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联盟”，注定搞不成

    薛力 陈倩文

    

    受疫情影响，线下的跨洲外交峰会一段时间缺位，却在当前进入了一个小高潮：6月，从洛杉矶美洲峰会到德国巴伐利亚G7（七国集团）峰会，再到西班牙马德里北约峰会，国内支持率低迷的拜登场场不漏。

    当然，包括5月在东京召开的四方机制（即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英文简称为QUAD）峰会，这些都是属于西方的主场。而非西方主场的跨洲峰会，包括日前召开的金砖国家视频峰会、9月将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以及11月的两场重头戏：印尼拉布汉巴焦G20峰会、泰国 APEC（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等。

    可以说，仲夏和初冬，是跨洲外交峰会的两个热门时节。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刚在金砖峰会上宣布，金砖国家机制将进行扩员，墨西哥、阿根廷、沙特、埃及、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均有可能成为候选国。而上合组织扩容，亦是9月上合峰会的核心议题。

    欧美那边也在蓄势。6月底的北约峰会，邀请了日、韩、澳、新四个亚太国家。历史上首次出席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还趁此召开日美韩三国小峰会。

    若是展望2023年的几个峰会，更会觉得不简单：APEC峰会由美国举办，G7峰会在日本广岛召开，G20峰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北约峰会在立陶宛召开，还有澳大利亚主办四方机制峰会。

    可以说，美日印澳正极力发掘峰会的价值，且四方之间存在某种战略协同。但这四国的战略文化殊为不同。从历史和现实环境看，四方机制很难发展为“印太版北约”，所谓的“印太联盟”更是难以形成。

    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复活四方机制等，固然与日本、澳大利亚的推动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认为“亚太再平衡”已不足以应对崛起的中国，需要将之扩展为“印太再平衡”以拉入更多的国家。

    从文化层面看，源于基督教一神论的价值观，决定了美国在安全问题上，习惯于采取对抗而非合作的视角，并谋求“对抗中的稳定”。因此，美国在冷战中构建不同类型的军事同盟以抗衡不同对手，在新世纪则通过不同的机制抗衡中国。拜登政府除了把四方机制从部长级提升为元首级，还以白宫名义发布《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

    在美国看来，冷战后中国的快速崛起导致地区力量“失衡了”：先是东亚地区，尔后是亚太地区，接着是印太地区。为此，美国渐次采取的战略，先是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尔后是亚太再平衡，接着是印太再平衡；为此，复活并不断填充四方机制的内容，甚至构建新的安全机制如“奥库斯”（AUKUS）。这些战略与措施除了平衡中国，还捎带平衡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伊朗等国。

    历史地看，“充当离岸平衡手”是几百年来盎格鲁—撒克逊战略文化的精髓。对英国来说，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后针对欧洲大陆的均势外交是典型。对美国来说，它体现为二战后的若干重大战略措施：冷战期间通过建立北约、实施马歇尔计划、支持法德煤钢联营等一系列措施，扶持西欧制衡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亚洲，则通过一系列双边同盟构筑以自身为中心的“轮轴—轮辐”体系，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美国的综合实力与“亚欧大陆离岛”的地理位置，为其充当亚欧大陆的离岸平衡手创造了客观条件。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澳大利亚在战略上也强调对抗性，谋求力量平衡与充当离岸平衡手，但依据自己的综合实力水平以及地理位置有所变通。

    二战前，澳大利亚安全上依靠英国，经济上依靠英联邦国家，政治与文化上强调“白澳”色彩。二战中，澳大利亚体验了日本的威胁与美国的强大。因此，二战后到1970年代初，它转为依靠美国并积极参与美国在亚洲地区发动的历次战争，经济上侧重与欧美的关系，政治与文化上依然保持“白澳”色彩。

    在获得安全保障后，澳大利亚致力于获取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1970年代后，澳大利亚逐步淡化“白澳”色彩，强调与亚洲国家的地理临近性与日益强化的经贸关系：惠特拉姆总理宣布放弃限制非白人移民的“白澳政策”，基廷提倡“融入亚洲”，霍克成为“亚太经合组织之父”，陆克文退出四方机制，吉拉德提出“亚洲世纪”构想。

    作为“亚洲的离岛”，澳大利亚在实践离岸平衡上，比较突出的是推动构建“亚太经合组织”。该组织21个成员中，既有东方国家与经济体，也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还有深受澳大利亚影响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澳大利亚借此克服了地理上远离欧美、政治上不属于“七国集团”的劣势，防止被走向整合的亚洲国家边缘化，而且能分享到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蛋糕。在亚太经合组织这个“亚太版世贸组织”内，澳大利亚确信自己已经成为“东西方合作与沟通的桥梁”，陆克文甚至尝试将亚太经合组织升级为“亚太共同体”。

    然而，近年来澳大利亚认为地区稳定与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连中国与距离澳大利亚2000公里的所罗门群岛强化警务合作，都被澳大利亚认为“减弱了安全感”），转而强化自己文化上的盎格鲁—撒克逊身份，安全上强化与英美的合作，政治上配合美国妖魔化中国（典型如新冠病毒溯源），经济上限制中国的投资与5G技术，甚至废除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而推广印太概念、推行印太战略，澳大利亚正可以达到“依靠美国、联合日本、笼络印度、平衡中国”的效果，且自身从“亚太地区边缘国家”成为“印太地区的中心国家和原材料主要供应国”，战略、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大幅上升。

    因此，澳大利亚虽非“印太”概念的提出者，却是这一概念的积极阐释者与推动者。从2010年起，澳大利亚学者与官员开始频繁使用这一概念，并与印度、日本合作推广这一概念，使之具有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特性。美国渐渐接受这一概念，并成为“印太战略”的主要推手。

    

    不仅如此，澳大利亚2017年联合日本，推动美印“复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扩充其内涵，2020年重返马拉巴尔军事演习，2021年倡导建立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展示了中等实力国家狐假虎威的一面。

    日本文明的底色是神道教，同时吸纳与改造了佛教、儒家、道家、基督教，从而形成以下特征：万物有灵、天照独大、守本兼纳。因此，其战略文化不像基督教那样强调对抗性，在力量平衡与离岸平衡两方面也有自己的方式。

    就战略文化而言，“天照独大”体现为天皇制与武士道。但日本更为重要的是“守本兼纳”，即对外来事物的吸纳与改造。吸纳方面如圣德太子把佛教立为国教，江户幕府对朱子理学的强调，以及明治时期吉田松阴等人对阳明心学的倾力推广；改造方面如佛教的“本地垂迹”、儒家的忠于主人（明治维新后转为忠于天皇，有异于中国汉代以来的“以孝治天下”）。

    吸纳与改造显然不限于文化领域，典型如“大化改新”中建立日本式律令制国家，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制度、陆军警察等学普鲁士、经济海军学英国、教育科技综采美英德，二战后则在接纳美国施加的多方位“民主化改造”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日本特色，例如政治上的“1955年体制”、经济上的“1940年体制”。

    作为亚欧大陆“离岛国家”，日本缺乏对大陆实施平衡政策的地缘政治条件。圣德太子以来，日本实施的是“与最强者为伍”外交方略：明治维新前是靠中国，上世纪初是傍英国，二战中是联手德国，二战后把安全重担交给美国，自己全力发展经济。

    进入新世纪，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综合压力、全面平衡中国”，日本多管齐下：强化日美同盟，联合澳印倡导“印太”概念并促使美国实行“印太战略”，提出“价值观外交”与“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主张构建美日印澳四国“民主安全菱形”，联合澳大利亚推动“复活”四方机制，支持澳大利亚重返马拉巴尔军演，等等。

    尽管不断抛出政治口号，日本的离岸平衡实践，仍主要体现在经贸领域。日本以贸易立国，而中国在经贸上的重要性又超过了美国。因此，如何限制与“规范”中国的经贸行为，是日本关心的重大议题。为此，在中国2015年3月公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后，日本旋即提出未来5年将投资1100亿美元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而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牵头达成了CPTPP，企图给中国未来的经贸行为“定规矩”，同时削弱中国在WTO框架下的经贸优势。

    此外，在东亚合作方面，为制约中国在“东盟10+3”框架内的优势，日本力推“东盟10+6”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旨在拉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南亚次大陆堪称“宗教博物馆”，但印度文明的主干是印度教，其主要特征是：三相神崇拜、轮回信仰、世袭等级制。这从深层次塑造了印度的战略文化。

    三相神崇拜意味着神具有多面性，彼此间有分工但可以互相转换，对立是相对的；轮回信仰使其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尼赫鲁语）；世袭等级制中由雅利安人构成的婆罗门等级的自信与优越感，使其独立以来始终强调战略自主性，不愿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

    因此，独立后的印度，外交上强调自主性而不加入任何军事同盟。冷战期间，印度在保持与苏联密切关系的同时，倡导“不结盟运动”以成为东西方之外的第三极并发挥领导作用，犹如三相神中的一尊。这在南亚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印度干预一些南亚国家的内政外交，鼓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独立，吞并锡金，控制尼泊尔与不丹，在马尔代夫局势动荡时扮演地区警察。

    冷战结束后，印度则在不削弱印俄安全合作的情况下加强印美安全合作，同时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且在1998年宣布成为“有核国家”。进入新世纪，印美安全合作明显强化，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但印度拒绝美军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建立基地，坚持主导在印度洋举办的马拉巴尔军演。2022年俄乌危机后，印度拒绝按照美国的要求制裁俄罗斯，反而扩大对俄罗斯石油的采购。

    在推广“印太”概念、塑造“印太战略”方面，印度与日、澳积极合作。在四方机制问题上，印度的态度有过变化：2007年之前积极，此后到2017年四方机制没有活动；2017年之后，印度态度越来越积极，相当程度上与对华战略有关—洞朗冲突发生不久，四方机制复活。此后，印度赞成四方机制从司局长级升格到部长级（2019年）与元首级（2020年）。

    在马拉巴尔军演问题上，印度也有类似表现。印度与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发展对华关系、避免在安全问题上过分刺激中国的考虑，印度早年一直没有同意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军演，而日本早在2007年就参加了军演。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军演。这说明印度“在印度洋平衡中国”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限制澳大利亚、避免过分刺激中国”的考量。

    事实上，2018年印度认为，自己有针对印太地区的“政策”但没有“战略”。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官方则开始公开表示印度要推行印太战略。

    在印太地区，印度式离岸平衡体现为：构建第三极并尝试发挥领导作用。但在经贸领域，印度无力像日、澳那样，通过构建区域经贸组织来充当平衡手。莫迪上台后，推出的亚太战略是把“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以便强化与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东盟、日本）的经贸联系，但进展有限，甚至连RCEP都踯躅不入，以保护脆弱的国内市场。

    印度针对“一带一路”推出“香料之路”与“季风计划”，有在一些国家平衡中国的意味，可是缺乏资金与技术将之实操化。而政治上实行联邦制与议会民主制，宪法却规定印度是“社会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则堪称“离岸平衡手”印度“自我平衡”的一部分。

    自四方机制2017年复活以来，美日印澳强化了彼此间的协调，并赋予四方机制新的内涵，关切的议题包括自由航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价值观、自由开放的印太、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目的是平衡中国。

    但因战略文化存在差异，四国在对抗性偏好、力量平衡的模式、充当离岸平衡手的实践上，并不一致。

    对抗性上，美国与澳大利亚相似，日本则强调吸纳与改造，印度偏好战略自主性及成为第三极领导者。

    在力量平衡上，美国继承了英国的“大陆平衡”战略理念，澳大利亚与日本采用“依靠强者平衡对手”的方式，印度则坚持必须由自己来决定是否参与这种平衡，以及平衡的方式与力度。

    在充当离岸平衡手上，美国也继承了英国针对欧洲大陆的方式，澳大利亚与日本更看重经贸利益并为此构建机制，以便在机制内充当沟通者与协调员。印度虽然也重视经贸利益，但无力构建或实施新机制，侧重“自我保护”与“自我平衡”。

    美国虽然日益重视“印太战略”并规划“印太经济框架”，以期全方位实现“印太再平衡”，但意愿与力度都有限，且意识到难以获得足够支持，因此不会全力构建“印太版北约”，而是倾向于构筑“盎格鲁—撒克逊印太同盟”。

    澳大利亚的立场与美国相似。日本会有所犹豫，印度则很难同意。四方都与中国有密切的经贸联系，因此难以构建涵盖经济等领域的“印太联盟”，但会在一些具体的功能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机制，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世界正进入文明竞合的长周期，相比峰会外交的短期表现，战略文化是影响各国外交抉择的更深层因素。美日印澳近几年的互动不可谓不频繁，但中国冷静以对，通过金砖、上合机制稳住印度，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托住与日、澳的经贸往来，再通过G20、APEC机制与美国保持高层接触，仍然可以化攻势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