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孟祥蕊 刘文 车翰博 刘方 胡文文
[摘 要] 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其执行功能关系密切。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467名3～5岁幼儿为研究对象，首先采取潜在剖面分析探索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类型倾向，之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与其执行功能的关系，结果表明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可分为积极型、矛盾型、被动型、成长型四类;积极型和成长型幼儿的执行功能优于矛盾型和被动型幼儿;矛盾型幼儿执行功能发展最迟缓。教师和家长应针对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幼儿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促进幼儿情绪调节策略和执行功能的发展，其中尤其要注意帮助矛盾型和被动型幼儿掌握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
[关键词] 情绪能力;情绪调节策略;执行功能;潜在剖面分析
一、问题提出
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对其未来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具有关键作用。[1]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核心成分，在儿童情绪发展研究中被广为重视。[2]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达到某种目的，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机制，监控、评估、调节情绪反应，改变情绪反应强度和持久度的过程。[3]个体在情绪调节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策略即为情绪调节策略，幼儿情绪调节策略通常被划分为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4]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认知重建、问题解决、寻求支持、替代活动等能够帮助个体适应环境的策略，被动应付、情绪发泄、攻击行为等不利于个体身心发展和同伴关系的策略即为消极情绪调节策略。
在学前阶段，幼儿开始洞察情绪如何影响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并意识到面对消极情境，他们最好“做点什么”，而不是“什么都不做”。这样的理解使得幼儿逐渐学会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在情绪调节方面变得更加自主，他们获得了一系列新技能（如心理理论和抑制优势反应的能力），这使得幼儿能够在没有成人支持的情况下自发地调节情绪。[5]幼儿最初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往往非常简单，如用手捂住眼睛或将视线从产生情绪的刺激物上移开，而后会掌握更为高级的调节策略，整个学龄前期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都在不断发展。有研究发现5岁的幼儿已经可以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儿童所掌握的情绪调节策略的数量和复杂程度都随年龄增长而有所提升，[6]为不同压力源选择适当策略的能力也有所增强，在策略的使用上，从情绪发泄、回避等消极策略逐渐转变为主动承担社交责任来应对不良情绪。[7]
有研究发现，执行功能受损的儿童情绪控制常会出现异常，表现出更多攻击行为，情绪不稳定且脾气暴躁。[8]这说明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执行功能是个体对意识、情感和行为进行有意识监督和控制的一种高级认知能力，[9]包含抑制控制、情绪控制、转换、工作记忆、计划/组织等复杂的认知能力，这些认知能力作为执行功能的一阶因子被研究者们进一步归纳为抑制自我调控、认知灵活性和元认知三个二阶因子。[10][11]抑制自我调控强调个体对行为、情绪进行抑制控制的能力，是执行功能最为核心的成分;[12][13]认知灵活性强调个体在任务、情绪、行为反应之间灵活转换的能力;元认知强调个体的计划、组织、工作记忆能力。虽然这些功能可能是相关的，但它們也可能对个体行为有不同的贡献。[14]抑制自我调控在幼儿情绪识别、情绪表达及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中起到监控和调整作用。已有研究发现，抑制自我调控有助于幼儿情绪调节和情绪表达能力的发展，[15]可以作为幼儿情绪调节的有效预测因子。[16]认知灵活性也与情绪调节能力关系密切。[17]认知灵活性发展较好的幼儿，能够灵活地改变自己的思想和目标，通过转移目标或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减少负性情绪对自己影响的强度，并且拥有更强的延迟满足能力。[18]此外，个体的元认知能力，尤其是工作记忆因子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工作记忆有助于个体理解、表达和调节情绪。[19]研究表明，工作记忆中更新情绪信息的能力与情绪调节能力有关。[20]更新能力强的个体能够成功地调节情绪，这种能力可能是调节情绪反应的一种机制，能够解释个体在情绪反应和情绪调节方面的差异。[21]
上述有关情绪调节和执行功能的研究都是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22]这种研究方法通过对情绪调节这一变量的测量结果来判断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情况，探讨情绪调节与个体心理社会功能的关系。事实上个体所涉及的情绪调节策略通常较为复杂多样，单一变量可能不足以反映幼儿整体的情绪调节特征。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处于发展阶段，不能用变量的发展来描绘幼儿的发展。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如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为了解幼儿情绪调节特征提供了新思路，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考虑了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在个体身上的组合情况，能够鉴别具有不同情绪调节特征模式的个体，将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的幼儿加以区分，从而整体地看待幼儿的情绪调节发展，并解释不同情绪调节模式个体的心理与行为特点。[23]相比于传统聚类分析，LPA判断标准更为科学客观。[24]已有研究者采用LPA将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分为四种类型：高表达模式、抑制模式、低反应模式和高反应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情绪调节类型与心理病理学联系起来。[25]还有研究发现个体在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上可分为平均型、抑制倾向型、接触倾向型和多策略型，平均型个体的心理社会功能优于抑制倾向型。[26]
结合以往研究不难发现，目前只有少数研究从以个体为中心的角度探索情绪调节模式，针对学前阶段儿童的研究更为缺乏。学前儿童在情绪调节策略使用上的差异导致了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的多样性，相同类型倾向的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面临着相似的情绪问题，成人如果能够对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加以识别并因材施教地开展情绪培养，就能够提高教育针对性，因此对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类型倾向进行探索是十分有意义的。此外，情绪调节与执行功能关系密切，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的幼儿在执行功能的发展上是否存在差异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3～5岁幼儿为研究对象，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对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类型倾向进行探索，之后进一步探索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幼儿执行功能的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教育建议，为幼儿情绪能力的培养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我国南北方选取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各一所幼儿园，同时向两所幼儿园发放问卷。总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67份，回收率93.4%。具体被试信息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 《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调查问卷》修订版。
采用陆芳（2004）编制的《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调查问卷》修订版，[27]该问卷共有48个项目，包括了八种幼儿常见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建、问题解决、寻求支持、替代活动、自我安慰、被动应付、情绪发泄、攻击行为，其中，前五种为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后三种为消极情绪调节策略。问卷题目结合幼儿与同伴、养育者、教师以及陌生人交往的真实情景设置，方便家长理解。采用五级评分，“从来没有、偶然这样、有时这样、经常这样、总是这样”依次计为“1～5分”，要求家长在充分理解题目的基础上，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作出评定，问卷无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儿童对该策略的使用频率越高。此次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52，积极调节策略和消极调节策略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07和0.832。
2. 《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问卷》父母版。
采用《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问卷》父母版（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Preschool Version， BRIEF-P）评估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发育情况，该问卷由焦亚（Gioia）等人编制，适用于2～5岁儿童执行功能的测评。[28]父母通过对儿童的日常行为表现进行评定，以此来评价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水平。该问卷共63个项目，按照没有、有时、经常的发生频率进行三点计分，评分越高所反映的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受损越严重，故本研究在计算各因子的得分前，首先对每个题目的得分进行反向计分。项目得分相加得到抑制、转换、情绪控制、工作记忆、计划组织5个因子，再由5个因子构成3个二阶维度的得分：抑制自我调控指数（包含抑制和情绪控制）;认知灵活性指数（包含转换和情绪控制）;元认知指数（包含工作记忆和计划组织）。3个二阶维度得分的总和即为儿童的总的执行功能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儿童执行功能发展水平越好。此次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55，抑制自我调控、认知灵活性和元认知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918、0.880和0.906。
（三）研究过程
主试统一将本研究所采用的问卷发放给家长，并向家长讲解问卷填写要求，要求家长根据儿童的日常表现，对题目进行回答。问卷在一周内回收完毕。
（四）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使用SPSS和M-Plus软件进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17.05%，小于30%，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划分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之后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幼儿执行功能的差异。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潜在类别剖面分析
通过潜在类别剖面分析，对总样本的幼儿情绪调节策略进行类型划分。抽取1～5个类别的拟合指数进行模型比较，各类别模型参数如表2所示。
类别个数的确定应参考BIC、LMR、BLRT及Entropy指数初步筛选所有可能的竞争模型，然后根据分类的实际意义选择最合适的类别模型。BIC值越小表明模型拟合越好。LMR和BLRT均为对数似然比检验，两者区别在于BLRT基于Bootstrap原理构造对数似然值差异的分布，这两个指数的P值若显著，则说明k类别模型的拟合要显著优于k-1类别;Entropy可以作为正确归类程度的指标，其取值范围为0～1，越高表明潜在类别的划分越清晰，其值大于0.8则与至少90%的正确归类相关。[29]
从表2可知，BIC指数随类别个数增加呈单调递减趋势。我们将各个类别模型的BIC指数绘制成折线图寻找出可能的拐点，从四类别到五类别BIC值明显减小，并且五类别LMR指数的P值不显著，说明五类别模型的拟合并不显著优于四类别，参考Entropy值可以发现，五类别的Entropy值低于四类别，四类别的Entropy值大于0.8，这说明四类别的正确归类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同时考虑到幼儿情绪调节策略具有多个维度，拥有更为丰富的类别数更为合理，因此最终确定四类别为合适的类别数。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第一类和第二類幼儿人数比例分别为23.2%和57.0%，第三类和第四类分别为8.4%和11.4%。幼儿情绪调节策略八个维度为因变量，以潜在四分类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潜在类别的主效应在情绪调节策略的八个维度上都显著。事后检验结果发现，第四类幼儿的情绪调节特征相对明显，他们的积极策略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幼儿，说明该类幼儿使用积极策略的频率更高，因此将其命名为积极型。第三类幼儿消极策略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幼儿，并且其消极策略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其积极策略的得分（除自我安慰策略），因此该类幼儿的情绪调节特征总体上是比较消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自我安慰这一积极策略的得分上也高于其他类型幼儿，这说明其情绪调节特征具有一定矛盾性，即不是绝对的消极，所以将该类幼儿命名为矛盾型。
第一类幼儿积极策略和消极策略得分均低于样本平均值，说明该类幼儿积极策略和消极策略的使用频率均较低，即对情绪调节策略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较差，他们几乎不会去主动解决问题，也不像矛盾型幼儿那样有许多外化问题。他们尤其缺乏积极策略的使用，但在与外化问题有关的消极策略得分上要相对高一些，这说明该类型儿童在处理情绪问题时可能更倾向于直觉反应，而缺乏高级的认知性策略，对需要意志努力的调节策略的探索欲望较低。由于缺少适应性策略，他们在消极情境中更加被动，因此将其命名为被动型。第二类幼儿积极策略和消极策略得分均接近样本平均值，在积极策略和消极策略的使用频率上差异不大，这说明该类幼儿已经能够采用一定策略解决问题，但情绪调节的特征还尚不明显。尽管现阶段这类幼儿在积极和消极策略的使用频率上差别还不大，但值得高兴的是在某些积极策略（如替代活动）的学习和运用上他们已经初见成效，在其他适应性策略上他们尚处于探索、学习、成长的阶段，其情绪调节能力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和可塑性，随着认知水平的发展，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和成长，因此将其命名为成长型。
（二）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类别幼儿的执行功能特征及差异检验
根据方差分析结果可知，被动型、成长型、矛盾型和积极型幼儿在执行功能的四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抑制自我调控[F（3，467）=15.26，P<0.001]、认知灵活性[F（3，467）=15.06，P<0.001]、元认知指数[F（3，467）=11.55，P<0.001]、總的执行功能[F（3，467）=16.05，P<0.001]。事后检验分析可知，矛盾型幼儿在抑制自我调控、认知灵活性、元认知指数和总的执行功能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其他三个类型的幼儿;被动型幼儿在抑制自我调控、认知灵活性和总的执行功能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成长型和积极型的幼儿;成长型和积极型的幼儿在执行功能四个维度的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讨论
（一）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
本研究以幼儿个体为中心，根据个体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维度上的反应，将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偏好分为四个类型倾向：积极型、矛盾型、成长型和被动型。在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类型人数分布上，成长型和被动型幼儿的占比较高（约占总样本量的百分之八十），而矛盾型和积极型幼儿的占比均较低（两类均接近样本总量的百分之十）。这一结果符合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其情绪调节能力还处于发展阶段，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处于探索学习中。与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类型不同的是，[30]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类型更多是倾向性的，是能够随着生理和心理的成熟发生改变的。与被动型幼儿相比，成长型幼儿积极策略的得分更高，与外化问题有关的消极策略 （情绪发泄和攻击行为）得分不存在差异。这一结果说明，尽管成长型和被动型幼儿的情绪调节特征还尚不明显，但当其出现消极情绪时，成长型比被动型更可能采取积极策略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反应，这类幼儿具备更多采取积极策略控制情绪的潜力。积极型幼儿是情绪调节能力发展水平最好的一类，他们在积极策略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幼儿。矛盾型幼儿频繁地使用消极策略，其情绪调节特征整体上较为消极，但他们也具有独特的优势，即在自我安慰积极策略上得分最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幼儿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时的复杂性，教育者应善于发掘幼儿发展的潜力，不要绝对地否定矛盾型儿童。
学前儿童形成四种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的原因包括内因与外因。一方面，儿童情绪调节与早期气质密切相关。[31]艾森伯格等人提出两种情绪调节模型，认为儿童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方面的差异与情绪性和调节性两个气质维度有关。[32]情绪性和调节性都高的幼儿更害羞，面对消极情境更加退缩回避，这不利于他们探索学习情绪调节策略，因此容易发展为被动型。而低积极情绪性、低努力控制的儿童更频繁地使用消极情绪策略，更容易发展为矛盾型。[33]另一方面，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受到养育者的影响。[34]养育者如果对儿童的情绪反应方式表现出积极回应，儿童就能够更好地调节情绪，更少发生情绪唤醒过度的情况，这样的孩子更容易发展为积极型;反之，养育者如果对儿童情绪表达的要求过于严格，儿童更容易隐藏消极情绪而不是调节它们，从而影响儿童掌握情绪调节策略，面对消极情境也就更为被动，这样的孩子更可能发展为被动型。[35]儿童与父母的依恋关系也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有所影响。安全型依恋的幼儿更容易采取适应性策略调节情绪，从而发展为积极型;回避型的幼儿则更倾向于采用非适应性的策略，从而发展为矛盾型。[36]未来还有待对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研究，气质与父母教养方式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来共同预测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类型倾向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在抑制自我调控和认知灵活性的发展上，积极型和成长型幼儿优于被动型，被动型优于矛盾型，积极型和成长型没有差异。抑制自我调控强调个体对自身优势反应的抑制力，[37]认知灵活性强调个体从反应优势转换到能够适应变化的另一情景，[38]二者均强调对优势反应的控制。有研究发现依赖于认知重评的青少年可能拥有更多的认知资源，这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专注和良好的自我管理，而很少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抑郁易感个体在抑制控制方面存在问题，依赖于表达抑制策略的青少年执行功能发展更差。[39]这说明较多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与较好的执行功能发展水平有关，而过多依赖非适应性策略的个体其执行功能的表现也更差。积极型幼儿采取积极策略的频率更高，对情绪的调控能力更好，其执行功能发展也更好，成长型幼儿也已经能够使用部分积极策略，他们在消极策略的使用上都不像矛盾型幼儿那么多。而对矛盾型幼儿来说，他们过多依赖消极策略，对消极情绪的调节和控制能力都更差，而情绪控制是抑制自我调控和认知灵活性的一个主要方面，[40]这可能导致了积极型和成长型的幼儿在抑制自我调控和认知灵活性上发展更好，而矛盾型幼儿发展最差。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消极情绪会导致个体转换能力减弱。[41]积极型幼儿更多采取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以减少消极情绪，增加积极情绪体验，积极情绪的启动对个体的任务转换能力起到促进作用，这可能也导致了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的幼儿在认知灵活性发展上的差异。
在执行功能的元认知指数方面，矛盾型幼儿发展最迟缓，然而积极型、成长型和被动型三者不存在差异。本研究中执行功能的元认知指数维度着重考察工作记忆和计划组织的能力。以往研究发现，依赖于消极策略的个体，其执行功能发展更差，在工作记忆、计划组织任务和解决问题等方面都存在问题，[42]并且工作记忆任务的表现会因负面情绪而降低。[43]本研究所探讨的幼儿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被动应付、情绪发泄和攻击行为。在三种消极策略上，矛盾型幼儿的使用频率均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幼儿，过多依赖于消极策略可能是导致矛盾型幼儿元认知发展最缓慢的原因。
五、教育建议
情绪不够稳定，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哭闹、发脾气，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是学龄前儿童十分普遍的情况，也是令许多家长和老师头疼的问题。社会情感功能和执行功能发展的缺陷会导致幼儿社会注意力分散、性情冲动、延迟满足能力差等不良后果。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倾向：积极型、矛盾型、成长型和被动型。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类型倾向并非不可变，通过后天的学习及引导是可以加以改善的。注重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其社会能力及心理与行为的发展。
（一）正确识别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类型倾向
家长和教师可通过观察幼儿日常情绪表现，识别幼儿所属的情绪调节策略类型倾向。相同情境下，不同类型倾向的幼儿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例如，在玩玩具时，被同伴故意抢走了玩具，积极型幼儿更可能采取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友好地向那个孩子要回玩具，或者和他交换其他玩具，在消极情境中依舊能够保持情绪的稳定。而矛盾型幼儿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比如用手去推或者用脚去踢那个孩子，试图抢回玩具等，情绪非常激动，难以克制自己。成长型幼儿则情绪状态不够稳定，时而能够积极处理情绪问题，时而又可能会耍脾气。被动型幼儿由于掌握的适应性策略较少，在消极情境中则可能表现得比较被动，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很少出现主动采取策略调节情绪的情况。正确识别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类型倾向，有助于家长和教师进一步开展情绪培养。
（二）针对性地培养幼儿的情绪情感
尽管矛盾型幼儿问题行为更多，但他们也具备一定的自身优势，例如熟练地使用自我安慰策略。教育者应善于利用幼儿的优势，鼓励矛盾型幼儿学习使用其他积极策略，不要对他们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同时，教师要引导矛盾型幼儿降低问题行为发生的频率，教会他们以不影响他人、不破坏东西的方式合理宣泄情绪。引导成长型和被动型幼儿认识情绪、表达情绪。成人要多倾听理解他们，给予他们及时的关注与回应，鼓励他们主动表达情绪，增加他们的信心。当幼儿采取积极策略解决情绪问题时，教师要及时表扬他们，鼓励其更多地采取积极策略。发挥积极型幼儿的榜样带头作用，小组学习或游戏时可以将积极型的孩子分到不同组里，当其积极处理情绪问题时，教师可以着重表扬他们，并鼓励其他孩子向积极型幼儿学习，在同伴交往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类型的幼儿。
（三）通过执行功能训练提升幼儿情绪调节能力
以往研究发现，执行功能是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生理基础，执行功能受损的儿童往往由于无法调控情绪而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基于此，教师可尝试采用集体游戏对幼儿的执行功能加以促进，进而改善情绪调节能力。游戏设计要素应与幼儿执行功能的培养紧密联系。常见的游戏类型包括：
1. Stroop冲突抑制类游戏。此类游戏基于冲突解决类任务，要求儿童对冲突刺激作出反应，并对优势反应加以抑制，从而提高儿童的控制能力。
2. 延迟满足类游戏。抑制控制能力是延迟满足的核心。延迟满足类游戏要求儿童抑制对当下满足的渴望，从而获得更多奖励。该类游戏有助于儿童抑制控制能力的培养。
3. 任务转换类游戏。此类游戏进行过程中，游戏规则和任务常常发生变化。在儿童熟悉原规则后对游戏规则加以变化，儿童既需要抑制旧规则之下的优势反应，又需要记住新规则，并转换到当前任务规则执行反应，这有助于提高儿童的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
4. 角色扮演类游戏。儿童在游戏中需要抑制自身性格表现，记忆自己和其他儿童的角色，灵活应对其他儿童的行为表现，这有助于儿童抑制控制、工作记忆以及认知灵活性的提高。
执行功能训练有助于儿童在消极情境中更好地控制自身优势反应，减少发泄、攻击行为，从不同角度灵活解决情绪问题，从而提高其情绪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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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 Tendency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3 to 5-year-old Children
Xiangrui Meng，1 Wen Liu，1 Hanbo Che，2 Fang Liu，3 Wenwen Hu4
（1College of Psych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2College of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4Hangzhou Binjiang District Wulinmen Childrens Home Kindergarten， Hangzhou 310052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s close. A sample of 467 children aged 3～5 wa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wo kindergarten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China. Potential profile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type tendency of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ype tendency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re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positive type， contradictory type， passive type and growing type.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positive type and growing type is better than contradictory type and passive type.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ren of contradictory type is the slowest. Potential profile analysis can well distinguish the potential categori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f preschool children.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abilit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type tendency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teachers and parents should adopt targeted educational method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nd help contradictory and passive children master positive regul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emotional ability，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executive function， potential profile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