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著作时期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张建云
摘 要：早期著作时期（1843-1848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别对人的本质作了不同的表述，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不能简单地把这三种表述理解为是马克思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人的本质的揭示，因为这三种表述并不是一个平行并列的关系。在早期著作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同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发展相一致，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三种不同表述并不是一个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表层到深层的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社会性；自然性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3.003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3-0014-05
早期著作时期（1843-1848年）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分别对人的本质作了不同的表述。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性是“他们的需要”。理论界一般认为，这三种表述是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人的本质的揭示。《手稿》中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从人的类特性、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出发，对人的“类本质”或“类特性”所作出的定义。《提纲》中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基于现实性和社会性的内在规定性角度對人的本质的揭示。《形态》中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是从人的生物性本质角度对人的本质的揭示，等等。其实，这样理解马克思在早期著作时期的人的本质思想，并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本质。事实上，在早期著作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同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发展相一致，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三种不同表述并不是一个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表层到深层的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本质的自觉性、能动性与社会性——《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
1.感性活动：《手稿》中马克思思想超越费尔巴哈之处
在《手稿》及马克思以前的著作中，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费尔巴哈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类意识”，而动物没有。所谓“类意识”就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对象的意识：“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动物固然将个体当作对象，因此它有自我感，但是，它不能将类当作对象，因此它没有那种由知识得名的意识”。[1]那么，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费尔巴哈认为，就是理性、意志和爱。理性、意志和爱就是人的绝对本质。[2] 马克思也是从类本质出发来说明人的本质，但是对于类本质的具体理解，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就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这个界定，是马克思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一个重大成果。首先，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那种从绝对理念、从抽象原则出发来解释人、理解人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教条，它始终是解剖理寮社会的强大理论武器”[4]其次，费尔巴哈也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但是他理解的人就是感性存在，理性、意志和爱并没有超出人的感性存在范围。马克思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局限在人的意识的领域内、局限在人的感性存在上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从主客体关系上，突出强调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强调劳动、强调生产对于人的重要意义：“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
为什么说“感性活动”超越“感性存在”？因为人作为有生命的肉体存在，先天具有吃、喝、全生避害等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但是“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6]所以，人为了活着，必须要不停地活动，不停地生产，从自然界中获取营养物质，供身体需要；人如果不活动、不生产，像植物一样静立不动，就无法生存。因此人的生命依赖于人的活动而存在，人的活动方式与人的生命存在内在一体。人的实践活动方式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离开实践活动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离开人的活动、离开人的物质生产谈论的人，就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离开感性活动，把人的本质定位于人的理性、意志和爱，就是抽象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在早期思想中关于人的类本质思想的突破和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此马克思最终离开了费尔巴哈 ，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2.尚未展开之处：《手稿》中人的本质思想的抽象性
《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那么，什么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有何区别？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颇具费尔巴哈哲学特点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活动，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而动物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本能活动区别开来，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从形式上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这种解释方式来源于费尔巴哈关于类意识的解释方式，即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类本质是人的理性、意志和爱，而马克思所理解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活动，至于自由的有意识活动具体是什么，马克思还没有深入展开，因而也就没有意识到他创新提出的“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革命意义。
一方面，人的活动不仅是有意识的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包括思维能力、知识、兴趣、理想等）对象化在客体之中的活动；同时，人的活动也是客体的属性和规律内化在人的本质力量之中的活动。因此，人的本质力量是随着人的活动的发展、随着实践的深入推进而不继积累、不断提升的过程和结果。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产生和发展问题，尽管马克思在《手稿》谈到了人的活动的对象性，但更深入的内容还没有展开。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到了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社会性：“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8]我们知道，费尔巴哈也强调人的社会性：“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9] “只有许多人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人，只有许多人合在一起才成了人所应当是的和能够是的，才像人所应当是的和能够是的那样。”[10]但是，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社会性的理解只限于人的现实关系层面。实际上，人的社会性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体现在现实关系层面，而且更体现在社会历史层面；不仅体现在横向的静止层面，而且更体现在纵向的发展层面。费尔巴哈只看到了人的社会性的现实关系的普遍性，而没有看到其历史的普遍性。当然在《手稿》中，关于人的社会性的历史普遍性是马克思还没有深入探讨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这段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还具有抽象性。
二、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普遍性——《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
在《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如何理解“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什么关系？事实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的抽象内容的具体化和展开。
首先，需要明确，“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用一般的“社会性”概念代替，不能从简单的“分工合作”等来理解。动物也有社会性，任何动物个体离开群体也是无法独自生活的，特别是高等动物需要与同伴协作觅食、共同御敌、照顾幼崽等等。“合作有利”是自然界长期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无疑，人的社会性是从动物的社会性进化而来的，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的社会性行为是本能行为，而人的社会性活动是自觉的有意识行为。动物的社会行为既是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反应，同时也是受其内在生理因素控制的结果。这些生理因素包括信息素、激素、神经系统和内分泌及其协同调控等等。例如，北美田鼠雌雄个体结合是较严格的一雌一雄制，这与脑下垂体分泌的加压素和催产素这两种激素密切相关，当给雄性田鼠注射加压素、给雌性田鼠注射催产素后，就会引起它们与异性田鼠建立关系的强烈反应；阻断这两种激素的产生，它们就会失去对单一伴侣的兴趣。显然，动物的“从一而终”与人的“从一而终”不可同日而语。动物“从一而终”也好，“始乱终弃”也罢，无所谓道德和不道德。再如，蚂蚁和蜜蜂都是社会性很强的群居动物，其个体为群体的勤劳奉献，是通过一种化学物质即外激素来实现的，例如蜂后会分泌一种称为“蜂王浆”的化合物，能抑制工蜂卵巢的发育；蚁后可以分泌一种外激素，来引诱工蚁来喂养它。当蜂群或蚁群遇到危险时，个体毫不犹豫地为维护群体利益而牺牲自己。但是，这种献身行为的深远意义是任何一个蚂蚁或蜜蜂都没有意识到的，因为动物与自然是直接同一的，不存在个体与群体、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而人则不同，人有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有主体意识，有个体与集体、主体与客体的自觉区别，人能够意识到个体的价值，以及个人为他人付出、个体为集体牺牲的深远意义。因而，人的行为是自觉的，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思想中内涵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其次，“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表明了人的活动具有现实普遍性。如果用静态分析的方法，一般地说，“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指现实社会中人的一切关系的总和，包括家庭关系、工作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以及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一切关系。动物也与对象发生关系，但动物与对象是直接同一的关系。而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中，“与其他一切存在物不同，人主要不是以自然物质的现存形态为自己的对象，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事物的现存状态而后使它成为自己的对象的。”[12]因此，人的对象是无限的，随着人的能力发展，人可以将任何事物变成他的对象。马克思在《手稿》指出：“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3]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运动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表明，物质世界是事物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现象和过程及其内部各个要素、各个环节之间都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人与某个对象发生关系时，就会认识到与这个对象相联系的其他对象及其关系，从而创造出人与其他对象及至整个世界的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普遍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的社会关系具有现实普遍性。
最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表明了人的活动的历史性，因而人的社会性具有历史普遍性。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是指同一时代人们之间的分工合作等等的现实社会关系总和，也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现时代人们继承下来的一切关系的总和，是人类在世世代代的实践活动中积累的成果的总和。也就是说，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解，必须要提到人类实践的历史性高度。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对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普遍性至关重要；没有人的活动的历史性，也就没有人的现实关系的普遍性。费尔巴哈离开社会历史，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看成不是在生產中生成的、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抽象的人，因而他理解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4]在《提纲》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指出在费尔巴哈的眼里，只有抽象的、孤立的人，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方式并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马克思强调，只有从人的活动历史进程角度，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发展，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以及其他一切问题。
为什么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历史性，而动物的本能活动没有历史性？这是因为人具有动物所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的工具体系。人的工具体系是人在劳动中、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不断创造出来的，主要包括实物工具体系和语言文字等体系。特别是语言和文字能够将前代人关于对象的认识及实践经验等记录下来，形成信息知识，传承给后代人。动物没有语言、文字等，没有前代动物活动积累的任何信息知识，因而每一代动物都不得不从头学习，从头摸索。而人则不同，借助于传承下来信息知识，后代人总是把前人实践的成果和力量纳入到自己的实践之中，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因而，人是凭借人类总体的力量去同对象发生关系，时代越发展，这一力量也就越强大。总之，正是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决定了人的社会性的历史普遍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也提了人的活动、实践的普遍性问题，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具体地指出这种活动的历史性。在《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要在“历史的进程”中考察人的本质。特别是在《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5]马克思从人的纷繁复杂的活动中提炼出物质生产活动，从人们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提炼出生产关系，从而发现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由此，马克思从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立足于历史发展着的实践来分析分工、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分析社会关系等等。至此，将人的本质置于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和思考，马克思就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超越了《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人的社会性的现实普遍性，但是他没有看到或者说无法看到其社会历史性，无法从人类历史的高度思考人的本质。
三、“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的本质的全面性、完整性——《形态》关于人的本质的全面认识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 （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16]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他们的需要”无疑包括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理论界一般认为，既然人的本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那么，人与动物都有的“自然性”就与人的本质问题无关了。理论界关于人的本质研究中，很少有人认为人的自然性也规定人的本质。其实，研究人的本质如果不谈人的自然性，就根本无法真正地、深刻地理解人的本质。
1.人的自然性是人的本质的物质基础和中心内容固然，人的本质表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它表现为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表现为社会普遍性，但是，人的超越于动物之上的能动性、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并不是脱离人的自然性而独自存在的，而是以其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对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的说明如果离开人的自然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身内自然（主要是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人先天的、必然存在的需要，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人和动物都具有的自然需要，又称为生物学需要、原发性需要，是个体维持肉体生存、保存和延续种族等的相关需要。对于动物来说，本能欲求、生理需要就是其生命的全部。人不同于动物，人的需要是非常复杂的体系。人的需要具有自觉性、社会性、多样性等特点，除了本能欲求、生理需要，还有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审美的需要等等。在人的各种需要中，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有力量的和最为迫切的要求，必须首先给以满足，否则其他更高级的需要就无从谈起。
因此，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人的活动的最根本的、原发性动机，是最内在、最深远的动机。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使人的自然欲求得到更好的满足。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7]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建立在人们不断实现的满足自然欲求的实践活动中，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理论的最根本的根据和来源。因此，满足（改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人的實践活动始终围绕的中心内容，是人的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2.人的本质是自然性与能动创造性、社会普遍性性的辩证统一
这一辩证统一性就在于：人性的自然性是能动创造性、社会普遍性的基础和中心内容，能动创造性、社会普遍性即人的超越性，是人超越于动物的根本力量。不论自然性，还是超越性，二者都规定人的本质，都属于人性范畴，对于人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认为人的自然性、动物性不规定人的本质，不属于人性范畴，那么，人的实践活动就会失去实质性内容和意义；为满足吃、穿、住等人的生理欲望和本能需要的生产实践是人类活动的最原始动机和力量源泉，抽掉自然性的人的活动，是抽象活动，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而没有意义；同样，抽掉自然性的人的超越性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失去内容而成为抽象的形式。单纯的能动创造性、单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不能构成人的本性，只有二者辩证统一起来，才成为完整的人的本性。
对人性双重性的理解，不能将两极拆解、分立甚至对立起来。人性如果只有自然性，人将永远是动物，永远不会生成为人，这样理解的人将永远等同于物，永远无法理解人性的超越性、无限性、崇高性，永远无法理解人的伟大、高贵和杰出。相反，人性如果抽掉人的自然性，人性只有超自然性、文化性，这样理解的人则最终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不再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对于具体的现实的人来说，人的自然性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动物的自然性，不是纯粹的自然性，而是人化了的自然性，是渗透着人的超越性的自然。而人的能动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从一开始也不是脱离自然性的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而是以自然性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能动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因此，不论自然性，还是能动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二者都规定人的本质，都是人性范畴，对于人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理解人的本质，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完整、全面的理解。
综上，在早期著作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抽象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强调能动创造性）到较为具体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历史性），最后到更为具体的“他们的需要”（强调基础性和全面性），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思想不断升华、深入和展开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6-27.
[2][9][10]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8.571，190-191.
[3][5][6][7][8][11][14][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163，209，162，188，501，501，520.
[4] 彭五堂.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逻辑轨迹——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4）：37-41.
[12] 高清海.哲学体系改革[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256.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5，96-97.
[16][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32.
[责任编辑：张俊华]
摘 要：早期著作时期（1843-1848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别对人的本质作了不同的表述，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不能简单地把这三种表述理解为是马克思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人的本质的揭示，因为这三种表述并不是一个平行并列的关系。在早期著作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同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发展相一致，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三种不同表述并不是一个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表层到深层的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社会性；自然性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3.003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3-0014-05
早期著作时期（1843-1848年）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分别对人的本质作了不同的表述。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性是“他们的需要”。理论界一般认为，这三种表述是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人的本质的揭示。《手稿》中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从人的类特性、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出发，对人的“类本质”或“类特性”所作出的定义。《提纲》中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基于现实性和社会性的内在规定性角度對人的本质的揭示。《形态》中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是从人的生物性本质角度对人的本质的揭示，等等。其实，这样理解马克思在早期著作时期的人的本质思想，并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本质。事实上，在早期著作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同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发展相一致，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三种不同表述并不是一个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表层到深层的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本质的自觉性、能动性与社会性——《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
1.感性活动：《手稿》中马克思思想超越费尔巴哈之处
在《手稿》及马克思以前的著作中，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费尔巴哈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类意识”，而动物没有。所谓“类意识”就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对象的意识：“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动物固然将个体当作对象，因此它有自我感，但是，它不能将类当作对象，因此它没有那种由知识得名的意识”。[1]那么，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费尔巴哈认为，就是理性、意志和爱。理性、意志和爱就是人的绝对本质。[2] 马克思也是从类本质出发来说明人的本质，但是对于类本质的具体理解，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就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这个界定，是马克思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一个重大成果。首先，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那种从绝对理念、从抽象原则出发来解释人、理解人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教条，它始终是解剖理寮社会的强大理论武器”[4]其次，费尔巴哈也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但是他理解的人就是感性存在，理性、意志和爱并没有超出人的感性存在范围。马克思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局限在人的意识的领域内、局限在人的感性存在上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从主客体关系上，突出强调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强调劳动、强调生产对于人的重要意义：“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
为什么说“感性活动”超越“感性存在”？因为人作为有生命的肉体存在，先天具有吃、喝、全生避害等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但是“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6]所以，人为了活着，必须要不停地活动，不停地生产，从自然界中获取营养物质，供身体需要；人如果不活动、不生产，像植物一样静立不动，就无法生存。因此人的生命依赖于人的活动而存在，人的活动方式与人的生命存在内在一体。人的实践活动方式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离开实践活动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离开人的活动、离开人的物质生产谈论的人，就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离开感性活动，把人的本质定位于人的理性、意志和爱，就是抽象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在早期思想中关于人的类本质思想的突破和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此马克思最终离开了费尔巴哈 ，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2.尚未展开之处：《手稿》中人的本质思想的抽象性
《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那么，什么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有何区别？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颇具费尔巴哈哲学特点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活动，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而动物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本能活动区别开来，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从形式上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这种解释方式来源于费尔巴哈关于类意识的解释方式，即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类本质是人的理性、意志和爱，而马克思所理解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活动，至于自由的有意识活动具体是什么，马克思还没有深入展开，因而也就没有意识到他创新提出的“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革命意义。
一方面，人的活动不仅是有意识的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包括思维能力、知识、兴趣、理想等）对象化在客体之中的活动；同时，人的活动也是客体的属性和规律内化在人的本质力量之中的活动。因此，人的本质力量是随着人的活动的发展、随着实践的深入推进而不继积累、不断提升的过程和结果。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产生和发展问题，尽管马克思在《手稿》谈到了人的活动的对象性，但更深入的内容还没有展开。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到了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社会性：“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8]我们知道，费尔巴哈也强调人的社会性：“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9] “只有许多人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人，只有许多人合在一起才成了人所应当是的和能够是的，才像人所应当是的和能够是的那样。”[10]但是，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社会性的理解只限于人的现实关系层面。实际上，人的社会性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体现在现实关系层面，而且更体现在社会历史层面；不仅体现在横向的静止层面，而且更体现在纵向的发展层面。费尔巴哈只看到了人的社会性的现实关系的普遍性，而没有看到其历史的普遍性。当然在《手稿》中，关于人的社会性的历史普遍性是马克思还没有深入探讨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这段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还具有抽象性。
二、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普遍性——《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
在《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如何理解“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什么关系？事实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的抽象内容的具体化和展开。
首先，需要明确，“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用一般的“社会性”概念代替，不能从简单的“分工合作”等来理解。动物也有社会性，任何动物个体离开群体也是无法独自生活的，特别是高等动物需要与同伴协作觅食、共同御敌、照顾幼崽等等。“合作有利”是自然界长期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无疑，人的社会性是从动物的社会性进化而来的，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的社会性行为是本能行为，而人的社会性活动是自觉的有意识行为。动物的社会行为既是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反应，同时也是受其内在生理因素控制的结果。这些生理因素包括信息素、激素、神经系统和内分泌及其协同调控等等。例如，北美田鼠雌雄个体结合是较严格的一雌一雄制，这与脑下垂体分泌的加压素和催产素这两种激素密切相关，当给雄性田鼠注射加压素、给雌性田鼠注射催产素后，就会引起它们与异性田鼠建立关系的强烈反应；阻断这两种激素的产生，它们就会失去对单一伴侣的兴趣。显然，动物的“从一而终”与人的“从一而终”不可同日而语。动物“从一而终”也好，“始乱终弃”也罢，无所谓道德和不道德。再如，蚂蚁和蜜蜂都是社会性很强的群居动物，其个体为群体的勤劳奉献，是通过一种化学物质即外激素来实现的，例如蜂后会分泌一种称为“蜂王浆”的化合物，能抑制工蜂卵巢的发育；蚁后可以分泌一种外激素，来引诱工蚁来喂养它。当蜂群或蚁群遇到危险时，个体毫不犹豫地为维护群体利益而牺牲自己。但是，这种献身行为的深远意义是任何一个蚂蚁或蜜蜂都没有意识到的，因为动物与自然是直接同一的，不存在个体与群体、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而人则不同，人有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有主体意识，有个体与集体、主体与客体的自觉区别，人能够意识到个体的价值，以及个人为他人付出、个体为集体牺牲的深远意义。因而，人的行为是自觉的，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思想中内涵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其次，“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表明了人的活动具有现实普遍性。如果用静态分析的方法，一般地说，“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指现实社会中人的一切关系的总和，包括家庭关系、工作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以及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一切关系。动物也与对象发生关系，但动物与对象是直接同一的关系。而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中，“与其他一切存在物不同，人主要不是以自然物质的现存形态为自己的对象，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事物的现存状态而后使它成为自己的对象的。”[12]因此，人的对象是无限的，随着人的能力发展，人可以将任何事物变成他的对象。马克思在《手稿》指出：“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3]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运动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表明，物质世界是事物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现象和过程及其内部各个要素、各个环节之间都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人与某个对象发生关系时，就会认识到与这个对象相联系的其他对象及其关系，从而创造出人与其他对象及至整个世界的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普遍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的社会关系具有现实普遍性。
最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表明了人的活动的历史性，因而人的社会性具有历史普遍性。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是指同一时代人们之间的分工合作等等的现实社会关系总和，也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现时代人们继承下来的一切关系的总和，是人类在世世代代的实践活动中积累的成果的总和。也就是说，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解，必须要提到人类实践的历史性高度。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对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普遍性至关重要；没有人的活动的历史性，也就没有人的现实关系的普遍性。费尔巴哈离开社会历史，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看成不是在生產中生成的、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抽象的人，因而他理解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4]在《提纲》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指出在费尔巴哈的眼里，只有抽象的、孤立的人，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方式并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马克思强调，只有从人的活动历史进程角度，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发展，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以及其他一切问题。
为什么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历史性，而动物的本能活动没有历史性？这是因为人具有动物所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的工具体系。人的工具体系是人在劳动中、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不断创造出来的，主要包括实物工具体系和语言文字等体系。特别是语言和文字能够将前代人关于对象的认识及实践经验等记录下来，形成信息知识，传承给后代人。动物没有语言、文字等，没有前代动物活动积累的任何信息知识，因而每一代动物都不得不从头学习，从头摸索。而人则不同，借助于传承下来信息知识，后代人总是把前人实践的成果和力量纳入到自己的实践之中，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因而，人是凭借人类总体的力量去同对象发生关系，时代越发展，这一力量也就越强大。总之，正是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决定了人的社会性的历史普遍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也提了人的活动、实践的普遍性问题，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具体地指出这种活动的历史性。在《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要在“历史的进程”中考察人的本质。特别是在《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5]马克思从人的纷繁复杂的活动中提炼出物质生产活动，从人们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提炼出生产关系，从而发现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由此，马克思从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立足于历史发展着的实践来分析分工、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分析社会关系等等。至此，将人的本质置于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和思考，马克思就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超越了《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人的社会性的现实普遍性，但是他没有看到或者说无法看到其社会历史性，无法从人类历史的高度思考人的本质。
三、“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的本质的全面性、完整性——《形态》关于人的本质的全面认识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 （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16]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他们的需要”无疑包括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理论界一般认为，既然人的本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那么，人与动物都有的“自然性”就与人的本质问题无关了。理论界关于人的本质研究中，很少有人认为人的自然性也规定人的本质。其实，研究人的本质如果不谈人的自然性，就根本无法真正地、深刻地理解人的本质。
1.人的自然性是人的本质的物质基础和中心内容固然，人的本质表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它表现为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表现为社会普遍性，但是，人的超越于动物之上的能动性、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并不是脱离人的自然性而独自存在的，而是以其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对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的说明如果离开人的自然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身内自然（主要是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人先天的、必然存在的需要，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人和动物都具有的自然需要，又称为生物学需要、原发性需要，是个体维持肉体生存、保存和延续种族等的相关需要。对于动物来说，本能欲求、生理需要就是其生命的全部。人不同于动物，人的需要是非常复杂的体系。人的需要具有自觉性、社会性、多样性等特点，除了本能欲求、生理需要，还有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审美的需要等等。在人的各种需要中，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有力量的和最为迫切的要求，必须首先给以满足，否则其他更高级的需要就无从谈起。
因此，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人的活动的最根本的、原发性动机，是最内在、最深远的动机。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使人的自然欲求得到更好的满足。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7]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建立在人们不断实现的满足自然欲求的实践活动中，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理论的最根本的根据和来源。因此，满足（改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人的實践活动始终围绕的中心内容，是人的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2.人的本质是自然性与能动创造性、社会普遍性性的辩证统一
这一辩证统一性就在于：人性的自然性是能动创造性、社会普遍性的基础和中心内容，能动创造性、社会普遍性即人的超越性，是人超越于动物的根本力量。不论自然性，还是超越性，二者都规定人的本质，都属于人性范畴，对于人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认为人的自然性、动物性不规定人的本质，不属于人性范畴，那么，人的实践活动就会失去实质性内容和意义；为满足吃、穿、住等人的生理欲望和本能需要的生产实践是人类活动的最原始动机和力量源泉，抽掉自然性的人的活动，是抽象活动，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而没有意义；同样，抽掉自然性的人的超越性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失去内容而成为抽象的形式。单纯的能动创造性、单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不能构成人的本性，只有二者辩证统一起来，才成为完整的人的本性。
对人性双重性的理解，不能将两极拆解、分立甚至对立起来。人性如果只有自然性，人将永远是动物，永远不会生成为人，这样理解的人将永远等同于物，永远无法理解人性的超越性、无限性、崇高性，永远无法理解人的伟大、高贵和杰出。相反，人性如果抽掉人的自然性，人性只有超自然性、文化性，这样理解的人则最终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不再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对于具体的现实的人来说，人的自然性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动物的自然性，不是纯粹的自然性，而是人化了的自然性，是渗透着人的超越性的自然。而人的能动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从一开始也不是脱离自然性的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而是以自然性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能动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因此，不论自然性，还是能动创造性和社会普遍性，二者都规定人的本质，都是人性范畴，对于人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理解人的本质，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完整、全面的理解。
综上，在早期著作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抽象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强调能动创造性）到较为具体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历史性），最后到更为具体的“他们的需要”（强调基础性和全面性），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思想不断升华、深入和展开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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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清海.哲学体系改革[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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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俊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