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岁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现状与影响因素
李雨霏 袁瑜翎 王玲艳
[摘 要] 育儿压力不仅会对承担主要育儿责任的母亲的身心健康及其育儿工作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对家庭生活质量与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为了解当前0～3岁婴幼儿母亲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支持性生育政策下的育儿压力现状与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
南京市201名0～3岁婴幼儿母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前0～3岁婴幼儿母亲的育儿压力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育儿环境不完备”“育儿束缚感强”“体力不济”是其感觉最有压力的方面;家庭结构、孩子年龄以及流产经历对母亲育儿压力有显著影响，主干家庭的母亲的育儿压力低于核心家庭的母亲，孩子年龄越大母亲育儿压力越低，没有流产经历的母亲的育儿压力低于有流产经历的母亲。政府应协调各方力量，建立“政府引导、家庭主体、多方参与”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母亲应及时补充现代育儿知识，形成积极的育儿态度;家人应给予母亲足够的家庭关怀和有力的育儿支持，由此齐心协力构建起家庭与社会“共同育儿”的良好生态系统。
[关键词] 育儿压力;育儿责任;育儿支持;育儿政策
一、问题提出
育儿压力（parenting stress）一词由临床心理学家阿比丁（Abidin.R.R.）首次提出，指父母在履行父母角色及亲子互动历程中，受到其个人的人格特质、亲子互动关系、子女特质及家庭情境因素的影响而感受到的压力。[1]后来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多是以阿比丁对育儿压力的定义为基础进行修改和完善。一部分研究者將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感。[2]还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育儿压力是父母在可获得社会支持资源满足不了育儿需求时产生的一种消极自我评估。[3]综合前人研究，本研究将育儿压力界定为“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受到父母个人、子女方面、亲子互动关系、家庭情境、社会支持等影响，育儿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产生的压力感，包括不安、焦虑、社会地位丧失感、身体疲倦等情绪体验和状态”。
研究发现，母亲育儿压力和育儿参与呈现负相关，育儿压力水平越高则育儿参与的程度越低，压力抑制了参与的愿望且会导致消极的育儿行为。[4]其他相关研究还表明母亲的育儿压力也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和社会能力的获得，[5]直接影响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从而对儿童自身发展、亲子互动、家庭氛围，甚至对社会系统产生消极影响。[6]此外，二孩政策实行以来，国民的生育积极性远不及预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比卫计委预计的2023.2万出生人口少300万人。[7]北京、上海等地的调查数据显示，人口与生育政策最关注的育龄夫妇群体中，很多人表示“儿童照顾有压力”，[8]可见育儿压力不但成了提升育儿质量的重要掣肘，还抑制了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直接阻碍了“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落地，影响我国人口红利的储备。研究者因此选择了0～3岁婴幼儿的母亲育儿压力这一社会问题进行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研究者发现我国关于育儿压力的已有研究多选择3～6岁及以上儿童的母亲作为研究对象，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为量化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或量表对压力水平进行评估，在研究工具上国内外对简式育儿压力问卷（PSI-SF）普遍认可并广泛使用，研究内容通常聚焦于育儿压力的内容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内容方面主要包括感知压力的具体内容和压力的具体表现，压力的具体内容上，较为常见的是简式育儿压力问卷（PSI-SF）中的三个因子归纳，分别是育儿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9]以及清水嘉子划分的九个维度，分别是育儿不安、丈夫育儿协助、社会地位丧失、体力调节不良、支配孩子无能、育儿束缚、育儿担心、育儿社会压力以及育儿环境不完备，[10]但目前尚未对育儿压力内容构成形成共识。压力的具体表现上，研究发现中国父母主要表现为由育儿造成的身体状况不良，包括情绪过于紧张、失眠、食欲不振等，[11][12]也有研究将父母的育儿压力表现分为低压力型、适度压力型、高儿童侧面压力型、高家长侧面压力型和高综合压力型。[13]而已有研究中所分析的育儿压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内部因素，主要指从家庭环境内部入手分析育儿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儿童、父母本身、其他参与育儿的家庭成员、主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14][15][16]研究发现，儿童的智力水平、社交技巧和问题行为对母亲的育儿压力都有明显的预测作用，[17]母亲的流产史、目前健康状况、住房面积及近期工作量增减与母亲育儿压力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18]祖辈参与育儿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育儿压力，分担育儿工作，传递育儿经验。[19]二是家庭外部因素，主要指从家庭以外的社会生态圈层入手，分析家庭以外的包括社区等要素对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主要包括社会育儿公共服务体系、保教机构与市场、社会育儿观念等。[20][21][22]研究发现母亲对社区育儿环境评估等级越低，育儿压力越大，表明社区育儿环境对母亲育儿压力有重要影响，[23]以及在家庭中扮演主要育儿角色的女性所承受的职业压力更有可能对其育儿的过程产生破坏性影响，[24]相对于日本，
中国政府并未出台全面、有效的社会支援政策，育儿公共部门也未起到实质性的育儿支援作用，父母的育儿支持主要来自于亲人与其他人（朋友、邻居等）。[25]
本研究试图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根据新的时代背景改编研究工具使之更加适用于我国当下国情和0～3岁婴幼儿母亲，聚焦于0～3岁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现状调查，并力图运用社会生态学视角从多角度深入分析育儿压力的主要成因，丰富早期教养家庭教育相关理论，并从个人、家庭、社会多个角度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为育儿实践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与科学建议，从而缓解母亲育儿压力，促进其心理健康，并为国家和政府构建育儿支持系统提供参考，旨在推动相关政策法规出台与落实。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本着目的性和方便取样原则，选择向南京市三所幼儿园的托班家长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60份，回收率为87%，筛选出信息完整清晰的有效问卷共201份，有效率为67%。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改编后的育儿压力问卷收集数据。问卷分为基本信息问卷和育儿压力量表两部分。
1. 基本信息问卷。采用自编问卷调查母亲、孩子和家庭的一般情况，包括母亲的年龄、学历、职业、育儿数量、流产经历，孩子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月收入及育儿开销所占比重，共12项。
2. 育儿压力量表。根据已有研究中关于育儿压力评估使用的工具，结合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研究者决定以日本学者清水嘉子育儿压力研究中测量母亲育儿压力的量表为蓝本。该量表以0～6岁幼儿母亲为对象，以母亲的育儿压力感为焦点，结合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将育儿压力分为若干维度与指标，由于其对压力源的关注包括母亲自身和外部环境两部分，与本研究的关注点相吻合，且已有育儿压力研究中该量表被多次借鉴和使用，其信效度已得到检验和认可。此量表为李克特4点计分量表（完全不符=1分，基本不符=2分，基本符合=3分，完全符合=4分，分值越高表明压力越大）。量表共9个维度，即“育儿不安”“丈夫育儿协助”“社会地位丧失”“体力调节不良”“支配孩子无能”“育儿束缚”“育儿担心”“育儿社会压力”“育儿环境不完备”。①原量表共33个项目，研究者结合当前我国国情和家庭育儿情况以及正式发放问卷前对10名被试进行预调查的结果，参考了简式育儿压力量表（PSI-SF）和社会支持量表（SSRS）及我国研究者自编的问卷的相关内容，根据原量表的9个维度的概念界定增编了9道题目。
研究者将初次收集到的103份问卷作为被试，经过SPSS 22.0精确计算并参照统计学相关标准，计算得到压力问卷总体的KMO值为0.78，参照相关标准，效度良好，因子间相关性较强，适宜做因子分析。而压力问卷的总体克朗巴哈系数为0.918，整体信度良好，其中9个维度的克朗巴哈系数在0.701～0.842之间，参照相关标准，该问卷的同质性信度良好。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资料的收集时间为2018年3月至4月，历时一个半月。问卷发放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线下在获得托育机构负责人许可之后将问卷交给班级老师，向老师介绍了填写问卷的注意事项，由老师在家长接送孩子的时间发放给家长，当日或次日收回，线下则主要通过问卷平台制作电子问卷后经由社交网络发放，问卷中标明了填写要求。
（四）资料分析工具
研究采用数据分析软件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在检验量表的信效度时，采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克朗巴哈系数。在统计样本的基本信息时采用了描述性分析，在分析育儿压力总分的影响因素及其解释力水平时，则采用了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育儿压力总体水平
本研究所使用的压力问卷一共42道题，每题设四个选项，分别为“非常不符”“基本不符”“基本符合”“非常符合”，分别对应1～4分四个分值，满分为168分，由于题目表述为负向，因此分数越高表明压力水平越高，分数越低，压力水平越低。研究者对201份压力问卷的情况统计结果如图1，压力分数主要集中在80～100分之间，压力总分的平均值为92.08，达到总分的54%，处于中等水平，标准差为16.07，分数分布相对集中，但极差较大，最低分为49分，最高为138分。
（二）育兒压力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通过统计各维度得分、量表得分最高的题目以及各维度得分最高的题目，对育儿压力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
1. 总压力的内容维度分析。
研究者通过描述统计，借助平均数和标准差比较分析各个维度的得分情况，并利用相关分析检验各维度得分和总分之间的相关性，来呈现育儿压力的主要内容维度。详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九个维度和总分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5，表明各维度得分和总分均显著。比较各题平均分可以发现，得分最高的三个维度分别是“育儿环境不完备”“育儿束缚”“体力不济”，得分均高于和接近选项总分的中位数2.5分。由于九个维度对应的题数不相等，因此需要以每个因子中每题的平均值为代表进行比较。由上述数据可以发现，“育儿环境不完备”的得分最高，其次为“育儿束缚”和“体力不济”两个维度，分别为2.71、2.41、2.30分。
2. 总压力的具体内容分析。
研究者进一步对得分最高的6道题目及其所属维度进行了统计，以分析母亲育儿压力最为突出的几项具体内容，其中五道题目属于育儿环境不完备维度，一道题目属于育儿束缚维度，详见表3。
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政府缺乏针对育儿的财政支持和福利保障”“担心教育环境不好影响孩子的将来”“社会行政为在职母亲提供的帮助不足”“从照管孩子中解脱出来轻松一下的时间太少”“公共场所缺乏针对母婴的公共设施”“担心食品安全问题，会严格筛选食物来源”。由此可见，母亲的育儿压力主要在于育儿环境无法满足母亲的育儿需求，其中育儿环境主要是指社会育儿环境，包括政府的财政支持、教育环境、公共设施等。当母亲对育儿环境尤其是客观存在的宏观环境持有消极期待时，育儿态度会受到负面影响，育儿压力自然会增加。另外一方面就是育儿工作让母亲产生束缚感，由于大部分的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导者和主要照料者，在自己工作之余几乎全部时间都贡献给了养育孩子，容易产生被育儿牵制的感觉，对于母亲的体力和精力都是不小的挑战。
3. 各维度的具体内容分析。
为了分析母亲压力在各个维度最突出的具体内容，研究者进一步对各维度得分最高的题目进行了统计，详见表4。
根据各维度得分最高的题目可以发现各维度育儿压力的主要表现。“育儿不安”主要表现为有着强烈的与其他妈妈交流的愿望，担心自己的方法不够有效，希望学习育儿经验。而“丈夫支持缺乏”主要表现为丈夫在家庭教育中“缺位”。“社会地位丧失”主要是因为工作时间和育儿工作相冲突，母亲陷入两难境地。“体力不济”主要表现为母亲为了照顾孩子睡眠不足，这一点在孩子处于0～1岁时尤为明显，需要晚上换尿布、喂奶等等，导致身体上负担重。“支配孩子无能”主要表现为在孩子不听话时感到为难，母亲缺乏足够的育儿经验和有效的育儿方法，对孩子的行为表现不够理解，以致产生无力感。“育儿束缚”主要表现为照管孩子让母亲产生约束感。“社会压力”主要表现为受到社会主流教育观点的影响明显，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育儿担心”则主要表现为母亲担心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最后是“育儿环境不完备”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为政府缺乏针对家庭育儿的财政支持和普惠性的福利保障。
（三）影响育儿压力的因素分析
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了0～3岁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各影响因素的解释力高低。预测变量共涉及12个，即母亲的年龄、学历、职业、育儿数量、流产经历、孩子年龄、性别、孩子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月收入及育儿开销占比，效标变量为母亲育儿压力总分。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投入的13个预测变量对“育儿压力总分”效标变量具有显著预测力的变量依其解释变异量的大小依序为“家庭结构”“孩子年龄”和“母亲流产经历”。详见表5。
三个预测变量与“育儿压力总分”因变量的多元相关系数为0.322、决定系数（R2）为0.104，最后回归模型整体性检验的F值为7.534（P=0.000<0.05），因而三个预测量共可有效解释“育儿压力总分”10.4%的变异量。从每个变量预测力的高低来看，对“育儿压力总分”最具预测力的为“家庭结构”，其解释变异量为4.1%，其次是“孩子年龄”，其解释变异量为3.8%，最后是“母亲流产经历”，其解释变异量为2.5%。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来看，回归模型中的3个预测变量的β值分别为-0.189，-0.221和0.161，表明家庭结构和孩子年龄对“育儿压力总分”的影响为负向影响，即主干家庭的母亲比核心家庭的母亲育儿压力分数低，孩子年龄越大，母亲育儿压力分数越低，而母亲流产经历对“育儿压力总分”有正向影响，即有流产经历的母亲育儿压力分数比没有流产经历的母亲高。而这三个因素具体从哪些维度对育儿压力产生了影响，我们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1. 不同流产经历的母亲育儿压力差异比较。
根据上述回归分析的结果，研究者进一步以母亲流产经历为自变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
母亲流产经历在压力总分、丈夫支持、社会地位丧失、社会压力和育儿担心等五个因变量检验的t统计量达显著水平，显著概率值P均小于0.05，表示有无流产经历的母亲在总压力及这四个维度上感知到的压力均有显著不同。没有过流产经历的母亲在总分和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低于有流产经历的母亲。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社会地位丧失”的维度上，流产经历与压力分数的差异很显著（P=0.002<0.01），表明社会地位的丧失严重受到流产经历的影响。
有流产经历的母亲对于自己的评价往往更加消极，在定义自己的社会价值时往往会因为流产经历而更容易产生失落感。另一方面，有流产经历的母亲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经历的影响，对于再次育儿往往有更强烈的愿望，精力更加集中于育儿本身，更容易产生育儿期望难以实现的失落感。
2. 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母亲育儿压力差异的比较。
研究者进一步以孩子的年龄为自变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上表可知，孩子的年龄对于母亲的育儿压力总分有显著影响。从各个维度来看，在社会地位丧失、育儿束缚、社会压力三个维度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母亲获得的压力分数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社会地位丧失”和“育儿束缚”的因子上，0～1岁孩子和2～3岁孩子的母亲压力分数存在显著差异（P=0.008<0.05;P=0.011<0.05）。在“社会压力”两个维度上，1～2岁孩子和2～3岁孩子的母亲在压力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P=0.035<0.05）。总体而言，孩子的年龄越大，母亲的育儿压力水平越低，即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育儿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对自己的孩子也更加了解，尤其在孩子建立了安全稳定的依恋后，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互动会更加顺畅，也会更加享受育儿的过程。
3. 不同家庭结构的母亲育儿压力差异的比较。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样本中家庭结构主要分为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两种类型，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子女组成，而主干家庭指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和子女组成。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中，主干家庭占比为69.2%，核心家庭占比为30.8%。以家庭结构为自变量、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不同家庭结构在育儿压力总分、“社会地位丧失”“育儿束缚”“育儿担心”四个因变量检验的T统计量达显著水平，显著概率值P均小于0.05，表示处于不同家庭结构的母亲在总压力及这三个维度上感知到的压力均有显著不同。在这四个维度中，核心家庭的压力分数明显比主干家庭更高，即核心家庭的母亲的育儿压力水平比主干家庭的母亲更高。在主干家庭中，母亲能够便捷地学习和借鉴祖辈的一些育儿经验，在外上班时也能放心地将孩子交给祖辈。相较之下，核心家庭中，母亲在家庭内部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丈夫，然而丈夫能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母亲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育儿工作。
四、讨论
研究者通过对上述育儿压力内容和影響因素的分析，同时借助于查阅相关文献，对造成母亲育儿压力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得出以下三个原因。
（一）母亲自身缺乏育儿自信
从育儿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来看，流产经历对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相当大，有过流产经历的母亲通常对自身评价较低且对育儿工作期待较高，因此给自己造成了较大压力;即使是没有流产经历的母亲，依然会有“育儿不安”，主要表现为担心自己的方法不够有效，有着强烈的与其他妈妈交流的愿望，希望学习育儿经验，因为缺乏足够的育儿经验和有效的育儿方法，在孩子不听话时感到为难，也会感到“支配孩子无能”。根据2009年《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66%的母亲认为社会竞争激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母亲普遍认为社会竞争在孩子18个月时开始，[26]孩子将要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使得母亲对自己的育儿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而现实能力无法满足这种高期望时就会打击母亲自身的育儿自信，从而产生育儿压力。
（二）家庭内部对母亲育儿的关怀不足
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及其各个维度均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27]家庭关怀作为一种家庭功能，可以反映家庭成员间相互支持、合作及关心程度，是个体的社会支持及情感依托的重要来源。本次调查显示育儿环境不完备、育儿束缚和体力不济是育儿压力的三项主要内容，其中育儿束缚这一维度得分最高的题目是“从照管孩子中解脱出来轻松一下的时间太少”，体力不济这一维度得分最高的题目是“因照管孩子常常睡眠不足”，可知母亲在育儿过程中付出的心力。由于我国受男权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已久，父亲在家庭中仍被视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母亲在家庭中被赋予了“照顾者”的角色，[28]主要负责日常照料和基本的教养工作，这样的职能分工常常被大众视为理所应当，对母亲的付出缺乏尊重和理解，母亲很难从育儿过程中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从核心家庭母亲的育儿压力高于主干家庭的母亲育儿压力也可看出核心家庭中妻子能够得到的家人（即丈夫）的支持少于主干家庭，但主干家庭也并非始终能够给予母亲支持，调查中发现由于祖辈传统的教养观念与母亲的观念相悖对母亲造成压力的情况也普遍存在。
（三）社会育儿支持系统不完善
如上文所说，育儿环境不完备是育儿压力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压力的最主要来源，具体包括“政府缺乏针对育儿的财政支持和福利保障”“担心教育环境不好影响孩子的将来”“社会行政为在职母亲提供的帮助不足”等。依照我国家庭育儿的传统，对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看和养育往往被认为是幼儿母亲和家庭的责任，国家和政府及社会对此没有更多职责，[29]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迁，需要政府和公共机构更多地分担起儿童养育责任。目前我国政府缺乏针对0～3岁早期教养的财政支持和福利保障，对家庭而言，政府对于育儿的财政投入欠缺，家庭育儿成本高，对母亲而言，政府对在职母亲的制度支持不足，且缺乏托幼机构为其解决后顾之忧，对儿童而言，整个社会的教育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堪忧。[30]这些问题都指向社会育儿支持系统的完善，尽管十九大将“幼有所育”作为重大民生项目之一正式提上了政府工作议程，但是具体落实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政策与法规支持。
五、缓解0～3岁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措施与建议
基于对育儿压力的内容和影响因素的分析，0～3岁婴幼儿母亲产生育儿压力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母亲自身缺乏足够的育儿知识和积极的育儿态度;家庭内部对母亲的育儿工作的支持无法满足母亲需求;社会育儿支持系统不完善和政府对0～3岁早期教养工作缺乏重视。本研究以此为基础提出缓解母亲育儿压力的措施与建议。
（一）母亲应补充足够的育儿知识，形成积极的育儿态度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工作时间和育儿时间冲突”和“缺乏科学有效的育儿方法”是0～3岁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重要内容。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母亲自身的努力。首先，母亲可以寻求祖辈、优质的托幼机构的帮助。对于全职工作的母亲而言，可以将重心放到“提高育儿质量”上，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满足孩子发展需求的高质量的陪伴;其次，母亲们要有意识地“自我充电”，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宜的方式学习0～3岁婴幼儿保教常识，如通过一些权威的网络课程学习的方式，并且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自己孩子为本逐渐积累专属“育儿经”。再有，母亲需要树立积极的育儿态度，享受育儿过程本身，关照自己的情绪，当育儿过程中感到束缚时及时自我疏导，避免被消极情绪所困。母亲可以积极寻求身边人的帮助，寻求周围同是宝妈的朋友或者同事的帮助，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获得“释放”。保持一定的社交，在社会活动中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从而减轻育儿带来的束缚感。
（二）家人应该给予母亲足够的关怀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为家庭成员生活的主要场所，家庭关怀度能够影响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31]正是由于家人为母亲提供的关心和支持不足，母亲在育儿过程中会感到自己独自支撑很辛苦或无助，从而加剧育儿压力，这其中丈夫缺位、祖辈越位等都是需要避免的问题。
“丈夫缺位”表现为丈夫在育儿方面并没有履行父亲应尽的职责，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自己的工作，将育儿重任交给母亲。国内外的多项研究均強调父亲在婴幼儿成长过程中的不可缺失性，因此丈夫应当认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中的独特作用，不是自己这个父亲的角色视为孩子的“第二照料者”，而应当和母亲一起作为“共同照料者”，和孩子的母亲共同履行教养职责，这不仅是在尽自己作为一名父亲的职责，同时也是为有着就业意愿的妻子分担家庭压力，支持其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是在履行自己作为丈夫的义务，这既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又有助于夫妻感情的和谐发展。
“祖辈越位”主要表现为作为育儿重要参与者的祖辈对自己儿女的育儿工作过度干预，对其造成困扰和压力。作为祖辈，首先应该找准自己在养育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家庭养育的基本形式应当是亲子养育，隔代养育只能是亲子养育的补充而不能取而代之，更不能以隔代养育阻碍亲子养育。其次，祖辈应当尽量克服由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以及有限的交往范围造成的理念脱节，理解并信任儿女的照料方法，避免一味用经验之谈否定儿女现代化的照料方法。此外，祖辈要尽量克制对孙辈重感情轻理智的教养方式，家庭成员之间不一致的教养方式对孩子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严重时甚至超过家庭不完整带来的影响，不要让自己的“助力”变为“阻力”。
（三）政府应当为母亲提供强有力的育儿支持
女性的生育职能不仅关乎个人及家庭的发展，更与整个国家的人口状况密切相关，从而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此外，育儿质量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储备。因此对母亲育儿压力问题的缓解，政府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1. 加强对家庭的科学育儿服务指导。
高压力水平的母亲遇到的育儿问题数量和种类较多，其中“育儿方法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说明母亲们需要科学的育儿指导。现阶段我国颁布的家庭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均只是指导性文件，多数地方政府的家庭教育工作贯彻得并不到位，以至于母亲们接受的育儿指导匮乏。要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发挥其职能，政府首先需要制定家庭教育法律法规，明确各个部门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职能，不断探索推进家庭教育指导的整体运作机制;其次，搭建家庭教育指导平台，常备能够满足家长不同需求的各类家长学校，让母亲们在遇到育儿问题时“求助有门”;除此之外，还需为指导平台培养专业的指导人员，以保证指导的质量，逐步构建起高质量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2. 完善并落实女性生育保险制度及就业保障制度。
一部分母亲的育儿压力来自家庭与工作的失衡，这是亟待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与生育利益有着密切联系的并非仅仅是个人或家庭，女性所承担的生育职能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更是紧密相关，政府理应加大财政投入，承担女性的生育保险，并通过免税或补贴的方式为女性因生育职能造成的企业损失买单，保障女性的职场竞争力。此外，《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部针对女性就业保护的政策文件，其作为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十分有限，政府必须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消除由社会和市场等因素造成且愈演愈烈的就业性别歧视，落实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以缓和妇女家庭职责与自身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其育儿压力。
3. 主导构建完善的照料体系。
社会育儿支持系统的欠缺也是造成母亲育儿压力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国能有完善的照料体系，不仅能够减轻母亲们的育儿压力，进一步来讲，还能为女性生育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我国人口红利的储备。在构建照料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强化政府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除了做好统筹规划，最重要的是加大财政投入以确保多元化服务的供给，对提供托育服务的大企业予以优惠的税收政策，为社区的托育服务提供民办公助、公办民营、公私合营以及政府购买等选择，此外，针对不同家庭的需要提供的各类家庭托育服务也值得政府投入补贴并予以指导。在保证财政投入的基础上，政府还应进一步倡导全社会的参与，倡导企业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以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并进一步吸引人才，鼓励社区发挥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为居民解决后顾之忧，号召非营利性机构通过多种途径填补欠发达地区托育工作的空白。
注释：
①量表维度解释如下：“丈夫的育儿协助”指由于丈夫对育儿的不关心，对母亲育儿的不理解、不帮忙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社会地位丧失的危机”指由于作为母亲专心育儿，而产生的自我价值被社会忽视的危机;“体力调节不良”指由于育儿造成睡眠不足、疲劳，感到躯体适应不良或体力无法支撑;“支配孩子无能”指由于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控制和支配孩子而产生困惑和担心;“育儿束缚”指由于照管孩子，自己的时间不能保证，自己想干的事情不能实现而产生束缚感;“育儿社会压力”指在育儿过程中感到的来自社会、周围人、家庭的压力;“育儿担心”指对孩子语言和智力发育的担心;“育儿环境不完备”指对社会和教育问题给孩子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
参考文献：
[1]ABIDIN R R. Parenting stress index（3rd ed.）[M]. Odessa， F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1995：156-159.
[2]小杉正太郎，大塚泰正，島津明人.ストレス心理―個人差のプロセスとコーピング[M].东京：川島書店，2002：131-145.
[3]SHELDON C，LYNN G U，BENJANMIN H G.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measurement[C]//BRIAN L， SHELDON C. Social support measurement and interven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4][6]耿岚.南京婴儿父母育儿压力、育儿参与调查及其相关性研究[D].南京：南京医科大学，2009：25.
[5]王英，高健，石秀梅.哺育期母亲的心理健康与育儿压力的关系[J].护理研究，2009，23（6）：517-519.
[7]中華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8-02-28）[2019-02-03].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8]钟晓慧，郭巍青.人口政策议题转换：从养育看生育：“全面二孩”下中产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儿童照顾[J].探索与争鸣，2017（7）：81-87+96.
[9]耿岚，薛晴，池霞，等.6个月婴儿母亲育儿压力调查[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9，19（1）：16-18.
[10]清水嘉子.育児環境の認知に焦点を当てた育児·ヌ·尺度の妥当性に関する研究[J].科学学会誌，2006，16（3）：46.
[11][25]李敏谊，七木田敦，张倩，等.低生育率时代中日两国父母育儿压力与社会支持的比较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7（3）：46-54.
[12]张英琴.关注婴儿期母亲的育儿焦虑[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0（9）：116-118.
[13]項紫霓，张兴慧，黎亚军，等.3～5岁儿童母亲抚养压力类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4）：427-434.
[14]李凌艳，庞丽娟，易进，等.2～6岁儿童母亲教育观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1997（3）：243-247.
[15]张英琴，周念丽，张翔升.0～1岁儿童母亲育儿焦虑状况调查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5，23（9）：635-637.
[16]李彩娜，邹泓，段冬梅.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特点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2）：136-138.
[17] NEECE C， BAKER B. Predicting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in middle childhood： the roles of child intellectual status， behavior problems and social skills[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2008，52（12）：1114-1128.
[18]洪琴，池霞，杨蕾，等.南京市学龄前儿童母亲育儿压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4（11）：1582-1586.
[19]李晓巍，谢娟，宋雅婷.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的特点及其与母亲养育压力、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J].中国特殊教育，2016（4）：71-78.
[20]刘汶蓉.青年白领的育儿压力与教养期望[J].当代青年研究，2015（3）：40-46.
[21]原新.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J].人口学刊，2016，38（5）：5-14.
[22]吴淑君.二孩职业女性的育儿压力调查及对策研究[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21（1）：101-105.
[23]王英，高健.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杂志，2009，24（6）：79-81.
[24]张剑，叶岚.企业员工职业压力对育儿情绪的影响[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9（6）：74-81.
[26]宝宝树网站.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EB/OL].（2009-06-02）[2019-02-02].https：//www.ggdoc.com/5Lit5Zu95a625bqt6IKy5YS-5YmN5ZCO0/ZWFjZTBhZDdjMWM3MDhhMTI4NGE0NGFk0/1.html.
[27]刘飞.住院糖尿病病人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及家庭关怀度现状调查[J].护理研究，2015，29（32）：4071-4073.
[28]和建花，蒋永萍.从支持妇女平衡家庭工作视角看中国托幼政策及现状[J].学前教育研究，2008（8）：3-6+29.
[29]和建花.关于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的再思考：跨学界视野与跨学界对话[J].学前教育研究，2017（7）：3-10.
[30]韩振燕，王中汉.妇女福利政策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十地区城市育龄女性的调查[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7（9）：139-146.
[31]齐冲.学龄前儿童母亲育儿压力与家庭关怀度及社会支持相关性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8：28.
The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Mothers Parenting Stress with
Infants Aged 0～3
Yufei Li，1 Yuling Yuan，2 Lingyan Wang1
（1Depart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2Depart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Parenting stress has a fundamental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parenting. Furthermore， it would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familial life quality and func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o better support mothers to relieve parenting st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research released questionnaires to mothers of infants aged 0～3 in Nanjing. A total of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201 copies were recove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 overall level of parenting stress of the samples was in the middle level， among which “imperfect parenting environment”， “strong sense of parenting restraint” and “body fatigue” are the three main sources;（2）the experience of abortion， the age of the child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mothers parenting pressure. It is time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parenting support system. We suggest that mothers should supplement sufficient parenting knowledge and keep positive parenting attitude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parenting competency actively; the whole families should give mothers adequate care; and our government should construct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mothers of infants aged 0～3. We need to coordinate efforts to build a benign social parenting ecosystem of “shared parenting” among society and families.
Key words： parenting stress， duty on parenting， parenting support， policy of paren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