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刘洋设计的中庸之道
黄靖芳
年近耳顺，拥有过许多盛名的服装设计师刘洋有了新的心境。
他拒掉了很多饭局，删掉了朋友圈一些“三观不合”的人，应酬能免就免，选择花更多时间和自己相处。
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是这样的：“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服装设计师相当于这双眼睛，带领消费者建造自己的美学体系。
那设计师自身的审美又是怎样建立的？
刘洋很幸运，他很早就受到家人的鼓舞，得到专业的感召，是行业最高荣誉“金鼎奖”的获得者，他很早就走出国门，还被评为“影响中国服装业50人”之一。但波折的是，由于他理念的超前，承受了不绝于耳的争议以及成名后带来的困扰。
从他的经历里，我们能看到一位设计师对“美”的确立和追求。
1994年春天，北京的中国大饭店里，举行着中国第一台大型的男装发布会。那时，手机在中国还没有普及，电视机还流行着黑白的色彩，摩托车还是有些前卫的出行方式，这场发布会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主持发布会的刘洋，为了凑齐发布会上需要的数十位模特，跑遍了北京的体工队和医院，凡是1.83米以上的高个男生，都被选来做模特。
那时候，“模特”还是个新鲜且虚幻的职业，人们都不知道让男性盛装打扮、走上T台意味着什幺。
从广州美院毕业时，刘洋的设计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此时，他希望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男装设计上。他认为，中国男性的着装单一，很多人取得了成功却不一定具备审美，如果想要改变，应该从款式和色彩上做尝试。
这场名为“刘洋—‘中国男人的世界’”的发布会，在业界引起反响和轰动。
但让男人穿上“花衣服”的举动，也引来了质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尚已经是若隐若现、呼之欲出的趋势。经济有了逐渐好转之势，人们开始去探索“美”。这股风潮从女性的衣着逐渐开始，人们一时还难以接受男性身着五彩缤纷的衣服，并将身材展露出来。
男装发布会想打破的，首先是整个社会对于“整齐”的认同。刘洋想做的，是解放男性的审美。
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性格。1983年，在那个混杂着封闭和开放气息的年代，刘洋从河南来到遥远的广州上学，成为美术学院第一届服装专业的学生。他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是校园里争议最多的那个学生。
那时候，作为大学生，刘洋每个月能拿到18块钱的补助。生活拮据，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头发的颜色为什幺不能随着四季变换？春天是桃粉色的，夏天是绿色，秋天是黄色，冬天可以是银白色的”—他特意借了25块钱，到广州人民路的大公发廊，将头发改造了一番。只不过，特别的发色，让刘洋连校门都进不了，只能偷偷翻墙回宿舍。
当时，刘洋认为，自己是学服装设计的，“天职就是敢于创新，敢于尝试”。但是，参与美院第一年开设专业的学生们和老师们，其实每天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刘洋回忆说：“那时，有的老师是穿着中山装在给我们讲时尚设计课。”
虽然染着与众不同的头发，个性张扬，但刚进到大学校门的刘洋还只是一块原始的璞玉。真正让这块璞玉的雕琢痕迹显现的，是两位启蒙老师的出现。
第一位是有“中国现代设计之父”之称的王受之教授。他是第一个把《西方二十世纪服装史》介绍给中国设计界的前辈。课堂上，他带来的丰富的西方服装美学知识，让刘洋茅塞顿开。
另一位是美术史家陈少丰教授，也是刘洋的河南老乡。陈少丰第一次见到刘洋，看到他把毛袜子套在裤脚外面，以为他日子过得不济，心生可怜，回去跟孙女提起了这件事。谁料年轻人告诉他，这是最时髦的穿法。这件事让陈少丰记住了刘洋，他记住了这个打扮出众，但总是第一个到教室的勤奋学生。
东西方的理论知识同时展开，将刘洋心底的求知欲全部激发了出来。一个全新的视野进入到了这位富有想法的学生心里，他形容那种震撼，是“像整个世界的大门向我打开了”。他逐渐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多彩，传统的中国文化里涵养丰富的内质，两者共同呈现了一个宽广、辽远的美学世界。
刘洋在美院的生活，虽然总是因衣着张扬出众遭到议论，但他很笃定自己的审美风格，这是他自小就从家人身上学到的东西。
在河南三门峡度过的童年，给刘洋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姥姥。
小时候，一家人住在窑洞里，生活匮乏，物资远远谈不上充足。
清贫的日子里，刘洋还记得他的姥姥过着一种“格格不入”的生活：早上起来，她要花上半个小时洗脸、梳头，然后涂上雪花膏。
姥姥对生活的讲究，连她的女儿也不能完全理解。“妈，你每天洗半小时烦不烦？我这幺年轻都不这幺洗的。”
姥姥只是说：“我一辈子习惯了。”
刘洋的姥姥出身贵族，沿袭了很多旧日的习惯。这些记忆在刘洋长大后一一浮现：她在端午节做粽子，会用报纸裁成一块块餐巾纸放在盘子下面，而白布做成的手绢会折成花瓣，放在茶杯里，盘子边放着从山上摘来的花瓣作为装饰。
小时候，刘洋无法理解这样的行为，长大后当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学习、工作时，当他受到质疑时，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姥姥。姥姥始终在坚持一种生活仪式，用更深层的话来说，就是现在常提到的“优雅”。
日后，刘洋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的底气，或多或少来自他的家庭，人应该坚持自己生活的氛围。
不仅他的姥姥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母亲也热爱改造衣服。刘洋的母亲有时会从外面买来日本的尿素袋，再花两毛钱买活性染料，再将布料染成很漂亮的颜色，做成左右邻里都羡慕的服装。
刘洋的穿着总是不合主流，对此，他的父母有过冲突。父亲担心这是孩子往“邪道”上走，母亲坚持这是孩子审美的天性，不能“害了孩子”。
来自母亲的支持，建立起了刘洋的自信和底气。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设计师的认知约等于“裁缝”。设计师是谁并不重要，只是幕后人员；直到刘洋出现，国内的服装设计行业有了新的风气。
刘洋想改变中国男性的形象，他为此办起了男装发布会，还做过编剧参演过电视剧，当过模特拍过写真……这些名声和成就的累积，让他成为了中国最早有个人形象品牌的“明星设计师”。
这一路，刘洋不是都站在台前，他也站到过幕后，甚至还做过“走鬼”（流动小贩）。
举办1990年的第一场个人秀前，他租了一个八平方米的破房间，借来了一台缝纫机。他白天在里头画图、裁剪衣服，晚上就拉条电线搭盏电灯，在拥挤的桥下卖衣服。一堆衣服里夹杂了他自己的设计，还有倒卖的服饰。
有一次碰上城管执法，刘洋还被罚掉了2000块。在当时，那是他一年攒到的钱的1/4，这件事让他难过了好几天。
个人秀举办成功后，又因为身体出了问题，刘洋在医院住了半年。
现在回过头来看，刘洋将这些经历视为财富。因为经历，所以感悟。
在大学的课堂上，刘洋已经体会过西方文化理论的广阔，但当他真正有机会走出国门，迎面而来的冲击，还是很强烈。
这段持续数年的旅居海外时光，让刘洋有机会离西方文化的距离更近了，同时感切到中国文化的内涵更深了。
2000年，刘洋去到美国留学，他当时在国内已经获得不少荣誉，但向外看看的想法还是相当强烈。“我要看一看，西方文明和时尚究竟是怎样的，只通过旅游还不行，必须去生活，去真正体验。”
表象打开，一层层内核就显露了出来。作为服装设计师，刘洋体验了各式各样的文化生活；纽约的大都会、百老汇的歌剧、意大利的时装秀，都引人入胜。
那十几年的时间里，让他最为动容的是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贵族文化，就像他小时候也为姥姥的生活习惯触动一样。“这些东西有时候跟钱有关系，有时候跟钱没关系。”
经历了多年的海外生活，刘洋最后还是决定回国。
从老子的《道德经》到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他领悟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两种不同的审美。他经历过无限放大西方文明而弱化自己文化的时代后，现在，他从心底里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
着名的雕塑家熊秉明讲过一个故事，他真正意识到中国佛像的伟大其实是透过外国人的眼睛。
在法国雕塑家纪蒙的工作室里，多国的神像摆到了一起，熊秉明第一次从中领悟到中国佛像的精神性所在：“纪蒙所选藏的雕像无不是上乘的，无不庄严、凝定，又生意盎然。在那些神像的行列中，中国佛像弥散着另一种意趣的安详与智慧。我深信那些古工匠也是民间的哲人。”
这也是刘洋出国后的感悟：“当我在世界转了一圈回来，现在，别人问我最崇尚的设计风格是什幺，我会说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美不是只有一种，世界的美多种多样，不高、不低、不偏、不倚、恰如其分就是‘大美’。”刘洋给自己的个人品牌设置logo，画的是一张京剧的脸谱插上了天使的翅膀。
“中国文化可贵之处就是有容乃大，和而不同。如今流行的国潮服饰文化不是单一符号化的设计，我们更应该提倡它是一种国际化的东方时尚文化的设计。”
如今，刘洋经常提到“留白”的概念，这是他从中国画里获得的启发。“大片的画面留白其实是一种高级的审美，现在很多的国潮设计没有这样做，他们一股脑把所有元素堆砌上去，非常的繁琐和符号化。我们说繁琐是美，简约也是美，重在去符号化表达与和谐。”
要走出一条有自己风格的审美道路，刘洋是一个开创者。经历了跌宕起伏、认知不断更新的一路，他说，设计是发现自己身上隐藏的神性或者佛性。
他渐渐和自己的内心走得更近。一名服装设计师从设计衣服走向了内心，他逐渐明白了真正让自己满足的，是安稳、平和的内心状态。
设计的本质也许就是：穿什幺衣服只是表面，内里是一个人对于要怎样对待别人的眼光，怎幺看待主流的价值观，怎幺安身、怎幺立命的透彻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