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道时：鲜为人知的台湾驾机起义第一人

    刘向上

    

    1949年4月17日，国民党驻台湾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员杜道时，驾驶一架美制C-46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冲破国民党飞机的围追堵截，降落在我解放区徐州机场上。从上世纪40年代末至八九十年代，台湾先后有几十架飞机起义飞归大陆，而杜道时则是从台湾驾机起义飞归大陆的第一名飞行员。更鲜为人知的是，杜道时当时驾机在我解放区机场降落时，因为我地面炮兵部队未看清联络信号，竟然万炮齐发差点将他打下来。

    与我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杜道时1917年2月生于山东高唐县南街的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杜友蕖“五四”运动前在北大理科读书，“五四”运动时，因参与殴打卖国贼陆宗舆、章宗祥的行动被捕，在狱中患病，出狱后不久病逝于家乡。杜道时长大后，他的伯父杜友芬经常向他讲述父亲爱国勤学的事迹，在杜道时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友芬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早在1920年前后，他就资助过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1928年，由于他拒绝参加国民党，又不肯给驻军送礼，曾遭到韩复榘部下的痛打。抗战爆发后，杜友芬积极宣传抗日，并编写了爱国课本《我是中国人》。后来，杜友芬因饥寒交迫而去世。临终前，他激励杜道时将来要报效祖国，誓死抗日到底。父亲和伯父两位长辈的爱国行为，深深熏陶了青少年时期的杜道时。

    1933年，杜道时在北平四中毕业，后考入汇文中学。1935年冬，他在北平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思想更趋于进步。1936年冬，杜道时不顾母亲的极力劝阻，放弃了升入清华大学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毅然报考了国民党航校。

    1937年春，在即将进入航校学习飞行前，杜道时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此身献诸民族，一切置之度外，顾国土未复，军人蒙羞，惟自忖赤诚尚在，丹心未泯，为祖国成仁取义，复何所惜！”以示抗日救国决心。

    1943年，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因需要补充飞机，杜道时被派赴美国接受B—24新型远程轰炸机飞行培训。在留美期间，进步记者斯诺报道延安革命进步情况的英文书籍《红星照耀中国》，成了他爱不释手的读物。他还经常与同窗好友刘善本交流读后感想。再加上国内师友早有介绍，使杜道时对延安的廉洁朴实、艰苦奋斗、团结抗日的革命情景更加敬佩神往。基于对进步和光明的追求，对延安的向往以及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痛恨，杜道时此时已

    经萌发了弃暗投明的想法。

    1946年，刘善本在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个从国统区驾机起义飞赴延安，不但震动了国民党空军当局，同时也给其他爱国的飞行员提出了“到何处去”的严肃问题，并为他们提供了可效法的榜样。刘善本起义后，尽管国民党空军当局对飞行员加强了控制，但却无法阻挡飞行员追求光明的正义之心。

    1947年，杜道时向结成莫逆之交的本机组副驾驶金治能、本中队副驾驶朱壁谱分别透露欲驾机飞奔解放区的心愿。他们两人都十分赞同，但苦于当时我军没有可供B—24型远程轰炸机降落的机场，未能如愿。

    1948年夏，我党胶东统战部负责地下工作的杜鸣（杜道时的堂弟），从信中得知杜道时想起义的心愿后，立即向党组织汇报。随后，杜鸣根据胶东统战部长谢鸣钦的指示，到上海与杜道时联系驾机起义的事情。两人见面后，杜鸣代表党组织对杜道时起义的愿望表示欢迎，同时规定了联络波长，摇机翼、投保险伞等联络信号，并在上海同乡刘志成家和镇江建立了地下联络点。

    为了实现起义计划，杜道时立即着手在第八大队的同期同学中进行秘密联络。这年秋天，杜道时经过积极联系，组成了自己的起义机组。与此同时，他还抓紧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先将母亲寄托给远在重庆的堂妹杜敏时，又把妻儿送到镇江隐蔽。正当杜道时准备驾机起义时，突然接到胶东党组织的密信。党指示他继续留在敌军内部，发挥“蛋鸡循环扩大”作用，进一步策动大批机组反蒋起义。跃跃欲试的杜道时只好暂时留下来。

    被胁迫飞台后积极运筹起义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空军仍作绝望的狂轰滥炸，妄图阻挠我大军南下，同时，也暗中加紧了逃台的准备。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形势下，国民党空军当局惟恐分崩离析、难以收拾，一面派心腹劝诱，防止人员逃散，一面在1月25日中午，突然宣布撤逃台湾新竹。他们安排杜道时携妻女分乘两架飞机到新竹。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撤至新竹机场后，已有1/3的下级官兵逃散，秩序更是混乱不堪。杜道时觉得这正是开展策反工作的大好时机。

    到台湾后， 因原来的起义机组被打乱，杜道时不得不重新联络并组织新的起义力量。当他了解到空中射击士王志云对国民党上层统治极为痛恨，早有投奔解放区的想法时，就利用春节到王家拜年的机会，密商起义大计。随后，发展了具有正义感的空中机械士陈渊泉为自己的起义机组人员。

    1949年3月2日，黄友寿机组继刘善本、俞勃二机组之后，从上海驾第三架B—24型飞机起义。国民党空军当局气急败坏，空军司令王叔铭亲临大队训話，并对所有可疑的人实行秘密监控。此时，杜道时已经引起他们的怀疑，一天，他被大队长张培义找去，以让到大队直属第二科办公为名，将他半软禁了起来。他们除要求杜道时按时上下班外，还早晚和假日都派人在他家胡同口坐探盯梢，中队长还常在周末和假日到他家频繁“探望”。为了在他们的监视下继续同起义机组人员保持联系，杜道时就让爱人利用上街买菜等机会，代他前去。

    杜道时日夜盼望着得到胶东党组织的指示。3月，他突然收到杜鸣从上海寄来的化名信，当他看到信尾署有预先约定的密语“祝努力”（即飞回之意）三个字后，高兴极了。与此同时，还收到了太平（刘善本的化名）“盼相见”的密信，两封信寥寥数语激起了他心头的万丈狂澜。

    接到指示后，杜道时立即让爱人分别通知起义机组人员秘密来家协商。经周密计划，他们决定找准时机劫机起义。得知3月中旬有几架飞机要出动，王志云立即单线联系好空中射击士和机械士20余人，做好劫机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不料狡猾的大队长张培义以“集中保管、避免锈蚀”为借口，下令收缴所有空勤军士的手枪。没有枪支难以劫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架架飞机飞走，真是心急如焚。面对更加森严的封锁，杜道时预感到，在通向光明的征途上，必然要经过一场惊险的生死搏斗。抱定奔向光明信念的杜道时，这时候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4月10日，为避开中队长和特务们的“星期天拜访”，早饭后，杜道时携妻女搭车去海滩玩。来到海岸不久，他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急驶的汽车声，循声望去，从停在岸南路口处的一辆中吉普上跳下来几个人，打头的是空军第八大队政训室主任谢某。杜道时见敌人尾随追来，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带着妻女沿海岸向北漫步走去。

    正在这时，有一个身着浅绿色布夹克的修长身影，疾步向他走来。“杜分队长，可见到你了！”杜道时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朋友——原空军第八大队的机械员郝子仪。共同的爱国思想，早已把他们俩紧密联系在一起。1943年两人分开后，杜道时只知道郝子仪被调到运输大队，却不想来台湾后，郝子仪就在同一机场的第二十大队。久别重逢，尤其是在眼下这种情况下意外幸会，杜道时既惊又喜。

    郝子仪急切地问道：“你现在怎样？”杜道时对远处的那群人瞅了一眼：“不但飞不成，一动就有人护送！”郝子仪说：“我早就想离开这黑暗之地，只可惜和我们大队的飞行员没有来往，有飞机也难走成！”杜道时听了郝子仪这番肺腑之言，为老朋友有与自己相同的心愿而庆幸。他望着郝子仪问道：“我来飞怎么样？”郝子仪问：“你能飞C—46吗？”“更大的B—24我都飞了，C—46也可以飞。”郝子仪高兴地点点头。接着杜道时将他的详细住址和晚间进院的路线告诉了郝子仪，并约定一旦有C—46出动，就采取行动。仅几分钟，两人就作了命运的抉择。当政训室主任谢某来到杜道时的面前搭讪着盘问时，郝子仪已扬长而去。

    

    4月16日晚10時，杜道时正要上床睡觉，郝子仪偷偷进来轻叩房门。郝子仪低声告诉杜道时，第二十大队中队长毛尚贞（蒋经国的表弟）明天早晨要驾驶一架C—46飞机去南京，安排他准备一架飞机，他便顺水推舟，专门挑了一架全大队最精良的333号，并将汽油加足。杜道时听后十分高兴，本想马上去通知本机组的起义人员，但因时间太晚，又处在敌人监视之下，自己不便冒险去通知，最后只好作罢。

    因为空军严禁家属进机场，他们两人决定不带家属。告别时约定，明晨4点在新竹桥头相会，由郝子仪引领进机场。

    新生后受到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接见

    4月17日黎明，杜道时折身而起，先把装满子弹的手枪挂在脖子上，将早已用针眼作记号的三张地图及各色铅笔等飞行用品揣入衬衣口袋，接着穿上一件机务人员常穿的浅绿色布夹克，告别妻子，悄无声息地溜出家门，并在4时前到达新竹桥畔。不大会儿，郝子仪也骑车赶到。郝子仪人地两熟，在机场门口，他向卫兵说来给中队长毛尚贞飞南京作机务准备，就顺利进入了机场。

    为便于行动，昨天郝子仪已把飞机拖到跑道旁边的停机坪。一切都按预定的计划紧张地进行着。杜道时坐上正驾驶位置后，把手枪子弹推上膛递给郝子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神情严肃地说：“万一起飞出问题，你就朝这儿打，你也别让他们抓活的！”郝子仪犹豫了一下，最后点了一下头。

    时针指向5点时，天色已经微亮。为争取时间，杜道时完成一系列飞行准备工作后，立即启动发动机，并加大油门，飞机左歪右斜地起飞了。离地后，两人相视而笑，为顺利起飞而庆幸。为避开地面障碍物，飞机急剧上升，脱离机场向西南方向插去。为免遭敌机追踪拦截，他们不直接往北飞，而是对正航向朝金马、厦门一带飞去。

    飞到大陆上空位置后，杜道时立即向徐州机场方向飞去，因为此时江南还是国民党的地盘，江北的徐州已经解放，徐州机场已经被我军占领。

    飞到陇海和津浦铁路交叉点上空后，他们遭到了敌机的攻击。为了确保飞机到达后的净空安全，他们又背离机场向东低飞，以迷惑敌机。失去目标的敌机因油少不敢盘旋，不久就返航“报功”去了。这时，杜道时他们才转向朝徐州机场飞去。

    到达徐州我军机场附近后，飞机又升至500英尺。杜道时即按早已约定的联络方案，摇摆机翼，放下机轮，投下一个张开的白色保险伞，以示飞机请求着陆之意。在场的我空军接管人员看到了杜道时他们的联络暗号后，知道是起义飞机，急忙用电话通知防空部队，不要射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原来，对敌机多次骚扰义愤填膺的人民解放军高炮部队，由于未看清他们发出的请降信号，把他们当成了国民党的偷袭飞机，一时枪林弹雨铺天盖地向杜道时他们的飞机打去。

    杜道时在密集火力向飞机射来的刹那间，果断驾机俯冲降低高度，急转弯脱离市区，斜插跑道延长线，立即关闭油门，用大速度下滑，飞机两点着陆（即前主轮先接地），连蹦带跳地降落在跑道1/2处。这是一次非常惊险的着陆，杜道时凭着坚定的向往和高超的技术，终于使飞机安全降落了。历经7个半小时的艰苦飞行，他们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杜道时与郝子仪二人走下挂梯，握着欢迎人群热情伸来的手，看着一张张笑脸，听着熟悉的乡音，情不自禁地流出了喜庆的热泪。他们把帽子上的国民党军徽撕下扔掉后，才乘车离开了机场。

    4月23日，杜道时与郝子仪驾驶原机飞抵北平。下午7时，他们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已经等候在那里。杜道时握着两位领导人刚健有力的大手，不由得心潮澎湃，再次涌出激动的热泪。

    宴会时，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特意让杜道时、郝子仪分别坐在他们身边。席间，周总理向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亲切地勉励他们为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力量。更使杜道时难以忘怀的是，在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他荣幸地驾机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检阅。

    杜道时驾机起义不久，国民党当局将杜道时的妻女驱逐出境。不久，她们也辗转回到了大陆。

    1949年5月，中央军委任命杜道时为航空局（后为空军司令部）训练主任兼助教课长。1958年后，杜道时历任空军某独立大队队长、航空某学院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副团长、顾问（师职）等职，1978年任陕西省政协委员。几十年来，他先后在27个机种上安全飞行了4000多个小时，为新中国空军建设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的飞行员和指挥人才，并在训练、空运、航测、开辟西藏航线、保卫国土、抢险救灾等各项任务中，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上级党委曾先后五次为他荣记三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三级解放勋章。

    1982年，杜道时离休。1992年2月，这位受人们尊敬的、为党为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飞行英雄因病逝世于古城西安，走完了他75年不平凡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