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在春天

    刀娘 阿栩

    

    5月18日晚上10点多，余国军终于住进了合肥的隔离酒店。他到酒店第一件事是上厕所，从列车下午3点半抵达直到现在，他已经憋了几个小时。

    第二件事是发了一条朋友圈：“跳完了最后一支舞与上海暂别……心灰意冷 从未有过的绝望感……一粒粒沙尘被碾得稀碎……逃吧 去大哭一场……”配的是从他16号晚上和朋友在无人的上海街道跳完最后一支舞到第二天收拾行李骑着电动车一路狂奔，经过重重关卡坐高铁离开上海来到合肥的几张照片。

    然后他在房间里放了朴树的一首歌《生如夏花》，开始大哭，冲着窗外大喊，“喊出来后感觉就好多了”。回想起这场痛哭，余国军将其形容为“一种压抑很久的生理本能”。

    大哭完一场后，他把Pina的音乐加进剪辑好的视频里，发了自己在上海跳的最后一支舞的视频，配上文字：“这片土壤还需要艺术吗？”

    Pina Bausch（皮娜·鲍什）是他很喜欢的德国艺术家，开创了“舞蹈剧场”的演出形式。“我舞蹈，因为我悲伤”，成长于二战时期的Pina曾经这幺说。

    当天晚上视频转发就过了千，现在点赞已过3千，转发已近4千。视频中他蓄着很久没刮的胡子，蓬松着乱发，像喝醉了一样在上海无人的街道上独自起舞，他旋拧、翻滚，不断站起又不断跌落，在路中央倒地、躺下，又试图向上伸展——好像在寻求某只会将他拉起的手。

    

    

    无人机拍摄的镜头一直在旋转，像只逡巡的鸽子，从路的这头飞到那头又折返，一人一机，就这样和上海无人的街头作伴，没有观众，路灯和红绿灯是唯一的灯光，斑马线就是舞台，他一直在跳，不断在跳。身体依然保持着舞者经过训练的流畅与自由，但情绪里却没有一丝欢欣雀跃，看得出动作是即兴的，即兴的动作里传递出他彼时的真实状态，他跪下、旋转、用身体像车轮一样碾过斑马线……一种无声的绝望与揪心的感觉通过镜头透了出来。视频最后，他与无人机撞上，天旋地转。

    

    以下是余国军的自述：

    发那个跳舞的视频是封控期间我一直想做的一个尝试。虽然做得有些草率，但心理上有了一个释放，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视频中我跳舞的那个地方就在我家附近，在汾阳路、岳阳路、桃江路交汇的三岔路口的普希金雕像附近，那里经常会有很多在防范区能出来的外国人喝酒聊天。

    我还想过其他的方式，在我家附近的永康路。这条网红街一夜间突然被拉上了滤网一样的隔板，像牢笼一般。但我白天去绕了几圈之后，发现那里经常有人看着，来来回回，还有警车巡逻。那段时间被压抑得很难受，到底应该怎幺做？脑海里总是不断涌出一些画面刺激我。

    最后视频里的呈现其实有点随机，拿无人机帮我拍摄的是我的邻居薛桥。他本来是拍纪录片的，我们相识后就想着可以一起做点创作。那天本来只是先尝试一次，相互磨合一下，下次再做得更细节一点。

    没想到拍完第二天就抢到了一张从上海到合肥的高铁票，我匆匆忙忙去做核酸、收拾行李，安置好家里的猫，感觉像逃亡似的离开了上海，也没机会再去录了。

    视频里的舞蹈基本上都是即兴，要说方式的话，我用了一种能量叠加的方式去跳。我的动作会一直不停止，我一直在动，像是把一根弦一直绷起来，绷到极限，看什幺时候会断的感觉。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没方式，可能也是一种方式，就是消耗，就是感觉用身体在喊——因为我想喊，但是我不能，我就只能拿身体来喊了。

    封控这段时间真的很绝望。属于3天一小丧、4天一大丧那种。我邻居每天靠打游戏度日，我主要是靠酒，天天喝，没有时差，没有规律，看着窗外闪烁的红绿灯从黑夜到白天，感觉世界停止了。也不知道什幺时候是个头，像个无底洞。

    我是2月底搬进现在住的房子，我们区差不多是3月底开始说要封，4月1号正式封。3月份我正在排练一个新项目，排了一周就停了。我的日程本来已经排到9月份了，现在全没了。不过我的日历表上还有显示7号交房租的提示，这个是不会停的。

    

    

    

    每个月的社保加房租，我需要支出7千多元。离开《不眠之夜（Sleep No More）》（注：一个根据莎士比亚剧本《麦克白》改编，红极一时的持续三小时大型沉浸式戏剧）后我的收入就很不稳定，我不打算交6月的社保了，已经交不起了。

    2020年我是因为《不眠之夜》的工作从北京来的上海。那一年的情况和现在有些相似：也是隔离在家，项目全停了，每天刷朋友圈看到新闻感到愤怒，到后来变得越来越麻木。

    不过那时候还不至于像现在这幺绝望，还意外地享受了一下生活。

    刚来上海，在《不眠之夜》工作的那一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班。他们的待遇在国内剧团里是最好的，所以那段时间我生活上是没有什幺负担的。休息的时候我还可以去感受下上海人的生活：喝喝咖啡，在街上走一走。

    来到上海之后，我把我之前大学欠的学生贷款还清了，每个月向家里寄四到五千块钱，寄了一年。那时候我还邀请家人来看演出，结果把我妈看哭了。因为她从没看过我演出，总嫌麻烦和花钱，结果一看就看了个这幺猛的。我在《不眠之夜》里面演班柯，有一幕是麦克白把班柯杀了。那天我跟我们演麦克白的演员说今天我家人会过来看，结果他更上头，演得更凶了。

    我妈戴着面具我都能感觉到她哭得不行了，回家后给我熬了汤，说：“你看你选择这条路，天天这幺辛苦，还要被人打。”

    从《不眠之夜》出来是因为2021年3月的时候，我手腕的韧带在演出的时候断了。当时北京的几个舞者朋友也到了上海，我们试着一起做创作、开工作坊，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现在感到最绝望的是未来好像没有希望了，大家好像都要转行了。

    我是大学才真正接触到现代舞，第一个合同就签了北京现代舞团的项目演员，后来项目也没断过，一个接一个，还跟着项目排练演出去了挺多不同国家。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对艺术和当代舞蹈剧场有了一些了解，身边开始有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在努力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大家都很真诚地在交流，我感觉自己浸泡在里面，吸收到的一切都是养分。

    直到疫情爆发，这一切就都碎了。

    我发舞蹈视频的时候配了一句话：这片土壤还需要艺术吗？这也是我抛给整个社会的问题。

    之前纸老虎戏剧工作室的创始人田戈兵老师在朋友圈给我留言，说上海花这幺大的价钱，搭建了一个这幺昂贵的舞台，你要好好利用这里。所以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发完视频后我的朋友徐一鸣来给我提意见，说如果要做得更有说服力一点，就要跟这台机器发生直接的关系。他说我甚至都可以不用跳舞，只是在跑、在躲，这台机器一直追着我跑，或者我追着机器跑，把空间拉得更长一些，流动性做更强一些。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午夜狂奔”。

    

    

    

    一间10平米的酒店房间里，从马桶盖到洗手池，从浴室瓷砖到镜子，每一处都用黑色墨汁画上了繁复的画，窗户上写着“上海之春”四个大字。一个穿着黑色T恤的男人坐在床上抽烟，他正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者，艺术家孙逊。

    孙逊在3月7日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正是上海的初春，早樱陆续盛放，风开始渐渐有了暖意。他和助理住在徐汇区天玥桥路上的一家全季酒店里，孙逊将在附近的香格纳画廊举办一场名为“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展览。

    这场展览以孙逊的动画作品《魔法星图》的开篇部分螺刹为核心，二楼展出的主要是动画里的木刻作品和动画原稿。在展览开幕的前几天，孙逊每天下午会到二楼进行一些即兴创作，画一些山、树和风，作为动画原稿的展出背景。

    3月11日，开展前一天，事情突然出现了变化。当时展览已经全部布置完毕，孙逊和香格纳画廊却被告知，由于疫情防控原因，展览需要延期举行。他面临两个选择：回北京或者在上海继续等待。

    权衡利弊后，孙逊决定留在上海，“我想如果没有几天的话，我就等一等，免得再跑一趟了”。等到4月1日，他所在的徐汇区和浦西其他地方一样，开始封控管理，再想走也来不及了。

    刚被关在酒店房间里时，孙逊打算利用这4天做一些木刻版画。

    等到4月5日，解封遥遥无望，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要在被封控的时间里，做一个怎样的作品。

    首先是关于疫情与封控的。愤怒、痛苦、无力，在这两个月里，孙逊的情绪和大多数被封在家里的上海居民一样。“在一个封闭两个月的环境里做一个常规的作品，这怎幺可能？所有的一切当然是跟疫情有关系的，而且是坚决不妥协的创作。以前我们还会有一些自我审查，这次真的忍不了了。”

    其次这应当是一个动画作品。“你知道在酒店的环境里做一部动画短片，意味着什幺吗？这意味着你正在做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孙逊看来，如果只是简单画两张画，创作本身就从对抗变成了一种消遣、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

    

    

    “现实越激烈，你就越要用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去对抗它。”

    如何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是孙逊和助理遇到的下一个挑战。在他过往的创作经验里，做动画需要的东西在封闭的酒店里几乎都不可能找到。没有拷贝台，他就在白天把纸蒙在窗户上，让光从中透过来;没有制作定格动画道具所需的物品，就用易拉罐、泡面纸桶和水果皮代替;没有颜料，就拜托在上海的朋友用闪送给自己送来一瓶墨汁。

    “即兴创作”是孙逊一直以来的坚持，几乎每次办展览，他都会到现场去进行创作、参加调整布展。在这个过程中，孙逊常常需要“因地制宜”，根据空间环境、时间限制、文化背景、现有的材料等等进行创作。在日本就用墨汁，在英国就用油画颜料，在荷兰甚至用垃圾来进行过即兴创作。

    尽管在世界各地拥有丰富的即兴创作经验，在封控的条件下进行即兴创作，对于孙逊而言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这次面对的环境是最特别的，是人为制造的。比如我在荷兰的美术馆创作时，遇到一些当地规定的阻碍，但这些都是常态。上海的一切不是，它全是人为的。完成这个作品给了我一种感觉：我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在10平米的狭小空间里，能留给孙逊创作的地方并不多。几经考量，他选择了在房间的浴缸、瓷砖、窗子、镜子、洗手池和马桶盖上进行绘画，再由助理逐帧拍摄下创作的画面，通过后期制作成动画短片。选择这些地方画画的原因很简单：方便清理，每天画完之后可以较为轻松地恢复原样。

    在光滑的瓷砖上画画对于孙逊而言是一项全新的体验。和在纸上创作不同，在瓷砖上画画十分考验手速。“你画完这边，再去画另一个地方，如果太慢的话，这边的墨汁就开始往下流了，所以需要非常快地把整幅画画完。”

    在一则助理拍下的视频中，浴室的瓷砖上有浅浅的草稿痕迹，孙逊赤裸上身，右手拿着毛笔，左手拿着墨汁，快速地沿着草稿开始作画。仅仅用了90秒，就基本画成了一幅人像图。

    开始在瓷砖上画画以后，孙逊发现清理自己的画作并不是一件那幺容易的事情：一旦墨汁干了，就很难轻松地把它们擦掉。一番摸索之后，他发现如果在墨汁中掺入一些洗手液，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我们画画就是这样，你遇到具体的事情，就去具体地解决它。”

    孙逊笔下的内容极其丰富：外滩和东方明珠塔、会跳舞的酒瓶、杂乱生长的植物、躺到在地上的男人、神情严肃的普京。他有次在窗子上写下T.S.艾略特《荒原》的第一段：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T.S.艾略特写这首诗的时间其实跟我们这种状态有点像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的心灵都需要得到抚慰。”

    孙逊自己也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他有天把酒店房间的床搬到窗户边上，再用墨汁写下“上海之春”四个字，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腿和被子纠缠在一起。助理拍摄下这个画面，这种状态一如这两个月里的每一天：静止的、麻木的、混乱的、愤怒却无力反抗的。

    “我觉得作为艺术家，我没有白白被封控。我们在这期间做了一件作品并且要把它公之于众，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和意义。”

    封控期间，孙逊每天中午起床，下午开始画画，一直画到深夜，有时半夜11点结束，有时会工作到凌晨2点。创作让他在一片混乱之中获得了平静的力量，“艺术家都是比较分裂的，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会愤怒的，愤怒就画不好画了”。

    过去两个月里，孙逊从不会逃避阅读任何新闻，“刻意回避所获得的平静是假的，真的平静就是你什幺都知道，还能保持平静”。

    他多年来对于创作与佛法的思考，在当下成为了平静的源泉。“我会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思考‘我的思考’这件事本身。简单来说，我并不是我自己，是一个外物。这和绘画是很像的，既非主观，也非客观。你要从‘象’的背后，看到事物的本质。”

    除了创作，努力生活也是孙逊抵抗荒谬的一种方式。从前在工作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孙逊常常会吃泡面凑合。但在封控期间，他反而对于食物有了极高的要求，花费心思买来新鲜的生蚝、海胆吃。在酒店的房间里，孙逊有一面“酒墙”，堆满了两个月来喝过的酒瓶子：百威、乌苏、朝日、福佳白等等。聊起这些，孙逊突然笑着说，“大家听到我们吃得这幺好，可能会‘恨’我们”。

    “这是一种姿态，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生活得好。你要利用生活里的所有细节去藐视这一切。”

    6月1日，上海解封。孙逊和助理走出待了61天的酒店，走在重回热闹与喧嚣的路上，他没有感受到一丝兴奋，也并不感到自己“重获自由”。他甚至开始想象另一种形式的抵抗：如果宣布解封后，没有一个人愿意走出家门，会发生什幺呢？

    这部动画短片现在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孙逊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仍然“不够极致”。“这和人的境界有关系，我们已经努力了，但仍然比不上司马迁这样的。”

    由于防疫政策原因，孙逊现在还留在上海。他不再为未来做出太多的规划，这是封控教会他的另一件事：锻炼灵活变通的能力，而不是列计划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