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货物运输框架协议的效力认定
王寰瑾
〖提要〗
航运实践中，多有托运人基于与承运人的长期合作关系，与之签订长期的运输代理协议，在协议中对双方的基本权利、义务进行框架约定。界定此类协议的法律性质，应以当事人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为标准。若当事人签订协议时有意向表明将来须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进一步确定的，则该协议为预约。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限于合同文义，应综合考虑双方继续磋商权利义务的必要性、协议签订后的履行行为及涉案纠纷发生前的交易惯例或业务操作惯例等因素。违反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应限于信赖利益损失。
〖案情〗
原告：上海泛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被告：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3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署“出口运输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办理70DZ石油钻机壹套及部分石油井设备配件自中国上海港/天津港运至伊朗阿巴斯港的货运事宜，纠纷解决方式为诉讼。同年4月29日，被告与原告就出运第二套钻机设备签订“租船协议”，纠纷解决方式为仲裁。
双方分别于同年8月9日和年底签订“8.9协议”及“履约协议”，明确约定被告承诺运至伊朗阿巴斯港或霍梅尼港的后续三台钻机设备（每台11 000立方，正负5%）交由原告承运，运费为41.50美元/立方，运输合同其他条款参照原合同不变。
被告于2012年3月20日就出运至伊朗阿巴斯港的MAPNA项目的钻机设备，首次向原告询价，要求分两批出运，原告更改运费为46.50美元/立方，且款项一个月内结清。该钻机因技术原因迟延出运，被告于2012年6月19日对该台钻机再次向原告询价，原告未予以答复，该钻机最终由案外人航通公司承运。
被告于2013年11月21日就出运至伊朗霍梅尼港的NIDC项目的钻机设备向原告询价，原告于同月25日回复，但并未给出具体报价，被告于同月27日电邮邀请原告于28日参加招标就海运协议进行洽谈，原告前往但仍未报价。
原告诉称：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委托原告承运后续钻机导致原告遭受巨大利润损失，为此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利润损失132 000美元。
被告辩称：原告未提供其因运输事宜另行租船等成本支出，无法计算可得利润，且本案“8.9协议”、“履约协议”非完整的合同，仅为预约条款，不存在可得利益损失。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运输的目的港为伊朗阿巴斯港或霍梅尼港，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中国法律，故确定以中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
关于双方签订的协议性质是“预约”还是“本约”。据“8.9协议”及“履约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可知，双方需在钻机实际出运时订立新合同，以最终明确双方间货物运输的具体内容及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从当事人的磋商、履行行为及业务操作惯例等可以看出，双方就特定出运的钻机无论是在已决条款还是未决条款中均有需磋商和调整的意愿。因此无论从合同约定还是从双方行为均可认定，双方签订的“8.9协议”和后续的“履约协议”应为“预约”。
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润损失。本案中双方签订的“8.9协议”为预约，即使被告有缔约过失，也只需向原告承担信赖利益损失，即原告为同被告签约而实际发生的损失。原告诉请的利润损失系以本约的全面履行为基础计算原告可能实现和取得的财产权利得出，不属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范畴。故该诉请不应在预约违约请求赔偿之列。
〖评析〗
本案系因海上货物运输框架协议的效力认定引起的纠纷。实践中，多有托运人基于与承运人的长期合作关系，与之签订长期的运输代理协议。协议中对双方的基本权利、义务进行框架约定，具体航次运费则以实际运输时另行约定为准。本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框架协议中对运费等内容作出了具体的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相对确定。在该类案件中，正确地识别和界定框架协议的性质成为确认其效力的关键。我们认为，该类框架协议系基于双方合意缔结而成的合同，应从合同内容确定性、双方履行行为、当事人交易习惯等方面综合考量，探究合同双方缔结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确定合同的法律性质。
一、海上货物运输中框架协议的法律性质
海上货物运输框架协议的效力不应一概而论，应首先界定框架协议的性质是“预约”还是“本约”，从而确定框架协议合同效力以及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对当事人的约束力。预约是相对于本约而言的，是当事人以订立本约为目的而事先订立的合同。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首次在法律上正式承认预约，确认了预约作为一种合同形式的基本性质。
预约以订立本约为目的，但其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预约有明确的双方或多方订约主体，订约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其成立也具备要约和承诺阶段，故其本质为形式完备的合同。有的预约中条款非常详尽，将未来应由本约规定的内容几乎都在预约中作了明确约定，导致在案件审理中难以对合同进行定性。我们认为，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系预约还是本约的根本标准应当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若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有意向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则该合同为预约。当事人的意向性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解读双方之间已达成框架协议的书面约定，分析双方是否有将来订立新合同的意向。本案中“8.9协议”明确了拟进行运输的货物出运货量、目的港、相应的海运费金额、款项支付条件及逾期付款的相应罚息，具备了正式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但当事人在该“8.9协议”中同时约定，运输合同其他条款参照“原合同”条款不变。在“8.9协议”签订前，原告为被告出运两套钻机至伊朗，双方就第一套钻机签订了“出口运输代理合同”，就第二套钻机签订了“租船协议”，该两份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差异较大，且纠纷解决方式亦有不同。因此，“原合同”指代不明，有待于双方在将来进一步明确，以最终确定具体的运输权利义务和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
2.综合当事人签订框架协议后的履行行为等客观事实，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1）从合同磋商的必要性层面，判断该框架协议是有待于进一步磋商还是可直接履行。本案中，尽管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数额明确的海运费，但并不意味着合同价款内容的完整。即使海运出运总量和目的港相同，因被告钻机设备构造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陆路运输包干费。故陆路运输包干费会根据货物出运时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整，仅凭“原合同”不足以确定具体金额。合同内容需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合意确定。
（2）从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后的行为层面，判断双方是为订立本约而继续磋商还是对合同约定的内容实际履行。该标准的审查不仅有助于判断合同的基本性质，也有助于判断违约的责任主体和对损失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本案中，被告并未直接按照原协议运价交运货物，而是向原告再次询价，原告在回复中以船价和油价上涨为由调高了相应的承运单价，这些行为足以说明双方仍在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积极磋商，并非径行履行原协议。
（3）从双方交易惯例层面，判断签订正式合同是否为双方交易之必要。本案中，从被告通常的钻机出运的业务操作惯例来看，其出运的每套钻机均有相对应的正式合同签订。
二、违反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
损害赔偿系民法之核心。本案中的争议在于违反预约请求损害赔偿的范围，即限于信赖利益损失还是可及于可得利益损失。所谓信赖利益损失，是指意欲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基于对订约对象合理善意的信赖，而自身支付了一定的成本，由于对方当事人没有遵循其信赖关系，信赖一方可以请求对方予以弥补因信赖而遭受的不利益。所谓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下，在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后，债权人可以获得利益，但因债务人的违约行为未获得而遭受的损失。
笔者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约的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应包括可得利益损失，而违反预约的损害赔偿则应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理由如下：①信赖利益损失是明确的已发生的损失，而可得利益损失是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失。在预约阶段，当事人一方为签订本约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并实际花费了一定费用，若当事人拒绝签订本约，则此部分损失可以确定。另一方面，虽则预约已签订，但本约是否成立尚属未知，当然不能据此主张可得利益的损害赔偿。②当事人签订预约的目的在于在将来某一时间与对方签订本约，其所能期待的也应止于与对方在特定日期签订本约；至于将要签订的本约的内容，以及本约签订后是否会得到双方全面履行均不确定。综上，可得利益应系基于本约而言，本约既未签订，自然不存在可得利益损失，更谈不上进一步确定损失金额。本案中被告的赔偿范围应仅限于原告的信赖利益损失。
〖提要〗
航运实践中，多有托运人基于与承运人的长期合作关系，与之签订长期的运输代理协议，在协议中对双方的基本权利、义务进行框架约定。界定此类协议的法律性质，应以当事人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为标准。若当事人签订协议时有意向表明将来须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进一步确定的，则该协议为预约。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限于合同文义，应综合考虑双方继续磋商权利义务的必要性、协议签订后的履行行为及涉案纠纷发生前的交易惯例或业务操作惯例等因素。违反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应限于信赖利益损失。
〖案情〗
原告：上海泛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被告：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3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署“出口运输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办理70DZ石油钻机壹套及部分石油井设备配件自中国上海港/天津港运至伊朗阿巴斯港的货运事宜，纠纷解决方式为诉讼。同年4月29日，被告与原告就出运第二套钻机设备签订“租船协议”，纠纷解决方式为仲裁。
双方分别于同年8月9日和年底签订“8.9协议”及“履约协议”，明确约定被告承诺运至伊朗阿巴斯港或霍梅尼港的后续三台钻机设备（每台11 000立方，正负5%）交由原告承运，运费为41.50美元/立方，运输合同其他条款参照原合同不变。
被告于2012年3月20日就出运至伊朗阿巴斯港的MAPNA项目的钻机设备，首次向原告询价，要求分两批出运，原告更改运费为46.50美元/立方，且款项一个月内结清。该钻机因技术原因迟延出运，被告于2012年6月19日对该台钻机再次向原告询价，原告未予以答复，该钻机最终由案外人航通公司承运。
被告于2013年11月21日就出运至伊朗霍梅尼港的NIDC项目的钻机设备向原告询价，原告于同月25日回复，但并未给出具体报价，被告于同月27日电邮邀请原告于28日参加招标就海运协议进行洽谈，原告前往但仍未报价。
原告诉称：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委托原告承运后续钻机导致原告遭受巨大利润损失，为此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利润损失132 000美元。
被告辩称：原告未提供其因运输事宜另行租船等成本支出，无法计算可得利润，且本案“8.9协议”、“履约协议”非完整的合同，仅为预约条款，不存在可得利益损失。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运输的目的港为伊朗阿巴斯港或霍梅尼港，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中国法律，故确定以中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
关于双方签订的协议性质是“预约”还是“本约”。据“8.9协议”及“履约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可知，双方需在钻机实际出运时订立新合同，以最终明确双方间货物运输的具体内容及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从当事人的磋商、履行行为及业务操作惯例等可以看出，双方就特定出运的钻机无论是在已决条款还是未决条款中均有需磋商和调整的意愿。因此无论从合同约定还是从双方行为均可认定，双方签订的“8.9协议”和后续的“履约协议”应为“预约”。
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润损失。本案中双方签订的“8.9协议”为预约，即使被告有缔约过失，也只需向原告承担信赖利益损失，即原告为同被告签约而实际发生的损失。原告诉请的利润损失系以本约的全面履行为基础计算原告可能实现和取得的财产权利得出，不属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范畴。故该诉请不应在预约违约请求赔偿之列。
〖评析〗
本案系因海上货物运输框架协议的效力认定引起的纠纷。实践中，多有托运人基于与承运人的长期合作关系，与之签订长期的运输代理协议。协议中对双方的基本权利、义务进行框架约定，具体航次运费则以实际运输时另行约定为准。本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框架协议中对运费等内容作出了具体的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相对确定。在该类案件中，正确地识别和界定框架协议的性质成为确认其效力的关键。我们认为，该类框架协议系基于双方合意缔结而成的合同，应从合同内容确定性、双方履行行为、当事人交易习惯等方面综合考量，探究合同双方缔结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确定合同的法律性质。
一、海上货物运输中框架协议的法律性质
海上货物运输框架协议的效力不应一概而论，应首先界定框架协议的性质是“预约”还是“本约”，从而确定框架协议合同效力以及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对当事人的约束力。预约是相对于本约而言的，是当事人以订立本约为目的而事先订立的合同。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首次在法律上正式承认预约，确认了预约作为一种合同形式的基本性质。
预约以订立本约为目的，但其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预约有明确的双方或多方订约主体，订约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其成立也具备要约和承诺阶段，故其本质为形式完备的合同。有的预约中条款非常详尽，将未来应由本约规定的内容几乎都在预约中作了明确约定，导致在案件审理中难以对合同进行定性。我们认为，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系预约还是本约的根本标准应当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若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有意向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则该合同为预约。当事人的意向性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解读双方之间已达成框架协议的书面约定，分析双方是否有将来订立新合同的意向。本案中“8.9协议”明确了拟进行运输的货物出运货量、目的港、相应的海运费金额、款项支付条件及逾期付款的相应罚息，具备了正式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但当事人在该“8.9协议”中同时约定，运输合同其他条款参照“原合同”条款不变。在“8.9协议”签订前，原告为被告出运两套钻机至伊朗，双方就第一套钻机签订了“出口运输代理合同”，就第二套钻机签订了“租船协议”，该两份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差异较大，且纠纷解决方式亦有不同。因此，“原合同”指代不明，有待于双方在将来进一步明确，以最终确定具体的运输权利义务和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
2.综合当事人签订框架协议后的履行行为等客观事实，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1）从合同磋商的必要性层面，判断该框架协议是有待于进一步磋商还是可直接履行。本案中，尽管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数额明确的海运费，但并不意味着合同价款内容的完整。即使海运出运总量和目的港相同，因被告钻机设备构造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陆路运输包干费。故陆路运输包干费会根据货物出运时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整，仅凭“原合同”不足以确定具体金额。合同内容需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合意确定。
（2）从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后的行为层面，判断双方是为订立本约而继续磋商还是对合同约定的内容实际履行。该标准的审查不仅有助于判断合同的基本性质，也有助于判断违约的责任主体和对损失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本案中，被告并未直接按照原协议运价交运货物，而是向原告再次询价，原告在回复中以船价和油价上涨为由调高了相应的承运单价，这些行为足以说明双方仍在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积极磋商，并非径行履行原协议。
（3）从双方交易惯例层面，判断签订正式合同是否为双方交易之必要。本案中，从被告通常的钻机出运的业务操作惯例来看，其出运的每套钻机均有相对应的正式合同签订。
二、违反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
损害赔偿系民法之核心。本案中的争议在于违反预约请求损害赔偿的范围，即限于信赖利益损失还是可及于可得利益损失。所谓信赖利益损失，是指意欲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基于对订约对象合理善意的信赖，而自身支付了一定的成本，由于对方当事人没有遵循其信赖关系，信赖一方可以请求对方予以弥补因信赖而遭受的不利益。所谓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下，在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后，债权人可以获得利益，但因债务人的违约行为未获得而遭受的损失。
笔者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约的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应包括可得利益损失，而违反预约的损害赔偿则应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理由如下：①信赖利益损失是明确的已发生的损失，而可得利益损失是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失。在预约阶段，当事人一方为签订本约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并实际花费了一定费用，若当事人拒绝签订本约，则此部分损失可以确定。另一方面，虽则预约已签订，但本约是否成立尚属未知，当然不能据此主张可得利益的损害赔偿。②当事人签订预约的目的在于在将来某一时间与对方签订本约，其所能期待的也应止于与对方在特定日期签订本约；至于将要签订的本约的内容，以及本约签订后是否会得到双方全面履行均不确定。综上，可得利益应系基于本约而言，本约既未签订，自然不存在可得利益损失，更谈不上进一步确定损失金额。本案中被告的赔偿范围应仅限于原告的信赖利益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