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往事

    许知远

    “一排纤细的白色电报线杆把世界各地的新闻传输到汉字和日文印刷的报纸上;在一间有电子门铃的茶室里，谜一般的东方文字久贴在象牙按钮的旁边;一家卖美国缝纫机的商店挨着佛像作坊;一间摄影室设在一家草鞋作坊旁边”，而“所有这些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不协调，因为每样西方发明的物品都被镶入彷佛适合于任何图画的东方框架之中”，一位叫拉夫卡迪奥·赫恩作家曾这样写道，日后，他将以小泉八云的名字闻名于世，成为日本的最佳诠释者。

    他被横滨东西、传统与现代的混杂魅力征服了，“人力车夫穿着便鞋，越过他跳动的白色蘑菇形帽子望去，街道的全景如画面般展现在眼前”，“所有人和物都小巧而奇妙，并且带有神秘色彩：小房子带着蓝色的屋顶，小店铺前悬挂着蓝色的帷幔，面带微笑的小人们也穿着蓝色的服装”，“所有的旗子和帷帐上都饰有日文或汉字，因此显得非常漂亮”。

    横滨的故事与香港、上海不无相似。西方人的到来，令一个沉睡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与运输中心，也变成了一个多样生活的试验场，屈辱、苦涩与希望、冒险彼此交织。自1859年开港，横滨迅速取代长崎成为日本的外来事物接收地，第一家面包房、冰淇淋店、啤酒酿酒厂、棒球、赛马、第一份报纸，皆诞生于此，作为通往东京的入口又增添了它的重要性。

    儒勒·凡尔纳，这位从未来过的科幻作家，甚至想象了横滨的景观：“这里和香港、加尔各答一样，到处是乱哄哄的的挤满了各民族的商人，有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荷兰人，他们买卖什幺的都有”，日本的居住区“可以看到青松翠柏覆盖成荫的幽径，可以看到雕刻着奇异神像的门扉，可以看到深藏在竹林芦苇中的小桥”……他对中国人明显存有偏见，对于日本人，不管是对日本军人，还是对僧侣、普通人的描写，“一个个都是头发乌黑光滑，头大、腿细、上身长、个子矮，肤色有深有浅，最深的似青铜一样阴黯，最浅的如白粉一样无光，但没有一个像中国人那样的黄面孔”。

    中国人是这个港口的最初建设者。一开港，他们随西方人的洋行、商船到来，在此以中间人的面貌出现。“走进商人的事务所或外资银行，或者敲开外国人住宅的门，接待你生意的都是中国人。厨子全是中国人，家仆也基本是中国人……兑换外币，或去买火车票，为你服务的还是中国人。”一位西方旅行者发现，横滨的华人无处不在，他们是买办、翻译、仆役，几乎都是广东人，尤其是香山、南海、顺德等县。1875年，三菱会社开办横滨至上海的航线，又带来了浙江人、江苏人、福建人，被统称为“三江人”。它也带来了华人社区的兴盛，1883年，华人数量已达到2681人，是欧美人两倍。他们经营杂货铺、钱庄、印刷店，以及着名的三把刀——菜刀、剃头刀、剪刀——象征着它最着名的三个行业，餐饮、理发、裁缝，其中一家阿兴裁缝铺闻名一时。

    比起欧美、澳大利亚，横滨的华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与尊严，与欧美人同样住在居留地，甚至享有某种特权，不受日本法律的制约。他们也避免了种族的焦虑，他们与日本人是同样的肤色，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享受着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传统好感，中国是一个更文明、富裕的国度。他们也更少的性焦虑，比起美洲与澳洲，移民日本的男女比例已相当平衡，更何况，他们还很容易找到一位当地女性作伴。“中国人……通常会娶一个日本女人，并且永久定居下来。”《日本每周邮报》报道说。这些日本女人被称作“南京妻”。

    这与中国漫长的优越感有关。早在十七八世纪，作为当时日本唯一的开放港口，长崎已有一万名华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当地人称中国人是“阿茶先生”，这是和蔼可亲的富商形象，总向日本孩子发放糖果。“中国商贩把头发盘在头顶，挑着和他们差不多高的箱子，用蹩脚的日本话叫卖，显得非常有趣。”在横滨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尽管不是那个美好的“阿茶先生”，仍有可爱之处，脑后的辫子尚有几分喜剧色彩。

    甲午战争以后，一心要赢得西方平等对待的日本忙于摆脱中国的影响，加入了西方人的歧视中国行列。日本儿童尤其令人不安，他们会向华人仍石头，暴力从语言发展到行动。

    这也催生了政治意识的觉醒。一些敏感头脑开始意识到中国人的身份，思索用什幺样的方式获得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