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联盟”,注定搞不成

    薛力 陈倩文

    

    受疫情影响,线下的跨洲外交峰会一段时间缺位,却在当前进入了一个小高潮:6月,从洛杉矶美洲峰会到德国巴伐利亚G7(七国集团)峰会,再到西班牙马德里北约峰会,国内支持率低迷的拜登场场不漏。

    当然,包括5月在东京召开的四方机制(即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英文简称为QUAD)峰会,这些都是属于西方的主场。而非西方主场的跨洲峰会,包括日前召开的金砖国家视频峰会、9月将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以及11月的两场重头戏:印尼拉布汉巴焦G20峰会、泰国 APEC(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等。

    可以说,仲夏和初冬,是跨洲外交峰会的两个热门时节。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刚在金砖峰会上宣布,金砖国家机制将进行扩员,墨西哥、阿根廷、沙特、埃及、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均有可能成为候选国。而上合组织扩容,亦是9月上合峰会的核心议题。

    欧美那边也在蓄势。6月底的北约峰会,邀请了日、韩、澳、新四个亚太国家。历史上首次出席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还趁此召开日美韩三国小峰会。

    若是展望2023年的几个峰会,更会觉得不简单:APEC峰会由美国举办,G7峰会在日本广岛召开,G20峰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北约峰会在立陶宛召开,还有澳大利亚主办四方机制峰会。

    可以说,美日印澳正极力发掘峰会的价值,且四方之间存在某种战略协同。但这四国的战略文化殊为不同。从历史和现实环境看,四方机制很难发展为“印太版北约”,所谓的“印太联盟”更是难以形成。

    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复活四方机制等,固然与日本、澳大利亚的推动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认为“亚太再平衡”已不足以应对崛起的中国,需要将之扩展为“印太再平衡”以拉入更多的国家。

    从文化层面看,源于基督教一神论的价值观,决定了美国在安全问题上,习惯于采取对抗而非合作的视角,并谋求“对抗中的稳定”。因此,美国在冷战中构建不同类型的军事同盟以抗衡不同对手,在新世纪则通过不同的机制抗衡中国。拜登政府除了把四方机制从部长级提升为元首级,还以白宫名义发布《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

    在美国看来,冷战后中国的快速崛起导致地区力量“失衡了”:先是东亚地区,尔后是亚太地区,接着是印太地区。为此,美国渐次采取的战略,先是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尔后是亚太再平衡,接着是印太再平衡;为此,复活并不断填充四方机制的内容,甚至构建新的安全机制如“奥库斯”(AUKUS)。这些战略与措施除了平衡中国,还捎带平衡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伊朗等国。

    历史地看,“充当离岸平衡手”是几百年来盎格鲁—撒克逊战略文化的精髓。对英国来说,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后针对欧洲大陆的均势外交是典型。对美国来说,它体现为二战后的若干重大战略措施:冷战期间通过建立北约、实施马歇尔计划、支持法德煤钢联营等一系列措施,扶持西欧制衡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亚洲,则通过一系列双边同盟构筑以自身为中心的“轮轴—轮辐”体系,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美国的综合实力与“亚欧大陆离岛”的地理位置,为其充当亚欧大陆的离岸平衡手创造了客观条件。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澳大利亚在战略上也强调对抗性,谋求力量平衡与充当离岸平衡手,但依据自己的综合实力水平以及地理位置有所变通。

    二战前,澳大利亚安全上依靠英国,经济上依靠英联邦国家,政治与文化上强调“白澳”色彩。二战中,澳大利亚体验了日本的威胁与美国的强大。因此,二战后到1970年代初,它转为依靠美国并积极参与美国在亚洲地区发动的历次战争,经济上侧重与欧美的关系,政治与文化上依然保持“白澳”色彩。

    在获得安全保障后,澳大利亚致力于获取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1970年代后,澳大利亚逐步淡化“白澳”色彩,强调与亚洲国家的地理临近性与日益强化的经贸关系:惠特拉姆总理宣布放弃限制非白人移民的“白澳政策”,基廷提倡“融入亚洲”,霍克成为“亚太经合组织之父”,陆克文退出四方机制,吉拉德提出“亚洲世纪”构想。

    作为“亚洲的离岛”,澳大利亚在实践离岸平衡上,比较突出的是推动构建“亚太经合组织”。该组织21个成员中,既有东方国家与经济体,也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还有深受澳大利亚影响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澳大利亚借此克服了地理上远离欧美、政治上不属于“七国集团”的劣势,防止被走向整合的亚洲国家边缘化,而且能分享到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蛋糕。在亚太经合组织这个“亚太版世贸组织”内,澳大利亚确信自己已经成为“东西方合作与沟通的桥梁”,陆克文甚至尝试将亚太经合组织升级为“亚太共同体”。

    然而,近年来澳大利亚认为地区稳定与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连中国与距离澳大利亚2000公里的所罗门群岛强化警务合作,都被澳大利亚认为“减弱了安全感”),转而强化自己文化上的盎格鲁—撒克逊身份,安全上强化与英美的合作,政治上配合美国妖魔化中国(典型如新冠病毒溯源),经济上限制中国的投资与5G技术,甚至废除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而推广印太概念、推行印太战略,澳大利亚正可以达到“依靠美国、联合日本、笼络印度、平衡中国”的效果,且自身从“亚太地区边缘国家”成为“印太地区的中心国家和原材料主要供应国”,战略、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大幅上升。

    因此,澳大利亚虽非“印太”概念的提出者,却是这一概念的积极阐释者与推动者。从2010年起,澳大利亚学者与官员开始频繁使用这一概念,并与印度、日本合作推广这一概念,使之具有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特性。美国渐渐接受这一概念,并成为“印太战略”的主要推手。

    

    不仅如此,澳大利亚2017年联合日本,推动美印“复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扩充其内涵,2020年重返马拉巴尔军事演习,2021年倡导建立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展示了中等实力国家狐假虎威的一面。

    日本文明的底色是神道教,同时吸纳与改造了佛教、儒家、道家、基督教,从而形成以下特征:万物有灵、天照独大、守本兼纳。因此,其战略文化不像基督教那样强调对抗性,在力量平衡与离岸平衡两方面也有自己的方式。

    就战略文化而言,“天照独大”体现为天皇制与武士道。但日本更为重要的是“守本兼纳”,即对外来事物的吸纳与改造。吸纳方面如圣德太子把佛教立为国教,江户幕府对朱子理学的强调,以及明治时期吉田松阴等人对阳明心学的倾力推广;改造方面如佛教的“本地垂迹”、儒家的忠于主人(明治维新后转为忠于天皇,有异于中国汉代以来的“以孝治天下”)。

    吸纳与改造显然不限于文化领域,典型如“大化改新”中建立日本式律令制国家,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制度、陆军警察等学普鲁士、经济海军学英国、教育科技综采美英德,二战后则在接纳美国施加的多方位“民主化改造”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日本特色,例如政治上的“1955年体制”、经济上的“1940年体制”。

    作为亚欧大陆“离岛国家”,日本缺乏对大陆实施平衡政策的地缘政治条件。圣德太子以来,日本实施的是“与最强者为伍”外交方略:明治维新前是靠中国,上世纪初是傍英国,二战中是联手德国,二战后把安全重担交给美国,自己全力发展经济。

    进入新世纪,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综合压力、全面平衡中国”,日本多管齐下:强化日美同盟,联合澳印倡导“印太”概念并促使美国实行“印太战略”,提出“价值观外交”与“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主张构建美日印澳四国“民主安全菱形”,联合澳大利亚推动“复活”四方机制,支持澳大利亚重返马拉巴尔军演,等等。

    尽管不断抛出政治口号,日本的离岸平衡实践,仍主要体现在经贸领域。日本以贸易立国,而中国在经贸上的重要性又超过了美国。因此,如何限制与“规范”中国的经贸行为,是日本关心的重大议题。为此,在中国2015年3月公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后,日本旋即提出未来5年将投资1100亿美元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而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牵头达成了CPTPP,企图给中国未来的经贸行为“定规矩”,同时削弱中国在WTO框架下的经贸优势。

    此外,在东亚合作方面,为制约中国在“东盟10+3”框架内的优势,日本力推“东盟10+6”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旨在拉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南亚次大陆堪称“宗教博物馆”,但印度文明的主干是印度教,其主要特征是:三相神崇拜、轮回信仰、世袭等级制。这从深层次塑造了印度的战略文化。

    三相神崇拜意味着神具有多面性,彼此间有分工但可以互相转换,对立是相对的;轮回信仰使其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尼赫鲁语);世袭等级制中由雅利安人构成的婆罗门等级的自信与优越感,使其独立以来始终强调战略自主性,不愿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

    因此,独立后的印度,外交上强调自主性而不加入任何军事同盟。冷战期间,印度在保持与苏联密切关系的同时,倡导“不结盟运动”以成为东西方之外的第三极并发挥领导作用,犹如三相神中的一尊。这在南亚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印度干预一些南亚国家的内政外交,鼓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独立,吞并锡金,控制尼泊尔与不丹,在马尔代夫局势动荡时扮演地区警察。

    冷战结束后,印度则在不削弱印俄安全合作的情况下加强印美安全合作,同时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且在1998年宣布成为“有核国家”。进入新世纪,印美安全合作明显强化,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但印度拒绝美军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建立基地,坚持主导在印度洋举办的马拉巴尔军演。2022年俄乌危机后,印度拒绝按照美国的要求制裁俄罗斯,反而扩大对俄罗斯石油的采购。

    在推广“印太”概念、塑造“印太战略”方面,印度与日、澳积极合作。在四方机制问题上,印度的态度有过变化:2007年之前积极,此后到2017年四方机制没有活动;2017年之后,印度态度越来越积极,相当程度上与对华战略有关—洞朗冲突发生不久,四方机制复活。此后,印度赞成四方机制从司局长级升格到部长级(2019年)与元首级(2020年)。

    在马拉巴尔军演问题上,印度也有类似表现。印度与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发展对华关系、避免在安全问题上过分刺激中国的考虑,印度早年一直没有同意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军演,而日本早在2007年就参加了军演。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军演。这说明印度“在印度洋平衡中国”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限制澳大利亚、避免过分刺激中国”的考量。

    事实上,2018年印度认为,自己有针对印太地区的“政策”但没有“战略”。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官方则开始公开表示印度要推行印太战略。

    在印太地区,印度式离岸平衡体现为:构建第三极并尝试发挥领导作用。但在经贸领域,印度无力像日、澳那样,通过构建区域经贸组织来充当平衡手。莫迪上台后,推出的亚太战略是把“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以便强化与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东盟、日本)的经贸联系,但进展有限,甚至连RCEP都踯躅不入,以保护脆弱的国内市场。

    印度针对“一带一路”推出“香料之路”与“季风计划”,有在一些国家平衡中国的意味,可是缺乏资金与技术将之实操化。而政治上实行联邦制与议会民主制,宪法却规定印度是“社会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则堪称“离岸平衡手”印度“自我平衡”的一部分。

    自四方机制2017年复活以来,美日印澳强化了彼此间的协调,并赋予四方机制新的内涵,关切的议题包括自由航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价值观、自由开放的印太、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目的是平衡中国。

    但因战略文化存在差异,四国在对抗性偏好、力量平衡的模式、充当离岸平衡手的实践上,并不一致。

    对抗性上,美国与澳大利亚相似,日本则强调吸纳与改造,印度偏好战略自主性及成为第三极领导者。

    在力量平衡上,美国继承了英国的“大陆平衡”战略理念,澳大利亚与日本采用“依靠强者平衡对手”的方式,印度则坚持必须由自己来决定是否参与这种平衡,以及平衡的方式与力度。

    在充当离岸平衡手上,美国也继承了英国针对欧洲大陆的方式,澳大利亚与日本更看重经贸利益并为此构建机制,以便在机制内充当沟通者与协调员。印度虽然也重视经贸利益,但无力构建或实施新机制,侧重“自我保护”与“自我平衡”。

    美国虽然日益重视“印太战略”并规划“印太经济框架”,以期全方位实现“印太再平衡”,但意愿与力度都有限,且意识到难以获得足够支持,因此不会全力构建“印太版北约”,而是倾向于构筑“盎格鲁—撒克逊印太同盟”。

    澳大利亚的立场与美国相似。日本会有所犹豫,印度则很难同意。四方都与中国有密切的经贸联系,因此难以构建涵盖经济等领域的“印太联盟”,但会在一些具体的功能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机制,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世界正进入文明竞合的长周期,相比峰会外交的短期表现,战略文化是影响各国外交抉择的更深层因素。美日印澳近几年的互动不可谓不频繁,但中国冷静以对,通过金砖、上合机制稳住印度,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托住与日、澳的经贸往来,再通过G20、APEC机制与美国保持高层接触,仍然可以化攻势于无形。

相关文章!
  • 受人类听觉系统的启发首次通过

    衣服可以像人的“耳朵”一樣,作为声音“ 收集器” 吗? 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衣服就能实现接听电话、定位、听诊心肺肠胃等生理信号、帮助听

  • 武汉光谷马鞭草花海在哪里 光

    近期武汉紫色花海火了!这是坐标于光谷边上的马鞭草花海,很适合小姐妹们打开拍照,已经成为网红约会胜地了!目前,光谷马鞭草花海是不收

  • 全球主要氖气供应商关停进一步

    据了解,由于目前的俄乌战事,供给全球50%左右半导体级氖气的乌克兰公司Ingas 和Cryoin,已于近日关闭生产。这两家氖气供应商的关停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