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阳性”家庭宠物
罗子慧
4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在上海大面积爆发，长沙流浪动物救助人何平忽然收到朋友莎莎的紧急求助——她饲养多年的两只宠物猫寄放在上海友人家，但友人刚确诊新冠，要被带走集中隔离，两只猫的去处顿时成了难题。
在这之前，4月8日，上海浦东一户人家检测出阳性病例，转运时家中饲养的柯基犬被防疫人员在路边活活打死。这给25岁的莎莎带来了极强的冲击，她害怕自己的猫也要面临相同境遇。
莎莎找到何平时，已经在网上收集整理了不少宠物安置的攻略和信息，但疫情期间，上海日常的诸多便利似乎集体消失了——宠物医院大多停业，12345和疾控中心的电话永远也打不通。
在莎莎关注的公众号“上海领养日”上，有人分享了确诊新冠后家庭宠物的安置转移故事。那户人家的宠物猫虽未被消杀，但被独自隔离在家。储备的粮食和水只够小猫维持不到一周，宠物主人拜托防疫人员上门喂养，居委会却不放行。宠物主人四处求助，最后是同住一栋楼的好心邻居穿着防护服上门，小猫才免去可能被饿死的命运。
疫情击溃了这座城市曾经井然的秩序，混乱之下，人人无暇他顾，鲜有余力关照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动物。收到莎莎求助后，何平联系到自己在上海做动物救助的朋友，几经周折，两个人加入到一个微信群“爱护动物情报组”。这是五个志愿者组成的临时救助小组，专为上海阳性家庭安置转运宠物提供帮助。
五人职责分明，有人讲解如何与居委会和防疫工作人员沟通，有人分享运输和接收场地的选择经验，也有人负责安抚那些进群后焦虑的宠物主人们。他们会反复提醒大家，准备能维系一个月时间的粮食、水、药物，以防万一。
莎莎这时才知道，收到疾控中心的确诊通知后，街道会安排人员进行核酸复检，这其中间隔的24小时是宠物主人转运安置宠物的最佳时间。但她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时段，只能联络愿意接收的机构，在跟居委会提交申请获批后，委托社区志愿者把宠物送去。
但联络宠物的接收方同样是一大难题，大部分寄养机构都拒绝接受阳性家庭的宠物。在莎莎感到山穷水尽之时，群里的一位成员提出愿意暂时收养两只猫，作为临时救助的“中转家庭”。
从事流浪动物救助十六年的晓薇也自发参与了家庭宠物的转运救助，她是北京的流浪动物救助志愿者，在远郊租有一个占地三亩的小院，和自己救助的六十余只流浪狗一起生活。
5月之后，因疫情起伏，北京的很多街道社区动辄隔离封控，一些与晓薇相熟的宠物主人找到她，希望自己一旦被隔离封控，家中宠物能寄养在她的院子里。
在晓薇看来，北京隔离家庭的宠物处理政策相对人性化，确诊阳性的患者集中隔离后，将由疾控中心负责上门遛狗、喂养、消杀，或者是闭环集中照料。没有确诊案例的家庭，如不满足居家隔离条件，也有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上门照料独自在家的宠物。
但晓薇也承认，其中依旧有看顾不到的地方。之前房山区疫情扩散，晓薇的一位朋友需要集中隔离，临走前在家中给猫狗备好粮食饮水、跟疾控中心交接了钥匙，但直到四五天之后，防疫人员才上门更换食水、做了些基本清理。幸亏粮食饮水准备充足，宠物没有大碍。
“那时人都顾不上，谁管你的宠物？你要求人家第一时间给你上门，那不可能，也不现实。”晓薇理解其中的难处，本着“能帮则帮”的心态，做起了封控区“非阳”家庭的宠物转运、寄养工作。我们联系前，晓薇已经连续转运了近十只宠物狗，而她在深夜驱车往返百来公里接回的两只泰迪犬，刚被解除隔离的主人接走。
“据我所知，目前北京还没有官方的‘宠物方舱’，（宠物转运安置）多是像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来自行联系，你找我、我找你。”做了十余年流浪动物救助工作，晓薇能肯定自己这样的民间机构在当下存在的意义：“比较特殊的时期，社会和老百姓的稳定是第一位的，现在养宠家庭少说占整个家庭的五分之一，你不能说把人拉走隔离，他们的宠物不管，你觉得这人能踏踏实实出去隔离吗？”
不仅限于疫情爆发期，由普通人自发组成、为动物提供临时栖所的“中转家庭”和晓薇开办的这类能长期收容动物的民间小院，一直是中国城市动物救助链条上的主要环节。
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指导发布的《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城镇家庭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为5429万只，同比增速显着。与之相呼应的是流浪动物数量也在逐年递增，仅流浪狗就早已突破千万基数。
43岁的王院长是长沙市开福区的资深宠物医生，他从业近二十年，又因工作医院长期为救助机构提供医疗支持，见过形形色色的动物救助人。王院长告诉我，目前除开“有政府身影”的留检所，城市动物救助还是“私人机构占主导”。
“其中好多是一些阿姨，或者是些喜欢动物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尽管参与者众多，但王院长坦言：“流浪动物在不断增加，救助者群体没它们增加的多，很多私人救助站都很艰苦。”
从事救助的私人小院各自为营，散落在城市的边角缝隙里。长沙市内能叫出名来的救助小院有十余个，它们收养的动物来源千奇百怪，有从高速公路上的运狗车和运猫车上拦截下来的，有受伤滞留街头被送来的，有在菜市场和狗肉店抢下的，更多则是被宠物主人遗弃的……有的小院里，不乏加菲猫、布偶猫、柴犬、藏獒、边牧、哈士奇等贵价品种。
2016年设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远郊的星星小院是王院长推荐给我的救助典型，而33岁的田甜是星星小院的主理人之一，兼理着“长沙领养日”这一平台。因为日常工作时和媒体接洽颇多，田甜擅长资源的整合嫁接，星星小院常为媒体报道，还在优酷的男团选秀节目《少年之名》中有环节露出。
相较其余救助机构，星星小院拥有更高“人气”，但依旧面临着诸多相同的现实困境。
首要问题是选址。星星小院最初设在长沙近郊，尽管主理人们小心维护，但还是因犬只吠叫扰民和高房租问题，先后两次被迫搬家。“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山坳里面，不扰民。”田甜向我介绍星星小院的新址，远离市区，从长沙近郊出发需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你也很难在导航上找到具体地址——我和摄影师驱车前来时曾几次走错，还是靠着另一个主理人实时指路，才最终找到小院。
与之前狭窄局促的环境不同，星星小院的新场地宽敞明亮，四周山林合抱。我们去时恰逢雨后初晴，青山如洗，小院里懒洋洋躺着十数只晒太阳的狗。新址偏远，但租赁费用依旧不菲。“（一年）房租大概是三万多元，逐年递增。”说到开销，田甜也有压力，小院搬迁一次花费不菲，除开房租和搬家费，还需要十数万改建犬舍，“然后是人工工资，（照顾狗的）叔叔阿姨一个月一个人就大概要4000块钱，还有像狗粮这样的固定开支”。
搬迁也是晓薇的噩梦。她原是北京市中心CBD外企的白领，因为个人救助的流浪动物数量增加，2018年在昌平区租下一片空地，花费三十余万改建成收容流浪猫狗的小院“薇宠园”，但运营仅三年就被相关部门强制拆除。
“在我租地时，对方没跟我说明白土地性质。那块地是耕地，我在上面建了狗舍，属于违建，直接给我拆没。”从正式通知到入场执法，中间只留给晓薇不足24小时来转移整个院子的流浪动物。时值隆冬，新的小院还未修葺，她只能叫来转运车，在犬笼外裹上棉被，连夜将几十只动物周转至临时犬舍，而这又是一大笔额外费用。
北京的土地管理政策严格，只能按林地、耕地、园地等规定的性质对标使用。晓薇吃了教训，新院子建在顺义远郊小村，距离北京城区边缘近七十公里，三亩养殖用地，每年租金高达六万。
“养殖地本来就比种植地要贵。”晓薇向我熟练解释着土地政策。新的“薇宠园”
还未完全竣工，狗舍才刚装上新窗户，但晓薇已经陆续砸下去几十万，借光了自己能借到的钱。虽然她也开放了部分寄养业务，但五十元单只单天的收入依旧只是杯水车薪。
这几年，晓薇身边一些做救助的朋友陆续搬离北京，她也考虑过迁去生活成本更低些的河北燕郊，但“薇宠园”里三分之一的动物年龄都在十岁以上，燕郊医疗水平远不如北京，虽然两地仅一线之隔，但疫情持续的这三年来，“只要北京有情况，马上就会切断和燕郊的连接”。看到好几个在燕郊买房、北京上班的朋友已经连续三个月不能回家，晓薇也就打消了这种念头。
“北京真太难了。”说到这里，语气一贯爽利的晓薇忍不住叹了口气：“你不知道我弄这个救助中心，这几年有多难。”
这天深夜，北京暴雨，电闪雷鸣，晓薇挣扎着从床上爬起，冲进院里用防雨布遮住为砌狗舍新打的水泥。凌晨一点，她录下了小院的雨声发布在朋友圈，里面间或夹杂着几声犬吠。“大龄、单身、未育、欠债、猫狗一堆……大概是要孤独终老了。”这位36岁的北漂女性在自己的留言区沮丧写道。
艰苦潦倒似乎一直是贴在民间救助机构身上的显着标签。王院长对救助流程相对熟悉，在他看来，“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救助组织，缺少像国外那套严谨体系，诸如救助多久后没人领养的动物该怎幺处理”，而这将导致被救助的动物长期积压，那些“财力、场地、能力受限”的私人组织，“可能开始收了30到50只动物，后来有一百多只，等到有两百多只的时候，负担就很重了”。
星星小院现在收养了120只流浪狗，峰值时是三百余只。除开食宿，每一只狗都要注射狂犬疫苗和其余防病疫苗，部分犬只还需安排绝育手术。绝大多数救助小院没有盈利途径，对它们来说，最好的“减负”方式就是让手中的动物尽快被领养出去，但这实际上并不容易。
田甜负责的“长沙领养日”平台拥有近三万粉丝，每周都会发布线上领养信息，可除去品相好、年龄小的健康犬只会很快被人选走，身有残缺和年纪较大的狗狗们都会被遗留在院子里。
田甜向我展示了一只叫“安康”的巧克力色泰迪犬，因为后肢瘫痪，每天除开睡觉时它都需要被固定在特制的轮椅上。我和“安康”互动时，发现它性格活泼，对陌生访客会表现出一种近乎讨好的黏人态度。
“它可能终身都是这样子了，这还算长相好的狗了（也无人领养）。”田甜心里明白，仅每天帮一只残疾小狗装轮椅这件事，就足以让领养的人们望而却步。“有很多人说把这样的小动物安乐掉，但它们自己求生意识很强，又很聪明、很乖，你怎幺下得了这个手？就只能自己养着。”
田甜也从星星小院里收养了一只叫“小蝴蝶”的小型犬，“小蝴蝶”曾因被蜱虫叮咬感染了血液寄生虫病，这种病毒一旦感染将终身携带，老年时还会引发肾衰、肝衰和其他疾病。现在“小蝴蝶”已经十多岁，很容易便血，为此成了宠物医院常客。
身患疑难杂症的动物在星星小院十分常见，有的因为免疫系统缺陷，很容易引发各类恶性疾病。除开日常的精心照料，它们还需定期看诊服药，被领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算被侥幸带走，也可能会遭遇二次遗弃。
在这些方面，部分有意向的领养人很难与救助人达成价值认同上的一致，这进一步增加了领养成功的难度。田甜每年仅在猫狗助养上就要花费十余万元，而从事救助工作多年的何平在动物身上同样花费不菲。
“我救的阿拉斯加犬做个手术花了一万七，因为是救助，这还是打折后的价格。”何平算是王院长的“常客”，她告诉我，价值认知的鸿沟在宠物医院会被拉扯得更加明显，“之前一个客户和王院长吵架，他的猫要花一千多块钱（治病），结果他不想，就要安乐死”。
宠物已经逐渐成为当代家庭的重要成员，但“生命无价”并非是能在它们身上通行的原则。何平对这种认知分歧并不陌生，她的老家在农村，在那里，家养猫狗是宠物也是食物。前几年，她新买了一只西高地和金毛，家中两只狗“每个月吃就要花掉一千五百块”。家中长辈偶尔问起花销，何平会用满不在乎的口气糊弄：“五六百而已。”
她知道，如果告诉对方真实价格，“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有毛病”。
关于宠物生命价值的认知分裂，造成了一系列新矛盾。几大社交媒体上，针对所谓“国际领养惯例”的争论并不鲜见。不少救助人对领养者有着一系列严格要求，如预付押金（后可退回）、有稳定独立住宅、提供详细身份和财产信息、生病及时送诊、同意长时间定期回访、指定口粮品牌（常为昂贵的进口粮）……
星星小院对领养家庭的甄选就十分慎重，虽然不收取任何押金，但他们编有一套详尽的领养问卷，需要在线填写真实身份信息。田甜审核完问卷后，会对申请人进行线下家访，以及后续回访。
我与田甜初见时，她刚完成一次家访。“今天的家访是不成功的。”她直白道。一个女孩想领养一只猫，田甜赶去对方住址，爬上七楼后却发现女孩住的是群租房。几番考量后，她拒绝了这次申请。
类似的处理态度，在很多意向领养人看来颇为冒犯。网络上不乏“住群租房不比住救助站好”的争论，但田甜坚持自己的一些原则，她强调道：“救助是花我的钱，我也不收你费用，又愿意上门花时间跟你沟通，证明我是正儿八经想把一条生命托付给你。”
同样兼职运营着一个救助机构的何平也能理解某些严苛的筛选机制。“救猫狗都是贴钱，别人好不容易救过来，你领养出去给整死了。”在何平的记忆里，这类悲剧并不鲜见，“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我宁愿让它们在这里吃住差一点，也不想我的努力白费”。
动物救助的群体构成各异，持有的理念也千差万别，多位受访者认同这是个“小众圈子”，但圈内关于救助和领养的标准同样分化撕裂。
“每个救助站都不容易，每个救助站都会有是非。”这是活跃在广州的救助人玥晴的经验之谈。她拥有十年救助经验，常年到一些救助站做义工。这些私人救助站早期多靠着建立者的个人财力运作，后期入不敷出时，则依赖义工捐助和对外众筹来继续支撑。
流浪动物救助很多时候是群策群力，这也致使争吵难以避免。除开常规的饲养方式等问题，“安乐死”是她提到的主要矛盾点。
对某些有严重疾病或缺陷的动物，部分救助站负责人集合多位医生建议后，会选择安乐死，但有的义工或其他救助人会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觉得它还有进食能力，为什幺要安乐它？但对于救助站来说，就觉得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放到更有希望的动物身上”。
这种矛盾故事天南海北散落各地，王院长在救治动物时也曾遭遇这类冲突。“太多了，包括我自己也都被攻击过。”谈及此处，医生掩在镜片后的眼睛里也多了几分无奈：“其实在一个无法表达自我思想的动物身上，你认为好的或者坏的，都是人类主观的想法。
但一旦涉及生命，问题就会变得敏感。”
在王院长看来，长期无偿救助动物非常辛苦，能坚持下来的爱心人士都“有激情”
且“活跃”，“这种人比较有自己的想法跟主见，冲突太正常了”。他也清楚地知道，这类冲突毫无意义，“很多人把这个问题抬到生命的高度后，就会挥舞着道德大旗去做一些事情。但道德你只能用来控制自己，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年轻时碰到固执极端的救助者，王院长还会觉得对方“不可理喻”，被攻击时也“很委屈气愤”。但在行业里浸淫多年后，既明白矛盾无法避免，他也不再轻易参与这类事关生命议题的拉锯，“我只能交给他们，商量好一个办法来告诉我”。
不过，王院长依旧无法接受一些格外偏激的争论，“由于理念不同，去拼命攻击和诋毁对方，这是不对的”。这位老成持重的资深医生反问道：“你们做的本来不是一件好事吗？”
在进入现在的救助中心工作之前，何平也做了近五年义务救助，她辗转于各种小院和救助站，看过也被卷入过“足够多纷争”，“就觉得都是自我感动惹的祸”。
何平刚入圈时也被这种情感迷惑过，“别人会说你好难得，不停夸你，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我好像有点伟大’”。救助人常被外人赋予“牺牲”“奉献”这些光环标签，久而久之，“他的精神就依托在这个标签上”。何平碰到过一些严重超负荷的救助小院，负责人还在源源不断接受新动物。她劝对方量力而行，“他说不，如果我们不去救，别人不会再相信我们，就会骂我们”。
道德标签会“绑架”救助者，让他们将更多复杂的个人情绪投注在救助事业上，还会“反过来去道德绑架别人”——向领养人提出难以满足的诸多要求，或是强迫同伴和自己苦苦维系过高的救助标准。
何平还见过一些更极端的案例，无力持续的救助人四处举债，甚至通过欺诈的方式募集善款，“虽然他的宗旨是把钱用到救助的猫狗身上，但是这个行为本来就是不正确的”。
如何逃脱只能困苦维持的救助窘境？这是何平现在参与运营的“长沙县动物保护协会”（后简称“协会”）一直尝试解决的问题。
“协会”是一群“80后”主导的探索可持续救助模式的实验地，推行较为灵活的领养制度，比如“试领养计划”：领养人带走小动物后，如果两个月内想法发生了改变，只要保证科学喂养、动物身体健康，就能退给协会。
何平知道这是“比较大胆冒险的尝试”，传统救助站一般要求“终生领养，拒绝二次抛弃”，但在她这里，“只要狗是完好无损的，我们都会感谢你，因为你起码承担了狗子两个月的开销，让他短暂改变了一下生活”，这样也能减轻“协会”的运营压力。
“协会”还设有专门的“领养专员”，专员们可以在微信群里“抢单”，即主动认领通过问卷审核的意向领养人。“他下一步要联系待领养人，去对方家里实地考察，看他的经济条件怎幺样、家里适不适合养狗。”
何平告诉我，只要这次领养达成，哪怕两个月后动物被退回，“领养每只狗的专员都有400元的补助”。
何平和朋友们还利用自己的资源打通了不同合作渠道，给领养人提供多种福利，“比如说要我们的设计师给他画个头像，然后他去宠物医院看病、在我们签约的宠物店洗澡美容都可以打折”。
与我拜访的其他救助站不同，“协会”
占地广阔，总面积近20亩，周边还留有几个山头的空地储备。因为环境清幽静谧适合城市短途旅行，“协会”会长还在这里开辟了一个餐厅，接待团体或家庭的订餐预约。天气晴朗的周末，游客们坐在餐厅前坪的露台上，能看到收养的动物们在竹林里奔跑打闹。
这里也开展寄养服务，“很多出国或者长期出差、旅行的养宠家庭会把狗寄养在这里，然后寄养费和餐厅餐费，就会变成一个基金，用在我们救的动物身上”。何平告诉我，“以商养善”才是“协会”运营的宗旨，与仅靠外部救济和个人积蓄维持的救助模式相比，这样能更快扩大救助群体，并将事业长久持续下去。
近些年，何平见过接受众筹的救助站被捐助者道德绑架的案例，也见过被骗子多次卷走善款的闹剧。即便碰上出手阔绰的长期赞助人，救助团体也同样会陷入新的麻烦和争端。她目睹过一场混战，一个救助小院在当地颇有名气，拥有两位家境优渥的中年女性赞助人，“她们俩好豪，（给小院）送车，还送香奈儿”。
但后来两人因性格不合发生冲突，各自私下联系小院负责人，要求将对方踢出组织，“两个阿姨就在那里吵架，比谁捐的多，然后撂狠话说，你们不踢她我就走”。最后，送车的阿姨觉得个人需求未被满足愤然退出，加入了新的救助团体，要求小院将她捐来用于救助的车辆翻修好后送回，事后还在救助圈传播一些负面言论，给小院开展救助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你先要养活自己，才能有资格去宣导别人。你不能去问别人要钱还教育别人。”
这些事情让何平看到救助团体财务独立的重要性，所幸目前“协会”的运作模式颇有成效，让她免于直面此类困境。但何平也告诉我，“协会”对救助的动物数量有着严格的控制，目前仅收养了三百余只流浪狗，一旦有超标趋势就会加大领养宣传力度，收紧救助口子。
量力而行、理智救助，是何平这些年来学到的教训，也是救助人玥晴在采访时常谈及的问题。这些年玥晴陆续救助了二十只左右的流浪动物，也曾想要建立自己的救助站，但“了解之后就觉得不行，这条路太难了。因为不仅是自己，你还要想到家人”。
玥晴结识了很多救助站负责人，近距离看到过不少千疮百孔的生活样本。一个信佛的女性负责人，非常爱惜动物，会给救助的流浪狗佩戴玉饰保佑平安。女人心肠很软，“明明自己要治病，经济压力很大，还是有人求她收狗，她就收”。她的丈夫不认同这种行为，矛盾积累之下提出离婚。他带走了儿女们，并禁止妻子探视。
另有一位年过半百的救助人，因为将钱财都花在动物身上，自己没有积蓄，也无力缴纳社保，“他妈妈可能七八十岁了，还要掏钱帮他买社保。他就觉得自己很不孝”。就连玥晴自己，也常对家人感觉亏欠——“有时想买个礼物给家人，也没钱”。
尽管救助者们投入甚巨，但这十年来，玥晴也发觉，无论投入几何，被折磨、抛弃的动物好像永远救不完。她在采访中向我寻求帮助：“你们是媒体，有没有办法可以宣传减少一些流浪动物？”她曾请托一位政协委员提议，希望从国家层面设立改善流浪动物生存状态的制度，为此还撰写了对销售源头及饲养人加强管理的方案。但对方却觉得希望渺茫，没有采纳提案。
近期，她又有了一些新设想。“应该从源头抓起！”她颇有兴致地提出，宠物在出售时就应植入芯片，里面清楚记载其是在哪个产地繁殖、由哪家店铺出售，主人是谁等信息。这样一旦宠物走失或被丢弃，警察就能从芯片提取信息找到原主人，并对不良行为进行惩戒。
但当我指出这是一套需要政府多部门联动，并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来维护的信息系统时，玥晴的情绪很快低落下来。“就是太庞大了，也让人觉得太渺茫了。”她沮丧地轻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