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省（市）区域创新能力分析

    王晓茜

    [摘 要]本文基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的相关数据，采用“学科创新指数”①这一概念，探究了大学学科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文章从学科分类的视角对区域的创新发展定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大学学科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学科水平越高则区域创新能力就越强；区域学科类型偏向对区域创新发展定位有重要影响；重视学科发展、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学科水平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中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区域创新能力；大学学科；学科水平；学科类型；区域创新定位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11-0027-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11.006

    一、大学、学科与区域创新能力

    （一）大学学科与学科水平

    学科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较为常见的术语。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新论》中指出，学科包括两种涵义：一是作为一门知识的学科；二是作为一个组织的学科[1]。我国学者周光礼从学科、专业、课程三个概念的关系出发，认为学科是科学学的概念，它既是指一个知识体系，又是指一种学术制度[2]。学科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础要素之一，凝聚了一批高水平、高层次的科技人才，是大学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同时学科作为大学科研经费来源、科研成果产出等的重要载体，也是大学进行知识与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是现代社会高科技产业的孵化器[3]。学科这一系列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与学科水平的高低相关联。学科水平是一所大学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一所大学的地位与层次。因此，重视学科发展、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学科水平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进一步提升其综合实力、发挥其在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关键作用的重要途径。

    （二）区域创新能力

    自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创新”这一概念以来[4]，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这一概念迅速地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随之而来的是学者们层出不穷的有关创新的理论研究。其中最早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和朱迪·K拉森[5]，其从对国家创新能力到区域创新能力关注点的转变，带动了后来许多学者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视与研究。如Foss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可持续竞争的源泉，它不能被转移和购买，不能被复制[6]。Scott Strn， Michael E Porter， Jeffrey L Furman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由该区域生产一系列创新产品的潜力大小所决定的[7]。美国率先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将区域经济视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指出区域创新能力主要由创新环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知识流动能力、知识创造能力和创新的经济效益等5个方面组成[8]。中国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黄鲁成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以区域内技术能力为基础，实施工艺和产品创新的能力[9]；李永忠，冯俊文，高朋等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有效吸收需要的知识与技能、掌握和改善已有技术与创造新技术的能力[10]。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在借鉴美国《创新指标》、瑞士《洛桑报告》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基础之上，指出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11]，并在借鉴美国对于区域创新能力定义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三）学科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性

    随着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依赖逐渐加强，大学在国家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也愈发凸显。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大学作为新时代的知识中心，肩负开展知识与技术创新、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神圣使命。学科汇聚了大学在知识、人才与技术等方面的诸多资源，而这一系列资源正是体现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第一，大学学科水平的提升将促进大学教学、科研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这将为社会输送高水平的知识成果与高素质的人才资源，进而开发与培育区域知识创造与流动的能力；第二，大学学科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带动产学研协同创新，这将给区域的企业技术创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三，大学学科水平的提升将给受教育者带来高质量的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其专业能力、文化素养与价值观念等都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继而得到改善，这将给区域创新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第四，当上述区域知识创造与流动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等都在大学学科水平提升的影响下达到了其预期目标，那么区域创新的经济效益将会进一步实现。

    由此可以看出，大学学科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一方面，大学学科水平的高低制约着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区域创新能力也对大学学科水平具有一定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大学学科水平为研究着眼点，在对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各省市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第四轮学科评估的大学学科区域分布特征

    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简称学科目录），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进行整体水平的评估。学科评估是学位中心本著服务大局、服务高校、服务社会的目的，以第三方方式开展的非行政性、服务性的评估项目，2002年首次开展，至今已完成四轮。2016年4月，学位中心启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评估在95个一级学科范围内开展（不含军事学门类等16个学科），共有513个单位的7449个学科参评，全国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有94%申请参评。此次评估深入贯彻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精神，按照“人才为先、质量为要、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价值导向，采用“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包括“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个一级指标。

    2017年12月28日，学位中心从人文社科类（17个学科）、理学（14个学科）、工学（36个学科）、农学（9个学科）、医学（9个学科）、管理学（5个学科）、艺术学（5个学科）7个分类对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进行了发布。评估结果本着“精准计算、分档呈现”的原则，按A、B、C三类九档的方式进行公布。前2%（或前2名）为A+，2%～5%为A（不含2%，下同），5%～10%为A-；10%～20%为B+，20%～30%为B，30%～40%为B-；40%～50%为C+，50%～60%为C，60%～70%为C-[12]。

    另外，第四轮学科评估首次提出了“学科优秀率”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高校A类学科占全校博士硕士授权学科数的比例，促进高校全面了解其学科建设整体情况[13]。由于本文采用的是窦亚飞提出的“学科创新指数”这一概念来测量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大学学科水平[14]，但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概念的计算指标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范定义，因此学科创新指数的计算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学科优秀率”这一概念为本文计算学科创新指数提供了启发与借鉴，基于“学科优秀率”的定义，本文将集中对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的A档学科进行统计分析。将参评高校此次评估获得A+的学科定义为顶级学科；将获得A的学科定义为优势学科；将获得A-的学科定义为潜力学科。各省市区域的顶级、优势与潜力学科的数量能够反映区域的学科创新能力，顶级学科的类型集中反映区域今后的创新发展定位[15]。另外，区域作为一个相对概念，从类型上看，可分为地理区域。行政區域和经济区域。本文依据行政区域的概念，对我国各省市（省份与直辖市）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分析。

    （一）A档学科的区域分布特征

    在参评的 95 个一级学科中，A档学科共分布于全国22个省份，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图可以看出，北京市的A档学科数量共计192个，在22个省份中位居第一，具有绝对优势；上海市的A档学科数量共计91个，位居次席，但与北京相比差距较大；排名第三的是江苏省，其A档学科数量共计80个，与排名第二的上海差距不太明显。从经济分区的角度来看，获得前三甲的省市均属于东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在总体学科水平上具有较大的发展优势。

    （二）A+档学科的学科类型区域分布特征

    顶级学科类型具有较高的学科发展优势与较强的学科竞争力，其对于区域的定位与发展方向具有引导作用[16]。基于此，笔者按照学科7大门类分类法对22个省市的A+档学科类型进行了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1.从顶级学科总数上看：北京仍以93个顶级学科总数位居第一，远超第二的上海（26个）和第三的江苏（23个）；顶级学科总数在5个以上的省份有8个，分别是湖北省、浙江省、湖南省、安徽省、陕西省、黑龙江省、四川省与山东省，其中湖北省与浙江省的顶级学科总数均大于10个，分别为14个与13个，其余6个省份间的顶级学科总数差距较小，均匀分布在5～7个之间；顶级学科总数在5个以下的省份有7个，分别是广东省、天津市、吉林省、福建省、河南省、甘肃省与云南省，其中广东省与天津市的顶级学科总数分别是4个与2个，其余5个省份的顶级学科总数均为1个。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区域间的顶级学科总数跨度较大，各区域间的学科发展水平很不均衡。

    2.从顶级学科门类数上看：完全覆盖7个参评学科门类的只有北京市与上海市，江苏、湖北与浙江三省顶级学科门类数均为6，其余省市的顶级学科门类数均在5以下，其中湖南与广东两省顶级学科门类数为4，其余11个省市的顶级学科门类数分布在1～3之间，其中有6个省市的顶级学科门类数为1。顶级学科门类数的完整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区域的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能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北京市与上海市拥有最强的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能力，江苏、湖北、浙江三省稍逊色，湖南、广东、陕西、山东、安徽、黑龙江与四川7省拥有一定的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能力，而顶级学科门类数为1的6个省份，其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能力较为薄弱。3.从各区域顶级学科最大值看：北京市7大门类顶级学科数量在所有省市中均排名第一，在这7大门类中，北京市工学这一门类是其顶级学科数中的数量最大值（31个）；上海市人文社科类是其顶级学科数中的数量最大值（8个）；安徽省理学是其顶级学科数中的数量最大值（5个）。由于工学在7大学科门类中的一级学科数量最多，因此绝大部分省市顶级学科数中的数量最大值分布在工学这一门类之下。如江苏、湖北、浙江、湖南等省份；在顶级学科总数为1的省市中，吉林与云南两省分布在人文社科类、福建省分布在理学、河南省分布在工学、甘肃省则分布在农学。

    4.从学科7大门类的区域数量分布看：由于北京市7大门类顶级学科数量在所有省市中均排名第一，因此这里选取7大门类顶级学科数量位居第二的省市进行分析。人文社科类与医学中，上海的顶级学科数量位居第二；理学中，安徽的顶级学科数量位居第二；工学与农学中，江苏的顶级学科数量均位居第二；管理学中，上海与江苏的顶级学科数量并列第二；艺术学中，浙江的顶级学科数量位居第二。各省市顶级学科的数量相对最大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各区域学科发展的优势与特色。

    三、学科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一）学科创新指数的计算

    为便于研究，本文借鉴窦亚飞提出的“学科创新指数”这一概念来衡量能够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大学学科水平[17]。本文中的学科创新指数基于第四轮学科评估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由于A档学科的数量反映了高校的学科优秀率，因此本文采用各区域A档学科相关数据对学科创新指数进行计算。具体计算方法是：对区域的顶级学科数——A+学科数量、优势学科数——A学科数量、潜力学科数——A-学科数量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I=3[]i=1AiRi其中，I代表区域学科创新指数，A 代表A+/A/A-学科的数量，R代表A+/A/A-学科的权重，i 代表学科层级数。依据A+、A与A-学科的重要程度，采用主观赋值法对其权重进行赋值，其中顶级学科A+的权重为 50%，优势学科A的权重为 30%，潜力学科A-的权重为 20%[18]。区域学科创新指数的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二）学科创新指数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性

    为了更好地探究大学学科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进一步对两者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具体选取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的五个一级指标，分别是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与创新绩效与上述计算出的学科创新指数来做相关性分析。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结果的相关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由于2017年数据还未发布，本次研究选取了2016年的评价数据。将所有原始数据录入 SPSS 22.0版本统计分析软件，其相关性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区域学科创新指数与区域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与创新环境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为0.919、0.695、0.712，P均为0.000，小于0.01，即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双边检验）上较显著，表明区域学科创新指数与区域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与创新环境间存在正相关。其相关程度依次为：知识创造、创新环境与知识获取。由于学科的知识、人才等资源为区域知识创造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因此两者的相关性也最为明显。此外，区域学科创新指数与区域企业创新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512，P=0.015，小于0.05，即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双边检验）上较显著，表明区域学科创新指数与区域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由于区域学科创新指数与区域创新绩效的p值为0.155，大于0.05，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综上，区域学科创新指数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区域创新能力所包含的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创新环境与企业创新等要素为学科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一定的资源储备；另一方面，学科汇聚的高水平人才与科研成果等也为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三）基于学科创新指数的区域创新能力分析

    由于学科创新指数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因此本文计算出的区域学科创新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各区域的创新能力现状，图1的柱形图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各区域的创新能力现状。

    根据图1中各区域的学科创新指数，可将我国各省市的区域创新能力分为5个层次：

    层次一：北京。作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北京除了拥有我国最顶尖的两所学府——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外，还汇聚了一大批高水平、有特色的高等院校，其在学科水平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其学科创新能力当之无愧也是最强的。

    层次二：上海、江苏、湖北、浙江。这4个省份的学科创新指数在10～30之间，拥有较强的区域创新能力。其中，上海、江苏与浙江均为东部沿海区域，拥有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与较高的教育发展水平；湖北省作为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发展区域，其省会城市武汉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对其区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层次三：陕西、广东、天津、湖南、四川、黑龙江、安徽。这7个省份的学科创新指数在5～10之间，其区域创新能力位居中等水平。从经济分区的角度来看，这七个省份在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均有分布。

    层次四：吉林、山东、辽宁、福建、重庆、河南。这6个省份的学科创新指数在1～5之间，其区域创新能力较为薄弱。与层次三相类似，这6个省份在东、中、西及东北地区也均有涉及。

    层次五：江西、甘肃、云南、河北。这4个省份的学科创新指数均在1以下，表明其区域创新能力较差。在地区分布上，涉及中、东、西3个地区。

    从上述5个层次的省市分布来看，可以发现学科创新指数得分较高的省份大多分布于东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的整体区域创新能力较强，但也不排除广东、天津、福建与河北4省出现在第三、四、五层次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地区内部各省市间的创新能力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各省市间区域创新能力的协调发展还有待加强。

    四、学科类型与区域创新定位分析

    根据表2顶级学科的学科类型区域分布情况，本文将进一步对各省市的區域创新发展定位进行分析。为便于分析与可视化，综合考虑7大学科门类的同质性，本文将理学、农学、医学学科合并称为理学类学科群，人文社科、艺术、管理学科合并称为文学类学科群，工学学科则还称之为工学[19]。由于北京市各学科顶级学科数与其他省份间存有较大的差别，不在同一比较水平上，因此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 SPSS 22.0中对各区域文、理、工3大类学科群的顶级学科数进行了z-score 标准化处理（表5）。

    为了进一步根据区域学科类型优势对各区域进行创新定位，本文借助雷达图进一步对上述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图2）。根据上图显示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1）文学优势区域——以北京市为代表。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对其文学类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积淀。同时，北京作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其拥有鲜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最新资源，这有助于其文学类学科创新发展获取最新的前沿动态，紧跟时代步伐，反映现实需求。（2）理学优势区域——以安徽省为代表。安徽省作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的试点之一，在技术研发、人才培育等方面表现优秀。位于省会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其特色的理学学科为安徽省进一步开展知识技术创新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3）工学优势区域——以湖北省为代表。湖北省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其省会城市武汉是中部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且其在校大学生总数位居全国第一，为湖北省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资源。同时，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在工学学科发展上实力突出。因此，湖北省应紧紧依托上述人才与学科优势，在紧密结合国家有关发展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其区域创新能力。

    五、结论与启示

    依据第四轮学科评估的相关数据，借助“学科创新指数”这一概念，本文探究了大学学科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学科类型偏向对区域创新发展定位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1）大学学科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大学学科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中的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创新环境与企业创新4个指标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创新绩效这一指标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2）区域学科类型偏向对区域创新发展定位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文学优势区域以北京市为代表、理学优势区域以安徽省为代表、工学优势区域则以湖北省为代表。（3）学科作为大学内部基础要素之一，其对于大学履行基本职能、开展知识与技术创新具有关键性作用。学科水平的高低制约了大学在区域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发挥，进而进一步制约了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因此，重视学科发展、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学科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提升区域产学研一体化程度是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 “学科创新指数”这一概念由窦亚飞（2017）在《基于属地高校学科水平的城市创新能力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

    参考文献：

    [1]伯顿·克拉克著.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周光礼.“双一流”建设中的学术突破——论大学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J].教育研究，2016，37（5）：72-76.

    [3]李华.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研究[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7.

    [4][8][10]张天译.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比较研究[D].吉林大学，2017.

    [5]张庆滨.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与培育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2.

    [6]Foss， N J. Knowledge-based approaches to the theory of the firm： some critical comments[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6， 7（5）： 470-476.

    [7]Scott Strn， Michael E Porter， Jeffrey L Furman.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J]. Research Policy，2002，31（6）：899-933.

    [9]黄鲁成. 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内容的探讨[J]. 科研管理，2000（2）：43-48.

    [11]齐亚伟.环境约束下要素集聚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D].江西财经大学，2012.

    [12][13]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报告[EB/OL].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xkpgjg/ .

    [14][15][16][17][18][19]窦亚飞.基于属地高校学科水平的城市创新能力分析[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7，6（6）：20-24.

    （责任编辑：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