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较量：战场推演和战略比拼

    梁强

    

    对乌军事行动进入第二阶段后，俄乌军事冲突已演变为一场真正的战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一再强调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作用，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作为成功执政20多年的大国领袖，努力追求军事行动成效最大化的同时，普京也要时刻关注潜在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的相称。

    对乌军事行动被迫进入第二阶段，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政治目标过于抽象，易被解读为寻求“全面胜利”，而实践中很难做到。“去纳粹化”是要更换乌现政权，“去军事化”则完全剥夺了乌的国家防卫权。这两点是乌当局不可能接受的，也是乌军方不愿屈服的根本原因。他们担心一旦主动解除军备，只能束手就擒，让乌克兰成为俄的附庸国，永远失去国家主权和独立。“中立化”虽然有谈判基础，但加入北约已写入乌宪法，现政权即便接受中立，也要通过重新修宪的国内程序完成。在领土问题上，乌也最多只能默认既成事实，不可能做出政治让步。

    二是精准打击策略未能奏效。俄想要定点清除的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亚速营，起初对乌武装部队采取了“打物不打人”“围而不剿”的迫降战术，希望其放弃抵抗，将正规部队间的直接冲突降到最低。军事行动开始后，乌所有军事力量无一例外都加入战斗，乌军抵抗意志之强烈更是俄完全未料到的。此外，俄军虽然凭借高机动性迅速穿插敌后，可一旦无法征服对方，闪击战的优势就变成劣势，前锋部队反而落入对地形了如指掌的乌军包围中。这是第一阶段俄军损失较大，而乌军损失的更多是设备和阵地的关键。

    有限军事行动要获得成功，首先要做到目标的“合理、具体、明确”。俄在第二阶段绝口不再提政治目标，唯一寻求的就是纯军事性的胜利。

    从战场态势和俄军方表述，大致可以做出如下推演：第一步，击败顿巴斯和哈尔科夫的乌主力军团，控制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行政区的全部领土，完善已从乌脱离的三个政治实体的防务态势和基础设施保障。这也是第二阶段军事行动的最低目标。第二步，如果基辅仍不屈服，俄军将继续沿第聂伯河夺取东部重要军事据点，可能的话占领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波尔塔瓦、尼古拉耶夫、敖德萨、赫尔松，切断乌黑海入海口，与摩尔多瓦“德左”地区的亲俄力量形成军事呼应。但这需要俄持续投入大量后备部队，因此只是弹性目标；胜利即便仅限于第聂伯河左岸和赫尔松，也已足够。第三步，在保留俄对新占领土控制权的基础上开始政治谈判，以和约的方式确定两国新的领土边界划分。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还强调了战争的另一个特点，即是没有逻辑限制、“毫无约束”的暴力行动。俄军不会再像第一阶段那样戴着白手套战斗。与军方关系密切的俄《国防》杂志总编柯洛琴科称，任何不愿投降的乌克兰军人和民间武装都将被消灭；必要时俄军可以摧毁乌南部和西部的铁路、公路、桥梁、物流枢纽，击落运输机，以彻底切断北约与乌在后勤上的联系。

    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后，基辅就做好了应对俄军事打击的预案和动员。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乌上下一心，空前团结，不惜代价将俄拖入全面战争。

    泽连斯基从“喜剧总统”化身为誓死不屈的人民领袖。乌克兰之前的领导人都是政客或寡头，与俄经济联系密切，擅长权术，倾向于通过政治交易达成协议。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是完全不同的新力量，他从公关的角度看待和处理国家事务，最需要的是对大众的政治表演。战争为他和他的政治团队提供了最佳舞台，帮助他成功塑造了抵抗外侮、宁死不屈的公众形象，收获了强硬派的政治忠诚。

    军事上，他大胆施行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乌已武装了近100万人，其中一半拥有榴弹发射器、反坦克系统、狙击枪等进攻性武器，是对俄游击战的主力。职业军队除顿巴斯前线外，其余都留在城市内，和平民一起组成“人肉盾牌”，最大程度地限制了俄空中优势和远程精准打击武器的作用，在实际战斗中也对俄军形成了有效的、长时段的牵制。乌军因此保持着较强战斗力。

    乌方的军事举措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战略，其核心要旨就是避免与俄军的决战。但第二阶段俄不会再给乌军这样的机会。乌军的一半主力和亚速营部署在顿巴斯，这里不仅是第二阶段的核心战区，也是决定俄乌战争走向和结果的关键战场。马里乌波尔的失守和亚速钢铁厂守军的最终投降表明，一旦进入正面战场的高烈度激战，乌军在军事上的劣势很难扭转，代价更是极其惨重。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月24日报道，乌方当日称，其在北顿涅茨克市的守军已经收到了撤离命令，将前往新阵地。北顿涅茨克市属于卢甘斯克州，是顿巴斯地区的工业重镇，更是当前的战略要地之一。乌军弃守该市（尚有部分人在化工厂避难），为俄军攻占卢甘斯克全州扫除了一处主要障碍。

    乌方对上述结果心知肚明，因此从一开始就不指望在顿巴斯击败俄军，而是做好了将军事冲突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其现在宣称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的策略，毋宁说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就是极限版的“不对称战略”。泽连斯基将决不妥协的政治信仰与其权力基石牢固绑定，其办公室主任顾问透露，基辅正在筹划建立西部临时政府甚至是流亡政府，誓将俄拖入一场与阿以冲突一样的持久消耗战。

    双方都为战争的结局设定了自己的剧本，但和历史上的很多案例一样，决定战争最终走向的很可能是外部因素。到目前为止，俄乌战争在很多方面，几乎就是1939年11月30日开始的苏芬战争的重演。

    首先，目标设定不当导致军事行动在开始阶段陷入僵局。苏军制订的《摧毁芬兰陆海军力量的作战方案》，设定了将苏芬边界向芬兰境内推进，夺回维堡、佩萨莫等战略枢纽地区的作战目标。但共产国际执委、流亡在莫斯科的芬兰共产党领导人库西宁认为，战争开始后芬兰政治将发生剧烈变化，工人、农民将主动迎接苏联解放者的到来。于是，斯大林决定寻求新的战略目标，成立由库西宁领导的“人民政府”，组建“芬兰师”，准备夺取赫尔辛基。然而，芬兰苏维埃化、甚至将遭灭国的前景促进了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各阶层同仇敌忾，顽强抵抗苏军进攻。

    其次，进攻方要投入更大、牺牲更多才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苏军最初以列宁格勒军区为班底，投入约42万人、18个师，计划在12月21日斯大林生日当天庆祝对芬兰的胜利。但战争开始后两个多月，苏军仍无法突破卡累利阿防线，斯大林为了“红军的名誉和光荣”，将乌克兰、西伯利亚等军区的大批部队调往前线。1940年2月11日的总攻开始后，苏军参战人数达到120万人、40个师，占到了苏联军队的40%，仅卡累利阿地峡附近就集中了25个苏联师，是芬兰军队的三倍。2月下旬苏军终于突破防线，当然，最终的战损比也远高于芬兰。

    再次，外部力量成为决定战争是否持久进行的关键因素。苏芬战争开始后，英法联手美国将苏联开除出国联，实施全面经济制裁。法国决定向芬兰派出3万远征军，英国也制定了轰炸高加索油田、促使“苏联军事、工业和农业体系总崩溃”的军事计划，并商定军事行动开始后成立由流亡白俄分子组成的俄罗斯民族政府。斯大林获悉上述情报后，于2月中旬通过瑞典与芬兰建立谈判渠道，抛弃了已成立的“人民政府”。之后英法一再鼓动芬兰继续战斗，但后者迟迟等不到英法远征军的到来，全盘考虑后决定“割腕以保全身体”。3月12日芬兰接受较战前更加苛刻的领土要求，在莫斯科签署战败和约。

    俄乌军事冲突开始后，北约向乌提供了大量战场装备和各类军事技术援助，承诺还将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军援，这是基辅能够与俄周旋的最大底气，也是支撑乌继续战斗下去的唯一希望。西方多次宣称支持乌在战场上取胜，法德意领导人访乌期间也承诺帮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只不过，若西方不参战，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的。

    一些军事评论家称，北约口头上坚守不派兵的底线的同时，已开始拟订对俄军事打击的秘密方案。一旦俄军扩大顿巴斯战役的范围，或乌军失守第聂伯河流域，北约就可能实质性介入。其举措包括但不限于：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对俄实施军事封锁；波兰、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以拯救平民为名，在乌境内发起维和行动；北约空军借助波罗的海三国，对加里宁格勒发动空袭。

    历史不可能重复，但历史的演进逻辑是相似的。最近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之间，围绕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货物过境运输问题（立陶宛以欧盟禁令为由，阻止近半数过境的俄商品经立陶宛铁路运输）矛盾突然升级背后，北约“围魏救赵”或“开辟第二战场”的某种图谋若隐若现。

    俄乌现在较量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得失，更是国家领导人战略决心和政治意志的比拼。

    俄罗斯想要赢得的是一场“有限战争”，不想与乌打持久战，但作为军事行动的发起者，莫斯科现在又别无退路，只能继续以军事手段谋求预定目标。第二阶段的军事较量中，俄乌互有攻守，战场僵局仍未打破，俄防长绍伊古提出的在顿巴斯击败乌武装部队的主要目标，仍未实现。随着军事冲突日趋复杂、持久，俄在战争中获胜的难度，远远超出普京刚上任时发起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但从普京的政治抱负和俄罗斯的强国战略出发，这又是一场其计划中无论如何也要赢下来的战争，哪怕是像苏芬战争那样以“惨胜”收场。

    相比军事目标，更难达成的是政治目标。原本，普京对乌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统一的、中立的、驯服的”乌克兰。“统一的”乌克兰现在已经无从谈起，战争更让反俄仇俄成为多数乌克兰人的政治正义。除非全面占领或乌无条件投降，否则一个独立的、哪怕是战败的乌克兰，其“中立”也将是徒有其表，更别说“驯服”了。就像乌评论家所言，你不可能要求人们先坐在防空洞里，然后拿着鲜花来迎接你，战争结束后又一起去喝啤酒。

    如何才能以有限战争的手段征服对方，而又不必付出所谓“全面胜利”的惨重代价？这个普京对乌战略中的最大难题，现在看来依然无解。俄乌战争能给出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