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在广州二三事
关相生
从1956年10月13日陪印尼总统苏加诺从武汉飞广州访问起至1966年2月，陈毅元帅先后来广州工作、开会、陪外宾、休息共17次，我有幸参加多次接待工作，见到陈老总的机会不少，现将印象较深刻的几次回忆如下：
一、1956年从化翻车事故
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陈老总来广东，先后到广州、海南岛、汕头、从化温泉等地视察或休息。有一天，忽然接到陈老总的汽车在从化到温泉的路上翻车的电话，煞时我紧张得似乎头发全竖起来，立即和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交际处长侯甸同志联系，并一起乘车赶往从化温泉宾馆。当时通讯条件较差，不知陈老总翻车后情况如何，焦急的心情难以形容。当我俩经过两个小时赶到宾馆看到坐在客厅的陈老总，准备作检讨并向陈老总赔不是时，陈老却总笑容满面地和我俩握了手，并幽默风趣地说：“差一点见不到你们二位了。”示意我俩坐下饮茶，说：“卑人一生翻过两次车，一次是在西藏，一次在阁下管辖的地区。”接着陈老总讲述了翻车的过程。那天陈老总乘车从温泉到从化县城，在返回宾馆的途中，有个向左的急转弯，前面来了一群牛，司机房岐雨为了躲避牛群，向右偏行，不料右边是一条数米深的水沟，车子即翻了，幸而水沟边长满小树枝，车子未翻至沟底，被杂树挡住了，免去一场大祸。我俩不时作检讨，陈老总说：“别怪司机了，怪我没有牛值钱!”意思是说：当时司机处置失当，宁可撞牛，也不该向沟里翻呀!
陈老总一番幽默风趣的谈话，使我紧张的心顿感轻松，幸陈老总又未受伤，心里踏实了。谈了一些问寒问暖的话后即向陈老总告别，临离开时他还再三叮咛：“不要处分任何人，大家接受教训就是了。”
这件事，是我在广东工作几十年，碰到的最大的一次安全事故，想起来又后怕又好笑。
陈老总在从化温泉休息期间，曾于12月下旬邀请英国友人杰克逊同游良口，杰克逊最后说：“总之，我这次到新中国参观，衷心赞美青年的中国，衷心赞美中国的青年!我更要赞美你们如魔术师一样，很快就把中国的面貌改变!”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马一孚、邵力子、傅学文诸先生也在温泉宾馆休息，与陈老总同游良口，陈老总很高兴，为记其事，调寄千秋岁作《再游良口》：
粤北岭外，温泉偶相会，一夜谈，佳晤对。翌晨游良口，电站看水位。同欣幸，如此建设遍国内。中国资源长，水电价不贵。大照明，动力倍。蓄水能避旱，航运兼收费。靠群众，人多势壮真国瑞。
二、1962年3月精彩的广州会议讲话
1962年2月16日至3月8日，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在广州羊城宾馆举行。周总理和陈毅、聂荣臻副总理亲自主持并作重要报告。同时在广州越秀宾馆举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总理应邀出席并致词，小组讨论之后由陈老总根据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于3月6日作长篇报告，即当时称的《广州会议讲话》。陈老总开头风趣地说：“昨天我在科学家会议上讲了话，强迫一个不懂科学的人讲科学，今天又强迫我这个不懂唱戏的人来唱戏，这是个麻烦。”引起全场笑声。
他接着说：昨天我在科学家会议上讲到：“今天主要是扶植这些科学家，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周总理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说你们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给你们行“脱帽礼”。(笑声)应该肯定，我们的科学队伍、文艺队伍是人民的知识分子，这样工作就好做。我是个下棋的，我说这样下，这盘棋就活了。如果还要说他们全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棋就下死了。
陈老总这次在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很丰富，最后讲到关于写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讲到关于写个人问题。当时有些同志想写陈毅的革命历史，陈毅不赞成，他说：有很多人要来跟我接头，要来给我写一个什么第三野战军问题、新四军的问题、江西的内战——井冈山的问题，我始终不赞成，我跟他们说：你把我这个真人真事搬了上去，我看你就冒险，因为将来我犯了错误，你那个著作改也改不及，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 (笑声)我死了后，大体论定了，你来写没有问题了。还有，你来写我，人家以为我去动员你来，那我就吃不消了。(笑声)所以，不要写。凡哪个写出了作品，有我，叫我去看，我就不看，我看了就等于我批准了，我不看，人家问我，我说我不晓得。(笑声)这不是我装蒜，确实是我不晓得。这恐怕要回避，个人回避很必要，我讲得很罗嗦，到这里为止。(热烈的掌声)
陈老总这次讲话，洋洋三万余言，有些话大家当时的确是不便讲的。陈老总总是有话装不住，怎么想就怎么讲，敢于发他人之未发，这是难能可贵的。
有人说，陈老总这次讲话，大会中间的掌声、笑声不绝于耳。据当时会议记录稿，笑声、掌声多达60余次。但对这个讲话的评价并不完全相同，他的一位亲戚便说：“讲好话的有，不过也有人说，去年紫光阁会议上讲无产阶级也有局限性，今年又对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要不是听到陈毅的大名，还以为是右派分子在说话呢。”陈毅仰面大笑说：“右派分子在说话?”接着说：“我这些讲话的提纲，都是请示过毛主席的，我还留有充分的余地嘞!”
可以说，陈老总在广州的讲话，引起巨大的反响，对当时帽子满天飞的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得到全国知识界的热烈拥护，是传递了春天到来的喜音。
三、1965年5月与印尼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会谈
1965年5月28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从京乘专机到广州白云机场，准备参加在广东省迎宾馆举行的与印尼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的会谈。总理的飞机早到一个小时，当时陶铸同志在机场迎接。两位总理下机后与陶铸同志寒喧，印尼的专机要一个小时后才能到达。陶铸同志提议两位总理先到刚修建好的白云山庄旅舍去看看。我当时便想：陶铸很喜欢由广州市副市长林西同志指导修建的山庄旅舍，说不定三位总理一看便不肯下山了，怎办？我把想法告诉了省交际处长苏瑞光，要他早作思想准备，以免被动。不料，三位总理到了山庄旅舍，对这里的环境设置大加赞赏，陈老总坐在山庄旅舍休息室的沙发上，连说：“这里好，就在这里举行会谈。”陶铸看到周总理点头同意后，立即告诉我和外办主任杨可忠、交际处长苏瑞光等：马上将会议搬到这里举行。这一决定，引起外交部的同志大为不满，说：“是谁出的馊主意，在迎宾馆安排好了，怎么来得及。”我再三告知是三位总理集体决定的，希望他们谅解，快组织人力、车辆作往山庄的安排，立即行动，不然时间来不及。三位总理看了山庄旅舍和朝东南方向的双溪别墅后，陈老总再三说：“这里好，这里好，一眼可以远望到黄埔的山头。”三位总理然后下山到白云机场接客人，我们在山上忙着作准备。客人到后，在山庄旅舍会议室休息片刻，随即举行会谈。最狼狈的是当晚有二十多桌宴席的全部桌凳、食品均要从山下拉上来，工作人员也上山服务。不巧的是下午天气变化，倾盆大雨不住的下，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总算逐个被克服，顺利完成了这次特殊的外事接待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