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讲坛进行的革命传播研究
李雪梅
摘 要：中共成立前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部分知识分子，借助教职便利，利用学校讲坛具有隐蔽、安全的天然条件和优势，通过课堂讲授、讲座和演讲的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等。虽然利用讲坛进行革命传播主要是在校内进行，但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系统的课堂讲授与不定期的讲座、演讲相结合，把讲义和讲稿出版或刊发，再加上任课教师在不同学校和地区的流动等因素，其实际影响不仅局限于中、高等学校之内和学校之间，还“辐射”和“扩散”到学校之外的社会大众，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普通民众中的宣传和普及。
关键词：建党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课堂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1.010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50-05
学校，特别是高校，“一直以来都是意识形态斗争和争夺的主要战场。”[1]中共成立前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部分知识分子，以教师为职业、以讲坛为阵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对培育革命力量起到了独特作用。“正是他们这个群体所起的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才使他们的学生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思想为指导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做出贡献。”[2]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学校讲坛进行革命传播的独特优势与生动实践
从客观因素来看，利用学校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最为隐蔽和安全的途径和方式。一方面传播者可以借助教师的身份作掩护。曾参与中共创建的杨明斋和俄国人柏烈伟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就是以在学校教俄文作掩护。[3]另一方面传播者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渗入一般性教学活动中，使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知识理论有机结合起来。陈潭秋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时就利用英语的特殊性，经常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4]贵州宣讲马克思主义第一人邱醒群在贵阳法政学堂讲授西洋政治课程期间，在介绍西欧、美国各政治经济流派时串插介绍了马克思主义。[5]从主观因素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愿和能力。一方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接受过现代教育，相比较于其他阶层，他们具有较强的变革意识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套舶来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即便对于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说都是艰涩难懂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在国外留学期间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人，有能力理解并且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学生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常常通过课堂向学生传播改良和激进、甚至革命的思想观念和理论。
早在民国初年就曾出现过马克思主义进入学校课堂的情况。甘肃法政学校校长蔡大愚“日以社会主义灌入学生之脑经（筋），于是省城各校醉心马克斯学说。”但是宣传活动被“省政府闻之，出示严禁”[6]。最早把马克思主义搬上讲坛并初现成效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系等的课堂开出了多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现实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课程，包括“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任课教师，除李大钊外，还有陈启修、高一涵、张蔚慈等。[7]在北京大学，还有陈启修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青年教师张祖训在政治学系开设了《社会主义研究》课程。[8]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公开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3年，中共在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成立社会学系，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李汉俊、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蔡和森、李汉俊、张太雷、萧楚女、施存统等先后在此任教。瞿秋白开设“社会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蔡和森开设“社会进化史”课程，张太雷开设“政治学”、“政治学史”课程，恽代英讲授“现代政治”课程，施存统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史”课程，萧朴生讲授“辩证法”和“唯物论”。[9]
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革命理论比较集中的高等学校。当时，在其他省区的中、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课堂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生动案例还有许多。笔者把收集到的不同地区代表性事例汇总如表1所示（前文已述案例表中不再重复）：
二、从零散到系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讲坛传播的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
讲坛传播相较于报刊上发表文章等传播途径的一个缺点是讲稿等可以反映讲授内容的史料很少能够留存下来。在极少的此类史料中，有两份弥足珍贵。一份是上海图书馆1962年影印的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其中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篇目。一份是北京大学留存的1923年北大政治系贺廷珊的“唯物史观”课程考试试卷。这从一个侧面佐证和反映了李大钊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实。[10]
所幸的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授课的同时，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还将课程讲义修改完善后出版发行。最为集中的是1924年上海书店出版的《社会科学讲义》，包括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等。[11]另有一些讲演的内容，或专门出版，如1921年1月，高宇罕將在安徽省立五中任教期间的讲义汇编成册，命名为《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12]1926年6月，李达将在湖南法政专科学校任教时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经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了《现代社会学》。[13]或发表于报刊，如1923年11月7日，李大钊在上海大学作的《社会主义释疑》讲演内容刊载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14]留存下来的这些论著，为我们梳理和总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讲坛传播的主要内容提供了可能。
1.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社会进化史》中，蔡和森吸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拉法格的《财产及其起源》两书的基本思想，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通过考察家庭、财产、国家的起源与进化，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发。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论述了人类社会的起源、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及个人特别是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介绍了哲学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自由与必然、互变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用辩证唯物论研究社会问题。
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
1921年1月16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他认为，在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五派“社会主义”中，“只有俄国底共产主义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 [15]。1922 年 4 月，陈独秀在吴淞中国公学作的“马克思学说”演说时认为，“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16]1923年11月7日，李大钊在上海大学作了《社会主义释疑》的讲演。李大钊指出，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喜悦，也多从工作中来”。工作就是为了“免除苦痛”，“发扬喜悦”，因而不会发生怠工的现象。[17]高宇罕的《白话书信》采用书信体例，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主张等观点以通俗的语言融入其中。在《廖天一给贺独鹤的信》一文中，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定义和派别，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到德国学者马克思才发明，他主张：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類历史的变动，思想的变迁，都是受到经济的变动、物质的变动的影响的”。[18]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安体诚《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着重阐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此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利用讲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李大钊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授了《女权运动史》课程。当时学生回忆道，李大钊老师使我们了解到世界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动态。李老师在一次上课时大声疾呼“马克主义给妇女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社会性质改变，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19]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时鼓励女性要从重重压迫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既关心自我又关心家国的“社会人”、一个拥有“正当的人生”的新女性。[20]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助学校讲坛传播革命的内容，随着革命的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加深进一步全面和深入。第一，传播的内容更系统。一方面是讲授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形成了体系。前文所列上海大学开设的课程就是例证。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更趋系统。起初对唯物史观的介绍侧重于历史唯物主义。后来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开始偏重辩证唯物主义。瞿秋白首次在中国较为系统介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传播的内容更深入。例如，较早的传播者只是从历史观的角度强调唯物史观对分析历史变迁的意义，更多的是把唯物史观作为抽象的历史哲学，尚不能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蔡和森较好地克服了这一局限，他在《社会进化史》中以唯物史观来阐释中国古代历史，证明了唯物史观的普遍性，进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探寻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
三、辐射与扩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讲坛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许多理论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学生和大学生来说都是陌生且难懂。瞿秋白讲的社会学里涉及“唯心论、唯物论，唯物史观、唯心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量变质变、对立统一等等，搞得一脑袋的名词……用了许多功，看了许多书，才算初步懂了一点。”[21]所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讲授过程中都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现实实际相结合，把抽象理论通俗化、浅显化，使课堂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李子洲在榆林中学讲授的历史课从社会进化史角度，选择若干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剖析，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同学们都听得入了神，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和熏陶。”[22]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讲坛进行革命传播，虽然从形式上看，主要是在学校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讲坛传播的若干特点，使得其实际影响不仅局限于中、高等学校之内和学校之间，还“辐射”和“扩散”到学校之外的社会大众，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普通民众中的宣传和普及。
1.系统的课堂讲授与不定期的讲座、演讲相互补充
除了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或者利用课程讲授马克思主义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定期举行讲座或讲演。1920年9月，陈启修与陶孟和、李大钊、张慰慈合作，在政治系设立现代政治讲座。讲座讲述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运动的状况、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等课题。[23]上海大学从 1923年4月起，每周举办一次特别讲座（星期演讲会），李大钊、吴玉章、恽代英、刘仁静等曾多次受邀为师生讲座。上海大学还于1924年发起过一次全市性的讲学活动——夏令讲学会[24]。陕西赤水职业学校于1925年夏和1927年初先后在三原、赤水、华县等地举办“夏令讲学会”、“农民运动专题讲学会”。[25]特别是讲座和演讲的开放性，如上海大学开设的讲座，“因学术为公，故校外愿来听讲者，亦一律欢迎，无须入场券”[26]，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发表的《社会主义批评》演讲，据《广东群报》报道，“除该校全体学生听讲外，各界参加者亦甚踊跃。”[27]
2.出版或刊发讲义
前文提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讲坛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了扩大影响，还把讲义、讲稿整理后刊发或出版发行。高宇罕的《白话书信》从1921年1月到1923年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了八次。总数超过10万册。[28]李达1926年6月出版的《现代社会学》，“至1933年重印13次，共14版。”[29]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上海大学学生几乎人手一册。[30]李维汉回忆，1924年他在湖南读到了瞿秋白编的《社会科学讲义》，“正好这时湖南有个专门学校要我教社会学，我就用这份讲义去讲，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学生们受到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我也从中得到不少教益。”[31]
3.任课教师的流动性
一方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到其他学校或兼课或讲演。李大钊不仅先后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的教授，而且还到其他学校做讲演，如到北京孔德学校讲《古与今》，到复旦大学讲《史学与哲学》。[32]1921年1月，陈独秀先后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和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进行了等多场演讲。[33]另一方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在不同地区的学校或者是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担任教职进行革命传播。本文表中可以看出，恽代英先后在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四川泸州川南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学院、上海大学任教。杨匏安先后在时敏中学、南武中学、道根女校、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等等。
总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兼教师和革命者双重使命，身体力行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推进了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得中、高等学校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成为了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重要“摇篮”和“策源地”。
注释
① 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助在国民教育体系的中、高等学校担任教职的便利来进行革命传播活动。而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创办的夜校、工校、农校等平民教育学校进行的革命传播活动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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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达]
摘 要：中共成立前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部分知识分子，借助教职便利，利用学校讲坛具有隐蔽、安全的天然条件和优势，通过课堂讲授、讲座和演讲的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等。虽然利用讲坛进行革命传播主要是在校内进行，但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系统的课堂讲授与不定期的讲座、演讲相结合，把讲义和讲稿出版或刊发，再加上任课教师在不同学校和地区的流动等因素，其实际影响不仅局限于中、高等学校之内和学校之间，还“辐射”和“扩散”到学校之外的社会大众，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普通民众中的宣传和普及。
关键词：建党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课堂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1.010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50-05
学校，特别是高校，“一直以来都是意识形态斗争和争夺的主要战场。”[1]中共成立前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部分知识分子，以教师为职业、以讲坛为阵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对培育革命力量起到了独特作用。“正是他们这个群体所起的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才使他们的学生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思想为指导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做出贡献。”[2]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学校讲坛进行革命传播的独特优势与生动实践
从客观因素来看，利用学校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最为隐蔽和安全的途径和方式。一方面传播者可以借助教师的身份作掩护。曾参与中共创建的杨明斋和俄国人柏烈伟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就是以在学校教俄文作掩护。[3]另一方面传播者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渗入一般性教学活动中，使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知识理论有机结合起来。陈潭秋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时就利用英语的特殊性，经常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4]贵州宣讲马克思主义第一人邱醒群在贵阳法政学堂讲授西洋政治课程期间，在介绍西欧、美国各政治经济流派时串插介绍了马克思主义。[5]从主观因素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愿和能力。一方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接受过现代教育，相比较于其他阶层，他们具有较强的变革意识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套舶来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即便对于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说都是艰涩难懂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在国外留学期间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人，有能力理解并且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学生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常常通过课堂向学生传播改良和激进、甚至革命的思想观念和理论。
早在民国初年就曾出现过马克思主义进入学校课堂的情况。甘肃法政学校校长蔡大愚“日以社会主义灌入学生之脑经（筋），于是省城各校醉心马克斯学说。”但是宣传活动被“省政府闻之，出示严禁”[6]。最早把马克思主义搬上讲坛并初现成效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系等的课堂开出了多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现实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课程，包括“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任课教师，除李大钊外，还有陈启修、高一涵、张蔚慈等。[7]在北京大学，还有陈启修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青年教师张祖训在政治学系开设了《社会主义研究》课程。[8]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公开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3年，中共在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成立社会学系，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李汉俊、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蔡和森、李汉俊、张太雷、萧楚女、施存统等先后在此任教。瞿秋白开设“社会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蔡和森开设“社会进化史”课程，张太雷开设“政治学”、“政治学史”课程，恽代英讲授“现代政治”课程，施存统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史”课程，萧朴生讲授“辩证法”和“唯物论”。[9]
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革命理论比较集中的高等学校。当时，在其他省区的中、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课堂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生动案例还有许多。笔者把收集到的不同地区代表性事例汇总如表1所示（前文已述案例表中不再重复）：
二、从零散到系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讲坛传播的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
讲坛传播相较于报刊上发表文章等传播途径的一个缺点是讲稿等可以反映讲授内容的史料很少能够留存下来。在极少的此类史料中，有两份弥足珍贵。一份是上海图书馆1962年影印的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其中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篇目。一份是北京大学留存的1923年北大政治系贺廷珊的“唯物史观”课程考试试卷。这从一个侧面佐证和反映了李大钊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实。[10]
所幸的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授课的同时，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还将课程讲义修改完善后出版发行。最为集中的是1924年上海书店出版的《社会科学讲义》，包括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等。[11]另有一些讲演的内容，或专门出版，如1921年1月，高宇罕將在安徽省立五中任教期间的讲义汇编成册，命名为《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12]1926年6月，李达将在湖南法政专科学校任教时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经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了《现代社会学》。[13]或发表于报刊，如1923年11月7日，李大钊在上海大学作的《社会主义释疑》讲演内容刊载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14]留存下来的这些论著，为我们梳理和总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讲坛传播的主要内容提供了可能。
1.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社会进化史》中，蔡和森吸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拉法格的《财产及其起源》两书的基本思想，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通过考察家庭、财产、国家的起源与进化，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发。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论述了人类社会的起源、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及个人特别是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介绍了哲学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自由与必然、互变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用辩证唯物论研究社会问题。
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
1921年1月16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他认为，在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五派“社会主义”中，“只有俄国底共产主义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 [15]。1922 年 4 月，陈独秀在吴淞中国公学作的“马克思学说”演说时认为，“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16]1923年11月7日，李大钊在上海大学作了《社会主义释疑》的讲演。李大钊指出，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喜悦，也多从工作中来”。工作就是为了“免除苦痛”，“发扬喜悦”，因而不会发生怠工的现象。[17]高宇罕的《白话书信》采用书信体例，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主张等观点以通俗的语言融入其中。在《廖天一给贺独鹤的信》一文中，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定义和派别，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到德国学者马克思才发明，他主张：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類历史的变动，思想的变迁，都是受到经济的变动、物质的变动的影响的”。[18]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安体诚《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着重阐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此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利用讲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李大钊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授了《女权运动史》课程。当时学生回忆道，李大钊老师使我们了解到世界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动态。李老师在一次上课时大声疾呼“马克主义给妇女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社会性质改变，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19]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时鼓励女性要从重重压迫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既关心自我又关心家国的“社会人”、一个拥有“正当的人生”的新女性。[20]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助学校讲坛传播革命的内容，随着革命的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加深进一步全面和深入。第一，传播的内容更系统。一方面是讲授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形成了体系。前文所列上海大学开设的课程就是例证。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更趋系统。起初对唯物史观的介绍侧重于历史唯物主义。后来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开始偏重辩证唯物主义。瞿秋白首次在中国较为系统介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传播的内容更深入。例如，较早的传播者只是从历史观的角度强调唯物史观对分析历史变迁的意义，更多的是把唯物史观作为抽象的历史哲学，尚不能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蔡和森较好地克服了这一局限，他在《社会进化史》中以唯物史观来阐释中国古代历史，证明了唯物史观的普遍性，进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探寻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
三、辐射与扩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讲坛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许多理论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学生和大学生来说都是陌生且难懂。瞿秋白讲的社会学里涉及“唯心论、唯物论，唯物史观、唯心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量变质变、对立统一等等，搞得一脑袋的名词……用了许多功，看了许多书，才算初步懂了一点。”[21]所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讲授过程中都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现实实际相结合，把抽象理论通俗化、浅显化，使课堂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李子洲在榆林中学讲授的历史课从社会进化史角度，选择若干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剖析，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同学们都听得入了神，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和熏陶。”[22]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讲坛进行革命传播，虽然从形式上看，主要是在学校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讲坛传播的若干特点，使得其实际影响不仅局限于中、高等学校之内和学校之间，还“辐射”和“扩散”到学校之外的社会大众，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普通民众中的宣传和普及。
1.系统的课堂讲授与不定期的讲座、演讲相互补充
除了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或者利用课程讲授马克思主义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定期举行讲座或讲演。1920年9月，陈启修与陶孟和、李大钊、张慰慈合作，在政治系设立现代政治讲座。讲座讲述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运动的状况、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等课题。[23]上海大学从 1923年4月起，每周举办一次特别讲座（星期演讲会），李大钊、吴玉章、恽代英、刘仁静等曾多次受邀为师生讲座。上海大学还于1924年发起过一次全市性的讲学活动——夏令讲学会[24]。陕西赤水职业学校于1925年夏和1927年初先后在三原、赤水、华县等地举办“夏令讲学会”、“农民运动专题讲学会”。[25]特别是讲座和演讲的开放性，如上海大学开设的讲座，“因学术为公，故校外愿来听讲者，亦一律欢迎，无须入场券”[26]，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发表的《社会主义批评》演讲，据《广东群报》报道，“除该校全体学生听讲外，各界参加者亦甚踊跃。”[27]
2.出版或刊发讲义
前文提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讲坛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了扩大影响，还把讲义、讲稿整理后刊发或出版发行。高宇罕的《白话书信》从1921年1月到1923年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了八次。总数超过10万册。[28]李达1926年6月出版的《现代社会学》，“至1933年重印13次，共14版。”[29]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上海大学学生几乎人手一册。[30]李维汉回忆，1924年他在湖南读到了瞿秋白编的《社会科学讲义》，“正好这时湖南有个专门学校要我教社会学，我就用这份讲义去讲，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学生们受到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我也从中得到不少教益。”[31]
3.任课教师的流动性
一方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到其他学校或兼课或讲演。李大钊不仅先后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的教授，而且还到其他学校做讲演，如到北京孔德学校讲《古与今》，到复旦大学讲《史学与哲学》。[32]1921年1月，陈独秀先后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和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进行了等多场演讲。[33]另一方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在不同地区的学校或者是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担任教职进行革命传播。本文表中可以看出，恽代英先后在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四川泸州川南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学院、上海大学任教。杨匏安先后在时敏中学、南武中学、道根女校、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等等。
总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兼教师和革命者双重使命，身体力行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推进了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得中、高等学校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成为了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重要“摇篮”和“策源地”。
注释
① 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助在国民教育体系的中、高等学校担任教职的便利来进行革命传播活动。而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创办的夜校、工校、农校等平民教育学校进行的革命传播活动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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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