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
李雪玉 王思迪 李杨
[摘 要]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419名高校学生干部进行问卷测试。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整体良好，总均分阳性筛选率为20.3%，其中强迫和人际因子的筛选率相对较高；在躯体化、焦虑等因子分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家中排行差异和母亲文化程度差异；心理健康各因子均存在显著的同伴交往差异，而心理健康状况不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可见，依据高校学生干部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高校学生干部；症状自评量表；心理健康；差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11-0040-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11.008
高校学生干部作为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中坚力量[1]，是在高校学生群体或组织中担任管理工作或领导工作的学生群体，他们比普通学生担负着更多的工作与责任，意味着在某些层面上其内心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同时也面临较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是个体对现实的觉知和接受能力的一种体现[2]，同时可促进个体的自我实现[3]，且具备促使个体快乐和积极面对问题的功能[4]。学生干部是学生参与学校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份具有二重性[5]，心理健康状况对其开展工作乃至身心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我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起步较晚，经历了由认识到重视再到加强的过程[6]。高校在选拔和培养学生干部的过程中，较多关注学生的工作能力、办事效率和工作态度等，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缺乏关注，如此下去将会限制学生干部队伍作用的有效发挥。鉴于此，本研究对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与分析，以期了解目前高校学生干部的心理行为特征和规律，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次研究共发放450份高校学生干部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19份，有效回收率为93.1%。其中男生239名（占57%），女生180名（占43%）；生源地在城镇、农村的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188人（占44.9%）、231人（占55.1%）；在家中的排行最大子女、中间子女、最小子女、独生子女分别为139人（占33.2%）、11人（占2.6%）、63人（占15.0%）、206人（占49.2%）；同伴交往中为主导者、最早活动发起者、被动参与者、孤独自处分别是80人（占19.1%）、231人（占55.1%）、101人（占24.1%）、7人（占1.6%）；母亲文化程度为大学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分别是52人（占12.4%）、104人（占24.8%）、186人（占44.4%）、77人（占18.4%）。
（二）方法
本研究采用Derogatis， L.R.等编制的症状自评量表（简称SCL—90）（1975）。该量表共90个项目，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10个因子，涉及如思维、情感、行为、人际关系和生活习惯等[7]。量表采用 5 级评分（1分=无、2分=轻度、3分=中度、4分=偏重、5分=严重）。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国内外临床心理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8]。
（三） 施测与统计
调查前期对施测人员进行统一培训，高校学生干部在施测人员统一的指导语下进行团体施测，独自作答，当场回收。采用SPSS 18.0软件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
本研究选用的检出率筛选标准为总均分≥1.78（160分除以90个项目），或者任一个因子分≥3[9]，从而得出总均分阳性筛选率为20.3%，单项因子分阳性筛选率相对较高的是“强迫”（3.3%）和“人际”（3.3%）。将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各个因子均分与全国大学生常模因子分进行T检验（表1），数据显示高校学生干部的各因子分均显著低于大学生常模的各因子分（P<0.001），说明高校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10]。
（二）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性别比较
调查数据统计表明，被调查的高校学生干部中女生在敌对因子上的得分较低于男生，但该差异并不显著；女生在除敌对因子外的因子得分均高于男生。如躯体化、忧郁、焦虑和恐怖这4个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01或P<0.001）。
（三）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生源地比较
调查数据表明，被调查的高校学生干部中城镇和农村的生源地差异在除敌对和偏执两个因子外，学生干部来自城镇的得分稍低于农村，但生源地差异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表2）。
（四）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家中排行比较
数据结果表明，被调查的高校学生干部家中的排行差异在躯体化、焦虑和恐怖这3个因子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多重比较得出，中间子女的躯体化、焦虑和恐怖因子分显著高于最大子女、最小子女和独生子女的因子分（表3）。（五）高校學生干部心理健康的同伴交往比较
数据结果表明，被调查的高校学生干部中同伴交往差异在各个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多重比较得出，在躯体化因子上孤独自处者的得分显著高于（P<0.05）同伴交往中主导者、最早活动发起者、被动参与者；在强迫、人际、忧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这8个因子上，孤独自处者的得分显著高于（P<0.001）同伴交往中的主导者、最早活动发起者、被动参与者。
（六）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母亲文化程度比较
数据结果表明，被调查的高校学生干部中母亲文化程度在躯体化和焦虑这2个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合事后检验和平均数的分析说明，母亲初中文化水平的学生躯体化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文化水平母亲的学生，该类型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躯体化表现较强；母亲高中文化水平的学生焦虑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文化水平母亲的学生，该类型学生焦虑水平相对较低（表4）。
三、讨论
（一）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总均分阳性筛选率为20.3%，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中度以上心理障碍的大学生比例高达20%以上相一致[11]。本调查结果显示，单项因子分阳性筛选率排前3的因子是“强迫”“人际”和“敌对”，高校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各因子分在3分以上的人数为1～14人不等，所占比例在0.2%～3.3%，高校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各因子分显著低于全国大学生常模的因子分，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12]。国内外关于心理健康的内涵表述各异[13]，一般认为心理健康就是个体内部协调与外部环境相统一、平衡的良好状态[14]。学生干部是在学生群体中相对优秀的代表，他们更加注重自我实现，愿意尝试各种机会，学生干部这一岗位为其提供了平台，通过锻炼完善知识结构，在实践中提高能力[15]。已有调查研究表明学生干部比普通学生更加外向、好胜心强、活泼热情、坚毅[16]，这些人格特质与领导能力有关，易赢得师生的肯定，增加其自我效能感，因此高校学生干部的情绪行为调节能力较普通学生强。
同时，本研究中发现，虽然高校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状态相对较好，但该群体仍然存在强迫、人际、敌对和忧郁因子阳性检出率较高的问题。3.3%的学生干部表现出嚴重的强迫和人际敏感问题，2.9%学生干部存在严重敌对情绪或行为，2.4%学生干部有较严重的抑郁症状。樊富珉等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主要心理障碍表现在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偏执和敌对几个方面[17]，本调查与此结果基本一致。有调查显示，师生普遍认为学生干部组成人员在各个方面都应该是优秀的[18]，有时因工作和学习不能兼顾而其自身又追求完美，这便导致心理失衡。
（二）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分析
由调查数据可知，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表现在躯体化、忧郁、焦虑和恐怖这4方面，女高校学生干部在这些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男学生干部在这4方面的心理健康状态要明显比女生的好，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相似[19]；女生的心理状态大部分差于男生，这与伍淑兰、李秀丽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20]，与王琨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同[21]，这可能是因女生与男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女生由于生理和心理发展成熟相对较早，表现出较多的躯体化反应，对自身及所处环境改变也更为敏感，相对于男生表现出更多的担心和恐惧。同时，社会、学校和家庭对男女也存在不同的期待，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三）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生源地差异分析
数据显示，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水平各维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2013年姚锦等人的研究结果[22]一致，而与熊燕等人的研究结果[23]不同。我国城镇化水平逐步提升[24]，人们的价值观、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25]。出生于农村的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水平有所提升，不再显著低于出生于城镇的高校学生干部。原因可能是我国对全体公民心理健康的重视，城镇及农村的心理问题预防与治疗方法日益完善[26]；城镇化进程的增长和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促使城镇和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较为全面地提高，减少了城镇与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水平的整体差距。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干部的强迫因子分相对其它因子较高，有研究表明2006—2013年城镇生源大学新生强迫症状逐年加重，因子均值上升了1.84[27]。这可能与社会和家庭对孩子的过高要求有关，那些从小就要不断努力成为最好的学生通常表现出强迫的人格特点，学生干部一般积极上进，常表现出过度的完美主义和刻板特点[28]。
（四）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家中排行差异分析
数据显示，高校学生干部因在家中的排行差异。其心理健康水平在躯体化、焦虑和恐怖这3个因子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中间子女这3项因子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最大和最小子女，即中间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本次调查的学生干部大部分生于1995—2000年之间，97.4%的调查对象是独生子女或双子女家庭，仅有2.6%的调查对象来自于3个孩子及以上的家庭。家中孩子数量不同，加之家庭经济压力各异，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躯体化、焦虑或恐怖等身心问题。因孩子数量过多，父母可能不足以给予每个孩子充分的爱和呵护，往往忽视了对中间子女的关心，长期如此易导致孩子的心理问题，这类孩子在担任学生干部期间，应对困境时易产生不良的情绪或行为表现。当然也有研究结果表明非独生子女在人际交往中更有优势，利用社会支持的能力比独生子女更强[29]。
（五）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同伴交往差异分析
本次调查的同伴交往分为主导者、最早活动发起者、被动参与者和孤独自处者，高校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因同伴交往的差异而呈现显著性差异，孤独自处者心理健康水平各因子得分显著高，即孤独自处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其他类型的学生干部。罗杰斯认为自主性是人格的动力，是自我实现的基本趋向[30]，学生干部应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积极展现自我。艾里克森认为成年早期（大学生正处于该阶段，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个体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亲密关系，从而形成亲密感，否则将产生孤独感。调查结果显示1.6%高校学生干部属于孤独自处者。可见，大部分高校学生干部能够较好地应对亲密与孤独的冲突。高校学生干部是教师、辅导员与班级同学沟通的桥梁，工作任务琐碎且十分重要，需要与师生进行良好地沟通，若不能较好地处理好同伴交往，有可能出现躯体化（胸闷、消化不良、失眠等）、强迫性行为、人际关系紧张（与同学关系紧张）、感到焦虑郁闷或忧郁、甚至产生敌对（攻击性行为）和恐怖（害怕与人交往）等症状，这些将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其心理健康的状态。
（六）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母亲文化差异分析
母亲的文化程度影响其对孩子的教育。被调查的高校学生干部中母亲文化程度在躯体化和焦虑2个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学生干部适应自己的角色，对大学的憧憬与不符合心理预期的现状易产生矛盾，若处理不当会导致心理不平衡。社会期望大学生成为高级、专门且全面发展的人才，而多数高校学生干部更希望自身可以符合家庭和社会的期望。但是目前95后的学生干部由于自身特点及实践条件的不同，使得多数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差距，母亲的教育可能对学生的心理焦虑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高校学生干部作为大学生，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学习，而有研究指出54%的本科新生遇到了学习问题，其中比重较大的是“缺乏学习动力”“对所学课程内容没有兴趣”[31]。母亲对孩子教育的态度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兴趣和体验等。当然，并非母亲的文化水平越高，其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而良好的学习能力是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条件，习得性无助易导致情绪和行为问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
四、结语
高校学生干部的整体心理健康现状良好，各因子显著优于全国大学生常模水平（P<0.001），但在强迫（3.3%）和人际（3.3%）2个因子上阳性检出率相对较高，说明强迫和人际是该群体主要的心理健康问题。在躯体化、忧郁、焦虑和恐怖4个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男生，女生较易产生身体方面的反应和情绪方面的问题。在躯体化、焦虑和恐怖3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家中排行差异，中间子女在这3项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最大子女、独生子女和最小子女，中间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在躯体化和焦虑2个方面存在显著的母亲文化程度差异，母亲为初中文化水平的学生干部躯体化表现较明显；母亲为小学文化水平的学生干部显得更易产生焦虑情绪；而母亲为高中文化水平的学生干部心理健康水平较高。高校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各因子存在显著的同伴交往差异，孤独自处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低，但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
鉴于此，高校应当加强对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的关注，尤其是对女学生干部、来自于多子女家庭的中间子女、母亲文化程度较低、同伴交往中孤独自处者的关注。首先，在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教育中，应当加强对其人际交往、情绪和行为管理调控的教育，可以开展针对女学生干部的团体工作坊等活动，帮助女学生干部了解他人和自己，了解自己的权益，有效调节自身的情绪，树立自信，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对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可只限制在心理课程上，应普及到学生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日常的管理和教育教学过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其次，实行家校合作，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家中排行差异和母亲文化程度的差异，根据高校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状况的不同特征，有针对性地建立个体的心理档案，并提供助人、自助的团体或个体的心理咨询服务，学校与家庭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家庭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可以有效促进学校教育的开展。最后，以同伴教育为纽带，建立学生干部自我教育和管理机制，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利用心理活动月或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助其掌握自我调节的技能，提高承受挫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高校学生干部的工作效率和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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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彦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