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传统的独特性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俄罗斯作家彼得·恰达耶夫谈到他的国家时说：“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也没有两者的传统。可以说，我们置身于时代之外，没有受到人类普遍教育的影响。”

    那是在1829年。这个“包裹在一个大谜团中的中谜团里的小谜团”（温斯顿·丘吉尔在一个多世纪后描述俄罗斯之语），至今仍未解开。

    哲学家约翰·格雷最近写道，在这个西方思想所无法理解的世界里，战争始终是人类经验的永久组成部分，领土和资源的致命斗争随时可能爆发，人类为了神秘的幻象而杀戮和死亡。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我们民族神话的俘虏，只是俄罗斯的民族神话与众不同。它错过了欧洲现代化的三个关键要素：宗教改革、民族国家、自由资本主义。

    正如尤里·谢诺科索夫所写，俄罗斯从未经历过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谢诺科索夫认为，这是因为“农奴制直到1861年才被废除，而俄罗斯的专制制度直到1917年才崩溃”。结果，俄罗斯从未经历过确立欧洲立宪国家轮廓的资产阶级文明时期。

    俄罗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方面的经验，很短暂且有限。试图自上而下实现俄罗斯西化的彼得大帝，要求俄罗斯男人剃掉胡须，指示他的贵族“不要像猪一样狼吞虎咽；不要用刀清洁牙齿；切面包的时候不要把面包放在胸前”。列宁继承了伟大的改革派沙皇的传统，推出了“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的革命公式。

    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早在19世纪，就随着新人（New Man）的理念而有了一个新的维度—一种热衷于科学、实证主义和理性的、与启蒙哲学密不可分的西方类型。

    新人是伊凡·冈察洛夫1859年的小说《奥布洛莫夫》中的斯托尔茨，是伊凡·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拥护科学、反对家族非理性传统虚无主义的“儿子”巴扎罗夫。强烈影响了列宁的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幺办？》，想象了一个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的玻璃和钢铁社会。

    只是，由于俄罗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这些未来主义的预测激起了真正的农民的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0年代出版的《地下室手记》，不仅成为基督教斯拉夫主义的经典着作之一，也对现代性本身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布尔什维克做出了将“新人”从文学中带入世界的最伟大的集体尝试。他们和彼得大帝一样，明白改造一个社会，需要改造其中的人。他们齐心协力，在当时最重要的前卫艺术家的参与下，试图使人们的思想现代化，培养他们的革命意识。按照这一设想，俄罗斯人将成为有助于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具有科学和集体意识的新人。

    这一尝试也许遭遇了空前的失败，但欧盟前外交官罗伯特·库珀在2003年出版的《国家分裂》一书中却认为，俄罗斯的未来仍然是开放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签署以及后来俄罗斯谋求加入北约的举动，就是证明。

    双方这种和解的失败，是因为西方的傲慢还是俄罗斯的格格不入，将长期存在争议。到2004年，俄罗斯领导人已经摆脱了大部分自由化倾向，开始接受传统主义。在罗伯特·库珀的分类中，俄罗斯是一个现代前现代（modern pre-modern）国家。

    1968年布拉格事件之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拒绝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编为剧本。昆德拉说：“陀氏的夸张姿态、讳莫如深和咄咄逼人的多愁善感，让我感到厌恶。”其实，正是在这些讳莫如深处，在理性的外表背后，我们才能窥探俄罗斯的前现代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