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郭海成 陈猛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面对网络社会发展新态势，由于未能充分顾及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载体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复杂化、传播过程互动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以及传播受众在信息传导中地位的空前提升，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却效力，进而严重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面对空前变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亟需通过加强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提升其认识水平、以严格监管来规范传播载体建设、建立多元立体审查机制对传播内容严加甄别以及增强全体网民的媒介素养与净化网络空间等手段，切实提升传播实效，进而完善互联网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体系、增强传播效力，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3-0014-06
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着一个国家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统治阶级维护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同时又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我国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面临着从传播方式到传播环境剧烈变化的空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1]在当前互联网环境下，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这场硬仗，首先就要顺应时代变化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工作。这既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实践使然，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要求。然而，正如人们对于互联网未知远远大于已知一样，在互联网时代到来迄今已有二十余年的情况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依然存在种种不适应时势变化的表现，对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因此，积极应对挑战，做好互联网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内紧迫而现实的任务。一、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发展趋势传统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专业化的媒体机构进行，且呈现为对普通民众的单向灌输。在这个过程中，普通民众没有也不可能掌握传播渠道与权力，因此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思想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并由此产生的强大链接功能，“生活层面的东西纳入了政治的视野，并开始获得政治的话语权”[2]。由此，“生活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型政治范式，并对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造成巨大冲击。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满足网络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传播与影响。由于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传播主要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基本平台，形成了党和政府集中统一的信息传播及管制模式，因而在传播效果上极其直接高效。而且这一传播过程与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和运行体系高度契合，“即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干部群众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更好地改造他们的主观世界。具体做法包括学校的政治理论教育，广播电视报刊的理论宣传、作报告、开大会等”[3]。简而言之，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以灌输为主要形式，传播主体呈现单一化、政治化的特点，传播载体具有单向化、迟滞化的特征，传播内容表现出规整化、政治化的特色，传播场域则呈现出实体化、客观化的特性[4]。
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建立及其不断发展，更使得这个挑战变得难以应对。众所周知，网络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具有虚拟性、结构扁平性、互为主体性、管理自治性等诸多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从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得知，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建构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络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隐患。在互联网时代及网络社会的新背景下，意识形态传播较之传统社会而言具有传播内容更为丰富、传播方式更加立体、传播形式更为多样以及传播主体多元化等诸多鲜明特征。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以积极审慎的态度应对新形势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审时度势地改进传播机制，确保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力有效，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二、互联网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一）传播主体多元化
傳播主体通常是指拥有一定的大众传播媒介，定期向广大受众发送各种信息内容的各类专业化传播机构，通常是一些内部结构有序、分工协作明确的专业信息传播机构[5]。在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传播中，传播主体主要是党政机关指导管理的专业传播机构及其团队，他们普遍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善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他们普遍政治立场坚定，目标方向明确，以他们为基础构成的传播主体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和权威特性。但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传播主体一元化的基本格局被彻底打破，各种新媒体、自媒体以及微媒体不断发展壮大，传播主体逐渐社会化、个人化，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身意愿随时随地发布相关信息。但是由于每个人在理想信仰、政治倾向、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乃至知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传播主体的基本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从而造成带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思想、观点在网络上、社会上大肆流传泛滥。特别是考虑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的意识形态围攻态势至今未变，其必然会通过互联网这个最佳渠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进行或明或暗的持续攻击，以便达到其弱化我国人民既有的政治信念，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最终分化、西化我国的目的。对于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明确指出： “如果我们在思想战争中输掉，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对外援助以及文化纽带都将无济于事。”[6]而互联网时代传播主体的社会化、个人化的多元发展趋势，正好给西方国家和某些敌对势力提供了发动思想战争的新契机。
（二）传播载体多样化
在传播学视域中，载体主要是指能够有效进行信息传递的形式或物质，通常包括符号和媒介两种形式。载体是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也是整个传播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在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主要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它们的传播速度相对较慢且呈现为单向的灌输过程。由于传统传播媒介形式单一，因此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带有明显的政治性、权威性和阶级性；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而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传播载体日益多样化，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虽然依旧存在并继续发挥其影响，但是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已经不能与之前同日而语。由于網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载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前的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具有实体性、有限性和有形性的物质或符号，微信、微博、论坛、贴吧等新兴传播载体广泛涌现，给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提供了全新渠道与平台。但值得注意的是，传播载体的多样化在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主流意识形态的长期主导地位带来了挑战。在新的网络社会背景下，新型传播载体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网络的烙印，具有了虚拟性及不可视性的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妄图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此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网络社会的逐渐形成恰好使得各种新型传播载体成为西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绝佳选择。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西方社会某些敌对势力要么趁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意图“捧杀”，要么大唱“中国崩溃论”，意图“棒杀”，其目的无外乎就是为了扰乱中国正常发展，阻碍中国发展势头。他们广泛利用新兴传播载体，以更加隐蔽高效的方式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思想分化。由此可见，传播载体的多元化给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监管增加了难度，同时为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传播与渗透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从而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三）传播内容复杂化
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的核心，传播内容的质量是传播活动持续有效进行的根本保证[5]266。既然传播内容是整个传播过程的核心所在，那么传播内容的质量就必然决定着传播效果。意识形态的传播、建构更是如此。如果传播内容正向积极、符合人民群众的价值导向，则必然会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反之，如果传播内容消极负面，则会滞缓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甚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既有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传播内容的选择和监管牢牢掌握在党政机关及相关部门的手中，由此被打上了坚定的社会主义烙印，极具方向性、政治性、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总体上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其核心，提倡平等、法治，主张公益优先、集体优先；在表现方式上，以严肃、正规为主，较少使用西方社会传媒常用的煽情手法，涉及色情暴力的内容比较少，而且渲染的程度也比较低，常常有意识地通过对典型事例的集中报道来传播服务于政治的价值取向[7]。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媒体的大量涌现，使得传播内容处于几乎不可控的境地，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肆意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混淆视听、扰乱思想的恶劣影响，对于人民群众正常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取向造成较大干扰，进而严重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建构的价值规范。
（四）传播过程互动化
传播过程是由一系列的传播行为所构成的一个系统的整体，它具有动态性、序列性和结构性等特征。传播的过程性是理解人类传播活动的运动性质、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核心所在。在传统社会里，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理论与信仰的灌输过程。这个过程按照既定的方案实行，是一个单维度的纵向的理论灌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占据主导地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广大受众由于受制于经济基础、社会地位、综合素质等多方面条件而居于被动的接受地位，其对意识形态的选择与接受事实上并不具有自主性。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缺乏与传播受众的互动交流，从而导致传播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意识形态的导向。但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微信、微博、贴吧等新兴媒体的不断发展壮大，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了信息源，他们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过程不再是一个由上而下单向的、具有强制性的灌输过程，而是一个环形发散的传播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呈现出同一化趋势，传播主体客体化，传播客体主体化，主体与客体交织交融常态化；这一崭新趋势使得对传播过程的有效管制难以实现。比如：近些年各种仇视社会主义、诋毁改革开放、丑化革命英雄的错误论调在互联网上屡屡掀起波浪，无不是由于对传播过程的监管缺位所致。三、互联网时代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对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8]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更新思想，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推进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一）加强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努力提高其认识水平
互联网时代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使得传统社会的传播主体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需要。在这个几乎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主体的时代，首先必须通过加强对传播主体的教育来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首先，要切实加强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提高其政治素养。传播主体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责任承担者，其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着传播内容的质量及效果。因此，面对互联网时代传播主体政治素养参差不齐的态势，必须加大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努力提高其政治素养水平，确保其在意识形态传播中不失位、不变质。其次，要努力提高传播主体的认识水平，提高其信息辨别能力。在传统社会，对传播主体的认识水平、信息甄别能力、政治素质、理论修养等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从而能够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及时正向传播。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在网络空间成为一个传播主体，就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发布消息。如果传播主体认识水平不高、理想信念不坚定，极易造成错误思想言论的公开传播，从而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甚至消解其已有影响。为此，通过相关技能培训，提高传播主体的认识水平、信息甄别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构建和完善传播主体系统。不管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网络社会中，传播主体都不仅仅是指某个单个的社会人，而是包括所有发布消息的组织和个人。美国学者莫里森指出：未来社会将“没有一个机构或部门能够支配或控制信息流向”[9]。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信息传播的流向更加多元且不受控制，为此必须构建和完善以中央重点新闻媒体为主导，以地方重点新闻媒体为骨干，以政府网站、门户网站、知名商业网站为依托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从而助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建构与发展。
（二）加强传播载体规范建设，严格监管制度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播载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微信、微博、论坛等新载体层出不穷，给意识形态的全方位监管带来了困难与挑战，因此必须加强规范建设。首先，要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诚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0]同理，在互联网时代，针对传播载体多元化，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其发展，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大有裨益。党和政府要掌握传播载体管理的主导权，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传播载体的监管，特别是要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对网站、微信、微博等载體的监管。其次，要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在互联网时代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我们要坚持制度保障是基础、法律法规是补充这一根本原则。法律法规是每个国家重要的、强制性的约束屏障，对各类传播载体的行为规范会形成巨大的引导力与威慑力。网络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各类传播载体也不断面临新问题和新矛盾，因此，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必须根据传播载体的新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更新和完善。只有构建一整套健全周密的传播载体监管法规体系，管理部门才能对传播载体做到有效管理、依法管理。因此，立法部门要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的法规体系，用法律规范来明确互联网时代传播载体的行为边际，确保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最后，加强技术建设，维护传播载体安全。随着互联网时代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微信、微博及论坛、贴吧等新型传播载体逐渐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这在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重要机遇的同时，也为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便利。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控制着国际舆论，占据网络话语权的制高点，关键在于其掌控着先进的网络软硬件技术。鉴于“信息技术和网络优势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物质基础，也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物质基础”[11]，因此要减少新型传播载体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冲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需加大科技投入。要推动网络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主动研发传播载体预警技术、身份认证技术、防火墙技术等管理技术，从而在维护新型传播载体安全的基础上，将其打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管理新平台。
（三）加强传播内容审查，建立多元立体的内容审查机制
传播内容是整个传播过程的核心要件。由于传播的根本目的就是宣扬某种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因此传播内容的质量决定了传播是否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在传统社会中，传播内容往往经过层层筛选，并在通过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后才可以向公众发布，从而确保了传播内容的严谨性、真实性、有效性以及意识形态导向性。互联网时代，随着传播主体多元化和传播载体多样化，传播内容不可避免地出现质量参差不齐、意识形态属性不明的现象，负面消息、错误言论、虚假内容等层出不穷。为此，必须采取措施对传播内容进行相应审查。首先，要加大对传播内容审查者的培训力度，提升其对不良内容的鉴别处理能力。一般而言，传播内容由传播者的个人意图、主观喜好所决定，这就决定了其必然具有海量庞杂且不可控的特点。为此，必须加强内容审查者的培训力度，增强其专业技能，提高其辨别各种表面信息之下潜在意识形态取向的能力，履行好职业“把关人”的职责。其次，要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自治、网民监督的内容审查体系。互联网时代，传播方式更加方便快捷，信息真伪难以辨别。为此，必须坚持政府在内容审查中的主导地位，根据国际背景、国家实情、社会现状，掌控传播内容的大气候、大方向，使传播内容不变质、不变味。此外，提供传播载体平台的相关企业要设置专门的内容审查部门，保证其所传播内容的方向正确、真实有效。同时，网民群体要主动树立监督意识，发现不适宜的传播内容时要及时举报。最后，开发关键字词自动筛选过滤系统，对传播内容实行技术干预。在传统社会，信息的发布都是经过若干个部门、程序的人工仔细审查斟酌，较少发生传播内容失准失范等情况；但在互联网时代，海量传播内容已使人工审查难以满足现实需要，为此必须开发关键字词自动筛选过滤系统并根据情况及时更新完善，以便大幅提高审查效率与审查质量。
（四）增强全体网民的媒介素养，净化网络空间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12]，居世界第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拥有巨大的网民群体，但一些网民的媒介素养却不容乐观。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3]。鉴于媒介素养直接决定着网民的行为水平，提升全体网民的媒介素养就成为净化网络空间的重要手段。首先，广大网民要有针对性地阅读网络信息，提高信息筛选、过滤和追寻有用信息的能力。要带着目的性去阅读相关网络信息，采取精读与泛读互为补充的信息阅读方式，善于从纷繁庞杂的海量信息中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从而保证在网络信息海洋中不迷失方向。其次，要敢于对网络信息进行分析和质疑，提高理性分析和合理批判的能力。网民要完成从“靶子”到“靶手”的角色转变，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而要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充当主体角色。一方面，以全面系统的眼光看待网络信息，不盲信、不轻信，永远保持批判与质疑精神，提高对“标题党”等虚假信息的甄别能力；另一方面，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的面前，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防止去个性化现象的发生。最后，广大网民要自觉接受媒介素养教育，提高网络空间行为修养水平。随着网络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广大网民应该积极寻求和主动接受媒介素养教育，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在进行网络交往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自身与他人的隐私和合法权益，避免出现“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等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从而净化网络空间，保证网络空间的和谐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任何政党要夺取和掌握政权，任何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都必须抓好舆论工作。”[14]而抓好舆论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抓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构建，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特点和优势，创新改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理念、内容、手段及体制机制，就一定能够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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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朝文，任思奇.新媒体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79.
[5]苏伟.大众传播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242.
[6]理查德·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M].王欢声，郭健哉，李建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126.
[7]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01.
[8]习近平.把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EB/OL].（2014-02-27）[2017-01-1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7/c_119538788.htm.
[9]莫里森T R.远距离教育的未来[J].海燕，译.国外社会科学，1989（11）：62.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3.
[11]袁其波.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社会科学论坛，2008（10）：61.
[1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18-01-31）[2018-02-10]. 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801/t20180131_70188.htm.
[13]邱沛篁，蒋晓丽，吴建.媒介素质教育论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69.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17.
Abstract：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ask of the Party， especially in the Internet age.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ideology dissemination loses efficiency due to the hug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failure to take fully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y of transmission subject and media， complexity of content and interactivity of transmission process and also due to the unprecedented increasing role of the audience， thus impairing the dominant rol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face of unprecedented change， the spread of mainstream ideology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to enhance thei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to strict supervision to regulate the spread of media construction， to establish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mechanism to strictly screen the dissemination contents and to enhance media literacy of all users and purify the Internet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thus improv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ainstream ideology communication， maintain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China fundamentally.
Keywords：Internet age； mainstream ideology； diffusion； challenges； countermeasures
（編辑：蔡秀娟）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面对网络社会发展新态势，由于未能充分顾及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载体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复杂化、传播过程互动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以及传播受众在信息传导中地位的空前提升，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却效力，进而严重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面对空前变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亟需通过加强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提升其认识水平、以严格监管来规范传播载体建设、建立多元立体审查机制对传播内容严加甄别以及增强全体网民的媒介素养与净化网络空间等手段，切实提升传播实效，进而完善互联网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体系、增强传播效力，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3-0014-06
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着一个国家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统治阶级维护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同时又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我国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面临着从传播方式到传播环境剧烈变化的空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1]在当前互联网环境下，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这场硬仗，首先就要顺应时代变化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工作。这既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实践使然，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要求。然而，正如人们对于互联网未知远远大于已知一样，在互联网时代到来迄今已有二十余年的情况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依然存在种种不适应时势变化的表现，对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因此，积极应对挑战，做好互联网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内紧迫而现实的任务。一、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发展趋势传统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专业化的媒体机构进行，且呈现为对普通民众的单向灌输。在这个过程中，普通民众没有也不可能掌握传播渠道与权力，因此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思想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并由此产生的强大链接功能，“生活层面的东西纳入了政治的视野，并开始获得政治的话语权”[2]。由此，“生活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型政治范式，并对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造成巨大冲击。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满足网络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传播与影响。由于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传播主要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基本平台，形成了党和政府集中统一的信息传播及管制模式，因而在传播效果上极其直接高效。而且这一传播过程与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和运行体系高度契合，“即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干部群众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更好地改造他们的主观世界。具体做法包括学校的政治理论教育，广播电视报刊的理论宣传、作报告、开大会等”[3]。简而言之，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以灌输为主要形式，传播主体呈现单一化、政治化的特点，传播载体具有单向化、迟滞化的特征，传播内容表现出规整化、政治化的特色，传播场域则呈现出实体化、客观化的特性[4]。
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建立及其不断发展，更使得这个挑战变得难以应对。众所周知，网络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具有虚拟性、结构扁平性、互为主体性、管理自治性等诸多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从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得知，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建构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络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隐患。在互联网时代及网络社会的新背景下，意识形态传播较之传统社会而言具有传播内容更为丰富、传播方式更加立体、传播形式更为多样以及传播主体多元化等诸多鲜明特征。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以积极审慎的态度应对新形势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审时度势地改进传播机制，确保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力有效，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二、互联网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一）传播主体多元化
傳播主体通常是指拥有一定的大众传播媒介，定期向广大受众发送各种信息内容的各类专业化传播机构，通常是一些内部结构有序、分工协作明确的专业信息传播机构[5]。在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传播中，传播主体主要是党政机关指导管理的专业传播机构及其团队，他们普遍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善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他们普遍政治立场坚定，目标方向明确，以他们为基础构成的传播主体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和权威特性。但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传播主体一元化的基本格局被彻底打破，各种新媒体、自媒体以及微媒体不断发展壮大，传播主体逐渐社会化、个人化，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身意愿随时随地发布相关信息。但是由于每个人在理想信仰、政治倾向、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乃至知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传播主体的基本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从而造成带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思想、观点在网络上、社会上大肆流传泛滥。特别是考虑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的意识形态围攻态势至今未变，其必然会通过互联网这个最佳渠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进行或明或暗的持续攻击，以便达到其弱化我国人民既有的政治信念，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最终分化、西化我国的目的。对于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明确指出： “如果我们在思想战争中输掉，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对外援助以及文化纽带都将无济于事。”[6]而互联网时代传播主体的社会化、个人化的多元发展趋势，正好给西方国家和某些敌对势力提供了发动思想战争的新契机。
（二）传播载体多样化
在传播学视域中，载体主要是指能够有效进行信息传递的形式或物质，通常包括符号和媒介两种形式。载体是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也是整个传播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在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主要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它们的传播速度相对较慢且呈现为单向的灌输过程。由于传统传播媒介形式单一，因此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带有明显的政治性、权威性和阶级性；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而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传播载体日益多样化，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虽然依旧存在并继续发挥其影响，但是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已经不能与之前同日而语。由于網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载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前的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具有实体性、有限性和有形性的物质或符号，微信、微博、论坛、贴吧等新兴传播载体广泛涌现，给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提供了全新渠道与平台。但值得注意的是，传播载体的多样化在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主流意识形态的长期主导地位带来了挑战。在新的网络社会背景下，新型传播载体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网络的烙印，具有了虚拟性及不可视性的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妄图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此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网络社会的逐渐形成恰好使得各种新型传播载体成为西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绝佳选择。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西方社会某些敌对势力要么趁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意图“捧杀”，要么大唱“中国崩溃论”，意图“棒杀”，其目的无外乎就是为了扰乱中国正常发展，阻碍中国发展势头。他们广泛利用新兴传播载体，以更加隐蔽高效的方式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思想分化。由此可见，传播载体的多元化给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监管增加了难度，同时为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传播与渗透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从而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三）传播内容复杂化
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的核心，传播内容的质量是传播活动持续有效进行的根本保证[5]266。既然传播内容是整个传播过程的核心所在，那么传播内容的质量就必然决定着传播效果。意识形态的传播、建构更是如此。如果传播内容正向积极、符合人民群众的价值导向，则必然会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反之，如果传播内容消极负面，则会滞缓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甚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既有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传播内容的选择和监管牢牢掌握在党政机关及相关部门的手中，由此被打上了坚定的社会主义烙印，极具方向性、政治性、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总体上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其核心，提倡平等、法治，主张公益优先、集体优先；在表现方式上，以严肃、正规为主，较少使用西方社会传媒常用的煽情手法，涉及色情暴力的内容比较少，而且渲染的程度也比较低，常常有意识地通过对典型事例的集中报道来传播服务于政治的价值取向[7]。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媒体的大量涌现，使得传播内容处于几乎不可控的境地，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肆意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混淆视听、扰乱思想的恶劣影响，对于人民群众正常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取向造成较大干扰，进而严重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建构的价值规范。
（四）传播过程互动化
传播过程是由一系列的传播行为所构成的一个系统的整体，它具有动态性、序列性和结构性等特征。传播的过程性是理解人类传播活动的运动性质、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核心所在。在传统社会里，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理论与信仰的灌输过程。这个过程按照既定的方案实行，是一个单维度的纵向的理论灌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占据主导地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广大受众由于受制于经济基础、社会地位、综合素质等多方面条件而居于被动的接受地位，其对意识形态的选择与接受事实上并不具有自主性。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缺乏与传播受众的互动交流，从而导致传播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意识形态的导向。但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微信、微博、贴吧等新兴媒体的不断发展壮大，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了信息源，他们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过程不再是一个由上而下单向的、具有强制性的灌输过程，而是一个环形发散的传播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呈现出同一化趋势，传播主体客体化，传播客体主体化，主体与客体交织交融常态化；这一崭新趋势使得对传播过程的有效管制难以实现。比如：近些年各种仇视社会主义、诋毁改革开放、丑化革命英雄的错误论调在互联网上屡屡掀起波浪，无不是由于对传播过程的监管缺位所致。三、互联网时代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对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8]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更新思想，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推进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一）加强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努力提高其认识水平
互联网时代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使得传统社会的传播主体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需要。在这个几乎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主体的时代，首先必须通过加强对传播主体的教育来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首先，要切实加强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提高其政治素养。传播主体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责任承担者，其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着传播内容的质量及效果。因此，面对互联网时代传播主体政治素养参差不齐的态势，必须加大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努力提高其政治素养水平，确保其在意识形态传播中不失位、不变质。其次，要努力提高传播主体的认识水平，提高其信息辨别能力。在传统社会，对传播主体的认识水平、信息甄别能力、政治素质、理论修养等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从而能够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及时正向传播。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在网络空间成为一个传播主体，就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发布消息。如果传播主体认识水平不高、理想信念不坚定，极易造成错误思想言论的公开传播，从而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甚至消解其已有影响。为此，通过相关技能培训，提高传播主体的认识水平、信息甄别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构建和完善传播主体系统。不管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网络社会中，传播主体都不仅仅是指某个单个的社会人，而是包括所有发布消息的组织和个人。美国学者莫里森指出：未来社会将“没有一个机构或部门能够支配或控制信息流向”[9]。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信息传播的流向更加多元且不受控制，为此必须构建和完善以中央重点新闻媒体为主导，以地方重点新闻媒体为骨干，以政府网站、门户网站、知名商业网站为依托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从而助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建构与发展。
（二）加强传播载体规范建设，严格监管制度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播载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微信、微博、论坛等新载体层出不穷，给意识形态的全方位监管带来了困难与挑战，因此必须加强规范建设。首先，要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诚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0]同理，在互联网时代，针对传播载体多元化，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其发展，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大有裨益。党和政府要掌握传播载体管理的主导权，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传播载体的监管，特别是要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对网站、微信、微博等载體的监管。其次，要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在互联网时代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我们要坚持制度保障是基础、法律法规是补充这一根本原则。法律法规是每个国家重要的、强制性的约束屏障，对各类传播载体的行为规范会形成巨大的引导力与威慑力。网络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各类传播载体也不断面临新问题和新矛盾，因此，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必须根据传播载体的新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更新和完善。只有构建一整套健全周密的传播载体监管法规体系，管理部门才能对传播载体做到有效管理、依法管理。因此，立法部门要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的法规体系，用法律规范来明确互联网时代传播载体的行为边际，确保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最后，加强技术建设，维护传播载体安全。随着互联网时代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微信、微博及论坛、贴吧等新型传播载体逐渐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这在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重要机遇的同时，也为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便利。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控制着国际舆论，占据网络话语权的制高点，关键在于其掌控着先进的网络软硬件技术。鉴于“信息技术和网络优势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物质基础，也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物质基础”[11]，因此要减少新型传播载体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冲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需加大科技投入。要推动网络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主动研发传播载体预警技术、身份认证技术、防火墙技术等管理技术，从而在维护新型传播载体安全的基础上，将其打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管理新平台。
（三）加强传播内容审查，建立多元立体的内容审查机制
传播内容是整个传播过程的核心要件。由于传播的根本目的就是宣扬某种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因此传播内容的质量决定了传播是否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在传统社会中，传播内容往往经过层层筛选，并在通过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后才可以向公众发布，从而确保了传播内容的严谨性、真实性、有效性以及意识形态导向性。互联网时代，随着传播主体多元化和传播载体多样化，传播内容不可避免地出现质量参差不齐、意识形态属性不明的现象，负面消息、错误言论、虚假内容等层出不穷。为此，必须采取措施对传播内容进行相应审查。首先，要加大对传播内容审查者的培训力度，提升其对不良内容的鉴别处理能力。一般而言，传播内容由传播者的个人意图、主观喜好所决定，这就决定了其必然具有海量庞杂且不可控的特点。为此，必须加强内容审查者的培训力度，增强其专业技能，提高其辨别各种表面信息之下潜在意识形态取向的能力，履行好职业“把关人”的职责。其次，要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自治、网民监督的内容审查体系。互联网时代，传播方式更加方便快捷，信息真伪难以辨别。为此，必须坚持政府在内容审查中的主导地位，根据国际背景、国家实情、社会现状，掌控传播内容的大气候、大方向，使传播内容不变质、不变味。此外，提供传播载体平台的相关企业要设置专门的内容审查部门，保证其所传播内容的方向正确、真实有效。同时，网民群体要主动树立监督意识，发现不适宜的传播内容时要及时举报。最后，开发关键字词自动筛选过滤系统，对传播内容实行技术干预。在传统社会，信息的发布都是经过若干个部门、程序的人工仔细审查斟酌，较少发生传播内容失准失范等情况；但在互联网时代，海量传播内容已使人工审查难以满足现实需要，为此必须开发关键字词自动筛选过滤系统并根据情况及时更新完善，以便大幅提高审查效率与审查质量。
（四）增强全体网民的媒介素养，净化网络空间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12]，居世界第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拥有巨大的网民群体，但一些网民的媒介素养却不容乐观。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3]。鉴于媒介素养直接决定着网民的行为水平，提升全体网民的媒介素养就成为净化网络空间的重要手段。首先，广大网民要有针对性地阅读网络信息，提高信息筛选、过滤和追寻有用信息的能力。要带着目的性去阅读相关网络信息，采取精读与泛读互为补充的信息阅读方式，善于从纷繁庞杂的海量信息中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从而保证在网络信息海洋中不迷失方向。其次，要敢于对网络信息进行分析和质疑，提高理性分析和合理批判的能力。网民要完成从“靶子”到“靶手”的角色转变，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而要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充当主体角色。一方面，以全面系统的眼光看待网络信息，不盲信、不轻信，永远保持批判与质疑精神，提高对“标题党”等虚假信息的甄别能力；另一方面，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的面前，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防止去个性化现象的发生。最后，广大网民要自觉接受媒介素养教育，提高网络空间行为修养水平。随着网络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广大网民应该积极寻求和主动接受媒介素养教育，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在进行网络交往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自身与他人的隐私和合法权益，避免出现“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等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从而净化网络空间，保证网络空间的和谐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任何政党要夺取和掌握政权，任何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都必须抓好舆论工作。”[14]而抓好舆论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抓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构建，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特点和优势，创新改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理念、内容、手段及体制机制，就一定能够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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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17.
Abstract：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ask of the Party， especially in the Internet age.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ideology dissemination loses efficiency due to the hug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failure to take fully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y of transmission subject and media， complexity of content and interactivity of transmission process and also due to the unprecedented increasing role of the audience， thus impairing the dominant rol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face of unprecedented change， the spread of mainstream ideology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to enhance thei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to strict supervision to regulate the spread of media construction， to establish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mechanism to strictly screen the dissemination contents and to enhance media literacy of all users and purify the Internet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thus improv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ainstream ideology communication， maintain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China fundamentally.
Keywords：Internet age； mainstream ideology； diffusion； challenges； countermeasures
（編辑：蔡秀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