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执掌广东省委统战部

    陈剑安

    编者按：郑群同志为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粤赣湘边纵队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顺德县县长，韶关地委副书记，惠阳地委书记等职。2008年8月，《郑群戎马岁月忆述集》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收到郑群的赠书后，回信称赞说，“您生在广东，长在广东，奋斗在广东，为广东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指出“广东有光辉的革命历史，又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现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真诚地希望您和老同志继续关注广东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为了更详尽地披露郑群在执掌广东省委统战部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现发表这篇访问录，以飨读者。

    记者(以下简称为记)：郑老，您好。为纪念广东统一战线改革开放30年，想请您谈谈出任统战部部长时那些往事。

    郑群(以下简称为郑)：说来话长，还是按时间顺序来谈方便些。我的前任张泊泉同志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在统战部干了十多年，工作兢兢业业，但年事已高，压力又大，身体也拖得快顶不住了。就这样，省委让我来接手，算来我是跑第9棒的，我是说，我是第9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记：那时统战工作真有那么大压力吗?

    郑：上任前我就知道压力不小。主管统战的省委副书记王德早就给我打招呼，说统战系统历来是运动的重灾区，矛盾积累了不少，老大难问题更多，让我去工作就是给我压担子。于是我在上任前立马去搞调查，就像中医“号脉”那样先了解疑难杂症，再对症下药。

    记：不知您是怎样“号脉”的。

    郑：就是走马灯似的考察了系统内的好些地方，首先去看了省委统战部机关。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免心里有些沉重。就说统战部，简陋得真太那个了，围墙陈旧斑驳，铁门满是锈迹，为我准备的办公室约18平方米，里面半为会客处，半为办公处，全部家当也就两张旧硬木沙发，一张旧书桌，一把旧木椅而已，远不可与许多贫困地方乡镇长办公室相比。我想，这八成是经费不足的原因。在省政协、民主党派省委会机关、省工商联，我更看得心里发毛：办公室不光破旧，而且挤得简直转不了身，民盟省委会就因为太挤，万般无奈地把电话装在了厕所里。最让我焦虑的还是人的精神面貌。在统战部就有人叹气，说“我们这地方关门三天也没人来问，哪能和人家组织部、宣传部比风光?”在党派机关也有人发牢骚，说“危楼的问题都没法解决，怨不得分来的大学生都闹着要走。”那时我就想，我们统战人“说话气不足，见人矮三分，开会往后坐，自动靠边站”，是自信不足、士气不高的反映，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就难以拓展新时期的全省统战工作。

    记：听统战部的同志介绍，您在“号脉”后很快“对症”开出了药单。

    郑：不是很快而是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做了这件事。我在那天的大会上说，要工作不主动患的是“自动靠边站”的毛病，干劲上不来患的是“肌肉萎缩症”，要除去这两种病症，就必须加强学习，弘扬“接力”和“挤公共汽车”这两种精神。我们是在做承前启后的工作，如果跑不好自己接下的这一棒，将来在交“接力棒”时就要愧对时代，愧对江东父老。我们当然要力争各级党委对统战工作的重视，这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你不积极主动，不出大力、流大汗，就很难挤上车，所以不能总埋怨统战工作没地位，倒是要多想想自己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怎样，是不是能辩证地认识“有为有位”和“有位有为”的关系。

    记：您的诊断确实有独到之处，那么，是不是“药到病除”了呢?

    郑：没那么简单，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提高思想认识是第一位的。那时，我花了不少精力准备了一个宣讲稿，少说也有两万多字，主要内容是新时期党的统战理论、方针、政策，接着就风风火火到各个地方宣讲，至于走了多少地方，讲了多少场次，现在很难说准，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追求的是在全省范围内不留死角，来一个“全覆盖”。有次在台山宣讲，因为没有空调，热得像桑拿浴一样，但会场鸦雀无声，大家听得很认真。其他地方情况也差不多。这让我很兴奋，感到我们的统战队伍资质不错，潜能很大，于是更觉得自己当这个部长责任重大，总不能“一将无能累及三军”，对吧。那段时间支持我的领导同志很多，省政协主席郭荣昌同志就也用这个稿子在政协等方面讲，效果也好得很。实际上，事前事后变化很大，大家的怨气下去得很快，士气上来得很猛。看到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我当然信心大增，胸有成竹了。

    记：当时工作有哪些难点、重点?

    郑：依我看，改革开放30年来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难点和重点。前10年的难点在于把握方针、拨乱反正，重点在于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我的那五年当然属于这一段。比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有不少难处。刚去统战部那阵，没想到门前冷落车马稀，没有多少人把统战部当娘家来申述冤抑。一打听，就明白了原委。有人告诉我，在饶彰风任上(第四任部长，任期1955年1月至1958年11月)，统战部门庭若市，罗翼群、陈祖沛、郭翘然、红线女等名流都是常客，以后就不行了，主要原因是部里不能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我还了解到，打倒“四人帮”不久部里也热闹过一阵，但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要求都很棘手，我们既无人事权又无财权，只有对那些问题干瞪眼，人家见我们这个庙不灵，也就不再来了。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我们就来了个“三管齐下”，也就是说，第一，强化信访工作，广泛征集意见；第二，联系有关部门，协调解决问题：第三，主动向上请战，争取上级政策。

    记：是怎么操作的?

    郑：第一，部里定了个规矩：凡来上访者，一律予以接待，不得借故拒绝：凡上访信函一律及时处理，不得无故拖办；还在大门口立一块欢迎信访的告示牌，以昭示统战部的诚信度，提高来访者的信任度。第二，派出王世民等精兵强将，加强与省市公安、检察等机关的联系，以便复查过去“铁定”但有可能出错的各类案件。第三，积极主动向省委反映问题，把该要的政策都要到手。那时谢非书记主管统战口，我也就成了谢非办公室里的常客，来了多半要伸手。有次我对谢非同志说：“我们统战系统是落实政策的大户，只有政策都到位了，整个工作才能全盘皆活。现在的问题是，仅靠统战部和有关单位的能力，还不能解决工资待遇、发还住房等经济问题。您看，省委能不能尽快给个方略，能不能从省财政那块大蛋糕上切下一块来解决‘还债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三管齐下”，管管奏效，反响特好。

    记：具体情况怎样?

    郑：部里的那个规矩一定，来访的人员多到应接不暇，来访的信函也多到要用麻袋来对付，哪里还有什么“门前冷落车马稀”。至于协调有关单位，听一听王世民的就清楚了。他告诉我：“初去公安、检察机关，心里不踏实，担心‘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可人家觉悟不低，还夸奖我们统战部有胆识、有魄力，过去没人敢理的陈年积案也敢动。他们这么一说，我们就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