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人与人的关系

    王小豪

    

    正值毕业季，一位即将本科毕业的朋友告诉南风窗记者，她不打算参加毕业典礼，也不想拍毕业照。甚至想到自己的身影将从毕业照里消失，“就觉得好爽”。

    记者问她为什幺。她说，“我对这个建构出来的同学集体没有归属感。”

    与她怀有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新生代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拥有老一辈大学生那种对同窗的深厚感情。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同学关系上，随着社会生活的形式日益丰富，关系范畴的形态正变得多样，边界也趋于模糊。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被传统的亲人、恋人、同事等范畴所定义。

    以结构功能主义而论，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关系给人带来的功能性满足便会出现裂隙，原先的关系范畴就要随之更新，以匹配人们的功能性需求。

    不过，关系范畴的变化是一个和缓的过程，亲人、恋人、朋友、同事等范畴在具体的实践中，往往会与新的生活经验产生冲突。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化越剧烈，这种张力就越明显。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急剧地改变了我们所处的社会。人们的关系在压缩式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脆弱、游离和令人困惑，身处其中，我们很难解释与他人的关系究竟处在什幺状态。

    带着这样的困惑，南风窗记者分别在不同时间采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朱安新、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袁长庚，就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现状进行了探讨。

    同一问题，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视野给出了不同的思考和看法。

    南风窗：当下中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或者说出现了哪些问题？

    朱安新：当我们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之下谈论关系的时候，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空间维度。

    我们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在地域上的流动不那幺显着。他生下来便进入了一种不可选择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其中充斥着组织性地位和关系性地位。人际互动中关系性地位的选择，相对没有那幺自由。

    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不可选择性，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生活的基本事实。正因为不可选择，所以构成了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向里用力”。中国人的关系基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基础—血缘，难以复制、难以选择，由此延伸出了家族主义。

    在向里用力的过程中，出现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我们以自己所处的立场为起点，把关系一层一层地推出去，从家庭到亲属网络，然后到社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其中的一些层次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但有一些只能靠想象。

    但是，现代化改变了这一切。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以家为基础的关系范式出现了问题。原先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选择性出现了改变。

    城市化，让现代人告别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选择性。原先住在自然村落的人，被抛入巨大的城市空间里去。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的联系，而往往是需要依赖想象的秩序和体系。

    芝加哥学派认为现代的生活方式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个人生活在功能层面存在组织性和制度性的对应。

    从前打口水井，需要附近居民一起维护；收个电费，大家见面碰头顺便聊个天。这只是个例子，总之，在诸多的日常生活合作的契机之下，关系在互动过程中获得了慢慢建立起来的机会。

    但是，现在这种个人围绕着功能需求建立起关系的可能性和契机在减少。我们在城市随便找个地方住下来，水、电、燃气、互联网等，都由现代组织替我们安排好了。我们只要把门关起来，就可以在私人空间里边生活了。现代性不断阻击着人们之间的互动。

    因此，我有种感受：亚当·斯密主张的“看不见的手”让我们获得繁荣，但我们的心灵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安放。

    袁长庚：我们社会目前人际关系所呈现的状态，实际上是过去2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之后的结果。人的关系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很大，关系结构不再稳定。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渐渐进入中老年阶段，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需要处理的问题。

    在整个改革开放年代，除了极少数群体外，大多数地方的发展其实是鼓励人以“企业家”的面貌出现，强调市场英雄主义，整个社会给人的暗示就是人要为自己负责，去竞争，去为自己打算。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向，其实跟1949-1978年这段集体主义时期有个较劲的意识。

    改革开放后，社会不再强调集体主义、团结协作，而是希望个体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进步。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关系”变成一个挺负面的词，拉关系、走关系，靠关系上位等。

    但是，在市场竞争状态之下良性的“关系”，比如亲属之间的互助、朋友之间的相互协作，或者是行业上下游之间的配合，反而不是我们社会改革神话书写的一个主流基调。

    因此，当现在的这些人老去以后，他们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渐渐地从生意里面退出来，从社会事务里面退出来，他们就要面对传统关系范畴僵化的问题。

    朱安新：“我是你大哥啊！”“你是我大哥怎幺了？”这个对话能够把传统的困惑表露得一览无遗。在我们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种僵化的范畴太多了。同学、恋人、同事关系，都遭遇新的挑战。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无法源源不断地从关系结构中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或者关系维护的成本变得很高的话，个人将会理性地去规避这类原理。人们开始谈理性计算之下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不再自然而然地去强调情和义。这些变化，其实意味着关系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袁长庚：这种冲击带来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还来不及做调整，我认为中国人在接下来20年间，会有很大一部分精力要花在适应这些发展之后的新变化上，去尝试调整关系，重建关系。

    不管你是站在比较新的那一边，还是比较旧的那一边，等硝烟散去以后，如果仔细思考一下，会发现你的结论和理由，未必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成立。

    南风窗：现代化的组织和技术，满足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功能性需求，借钱我们可以找银行，买东西可以去超市，我们的生活其实可以不和人发生联系。当我们的功能性需求逐渐被现代性组织所满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否会逐渐去功能化。如果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发展？

    袁长庚：从传统时期一直到革命年代，我们中国人的家庭也好、亲密关系也好，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其他的社会单位，家庭或亲密关系与更宏大的社会进程绑定在一起，服从于一个伦理秩序。

    但今天，中国人的关系开始接近哲学上讲的存在层面的问题，就是人们之间的交往可能并没有太强的现实需要，说这个人能够给你带来什幺，或者他能够为你做什幺，尤其在年轻人身上，功能和情感分得很开。

    当我们真的出于交往的目的去接近一个人的时候，有些问题反倒变得相当哲学化。我们必须思考我们之间到底为什幺要在一起，或者说我们彼此欣赏，为什幺要彼此承认。

    如果两口子在一起就是为了养孩子，或者形成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事情反而比较简单。但是当我们在爱的层面，在意义的层面彼此衡量时，人与人的交往问题就呈现出比较真实和真诚的面向，这实际上对于我们而言是挺新的事物。

    这时，有些关系也就需要重新考虑了。现在年轻人的结婚率、生育率低，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排斥情感或害怕进入一段关系，只是他们会审视这种关系本身的意义。这是我们在转型过程中要付出的代价。

    南风窗：在这样一个彷徨的时期，我们发展出了怎样具体的关系实践模式，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安新：在讨论关系时，我们无法绕开对“信任”的探讨，信任是稳定关系建立的前提。不过，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信任不大构成问题。

    血缘的不可选择性，使得长久以来我们中国人的信任关系模式很少受到挑战。而在非血缘关系的领域，我们中国人曾经使用“义”“结义”来模拟血缘这种主流社会关系的方式，去实现基于亲疏、内外有别的信任机制。

    认兄弟、认姐妹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巩固彼此的信任。这看起来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内里是严酷的，极端的例子，“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人们通过近乎咒语的保障，来巩固彼此的关系。我们一定要看到它的表面和背后，是个人自由权利的让渡。

    回到当代，我们依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彼此的信任。人们在公司里面认兄弟、认姐妹，甚至基于此的各种拉帮结派，其实是对现代公司制度提供的正式的组织性地位的否定。它既正常，又不正常。说它不正常，是因为不符合现代公司运营的基本原理，说它正常是因为这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社会的特征之一。

    其实，还有一种不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信任。如果我们回到经典社会学，滕尼斯、涂尔干提到社会分工带来的社会整合的可能性。行业工会、公民道德、职业伦理，都被期待在整个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时候，提供制度性的信任支撑。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其实大家都清楚，传统的关系模式回不去了，我们不能走老路，但是新的可行的道路在哪里呢？我们不大有办法在传统与现代里“鱼和熊掌兼得”。那幺在寻找的过程中，有没有可供我们参考的传统的、现代的资源，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自然而然地习得？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答案。

    南风窗：我们人际关系出现张力的原因，可能在于我们所沿用的一些关系范畴依然源自传统，其变化是很温吞和缓慢的，比如说家庭、恋人等关系。在这样的一种非常急剧的社会变化过程当中，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关系范畴，也许已经不太适应当下的关系实践了？

    袁长庚：以传统的家庭伦理作为范本形成的社会秩序，呈现出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特点，最近的热词“爹味”，其实就是一种把社会纳入传统父权秩序的一种努力，但现在这种秩序实际上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格格不入。

    比如说，大多数人生活里面最核心的交往圈子，或者说社会资源的来源可能是一些同事，或者是周围的生意伙伴，人们跟亲属之间可能还留有亲情，但在日常生活中与之发生关联的频率已经很低了，所以我们是无法用传统的东西去重新想象一个新的秩序的。

    如果把朋友或者同事拉入这个秩序里去，就等于说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际结构里面，把以前是相对比较边缘的要素拉进来，它与原先的以血缘为核心的秩序差异很大。我们的关系秩序可能要被迫面对西方现代性缘起的基本命题：大家其实都是平等人。

    我预感接下来十年会是中国人在私人生活方面较为激烈和焦灼的时间段，新的秩序肯定会形成，但这个过程还在调整，我自己还没看到一个成型的通则出现，来规定丈夫的角色要怎幺扮演、妻子的角色怎幺扮演。现在是一个比较焦灼的时期，不同的定义或者不同的规范之间在互相拉扯。

    南风窗：在这种情况下，有什幺方法可以帮助更快地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袁长庚：我认为，中国人要先恢复人群，恢复自己跟他人的关系，才可能谈以后的事情。

    1978年以后，我们改开一代的中国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多少健康的、成熟的集体生活，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以来。

    想想看，一个2000年出生的孩子，他的整个成长和教育阶段，既没有民间结社，也没有宗教团体的支持，然后家庭的联系又变得很微弱。他的生活被父母、学校保护得很好，在一个个体的赛道上老老实实地往前冲，整个过程其实没有经历多少良性的集体生活。

    我们以前总说中国人不会做自己，但我们仔细想想，其实中国人向来也不太会过集体生活。我们对集体生活的想象，就是穿着统一的校服、做操，或者是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但集体生活比这个要复杂得多，至少应该有些协作，有互相的配合。

    因此，这里头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验的稀缺。中国可能是个政治经济大国，但其实是个经验的小国，我们在各个层面上依然欠缺对于自己的审视和记录。这造成一个问题，由于经验的缺失，任何有关社会问题的讨论都逐渐走向道德化，几乎所有的讨论最后都走向武断的结论和教条，这让讨论失去了生命力。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充分表达，让大家理解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一些共识才能慢慢生长出来。因此，生命经验的表达，是关系重建的第一步。

    朱安新：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之下，我们逐渐进入所谓的个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绝非是全然光鲜亮丽的，它可能意味着个人基于自由选择，选择某种自由但伴随不确定性风险的生活。

    一个人怎幺安排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这是他的自由，是外力不容易介入的。或者说，任何介入都可能有伦理风险，以至于我们很难从法律、规则的角度对他人进行干涉。

    依靠他者的启蒙，未必是改善这种情况的最佳方式；只有依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觉醒，才是低成本、可持续的。

    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包括传统在内的整合方式，变得十分重要。无论是组织性地位还是关系性地位，一个人在社会中往往被期待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责任。

    在传统社会，是一种一元化的逻辑在统摄这些角色，到了现代，社会变得多元，角色和责任也变得多元起来。一个人的经验和精力必然是有限的，他擅长的角色也是有限的，甚至于，不同的角色之间，还会互相冲突。

    但是，我们应该宽容，给自己和他人提供一种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在与人接触的时候，是否可以把自己敞开一些，给关系建立留出一些空间。让传统在我们身上再闪光一下，做一个有东方意涵的人。

    我觉得这种反思，很可能是多元社会情境之下重建信任的起始点。不过，这种状态的实现，对具体个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仰赖个体的道德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