“我学会了很多不花钱购买也能玩得开心的游戏，例如利用家中的废弃物”，86.5%的家长认为“参加社区活动中心后，我花钱更少了，减少了不必要的玩具开销”。家长通过从活动中心借阅图书，在活动中心玩玩具，减少了对育儿物品的配备，将更多的钱花在亲子活动方面。ECD项目在引导家长开展亲子活动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如表6）。对于家长而言，活动中心指导家长运用低成本、低结构的生活材料在家开展亲子活动，“很有趣，又不贵，可以经常跟我玩这个游戏”，而且“我和孩子自己动手制作的玩具，跟外面买的玩具意义是不同的。别看孩子小，他心里知道的特别多”。②项目组家长的亲子互动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2. ECD項目对父母抚养行为的影响。
项目组家长认同“教养孩子是父母双方的责任”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项目组家长的积极教养行为更多，消极教养行为更少，其中项目组家长采用专制型教养的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项目组家长的亲子互动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总体来看，项目组在家庭教养方面总体情况优于对照组。
大多数父母能意识到陪伴孩子的重要性，父母共同分担家庭育儿责任的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但是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变革，使家长在协调工作和承担家庭责任之间的平衡变得日益困难。在这次调研中，项目组要求由生活中主要陪伴孩子的人参与调研。结果与预期基本相同，参与调研的绝大部分是（外）祖母或者母亲参与，只有少数父亲参与调研。结果显示，两组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比例最高，其中对照组的比例高于项目组，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在0～4小时比例最高，其中项目组的比例略高于对照组。
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是指在孩子醒着的时候，父母每天跟孩子一起学习、玩耍等的时间。事实上，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大多外出工作或者打工，将孩子留给母亲照顾或者留给祖父母照顾的现象在农村地区非常突显。在访谈中，我们常常听到“要挣钱去啊，给孩子提供好一点的条件呗……近的话常常能回来，远的话半年一年回来一次……”。③从现实生活中看，根据性别角色分工育儿，“女主内，男主外”“父亲缺位”的现象大量存在。而很多年轻的父母其实并不愿意这样，有一位来自湖南地区的父亲接受访谈时表达出的无奈，反映出在传统育儿观与现代育儿观并存时代下家长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更需要社会支持体系发挥作用。“（通过活动中心的宣传）我现在更坚持夫妻俩自己带孩子，我每周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孩子来活动中心，但是也有人讲我不务正业，就在家带细伢子（方言：小孩子），冒的用（没有本事）。”④ECD项目通过向家庭、社区层面进行宣传，在社区层面倡导父母陪伴的重要性。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项目组父亲陪伴孩子时间较长，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父亲陪伴孩子。85%的家长认为“孩子的父亲参加育儿的时间更长了”。95%的家长认为“关于育儿，家人的沟通更多了”。
3. ECD项目对育儿情感的支持。
情感支持主要指提供情感交流的平台，及时获取对事件的评价，促进应对能力的提升，减少沮丧和焦虑。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家长最初送孩子来社区活动中心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育儿知识，给孩子找玩伴，换言之，家长最初送孩子来活动中心是从孩子的角度考虑，但参加社区活动中心之后，家长认为主要收获是对教养、陪伴孩子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家庭的关系氛围和自身的感受也受到了影响，抚养人通过项目在养育、教养孩子方面的适应性、胜任感更好了。90.4%的家长认为“带孩子参加活动中心后，我的家庭关系更加和谐了”。72.2%的家长认为“社区活动中心能够帮助我看孩子，让我有更多个人空间和时间”，90.9%的家长认为“带孩子参加社区活动中心后，我更加开心，也觉得更加轻松”。家长参加活动中心以后获得的收获，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意识到父母以身作则很重要;觉得家人陪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关于育儿，家人之间的沟通更多了;在孩子面前控制住自己不发脾气更容易了和每天陪伴孩子玩耍的时间更多了。
4. ECD项目对育儿信息的支持。
信息支持主要指提供建议和引导，包括认知引导、帮助解决问题、提供有用的信息资料、提供可供选择的养育指导课程、提供有效的建设、增加个体可获得的有效信息的数量、帮助获得需要的服务、引导有效应对压力等。[16]个体对信息的需求千差万别，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从项目组和对照组来看，报告育儿知识的来源的比例排序相同，依次为“老人、亲戚朋友”“书籍、报纸杂志等”“网络”和“自己的个人经验”。75%以上的家长认为已掌握的育儿知识一般能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这一点与项目志愿者和社区人员的反馈是一致的。活动中心组织的最受欢迎的活动是“带小朋友做亲子活动，亲子阅读，然后和家长沟通，还有入户（即家访）。开放的时候都来”，⑤“而组织家长讲座、宣传就都是爷爷奶奶来，要一家家打电话请，没有东西发就没人来”。⑥
（三）社会支持对家长养育压力的预测
我们考察了社会支持与家长养育压力的关系，分别计算ECD项目中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育儿行为支持对项目组和对照组的家长抚养压力的预测作用，数据分析可见：
1. 育儿压力总体情况。在项目组，情感支持可以反向预测育儿压力。项目组情感支持越强，育儿压力越弱（β=-0.47，P<0.05）。对照组情感支持无法显著预测育儿压力（P>0.05）。其他社会支持在两组间均无法显著预测育儿压力。
2. 具体分析四种社会支持对角色适应和胜任感的预测。在胜任感方面，项目组和对照组均可以反向预测育儿压力。情感支持越强，育儿压力越弱（项目组β=-0.233，P<0.05;对照组β=-0.669，P<0.05）。在对照组，信息支持可以正向预测育儿压力。当信息越多时，家长的育儿压力越大（β=1.152，P<0.05）。
总体而言，社会支持的各项维度中，情感支持的作用性较为明显，情感支持越强，越能减弱家庭的育儿压力。经济支持、信息支持和育儿行为支持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
五、讨论与建议
（一）在社会支持中，家长们对育儿情感支持的认可度更高。应避免提供单纯的信息支持，将信息支持与育儿行为支持相结合
在ECD项目提供的四类社会支持中，情感支持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并且能反向显著预测家庭育儿压力。由此可见，情感上的鼓励、同理心、及时反馈更能满足父母的现实需求。ECD项目的情感支持主要从三个层面帮助家庭形成良好的育儿氛围。一是家庭层面——提倡父母陪伴，父亲参与;传授给家长亲子游戏和亲子阅读的技巧，掌握一些在家能玩的游戏，当幼儿哭闹的时候能够轻松应对。二是社区层面——提供沟通和放松的平台;当家长遇到安全、喂养等方面的问题时，通过转介服务有求助的专业渠道;有可以玩耍的活动中心;有志愿者家访，建立情感纽带。三是宣传氛围方面——有社区人员组织宣传科学育儿支持，有社区妇女干部定期组织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支持不能单纯提供育儿的信息支持。现在婴幼儿的家长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大部分家长具备从多种渠道获取育儿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在调研中，没有任何项目支持的对照组家长也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大量信息，例如0～3岁儿童早期的发展是以家庭抚育为主，0～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父母陪伴很重要等相关育儿信息，但是他们获取的信息越多，育儿压力越大。这是因为初为父母的他们往往缺乏经验，即使知道很多所谓的科学育儿的理念和知识，但是一是无法辨别其科学性，二是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不知道怎么结合幼儿个体的特点具体实践。因此社会支持需要帮助家长将他们掌握的育儿信息与资源转换为有利于婴幼儿成长的教养方式。
（二）根据当地家长的需求和困惑开展的支持家长育儿行为的活动更受欢迎。其中指导家长在家庭中开展可操作、低成本的亲子活动最受喜爱
ECD项目的选址都是城乡接合部或者是农村地区，家庭平均经济收入并不高，但这些家庭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育儿开支压力。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0～3岁儿童养育方面普遍存在“母性照料模式”或“母亲为主、祖辈为辅”的模式，家庭现有主要育儿开支是以喂养养护为主，参加托育服务的极少。因此对于这类地区的社会支持，更多的应是结合当地实际育儿需求。
项目中，志愿者指导家长利用家庭中已有的生活材料为婴幼儿设计游戏活动，引导亲子互动，指导家长在游戏中给予儿童发展方面的支持，为婴幼儿创设高质量的家庭环境。此外，还通过家访、宣传等服务，为家长解决实际育儿问题。这样的社会支持从实际需求出发，帮助家长将掌握的育儿信息与资源转换为在家庭中可操作的教养方式，既是对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直接支持，又帮助解决了成人在教养问题上的需求和基本的家庭需求。
ECD项目开展的日常活动有亲子活动、外展服务、图书借阅服务、家长讲座、家访等活动。从调查中看，家长最喜爱是亲子活动，占比80.7%。可见亲子活动对培养家长关注孩子发展的意识，提高亲子互动的质量以及支持家长获得育儿的自我效能感，[17]是具有显著效果的。
（三）从社会、社区、家庭层面，提升对家长的引导和教育，发挥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提高父亲的参与度
本研究认为妇女角色与男性角色是相辅相成的，要改变妇女角色也要相应改变男性角色。要减轻家庭育儿压力，形成家庭良好氛围，父亲对于母亲的支持和对家庭角色的介入非常必要。
ECD项目通过开展定期家长培训（培训包括卫生保健、营养与喂养、生活照料、游戲与学习、积极的情绪与行为管理、安全与预防伤害等关键内容）提供教养观念、教养方式和亲子互动等方面的专业指导，突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逐步改变家长育儿观点和方式，提高男性在儿童养育中的责任感和参与度。在访谈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些父亲表达出在儿童养育中的责任感和愿望，但是同时也感受到了周围舆论的压力。父亲参与度低或许是迫于生计压力、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男性角色的塑造、舆论等多维度的原因，因此，提高父亲的参与度需要一个相应的多维度的社会支持系统。
（四）家庭育儿压力的缓解需要全社会的合力，尽快建立基于社区的资源整合机制，形成社区家庭支持的良好氛围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部分社区/乡以ECD项目的开展为契机，选拔当地人，尤其是当地0～3岁幼儿的看护者作为志愿者，整合卫生、社工、计生等人群，将幼儿园、早教机构组织起来一起宣传，形成家庭和社区的合力，并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推进、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家庭响应的长效机制。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社区支持良好氛围的逐步形成，社区通过儿童早期项目带动整个社区向上、向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精神面貌。
我们认为，育儿压力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既有公共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有当代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变革的冲突，也有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的碰撞，还有不同个体之间心理和气质的博弈和磨合……因此需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基于社区的家庭科学育儿的支持体系，利用社区公共服务，整合社区资源，通过家庭、社区工作人员对不同的家庭提供相匹配的服务模式。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和国内已有的发展经验，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升现有早期儿童发展服务人员的专业性，创新父母参与形式，发展一批有专业素养的“家长志愿者”队伍，例如美国“父母即教师”项目就使很多受过教育和训练的父母成了社区“父母辅导员”，这些“父母辅导员”会以一种简单、客观的方式向其他父母提供育儿指导或咨询服务。[18]总而言之，在早期养育体系、指导服务及政策设计上，在确保家庭养育优先的前提下，项目尝试通过建立基于社区的活动中心为家长搭建了一个交流育儿知识和心得的平台，为邻里社区搭建了一个增加凝聚力的活动平台，为社区搭建了一个资源整合的平台，将社区的各类资源调动起来，构建社区发展共同体。
注释：
①访谈资料来自ECD基线调研，接受访谈的是保定市西高庄社区一位52岁的奶奶。
②访谈资料来自ECD基線调研，接受访谈的是湖南省湘潭县白米村志愿者，其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③④访谈资料来自ECD基线调研，接受访谈的是湖南省的一位父亲。
⑤访谈资料来自ECD基线调研，接受访谈的是活动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⑥访谈资料来自ECD基线调研，接受访谈的是社区的妇女干部，她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很多社区的妇女干部都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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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upport and the Relief of Parenting Pressure
—An Analysis of Community Family Support Services i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Juan Luo，1 Caixia Yang，1 Xiaoyu Zhu，1 Yanfang Li2
（1China National Children Centre， Beijing 100010 China; 2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two-child policy， the pressure of parenting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Chinese families appeal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social support service system. From 2013 to 2018，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Childrens Work Departmen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carried out the “Community Family Support Service Project for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for Children Aged 0～3”，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ECD project， in 62 communities or villages in Hunan， Hubei， and Hebei province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systematic social support for family parenti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ECD intervention on the stress of family parenting， the primary caregivers of 791 children， which are 0～3 years old， were taken as research objects. I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role of various so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ECD project on parenting stress was discussed， and the conclusion that emotional support can predict childcare stress in reverse is proposed. Finally， the analysis results are concluded as following. First， comparing with providing information support in parenting knowledge and other aspects， parents recognition of emotional support was higher than others. Secondly， social support should be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parents preferred activities which can be carried out at home. Social support should be a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and parental guidance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from multiple levels， and fathers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increased. Thirdly， the relief of parenting pressure requir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a 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resource mechanism need to be established to form a good atmosphere for community family support.
Key words： parenting stress， family， social support，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