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选本经典性及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
查洪德+袁梅
摘 要：唐诗的经典化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选本之流行，而选本本身也有经典与非经典之别。能够推进唐诗经典化的，是那些经典性的选本。什么样的唐诗选本才具经典性呢？经典选本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体现唐诗风貌，为广大读者接受、认可。由此考察人们对选本经典性的认识，会发现人们观念上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还影响着我们对古代文学经典和文学批评史的认识。
关键词：唐诗；选本；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1-0139-06
唐诗的经典化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选本之流行，而选本本身也有经典与非经典之别。能够推进唐诗经典化的，是那些经典性的选本。非经典性选本对唐诗经典化的推进，作用是有限的。那么，什么样的唐诗选本才具经典性呢？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明末清初人徐增（号而庵）有《说唐诗》一书，其自序对唐诗选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人问而庵曰：子何不选唐诗，而说唐诗也？而庵曰：余不敢也。何为乎不敢也？唐一代之诗，不止充栋；自宋以来，选者不下数十家。余家贫且病，身又向衰，目既不得尽接全唐之诗，只见今之选本，则所见隘，乌可以他人之耳目为耳目？若以他人之耳目为耳目，则亦何取乎选？此余所以不敢也。且诗道散失久矣，人皆狃于时习，不知古人用笔。其选唐诗也，取其近乎己者，如高、李、钟、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钟、谭之诗，非唐诗也。故选唐诗，必先正其眼目，循其径路，升其堂，入其室，得其神理、意趣之所在而选之，始当。②
他这里对唐诗选本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应从全部唐诗中选，如仅据前人选本再选，则不能见出你的眼光，当然也没有意义；第二，选家按照自己的眼光与爱好选，则所选之诗，带有选家个人的诗学偏好，不能反映唐诗的特色与风貌；第三，要深入把握唐诗，得其之“神理、意趣”，如此选唐诗才能从精神层面准确体现其风格特点。在这三个问题以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他的《说唐诗》当然也是一个唐诗选本，也有一定影响，史学家谢国桢曾谈到徐增的《说唐诗》，说：“而庵《说唐诗》选集了唐朝诗人代表性的作品，不摆起道学家的面孔，不存唐诗‘初盛中晚的偏见，所选的诗，一以人所同喜者为主。”③按照谢国桢先生的看法，徐增选诗的原则，是“人所同喜者”，即为人们普遍喜欢和接受，也即选本的接受面的问题。
以上几个问题，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唐诗选本应该体现唐诗风貌，为广大读者接受、认可。经典选本，应该具备这两个特点。
一、大家选本与流行选本的经典性问题
经典选本应该体现唐诗风貌，为广大读者接受、认可。从理论上说，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要进行具体考察却不容易。首先，所谓唐诗风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彼此之间可能相去甚远，我们没办法在诸多分歧中做出评判。从接受者的角度看，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塑造读者唐诗观的问题。于是这一问题落实下来就变成了选本对读者唐诗观影响的问题。其次，要对这一问题做具体考察，还得回到现象层面上来。从现象层面上说，我们只能考察选本的编选者和流传情况：编选者，一般说都看重大家所选；从流传情况说，当然是认可流传广泛的选本。大家所选，我们称之为大家选本；广泛流传的，我们称之为流行选本。如果对唐诗选本做初步考察就会发现，这两者往往并不一定重叠。也就是说，流行选本不一定是大家所选，大家选本也不见得一定会广泛流传；从流传的时間上看也是如此，大家选本可能流传一时，但未见得持久。
检核古代唐诗选本，著名的大家选本有明代李攀龙《唐诗选》、清代王士禛《唐贤三昧集》、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流行选本，最为著名的便是清代孙洙④编选的《唐诗三百首》，至今此选本依旧盛行，并衍生出“三百首”现象。在考虑选本的经典性时，选家因素和流行因素，哪一种更重要呢？试以李攀龙《唐诗选》和孙洙《唐诗三百首》进行具体比较分析。
李攀龙为明代“后七子”的领袖人物，提倡复古，他提出的著名复古诗歌观点是“诗必盛唐”。除理论倡导和以创作引领外，以诗歌选本展现其诗歌观念也是重要手段。他编选《唐诗选》（即徐增所谓“高、李、钟、谭之选”的李选）。此选本很鲜明地体现了他“诗必盛唐”的诗歌主张。《唐诗选》共七卷，共选唐代诗人128家之诗465首。以诗歌体裁来分类分卷，分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五绝、七绝共七大类。其中初盛唐诗人入选作品较多，如：杜甫（51首）、李白（32首）、王维（31首）、岑参（28首）、王昌龄（21首）、高适（18首）、李颀（12首）、沈佺期（9首）、宋之问（9首）、杜审言（8首）、陈子昂（7首）。初唐和盛唐诗歌数量几乎占全部所选诗歌总数的70%。而盛唐以后诸家除刘长卿（7首）、韦应物（8首）、柳宗元（4首）、刘禹锡（5首）外，其余诗人入选诗歌基本低于3首，入选诗歌多集中在五七言绝句。李攀龙在本书自序中有言：“后之君子览兹集以尽唐诗，而唐诗尽于此。”⑤在编者看来，他这部唐诗选本，所选的唐诗就已经尽得唐诗之精髓，所以声称览此一集可尽得唐诗。但客观来看，这部选本并不能展示唐诗的全貌和唐诗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并且所选各家诗歌也并非尽是精品，存在所选非所专的情况。
客观地说，《唐诗选》所选比较偏颇。相对盛唐诗而言，中晚唐诗人诗作较少入选，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诗人如：白居易、李贺、杜牧等，未有一首诗歌入选。像韩愈、李商隐等在诗歌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的诗人，也仅有几首诗入选。从以下所列初盛唐名家选诗情况表中，可以看出，在各取作家所长这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李白诗歌，其所长的歌行未选，七古仅《江上吟》和《乌夜啼》入选，未能展现李白诗的真正面目。岑参的七绝竟选了12首，而最能展现岑参诗歌风格的七古名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皆未选入。
具有经典性的唐诗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应当能够以小见大地展现唐诗的风貌，体现唐诗于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由以上对李攀龙《唐诗选》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选诗全面性和所选诗人诗作代表性这两个方面，《唐诗选》都存在很大缺陷。虽然它在当时影响很大，却不能体现唐诗整体风貌。如此看来，徐增认为《唐诗选》所选“非唐诗也”，并非没有道理。
《唐诗三百首》与它有很大差异。作为启蒙性的唐诗读本，它不囿于某种诗歌观念，在诗歌艺术上不主一格，而兼顾各种诗歌风格。编者在“自序”中说：“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⑥综览该選本所选篇目，确如所言。所选唐诗一方面非常之精，各家代表作品几乎都有入选。如在所选李白29首作品中，古体诗和乐府占19首，而古体和乐府最能体现李白诗歌风格和个性特征。李商隐入选的24首诗中，诗人最擅长的律诗选了15首；另一方面相当全面，兼顾整个唐代各个时期的诗人。选诗较多的诗人有：杜甫（36首）、李白（29首）、王维（29首）、李商隐（24首）、孟浩然（15首）、韦应物（12首）、刘长卿（11首）、杜牧（10首）、王昌龄（8首）、李颀（7首）、岑参（7首）。李商隐入选诗歌数量接近盛唐大家李白和王维，说明在重视盛唐诗歌的同时并不偏废晚唐。由此可见此选本旨在尽可能全面体现唐诗风貌。今天看来，该选本所选诗人及作品入选数量，大致符合他们的文学史地位。这样看来，与李攀龙《唐诗选》相比，《唐诗三百首》倒更具经典性。
研究者以学者眼光关注大家选本，一般读者以读者眼光关注流行选本。我们听到的是学者声音，一般读者没有学术话语权，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通过市场发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应该也是如此。作品之是否成为经典，在于社会的接受度，亦即历史叠加性的读者选择，亦即“人所同喜者”。流行选本以唐诗客观自在的本来面貌选唐诗，大家选本则以个人的眼光选唐诗。两者相较，大家选本有很强的主观性，而流行选本倒是较为客观，更接近唐诗的主体风貌。
从以上分析看，相比大家选本，流行选本应更具经典性和代表性。“高、李、钟、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钟、谭之诗，非唐诗也。”徐增之说，确实一语中的。
二、大家缺位的唐诗选本带来的问题
有一些唐诗选本并不选最为著名的唐诗大家。历史上较为著名的此类选本有不少，如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不选李白、杜甫、王维等；元好问《唐诗鼓吹》不选李白和杜甫；杨士弘《唐音》缺李白、杜甫和韩愈。清人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也不选杜甫诗（因另有《唱经堂杜诗解》）⑦。未选大家的原因，杨士弘在《唐音》中有所说明，其《凡例》云：“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故不及录。”⑧在他们看来，选诗是一种推介。大家之大，无须推介，因而也就不必选。这在当时，作为一种策略性处置，并非没有道理。但对今天的选本研究，和以选本为依据研究唐诗作品的经典性，却带来不小的问题。在选家心目中地位最高的诗人，因不必选而不选，那么，第一，选本能体现选家眼光和选诗主张吗？第二，以上所举，多是某一时期有影响的、重要的唐诗选本，今天我们又如何评判其经典性呢？
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是争议较大的唐诗选本。不仅“李杜韩诗不与”，且“唐名人如王右丞、韦苏州、元、白、刘、柳、孟东野、张文昌之伦，皆不在选”⑨，但其自序却信心满满地说：“欲观唐诗者，观此足矣。”⑩没有李、杜、韩、元、白、柳以及王维、韦应物，还能代表唐诗吗？对王安石的选诗意旨后人猜测纷纷，评价则褒贬不一。清人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十五说：“荆公此选，多取苍老一格，意其时西昆盛行，欲矫其失，乃有此举耶？所选诸诗，虽不能尽唐贤之妙，亦可谓自出手眼，非人云亦云者。”B11他对《唐百家诗选》较为肯定，因“多取苍老一格”，而唐诗中以兴象、气韵著称的诸大家皆不入选。叶氏也承认，此选“不能尽唐贤之妙”。“苍老一格”并非唐诗本色，王氏选本既不能体现唐诗整体风神情韵，也不能反映唐诗主流发展脉络和各时期诗歌风格特色。
《唐百家诗选》不选唐诗大家的选诗体例，对后来选本颇有影响。元代杨士弘《唐音》便受其影响。论者将《唐音》未选李、杜、韩三家视为一种缺憾和不足，胡应麟就说它：“遗李、杜，详晚唐，尚未尽善。”B12胡震亨也说：“李、杜大家，猥云示尊，未敢并骘，岂非唐篇一大阙典？”B13胡应麟对《唐音》的评价相当高；即便如此，他也认为不选李、杜、韩，是该选本的一大不足。
《唐音》的分类比较特殊，它分：“始音”“正音”和“遗响”三个部分，其中“始音”只录王、杨、卢、骆四家诗。“正音”以体裁分卷，每种体裁中区分初、盛、中、晚。“遗响”不分体，将“正音”不收，但“堕于一偏”“唐风之变”“惜其音靡”这些特征的诗收录其中。从他的选诗分类中，可见他对唐诗分期的自觉，以及求全求备的选诗观念。基于李白、杜甫和韩愈三位唐诗大家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缺少他们的诗歌而进行的唐诗“正音”体系建构，是非常不完整的。同时，从这个选本很难见出杨士弘完整的唐诗观点。以“正音”中所选五言古诗为例，入选8人，依次为：陈子昂（26首）、薛稷（1首）、储光羲（39首）、王维（19首）、孟浩然（19首）、常建（15首）、韦应物（45首）、柳宗元（14首）。储光羲和韦应物五古入选最多，且二者五古多是语言质朴，风格平淡的山水田园之作。其他如王维、孟浩然、常建、柳宗元五古也多平淡质朴风格。是否能够据此判断杨士弘所推崇的五古“正音”呢？众所周知，李白和杜甫皆有许多不凡的五古。试作如下猜想：倘若他们的诗歌入选，杨士弘对李、杜五古的评价和定位是什么？是否会改变这种以“朴质平淡”风格为主的五古格局？据缺失大家的选本，去考察选家的唐诗观点，是不够全面的。
诸如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杨士弘《唐音》等，大家缺位的选本，“不能尽唐贤之妙”，不利于大家作品淘择筛选和传播。正如沈德潜于《唐诗别裁集·凡例》中说：“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左司七言，诎浑厚之力；刘宾客不工古诗；韩吏部不专近体，其大校也。”B14因此，选诗时要“录其所长，遗其所短，学者知所注力”。通过选本的选择推介，大家独特的诗歌风格得以彰显。大家缺失的选本，这一功能不可能发挥。对于古代文学经典性研究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这类选本的存在，我们就不能不对流行的以统计学方法所作的经典化研究提出质疑。这种研究，一方面依据选本所选诗人诗作的代表性判定选本的经典性，一方面又依据诗人诗作入选历代选本的频率认定诗人诗作的地位和影响（诗人和诗作的经典性）。这种看似很客观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上这类不选顶尖级大家，不选最流行诗人、诗作选本的存在，使得这两项研究的可靠性都大打折扣。
三、选家诗学主张与选本选诗之间的错位
这是一个与选本经典性有关的问题。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往往依据选本了解选家的诗学主张，并由此认识此一时期的诗学风气。特别是一些重要诗论家以及被认为是经典性的选本，更多为研究者关注。但选本呈现的选家诗学主张，有显性的，有隐性的。研究者看到的往往是其显性的，亦即其声称的选诗标准；容易忽略的是隐性的，亦即实际选诗中体现的诗学倾向。我们一般会认为，选家实际选诗，应该与其表明的诗学主张一致，选诗应该体现其诗学主张。但事实上，不少选本，这两者是错位的：选诗中实际体现的选家观念，与其声称的主张并不一致。当两者错位时，哪一个更能体现选家和时代的真实好尚呢？
这种错位的选本，在唐人选唐诗中就已存在，早有学者指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便是如此B15。在集序中，高氏明确道出本集编选宗旨：“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耸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B16其中“体状风雅，理致清新”是高氏所标榜的选诗准则。他在序中反复强调“风雅”精神，批判诗歌“浮靡”之风。但结合所选之诗及其对诗人的品题来看，他真正的重点乃在于“理致清新”，而具有“风雅”精神的诗歌入选较少，并且，他的理论表述还存在一些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之处。可见，若仅据选家自己依据的理论去判断他的诗歌观点，便有不实之处，难以形成准确的认识。
还有一些唐诗选本明确标榜盛唐诗歌，但在实际选诗时，所选中、晚唐詩反而较多，宋末元初方回《瀛奎律髓》就是如此。《瀛奎律髓》表现出的诗学主张与选诗倾向的错位体现在多个方面，莫砺锋在《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B17一文中已经指出一些。如方回提出江西诗派著名的“一祖三宗”说，十分推崇宋代黄庭坚和陈师道，但在实际选诗和具体评价中，选诗最多的却是具有唐诗风味的梅尧臣（127首）和陆游（188首），而选黄庭坚诗只有35首。在黄、陈之间，尽管处处标榜黄，但实际选诗却扬陈而抑黄，选陈诗111首，是黄庭坚的三倍多，体现出他真实的态度是“越过黄庭坚把陈师道看作杜甫的直接传人”B18。方回不仅是对具体诗人，而且对不同时期的诗歌，也存在态度错位问题。此处具体谈他对盛唐诗和晚唐诗的态度。
《瀛奎律髓》选唐宋律诗约3000首并详加评点，书中评语表现出推崇盛唐批判晚唐的强烈倾向。方氏张扬盛唐诗之气象和人格精神，推崇盛唐诗之浑成，批判晚唐诗凑合、牵强，时漏斧凿痕，终难至浑成境界。B19但他选晚唐诗人作品并不少，《瀛奎律髓》共选唐代诗人163位，诗1287首（其中重出12首），其中晚唐诗B20379首，约占30%。盛唐诗入选324首，约占25%，从整体数量上看与晚唐诗差别不大，而杜甫一人选入221首（其中重出4首），约占17%。除杜甫之外的盛唐诗人共入选诗103首，仅占8%。由此可见晚唐诗所占比重并不轻。将杜甫以外的数据对比，晚唐诗明显重于盛唐。
从《瀛奎律髓》选诗数量分布上可见两点：其一，推崇杜甫；其二，中、晚唐诗人诗作入选较多。方回对晚唐诗的矛盾态度，究其原因有三：首先，由他的诗学观点所决定。方回论诗重浑成，但同时他标举诗法，重视诗歌技巧，标举句眼，赞赏警句。故他一方面推崇浑成之盛唐诗，一方面多选中、晚唐诗。其次，针对当时诗坛弊病而发。当时诗坛上效法晚唐诗的江湖末流，诗歌创作百弊丛生。鉴于此种情况，方回才对晚唐诗批判特厉。但方回还认为，晚唐诗的“细润”特点，正好医治江西末流大片粗抹、槎枒生硬之病B21，故他又主张不废晚唐诗。最后，方回受时代风气与个人偏尚之影响。方回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到晚唐诗的影响。钱基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然方回为律绝，体物写怀，以愁苦出清新，以瘦炼臻幽秀，则有不期而比于四灵以攀晚唐者。”B22又进一步说他：“流连光景，同于四灵；感喟身世则似司空图、方干；而瘦炼幽秀，澄远发趣，此固晚唐之所以开宗，而禅永嘉之清音者已。”B23从诗歌风格和诗歌内容两个方面，都指出了方诗与晚唐诗的联系。这说明方回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效法晚唐诗。他对晚唐诗如此矛盾的态度便不足为奇。选诗者的个人偏尚，对诗歌理论与选诗实际之间错位的问题影响更大。
若仅据方回所标榜的诗歌理论来考察他的唐诗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准确的。这也反映了诗论家诗歌观点的复杂性。因此，在唐诗选本的研究中，应当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眼光，去挖掘潜藏的隐性观点，全面地分析诗论家的诗歌观点，避免单一武断地下结论。
这类现象也出现在其他诗学著作中，如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唐才子传》虽非唐诗选本，但它载录了唐代300多位诗人的传记，传后附以辛氏之评论，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可以一窥辛氏的唐诗观点。撰者个人偏尚的影响，在本书中表现相当显著。整体来看，辛氏对初、盛唐诗评价颇高，也充分肯定中唐诗，但对晚唐诗的评价却不甚高。如在于濆传后评：
观唐诗至此，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B24
又于殷文圭传后评：
唐季，文体浇漓，才调荒秽，稍稍作者，强名为诗，南郭之竽，苟存于众响，非复盛时之万一也。如王周、刘兼、司马札、苏拯、许琳、李咸用等数人，虽有集相传，皆气格卑下。B25
可见辛氏持以时论诗之观点，他认为晚唐国运倾衰，唐诗至此百弊丛生。晚唐诗内容狭窄，气格卑弱，仅于字句间雕琢。晚唐诗人没有阔大的心胸和雄壮的气势，不关注社会现实，作诗只为“悦心快口”。
但辛氏真的特别鄙薄晚唐诗吗？恐怕不尽然。有论者指出他对晚唐“一些缺乏风骨的诗人，包括大量的诗人表现出由衷的喜爱”B26，并通过具体的传后评论和摘句批评的方式来展现对晚唐诗的喜爱B27。对比辛氏在《唐才子传》中所摘取的各时期诗人“警策”诗句数量，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晚唐诗人诗作的偏爱。
《唐才子传》在初、盛、中、晚唐诗人传记中所引用的诗句，按来源和用途分类统计出的数量分布状况见表2B28。
晚唐“警策”诗句87，远高于盛唐，以上数据清楚地显示出辛氏对晚唐诗的偏爱。辛氏引晚唐诗句多以“警句”“警策”二字冠于前，表现了对具有造语清丽、工新特点诗句的偏爱。晚唐诗无壮大情思；诗歌境界虽狭，但造语工丽，多出警句，令人心悦。如辛氏这样一边批判晚唐诗一边喜爱的人历代都不少。
诗歌理论与选诗实际之间的错位，难免会对由选本承载编选者理论观点的研究方式带来影响。由唐诗选本探究编选者唐诗观点的方法，便存在一定的不确切性。
对于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来说，这里的问题是：依据选本，以及如《唐才子传》这类诗学著作，来把握一个时代的诗歌好尚，是显性的诗论主张还是实际的诗歌选评更贴近真实？要得出客观的结论，需要研究者具有更深广的学术眼光和思维方式，方能得出精准判断。
我们在这里提出了有关唐诗选本经典性的三个问题，这应该是有关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认真而客观地对待这些问题，有关研究的结论才能更可靠。
注释
①这里所说唐诗选本，指以有唐一代诗歌为选录对象的选本，不包括特定对象的选本。
②徐增：《说唐诗》卷首《而庵说唐诗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③谢国桢：《答樊维刚同志谈〈而庵说唐诗〉》，《光明日报》1963年3月10日，署名刚主，后收入《谢国桢全集》第7册。
④《唐诗三百首》的编者一直题名为“蘅塘退士”，后经朱自清和金性尧考证后得知编者为孙洙，详情见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和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
⑤〔明〕李攀龙：《唐诗选》，日本明治翻刻本。
⑥〔清〕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
⑦此选有忽略大家的倾向。选诗20首以上4人，分别是王建21首，李商隐29首，温庭筠20首，许浑33首。一般认为是重要诗人的，只有王维选15首，其他人都在10首以下。
⑧〔元〕杨士弘编，〔明〕顾璘评点，〔明〕张震辑注，陶文鹏、魏祖钦整理点校：《批点唐音》，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凡例。
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4页。
⑩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八十四《唐百家诗选序》，《四部丛刊》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明嘉靖三十九年抚州刊本。
B11〔清〕叶德辉撰，杨洪升点校：《郋园读书志》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87页。
B12〔明〕胡应麟：《诗薮·外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191页。
B13〔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
B14〔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凡例，第4页。
B15此观点详见孟二冬：《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B16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56页。
B17B18莫砺锋：《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B19此论详见查洪德，罗海燕：《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唐诗观》，《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B20注：在《瀛奎律髓》中，方回将贾岛、姚合等诗人视为晚唐诗人，此处的数据统计依旧依照现代学界的划分，将其视为中唐诗人。
B21查洪德，罗海燕：《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唐诗观》，《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B22B23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780、781页。
B24〔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第459—460页。
B25〔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十，中华书局，1990年，第369页。
B26B27B28王海燕：《辛文房〈唐才子传〉研究》，南开大学，2012年。
B29注：“他人诗”是指在传主的传记中，所引用别的诗人诗作。
责任编辑：行 健
摘 要：唐诗的经典化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选本之流行，而选本本身也有经典与非经典之别。能够推进唐诗经典化的，是那些经典性的选本。什么样的唐诗选本才具经典性呢？经典选本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体现唐诗风貌，为广大读者接受、认可。由此考察人们对选本经典性的认识，会发现人们观念上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还影响着我们对古代文学经典和文学批评史的认识。
关键词：唐诗；选本；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1-0139-06
唐诗的经典化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选本之流行，而选本本身也有经典与非经典之别。能够推进唐诗经典化的，是那些经典性的选本。非经典性选本对唐诗经典化的推进，作用是有限的。那么，什么样的唐诗选本才具经典性呢？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明末清初人徐增（号而庵）有《说唐诗》一书，其自序对唐诗选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人问而庵曰：子何不选唐诗，而说唐诗也？而庵曰：余不敢也。何为乎不敢也？唐一代之诗，不止充栋；自宋以来，选者不下数十家。余家贫且病，身又向衰，目既不得尽接全唐之诗，只见今之选本，则所见隘，乌可以他人之耳目为耳目？若以他人之耳目为耳目，则亦何取乎选？此余所以不敢也。且诗道散失久矣，人皆狃于时习，不知古人用笔。其选唐诗也，取其近乎己者，如高、李、钟、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钟、谭之诗，非唐诗也。故选唐诗，必先正其眼目，循其径路，升其堂，入其室，得其神理、意趣之所在而选之，始当。②
他这里对唐诗选本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应从全部唐诗中选，如仅据前人选本再选，则不能见出你的眼光，当然也没有意义；第二，选家按照自己的眼光与爱好选，则所选之诗，带有选家个人的诗学偏好，不能反映唐诗的特色与风貌；第三，要深入把握唐诗，得其之“神理、意趣”，如此选唐诗才能从精神层面准确体现其风格特点。在这三个问题以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他的《说唐诗》当然也是一个唐诗选本，也有一定影响，史学家谢国桢曾谈到徐增的《说唐诗》，说：“而庵《说唐诗》选集了唐朝诗人代表性的作品，不摆起道学家的面孔，不存唐诗‘初盛中晚的偏见，所选的诗，一以人所同喜者为主。”③按照谢国桢先生的看法，徐增选诗的原则，是“人所同喜者”，即为人们普遍喜欢和接受，也即选本的接受面的问题。
以上几个问题，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唐诗选本应该体现唐诗风貌，为广大读者接受、认可。经典选本，应该具备这两个特点。
一、大家选本与流行选本的经典性问题
经典选本应该体现唐诗风貌，为广大读者接受、认可。从理论上说，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要进行具体考察却不容易。首先，所谓唐诗风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彼此之间可能相去甚远，我们没办法在诸多分歧中做出评判。从接受者的角度看，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塑造读者唐诗观的问题。于是这一问题落实下来就变成了选本对读者唐诗观影响的问题。其次，要对这一问题做具体考察，还得回到现象层面上来。从现象层面上说，我们只能考察选本的编选者和流传情况：编选者，一般说都看重大家所选；从流传情况说，当然是认可流传广泛的选本。大家所选，我们称之为大家选本；广泛流传的，我们称之为流行选本。如果对唐诗选本做初步考察就会发现，这两者往往并不一定重叠。也就是说，流行选本不一定是大家所选，大家选本也不见得一定会广泛流传；从流传的时間上看也是如此，大家选本可能流传一时，但未见得持久。
检核古代唐诗选本，著名的大家选本有明代李攀龙《唐诗选》、清代王士禛《唐贤三昧集》、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流行选本，最为著名的便是清代孙洙④编选的《唐诗三百首》，至今此选本依旧盛行，并衍生出“三百首”现象。在考虑选本的经典性时，选家因素和流行因素，哪一种更重要呢？试以李攀龙《唐诗选》和孙洙《唐诗三百首》进行具体比较分析。
李攀龙为明代“后七子”的领袖人物，提倡复古，他提出的著名复古诗歌观点是“诗必盛唐”。除理论倡导和以创作引领外，以诗歌选本展现其诗歌观念也是重要手段。他编选《唐诗选》（即徐增所谓“高、李、钟、谭之选”的李选）。此选本很鲜明地体现了他“诗必盛唐”的诗歌主张。《唐诗选》共七卷，共选唐代诗人128家之诗465首。以诗歌体裁来分类分卷，分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五绝、七绝共七大类。其中初盛唐诗人入选作品较多，如：杜甫（51首）、李白（32首）、王维（31首）、岑参（28首）、王昌龄（21首）、高适（18首）、李颀（12首）、沈佺期（9首）、宋之问（9首）、杜审言（8首）、陈子昂（7首）。初唐和盛唐诗歌数量几乎占全部所选诗歌总数的70%。而盛唐以后诸家除刘长卿（7首）、韦应物（8首）、柳宗元（4首）、刘禹锡（5首）外，其余诗人入选诗歌基本低于3首，入选诗歌多集中在五七言绝句。李攀龙在本书自序中有言：“后之君子览兹集以尽唐诗，而唐诗尽于此。”⑤在编者看来，他这部唐诗选本，所选的唐诗就已经尽得唐诗之精髓，所以声称览此一集可尽得唐诗。但客观来看，这部选本并不能展示唐诗的全貌和唐诗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并且所选各家诗歌也并非尽是精品，存在所选非所专的情况。
客观地说，《唐诗选》所选比较偏颇。相对盛唐诗而言，中晚唐诗人诗作较少入选，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诗人如：白居易、李贺、杜牧等，未有一首诗歌入选。像韩愈、李商隐等在诗歌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的诗人，也仅有几首诗入选。从以下所列初盛唐名家选诗情况表中，可以看出，在各取作家所长这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李白诗歌，其所长的歌行未选，七古仅《江上吟》和《乌夜啼》入选，未能展现李白诗的真正面目。岑参的七绝竟选了12首，而最能展现岑参诗歌风格的七古名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皆未选入。
具有经典性的唐诗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应当能够以小见大地展现唐诗的风貌，体现唐诗于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由以上对李攀龙《唐诗选》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选诗全面性和所选诗人诗作代表性这两个方面，《唐诗选》都存在很大缺陷。虽然它在当时影响很大，却不能体现唐诗整体风貌。如此看来，徐增认为《唐诗选》所选“非唐诗也”，并非没有道理。
《唐诗三百首》与它有很大差异。作为启蒙性的唐诗读本，它不囿于某种诗歌观念，在诗歌艺术上不主一格，而兼顾各种诗歌风格。编者在“自序”中说：“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⑥综览该選本所选篇目，确如所言。所选唐诗一方面非常之精，各家代表作品几乎都有入选。如在所选李白29首作品中，古体诗和乐府占19首，而古体和乐府最能体现李白诗歌风格和个性特征。李商隐入选的24首诗中，诗人最擅长的律诗选了15首；另一方面相当全面，兼顾整个唐代各个时期的诗人。选诗较多的诗人有：杜甫（36首）、李白（29首）、王维（29首）、李商隐（24首）、孟浩然（15首）、韦应物（12首）、刘长卿（11首）、杜牧（10首）、王昌龄（8首）、李颀（7首）、岑参（7首）。李商隐入选诗歌数量接近盛唐大家李白和王维，说明在重视盛唐诗歌的同时并不偏废晚唐。由此可见此选本旨在尽可能全面体现唐诗风貌。今天看来，该选本所选诗人及作品入选数量，大致符合他们的文学史地位。这样看来，与李攀龙《唐诗选》相比，《唐诗三百首》倒更具经典性。
研究者以学者眼光关注大家选本，一般读者以读者眼光关注流行选本。我们听到的是学者声音，一般读者没有学术话语权，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通过市场发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应该也是如此。作品之是否成为经典，在于社会的接受度，亦即历史叠加性的读者选择，亦即“人所同喜者”。流行选本以唐诗客观自在的本来面貌选唐诗，大家选本则以个人的眼光选唐诗。两者相较，大家选本有很强的主观性，而流行选本倒是较为客观，更接近唐诗的主体风貌。
从以上分析看，相比大家选本，流行选本应更具经典性和代表性。“高、李、钟、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钟、谭之诗，非唐诗也。”徐增之说，确实一语中的。
二、大家缺位的唐诗选本带来的问题
有一些唐诗选本并不选最为著名的唐诗大家。历史上较为著名的此类选本有不少，如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不选李白、杜甫、王维等；元好问《唐诗鼓吹》不选李白和杜甫；杨士弘《唐音》缺李白、杜甫和韩愈。清人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也不选杜甫诗（因另有《唱经堂杜诗解》）⑦。未选大家的原因，杨士弘在《唐音》中有所说明，其《凡例》云：“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故不及录。”⑧在他们看来，选诗是一种推介。大家之大，无须推介，因而也就不必选。这在当时，作为一种策略性处置，并非没有道理。但对今天的选本研究，和以选本为依据研究唐诗作品的经典性，却带来不小的问题。在选家心目中地位最高的诗人，因不必选而不选，那么，第一，选本能体现选家眼光和选诗主张吗？第二，以上所举，多是某一时期有影响的、重要的唐诗选本，今天我们又如何评判其经典性呢？
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是争议较大的唐诗选本。不仅“李杜韩诗不与”，且“唐名人如王右丞、韦苏州、元、白、刘、柳、孟东野、张文昌之伦，皆不在选”⑨，但其自序却信心满满地说：“欲观唐诗者，观此足矣。”⑩没有李、杜、韩、元、白、柳以及王维、韦应物，还能代表唐诗吗？对王安石的选诗意旨后人猜测纷纷，评价则褒贬不一。清人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十五说：“荆公此选，多取苍老一格，意其时西昆盛行，欲矫其失，乃有此举耶？所选诸诗，虽不能尽唐贤之妙，亦可谓自出手眼，非人云亦云者。”B11他对《唐百家诗选》较为肯定，因“多取苍老一格”，而唐诗中以兴象、气韵著称的诸大家皆不入选。叶氏也承认，此选“不能尽唐贤之妙”。“苍老一格”并非唐诗本色，王氏选本既不能体现唐诗整体风神情韵，也不能反映唐诗主流发展脉络和各时期诗歌风格特色。
《唐百家诗选》不选唐诗大家的选诗体例，对后来选本颇有影响。元代杨士弘《唐音》便受其影响。论者将《唐音》未选李、杜、韩三家视为一种缺憾和不足，胡应麟就说它：“遗李、杜，详晚唐，尚未尽善。”B12胡震亨也说：“李、杜大家，猥云示尊，未敢并骘，岂非唐篇一大阙典？”B13胡应麟对《唐音》的评价相当高；即便如此，他也认为不选李、杜、韩，是该选本的一大不足。
《唐音》的分类比较特殊，它分：“始音”“正音”和“遗响”三个部分，其中“始音”只录王、杨、卢、骆四家诗。“正音”以体裁分卷，每种体裁中区分初、盛、中、晚。“遗响”不分体，将“正音”不收，但“堕于一偏”“唐风之变”“惜其音靡”这些特征的诗收录其中。从他的选诗分类中，可见他对唐诗分期的自觉，以及求全求备的选诗观念。基于李白、杜甫和韩愈三位唐诗大家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缺少他们的诗歌而进行的唐诗“正音”体系建构，是非常不完整的。同时，从这个选本很难见出杨士弘完整的唐诗观点。以“正音”中所选五言古诗为例，入选8人，依次为：陈子昂（26首）、薛稷（1首）、储光羲（39首）、王维（19首）、孟浩然（19首）、常建（15首）、韦应物（45首）、柳宗元（14首）。储光羲和韦应物五古入选最多，且二者五古多是语言质朴，风格平淡的山水田园之作。其他如王维、孟浩然、常建、柳宗元五古也多平淡质朴风格。是否能够据此判断杨士弘所推崇的五古“正音”呢？众所周知，李白和杜甫皆有许多不凡的五古。试作如下猜想：倘若他们的诗歌入选，杨士弘对李、杜五古的评价和定位是什么？是否会改变这种以“朴质平淡”风格为主的五古格局？据缺失大家的选本，去考察选家的唐诗观点，是不够全面的。
诸如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杨士弘《唐音》等，大家缺位的选本，“不能尽唐贤之妙”，不利于大家作品淘择筛选和传播。正如沈德潜于《唐诗别裁集·凡例》中说：“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左司七言，诎浑厚之力；刘宾客不工古诗；韩吏部不专近体，其大校也。”B14因此，选诗时要“录其所长，遗其所短，学者知所注力”。通过选本的选择推介，大家独特的诗歌风格得以彰显。大家缺失的选本，这一功能不可能发挥。对于古代文学经典性研究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这类选本的存在，我们就不能不对流行的以统计学方法所作的经典化研究提出质疑。这种研究，一方面依据选本所选诗人诗作的代表性判定选本的经典性，一方面又依据诗人诗作入选历代选本的频率认定诗人诗作的地位和影响（诗人和诗作的经典性）。这种看似很客观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上这类不选顶尖级大家，不选最流行诗人、诗作选本的存在，使得这两项研究的可靠性都大打折扣。
三、选家诗学主张与选本选诗之间的错位
这是一个与选本经典性有关的问题。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往往依据选本了解选家的诗学主张，并由此认识此一时期的诗学风气。特别是一些重要诗论家以及被认为是经典性的选本，更多为研究者关注。但选本呈现的选家诗学主张，有显性的，有隐性的。研究者看到的往往是其显性的，亦即其声称的选诗标准；容易忽略的是隐性的，亦即实际选诗中体现的诗学倾向。我们一般会认为，选家实际选诗，应该与其表明的诗学主张一致，选诗应该体现其诗学主张。但事实上，不少选本，这两者是错位的：选诗中实际体现的选家观念，与其声称的主张并不一致。当两者错位时，哪一个更能体现选家和时代的真实好尚呢？
这种错位的选本，在唐人选唐诗中就已存在，早有学者指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便是如此B15。在集序中，高氏明确道出本集编选宗旨：“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耸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B16其中“体状风雅，理致清新”是高氏所标榜的选诗准则。他在序中反复强调“风雅”精神，批判诗歌“浮靡”之风。但结合所选之诗及其对诗人的品题来看，他真正的重点乃在于“理致清新”，而具有“风雅”精神的诗歌入选较少，并且，他的理论表述还存在一些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之处。可见，若仅据选家自己依据的理论去判断他的诗歌观点，便有不实之处，难以形成准确的认识。
还有一些唐诗选本明确标榜盛唐诗歌，但在实际选诗时，所选中、晚唐詩反而较多，宋末元初方回《瀛奎律髓》就是如此。《瀛奎律髓》表现出的诗学主张与选诗倾向的错位体现在多个方面，莫砺锋在《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B17一文中已经指出一些。如方回提出江西诗派著名的“一祖三宗”说，十分推崇宋代黄庭坚和陈师道，但在实际选诗和具体评价中，选诗最多的却是具有唐诗风味的梅尧臣（127首）和陆游（188首），而选黄庭坚诗只有35首。在黄、陈之间，尽管处处标榜黄，但实际选诗却扬陈而抑黄，选陈诗111首，是黄庭坚的三倍多，体现出他真实的态度是“越过黄庭坚把陈师道看作杜甫的直接传人”B18。方回不仅是对具体诗人，而且对不同时期的诗歌，也存在态度错位问题。此处具体谈他对盛唐诗和晚唐诗的态度。
《瀛奎律髓》选唐宋律诗约3000首并详加评点，书中评语表现出推崇盛唐批判晚唐的强烈倾向。方氏张扬盛唐诗之气象和人格精神，推崇盛唐诗之浑成，批判晚唐诗凑合、牵强，时漏斧凿痕，终难至浑成境界。B19但他选晚唐诗人作品并不少，《瀛奎律髓》共选唐代诗人163位，诗1287首（其中重出12首），其中晚唐诗B20379首，约占30%。盛唐诗入选324首，约占25%，从整体数量上看与晚唐诗差别不大，而杜甫一人选入221首（其中重出4首），约占17%。除杜甫之外的盛唐诗人共入选诗103首，仅占8%。由此可见晚唐诗所占比重并不轻。将杜甫以外的数据对比，晚唐诗明显重于盛唐。
从《瀛奎律髓》选诗数量分布上可见两点：其一，推崇杜甫；其二，中、晚唐诗人诗作入选较多。方回对晚唐诗的矛盾态度，究其原因有三：首先，由他的诗学观点所决定。方回论诗重浑成，但同时他标举诗法，重视诗歌技巧，标举句眼，赞赏警句。故他一方面推崇浑成之盛唐诗，一方面多选中、晚唐诗。其次，针对当时诗坛弊病而发。当时诗坛上效法晚唐诗的江湖末流，诗歌创作百弊丛生。鉴于此种情况，方回才对晚唐诗批判特厉。但方回还认为，晚唐诗的“细润”特点，正好医治江西末流大片粗抹、槎枒生硬之病B21，故他又主张不废晚唐诗。最后，方回受时代风气与个人偏尚之影响。方回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到晚唐诗的影响。钱基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然方回为律绝，体物写怀，以愁苦出清新，以瘦炼臻幽秀，则有不期而比于四灵以攀晚唐者。”B22又进一步说他：“流连光景，同于四灵；感喟身世则似司空图、方干；而瘦炼幽秀，澄远发趣，此固晚唐之所以开宗，而禅永嘉之清音者已。”B23从诗歌风格和诗歌内容两个方面，都指出了方诗与晚唐诗的联系。这说明方回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效法晚唐诗。他对晚唐诗如此矛盾的态度便不足为奇。选诗者的个人偏尚，对诗歌理论与选诗实际之间错位的问题影响更大。
若仅据方回所标榜的诗歌理论来考察他的唐诗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准确的。这也反映了诗论家诗歌观点的复杂性。因此，在唐诗选本的研究中，应当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眼光，去挖掘潜藏的隐性观点，全面地分析诗论家的诗歌观点，避免单一武断地下结论。
这类现象也出现在其他诗学著作中，如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唐才子传》虽非唐诗选本，但它载录了唐代300多位诗人的传记，传后附以辛氏之评论，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可以一窥辛氏的唐诗观点。撰者个人偏尚的影响，在本书中表现相当显著。整体来看，辛氏对初、盛唐诗评价颇高，也充分肯定中唐诗，但对晚唐诗的评价却不甚高。如在于濆传后评：
观唐诗至此，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B24
又于殷文圭传后评：
唐季，文体浇漓，才调荒秽，稍稍作者，强名为诗，南郭之竽，苟存于众响，非复盛时之万一也。如王周、刘兼、司马札、苏拯、许琳、李咸用等数人，虽有集相传，皆气格卑下。B25
可见辛氏持以时论诗之观点，他认为晚唐国运倾衰，唐诗至此百弊丛生。晚唐诗内容狭窄，气格卑弱，仅于字句间雕琢。晚唐诗人没有阔大的心胸和雄壮的气势，不关注社会现实，作诗只为“悦心快口”。
但辛氏真的特别鄙薄晚唐诗吗？恐怕不尽然。有论者指出他对晚唐“一些缺乏风骨的诗人，包括大量的诗人表现出由衷的喜爱”B26，并通过具体的传后评论和摘句批评的方式来展现对晚唐诗的喜爱B27。对比辛氏在《唐才子传》中所摘取的各时期诗人“警策”诗句数量，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晚唐诗人诗作的偏爱。
《唐才子传》在初、盛、中、晚唐诗人传记中所引用的诗句，按来源和用途分类统计出的数量分布状况见表2B28。
晚唐“警策”诗句87，远高于盛唐，以上数据清楚地显示出辛氏对晚唐诗的偏爱。辛氏引晚唐诗句多以“警句”“警策”二字冠于前，表现了对具有造语清丽、工新特点诗句的偏爱。晚唐诗无壮大情思；诗歌境界虽狭，但造语工丽，多出警句，令人心悦。如辛氏这样一边批判晚唐诗一边喜爱的人历代都不少。
诗歌理论与选诗实际之间的错位，难免会对由选本承载编选者理论观点的研究方式带来影响。由唐诗选本探究编选者唐诗观点的方法，便存在一定的不确切性。
对于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来说，这里的问题是：依据选本，以及如《唐才子传》这类诗学著作，来把握一个时代的诗歌好尚，是显性的诗论主张还是实际的诗歌选评更贴近真实？要得出客观的结论，需要研究者具有更深广的学术眼光和思维方式，方能得出精准判断。
我们在这里提出了有关唐诗选本经典性的三个问题，这应该是有关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认真而客观地对待这些问题，有关研究的结论才能更可靠。
注释
①这里所说唐诗选本，指以有唐一代诗歌为选录对象的选本，不包括特定对象的选本。
②徐增：《说唐诗》卷首《而庵说唐诗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③谢国桢：《答樊维刚同志谈〈而庵说唐诗〉》，《光明日报》1963年3月10日，署名刚主，后收入《谢国桢全集》第7册。
④《唐诗三百首》的编者一直题名为“蘅塘退士”，后经朱自清和金性尧考证后得知编者为孙洙，详情见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和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
⑤〔明〕李攀龙：《唐诗选》，日本明治翻刻本。
⑥〔清〕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
⑦此选有忽略大家的倾向。选诗20首以上4人，分别是王建21首，李商隐29首，温庭筠20首，许浑33首。一般认为是重要诗人的，只有王维选15首，其他人都在10首以下。
⑧〔元〕杨士弘编，〔明〕顾璘评点，〔明〕张震辑注，陶文鹏、魏祖钦整理点校：《批点唐音》，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凡例。
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4页。
⑩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八十四《唐百家诗选序》，《四部丛刊》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明嘉靖三十九年抚州刊本。
B11〔清〕叶德辉撰，杨洪升点校：《郋园读书志》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87页。
B12〔明〕胡应麟：《诗薮·外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191页。
B13〔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
B14〔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凡例，第4页。
B15此观点详见孟二冬：《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B16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56页。
B17B18莫砺锋：《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B19此论详见查洪德，罗海燕：《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唐诗观》，《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B20注：在《瀛奎律髓》中，方回将贾岛、姚合等诗人视为晚唐诗人，此处的数据统计依旧依照现代学界的划分，将其视为中唐诗人。
B21查洪德，罗海燕：《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唐诗观》，《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B22B23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780、781页。
B24〔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第459—460页。
B25〔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十，中华书局，1990年，第369页。
B26B27B28王海燕：《辛文房〈唐才子传〉研究》，南开大学，2012年。
B29注：“他人诗”是指在传主的传记中，所引用别的诗人诗作。
责任编辑：行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