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间和市场的力量成为教育改革的生力军
朱永新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中国好教育”，我们也一直在期待中国教育能来一场深刻的变革，甚至来一次真正的脱胎换骨。改革的呼声其实已经响起了多年。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为我们描绘了一张宏伟的改革蓝图。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吹响了教育改革的号角。我们从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可以看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表述，这一次是最全面、最系统的，文字也多达720余字，对立德树人、推进教育公平，对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都讲得很清楚。应该说，改革的方向已经非常清晰。
中国教育的症结在哪里？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关注，这就是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一直没有真正地进入教育领域，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提出要引入市场的机制和第三方力量变革教育，这为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当然，教育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教育不能完全由市场说了算，因为教育毕竟是一种公共服务。但是，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教育改革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进入，如果没有市场力量的配合，也会面临很多问题，甚至有可能寸步难行。
长期以来，教育改革已经明显滞后于经济改革。有人甚至说，教育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市场力量根本没有进入教育领域。这话或许过分，但多少说明我们的教育是远离民间、远离市场的。这也是我们的教育经常面临诟病、遭受批评的一个原因。三中全会的《决定》给了我们一个启迪，就是应该让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入教育，应该让“草根”教改更深入课堂，应该让社会力量更好地参与评价。一旦这三个环节的问题解决了，教育的很多病症也就能够得到医治，教育就会变得更有活力、更加公平。
第一，让民间资本更多地进入教育领域，使教育更均衡、更有活力
一个国家的教育有没有活力，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能不能形成好的生态，取决于政府与市场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是否合理平衡。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对于教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民间资本不仅仅是解决教育经费投入的问题，它本身还是一条鲇鱼，会激发教育的活力；它也会是一个标杆，让公立学校不敢懈怠。
现在我们的民办教育总体上仍比较薄弱，因为民办教育的门槛太高，真正的民间资本进不来，大部分学校是依靠自身的积累慢慢成长起来的。在中小学，我们的公立学校过于强大，但长期构建起的公立教育系统是一个不均衡的教育系统，导致好学校非常之好，差学校则相形见绌。民间资本要想办到好学校的水准仍有相当的难度。择校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原因何在？就在于学校之间的差距太大，而且利益集团已经几乎垄断了好的公办学校资源。能不能变革一下，让民间资本也能进入某些最好的学校呢？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应该是均等的，至少是尽可能优质、均等的教育。如果政府仍然垄断着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最好的学校不进行制度的变革，让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就有很大的难度。
长期以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以公立教育为主。有些高校号称民办的二级学院、独立学院许多也不是真正的民办，即使其中有少量的民间资本进来，也是利用了政府的品牌和资源逐步形成的。由于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的门槛太高，加之目前的政策缺乏吸引力，导致中国的民间资本很难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如我们要求大学的校园要有500亩地，要求必须从大专开始办起，这两个基本条件就已经把民间资本拦在了教育之外。
我们能不能用更好的政策吸引一流的企业兴办教育？能不能吸引第一流的人才进入我们的民办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国有那么多的上市公司，我认识的很多著名企业家都愿意做教育，国家能不能出台政策吸引他们办教育？我们的大学能不能做一些改制，能不能做一些托管？这的确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说，只有让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之后，教育才能更均衡、更有活力。到那时，教育的体系很清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很清晰。一方面，政府办的学校，资源配置大致相同，从学校的硬件如图书、实验室、操场等，到学校的软件尤其是教师等，都要尽可能相同。另一方面，民办教育不是办面向有钱人的学校，而应该是有特色、为民众服务、更个性化的学校。
这样，由政府提供基本均等的教育资源，市场提供可以选择的教育资源，良好的教育生态就会逐步形成。如果有特色及有选择性的学校可以更多地让民间的力量去办，政府就有更多的力量去推动教育均衡，实现教育公平。
第二，让草根的教改更深地进入课堂，让教育更人本、更有效率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草根”的教育改革、教育实验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我们对教育多有抱怨、批评、责难的同时，大家也会发现，有很多民间的教育改革正悄然兴起。从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实验到邱学华的尝试教育法，从叶澜的新基础教育到郭思乐的生本教育探索，从洋思经验到杜郎口的课堂变革，许多富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改革已经成为区域教育改革的巨大动力。
再如我们的新教育实验，现在全国已经有1800多所学校、43个实验区、200多万师生参与。我们的学校每天用一首歌开始新的一天，“晨诵、午读、暮省”，已经成为许多学校的儿童生活方式。孩子们有海量的阅读，阅读伴随着他们学习的历程。新教育教师成长的三专模式（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已经成为教师成长卓有成效的“吉祥三宝”。
在中国，还出现了很多“教育自救”组织，父母和教师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兴办了许多没有被认可的民间学堂，如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华德福学校。在这些学校中，我也发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好东西。
变革的智慧在民间。民间的许多教育改革，“草根”的许多教育实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看到了明天教育多元化的曙光。那种完全冲破体制束缚的改革，那种父母对于教育的渴望，真的让我们看到民间蕴藏着巨大的教育力量。对于这样一种教育力量，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包括许多教育媒体，离这些民间的力量、民间的智慧仍然非常遥远。很多已经成功的民间课改，还没有引起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教育媒体的广泛关注。
学在民间。这样一些民间的教改，我认为应该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在更多的学校去推广。
第三，让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评价，让教育更科学、更加公平
评价是教育的一个指挥棒。长期以来，我们因为缺乏科学的评价机制，缺乏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力量，教育改革很难得到真正的、巨大的推动。我们的管、办、评一体化，教育行政部门既是运动员、教练员，又是裁判员，教育督导很难对教育自身进行监督指导。一方面，官方的教育督导实际上归教育行政部门直接领导，所以它难以成为一种教育变革的力量；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也没有真正地参与我们的评价和考试。
我们的高考制度之所以被广为诟病，就是因为它缺乏变革的内部力量，缺乏有质量的竞争机制。什么是好学校？什么是优秀的教育质量？什么是合格的考生？为什么不能把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评价技术用于我们的教育？如英国和香港正在使用的“增值评价”，不是简单地比较一所学校考取了多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而是看每个学生、每所学校在他们原来的基础上有多大进步。再如，看学生一门学科的成绩，不是简单地看他考了多少分，而是看他对于这门学科基本知识掌握的程度，看他的学科结构。我熟悉的中国“公众教育”评价机构就已经成功地运用在许多中小学。
但是，这些好的方法和技术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与推广。一方面是因为与政府评价机构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行政部门没有变革的内在需要。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第三方的评价，要强化社会力量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有更大的气魄让民间资本、民间智慧、民间力量进入我们的学校，深入我们的课堂，参与我们的评价，我们的教育就会更有活力，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在教育中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教育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说是社会问题的缩影。我们教育部门虽然为全社会背负了不少责难，但在任何环境下，我们仅仅从教育自身出发，也可以有所作为、有所担当。因为教育自身积极地改革与改良，本身就会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发展。但是，教育改革绝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在教育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民间资本、草根教改、社会力量，应该成为推动教育变革新的生力军。我们必须勇往直前，不断探索，只有这样，理想的教育之路才会出现在脚下。
（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责 编 木 子）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中国好教育”，我们也一直在期待中国教育能来一场深刻的变革，甚至来一次真正的脱胎换骨。改革的呼声其实已经响起了多年。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为我们描绘了一张宏伟的改革蓝图。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吹响了教育改革的号角。我们从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可以看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表述，这一次是最全面、最系统的，文字也多达720余字，对立德树人、推进教育公平，对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都讲得很清楚。应该说，改革的方向已经非常清晰。
中国教育的症结在哪里？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关注，这就是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一直没有真正地进入教育领域，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提出要引入市场的机制和第三方力量变革教育，这为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当然，教育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教育不能完全由市场说了算，因为教育毕竟是一种公共服务。但是，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教育改革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进入，如果没有市场力量的配合，也会面临很多问题，甚至有可能寸步难行。
长期以来，教育改革已经明显滞后于经济改革。有人甚至说，教育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市场力量根本没有进入教育领域。这话或许过分，但多少说明我们的教育是远离民间、远离市场的。这也是我们的教育经常面临诟病、遭受批评的一个原因。三中全会的《决定》给了我们一个启迪，就是应该让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入教育，应该让“草根”教改更深入课堂，应该让社会力量更好地参与评价。一旦这三个环节的问题解决了，教育的很多病症也就能够得到医治，教育就会变得更有活力、更加公平。
第一，让民间资本更多地进入教育领域，使教育更均衡、更有活力
一个国家的教育有没有活力，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能不能形成好的生态，取决于政府与市场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是否合理平衡。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对于教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民间资本不仅仅是解决教育经费投入的问题，它本身还是一条鲇鱼，会激发教育的活力；它也会是一个标杆，让公立学校不敢懈怠。
现在我们的民办教育总体上仍比较薄弱，因为民办教育的门槛太高，真正的民间资本进不来，大部分学校是依靠自身的积累慢慢成长起来的。在中小学，我们的公立学校过于强大，但长期构建起的公立教育系统是一个不均衡的教育系统，导致好学校非常之好，差学校则相形见绌。民间资本要想办到好学校的水准仍有相当的难度。择校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原因何在？就在于学校之间的差距太大，而且利益集团已经几乎垄断了好的公办学校资源。能不能变革一下，让民间资本也能进入某些最好的学校呢？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应该是均等的，至少是尽可能优质、均等的教育。如果政府仍然垄断着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最好的学校不进行制度的变革，让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就有很大的难度。
长期以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以公立教育为主。有些高校号称民办的二级学院、独立学院许多也不是真正的民办，即使其中有少量的民间资本进来，也是利用了政府的品牌和资源逐步形成的。由于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的门槛太高，加之目前的政策缺乏吸引力，导致中国的民间资本很难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如我们要求大学的校园要有500亩地，要求必须从大专开始办起，这两个基本条件就已经把民间资本拦在了教育之外。
我们能不能用更好的政策吸引一流的企业兴办教育？能不能吸引第一流的人才进入我们的民办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国有那么多的上市公司，我认识的很多著名企业家都愿意做教育，国家能不能出台政策吸引他们办教育？我们的大学能不能做一些改制，能不能做一些托管？这的确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说，只有让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之后，教育才能更均衡、更有活力。到那时，教育的体系很清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很清晰。一方面，政府办的学校，资源配置大致相同，从学校的硬件如图书、实验室、操场等，到学校的软件尤其是教师等，都要尽可能相同。另一方面，民办教育不是办面向有钱人的学校，而应该是有特色、为民众服务、更个性化的学校。
这样，由政府提供基本均等的教育资源，市场提供可以选择的教育资源，良好的教育生态就会逐步形成。如果有特色及有选择性的学校可以更多地让民间的力量去办，政府就有更多的力量去推动教育均衡，实现教育公平。
第二，让草根的教改更深地进入课堂，让教育更人本、更有效率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草根”的教育改革、教育实验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我们对教育多有抱怨、批评、责难的同时，大家也会发现，有很多民间的教育改革正悄然兴起。从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实验到邱学华的尝试教育法，从叶澜的新基础教育到郭思乐的生本教育探索，从洋思经验到杜郎口的课堂变革，许多富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改革已经成为区域教育改革的巨大动力。
再如我们的新教育实验，现在全国已经有1800多所学校、43个实验区、200多万师生参与。我们的学校每天用一首歌开始新的一天，“晨诵、午读、暮省”，已经成为许多学校的儿童生活方式。孩子们有海量的阅读，阅读伴随着他们学习的历程。新教育教师成长的三专模式（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已经成为教师成长卓有成效的“吉祥三宝”。
在中国，还出现了很多“教育自救”组织，父母和教师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兴办了许多没有被认可的民间学堂，如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华德福学校。在这些学校中，我也发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好东西。
变革的智慧在民间。民间的许多教育改革，“草根”的许多教育实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看到了明天教育多元化的曙光。那种完全冲破体制束缚的改革，那种父母对于教育的渴望，真的让我们看到民间蕴藏着巨大的教育力量。对于这样一种教育力量，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包括许多教育媒体，离这些民间的力量、民间的智慧仍然非常遥远。很多已经成功的民间课改，还没有引起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教育媒体的广泛关注。
学在民间。这样一些民间的教改，我认为应该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在更多的学校去推广。
第三，让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评价，让教育更科学、更加公平
评价是教育的一个指挥棒。长期以来，我们因为缺乏科学的评价机制，缺乏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力量，教育改革很难得到真正的、巨大的推动。我们的管、办、评一体化，教育行政部门既是运动员、教练员，又是裁判员，教育督导很难对教育自身进行监督指导。一方面，官方的教育督导实际上归教育行政部门直接领导，所以它难以成为一种教育变革的力量；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也没有真正地参与我们的评价和考试。
我们的高考制度之所以被广为诟病，就是因为它缺乏变革的内部力量，缺乏有质量的竞争机制。什么是好学校？什么是优秀的教育质量？什么是合格的考生？为什么不能把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评价技术用于我们的教育？如英国和香港正在使用的“增值评价”，不是简单地比较一所学校考取了多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而是看每个学生、每所学校在他们原来的基础上有多大进步。再如，看学生一门学科的成绩，不是简单地看他考了多少分，而是看他对于这门学科基本知识掌握的程度，看他的学科结构。我熟悉的中国“公众教育”评价机构就已经成功地运用在许多中小学。
但是，这些好的方法和技术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与推广。一方面是因为与政府评价机构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行政部门没有变革的内在需要。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第三方的评价，要强化社会力量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有更大的气魄让民间资本、民间智慧、民间力量进入我们的学校，深入我们的课堂，参与我们的评价，我们的教育就会更有活力，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在教育中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教育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说是社会问题的缩影。我们教育部门虽然为全社会背负了不少责难，但在任何环境下，我们仅仅从教育自身出发，也可以有所作为、有所担当。因为教育自身积极地改革与改良，本身就会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发展。但是，教育改革绝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在教育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民间资本、草根教改、社会力量，应该成为推动教育变革新的生力军。我们必须勇往直前，不断探索，只有这样，理想的教育之路才会出现在脚下。
（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责 编 木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