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标准通约与共享是意识形态整合的重要前提
摘 要：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功能的实现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需要多方面协同努力。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成员之间实现评价标准通约与共享，是其重要前提。只有实现了评价标准通约与共享，不同利益群体社会成员之间的认识分歧才会缩小，共识才会形成。要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成员评价标准的通约和共享，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转换与具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传播与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过程的舆论引导。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社会传播；舆论引导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1.002
中图分类号： 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06-05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全体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的内在硬核，在多元、分歧甚至对立的社会思潮中，它起着基本的维系和稳定作用，在最基础的价值观标准和行为规范之下，能够将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思想观念整合和凝聚起来。评价标准就是看待社会、他人、自我的总钥匙。习近平指出：“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定时期，社会成员基于利益分化基础上的观念差异比较突出，甚至可能出现短期局部的断裂或对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2]为了维系社会的共存和发展，就必须对差异进行压缩，对断裂进行弥合，将对立进行化解。这就需要有一套全体社会成员都认同的评价标准，将不同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凝聚到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正如习近平所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功能的实现基本前提也在于此。本文拟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通约与共享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望有助于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功能实现的认识与实践。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转换与具化是凝聚功能实现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只是为社会成员评价自我和他人提供了原则性指向，要使其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衡量和评价标准，还需要根据当前阶段的社会实际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价值评价的内容进行具化和转换，形成具体可操作和可执行的评价标准。
1.认清评价标准确立的基本原则
评价标准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成员思想道德水平的客观状况相适应，它受到时空条件与生活环境的制约。在确立正确评价标准之前 ，先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对当下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有基本了解，还要对评价标准的意义指向有一定認识。这里既有世俗的利益原则，也有超越功利的意义指引。所谓世俗的利益原则就是指，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具化和转换成评价标准的时候，要体现绝大多数人的实际利益分配原则。有利于大多数成员的分配原则是评价标准确立的基本依据，符合和基本符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利益的社会理论和行动就是正面积极的，反之，则是负面消极的；在坚持利益原则作为评价标准主要依据的同时，也还要体现超越功利的意义指向引领原则，还要从生活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等抽象方面，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引导广大社会成员从更加高远的境界上认识和把握人生，并学会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从精神生活的境界上来确立价值追求和评价标准。“只有通过评价，才能对实践活动进行调控，实现有价值的，避免无价值的，使人的行为更合目的。”[4]
从世俗利益角度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评价标准具化和转换，需要注重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既要让评价标准体现激活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优秀社会精英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以带动社会发展，同时又要让评价标准体现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获得能力较弱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精神尊严。从意义引领方面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评价标准具化和转换，需要注重现实与理想的原则。所谓现实原则就是从现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价值观追求和意义理解的水平上，确立评价标准，最大限度地将社会成员共同利益需求包容和涵盖进来；所谓理想原则就是基于社会发展长远需要和方向，通过评价标准，体现社会成员对生存意义与价值标准的更高境界，体现一种高于现实的引领导向。
应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体现了上述原则，但由于其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一般的社会成员还不容易理解，需要在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文化工作中，进行展开和具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的相关要素系统而全面地提取和表达出来，让广大的社会成员了解和认同，从而为确立评价标准奠定理论基础。
2.确立评价标准的具体细则
要实现评价标准的通约与共享，必须提出一些重大社会理论和社会行为的普遍性评价标准。评价标准非常广泛，要为所有的社会事务，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制定一个评价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对于一些重要、普遍而带有通约性的评价标准，还是应该有明确而具体的表达。只有标准明确了，评价的结论才会有说服力。如果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标准不清，那么就会导致社会成员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态度暧昧、立场模糊。通俗地说，就是只有旗帜鲜明，才能立场坚定。在某种程度看，旗帜就是评价标准，旗帜的召唤作用，就是价值标准的引领功能。例如，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但要对爱国的评价标准进行适度的具化和展开，就要对爱国本身的内涵进行解析，同时要对爱国的外在表现特征进行适度的界定，提出爱国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从内涵解析来说，就是要对爱国的本质要求和终极目标解释和分析，让社会成员真正意识到这一标准的内在本质；从外在特征来说，就是提出标准的要件：符合什么样的要件，就达到了爱国的要求，就符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标准；违背了那些要件，就是不爱国甚至是卖国或者叛国的行为。[5]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旧的价值准则和评判依据已经逐渐弱化，新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又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社会成员的评价体系就出现了一些模糊甚至混乱，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边界有些模糊了，甚至出现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评价标准。如“宁愿坐宝马车内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6]，就是这种标准混乱倒错的具体体现。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评价上，也出现了较大的社会分歧，本来是不合理、不正当的现象，被一些人当作正面的现象来评价甚至为其辩护和扩散。如学校教师在危机面前，不是组织未成年学生撤离，而是放弃职责抢先逃跑，[7]抹黑自己的民族、损害国家利益等现象，竟然在一些人的评价中，得出了正面的结论。这就说明，在当下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评价标准的模糊混乱已经到了一个较为严重的程度，确实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旗帜鲜明地将一些评价体系清晰化，评价标准具体化。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的传播与渗透是凝聚功能实现的思想前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下的评价标准，必须为全社会成员所了解、认同和接受，才能发挥其凝聚功能。如果达不到这要求，再好的标准也只是官方的标准或者文件的标准，而不是社会的标准，更不是民间的标准。应该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官方评价标准一直是较为稳定而且在基本层面上是比较清晰的，但为什么社会大众的评价标准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模糊呢？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需要与时俱进，充实发展外，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评价标准的传播、推广工作做得不够，其实效性和针对性不强，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评价标准的社会化效率不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没有能够了解、认同和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下的评价标准具化和转换之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功能的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将评价标准真正传播、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之中去，让他们知晓、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面临着多重客观因素约束和主观因素阻抗。
从客观困难上说，主要表现为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之后，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推广过程中的主动权受到压缩，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要压倒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成为信息传播推广中的主导声音，面临着较大困难。例如，要用俭朴、环保的评价标准去压倒奢华的评价标准，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标准，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工作；[8]从主观因素阻抗方面来说，主要体现在多元社会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者利益群体，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是不认同的。因此，他们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他们的舆论阵地和渠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下的评价标准进行负面解读，对这一标准的传播与推广进行阻拦。而这些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所掌握的资源，所控制的路径是比较丰富和有效的，其影响力也是不可低估。这就必然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传播推广产生妨碍作用。
要克服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约束与阻抗，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的有效传播和渗透，需要从三个方面重点推进：
1.注重评价标准表达话语的选择
要根据传播对象的区别，有针对性地选择重点评价标准进行传播渗透的语言表达。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评价标准真正深入到传播对象之中去，首先就是要让社会成员能够理解评价标准的真实涵义，涵义必须通过语言载体来表达和传递。在中国当下阶段，不同社会群体所运用的语言是存在着一定程度差别的。所以，就必须要根据传播对象所属群体的不同，选择适合他们思维和表达特点的语言来进行传播和渗透。例如，在农村传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评价标准，就应该用直观甚至本土化的方言，使文化程度不高，信息接觸量不大的农民群体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评价标准的真实涵义，从而认同和接受这一评价标准。如果是在城市，就应该有所不同，所运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就应该更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文化的气息。在城市群体中，又存在一定的阶层差异，对于一般市民来传播渗透，和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传播渗透应该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市民来说，具有一定文化气息，充满时代色彩，生动风趣的语言就能够达到目的，而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讲，这还不够，还需要用学理色彩较浓，逻辑性较强的语言来表达和传递评价标准。所以，在评价标准传播渗透之前，就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多套语言风格的表达传递体系[9]。
2.建构和运用多种传播平台和渗透路径
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渗透平台，协同通过多种传播渗透路径，最大限度将评价标准推送到传播对象之中去。当下多种信息传播平台和路径的疏离，降低了传播对象接受信息的集中程度，分散了传播对象对信息的关注力。所以，传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评价标准，就不能像传统的宣传思想工作方法那样，将主流媒体与其他媒体平台和路径分离，因为主流媒体与传播对象的对接数量与对接饱和度，在新媒体技术下有下降趋势，其他媒体将原有主流媒体对接的受众分散了一部分过去。所以，要将新形势下，所有的传播平台和路径利用起来，形成一套系统而又综合的传播渗透体系，最大限度地与传播对象进行对接。除了传统的官方主流传播外，还要特别关注新兴传播平台与网络传播，将评价标准转换成适应网络特别是社交互动平台的形式，利用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来推送评价标准。这是一个既复杂又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在内容剪裁与技术支持上，做大量的工作，在资源配置和机制运作上，进行全新的设计，在探索中实现评价标准与新兴媒体的有机结合。
3.强化评价标准传播的测评反馈
要把握评价标准的传播与渗透效度，必须做好评价标准传播渗透绩效的评估反馈工作，并在反馈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传播渗透的方案和行动。传播渗透工作是曲折而又复杂的行为过程，其效果的显现也并非直截了当。要较准确地了解传播的绩效，需要做信息收集、数据统计、案例分析等方面的工作。这在多元传播平台与路径的前提下，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传播对象在面临多种对接终端，丰富信息内容的时候，不可能对接所有的传播终端，更不可能接受所有的信息内容，他们会进行选择过滤，也有可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传播终端和内容过滤掉，要了解有没有或有多大比例的传播对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终端和内容过滤了，是由于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过滤的，就需要做深入细致地社会统计和绩效评估工作。在传统单一传播平台和路径下，传播对象没有选择余地，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对信息过滤的动机和行为。所以，在传统的宣传思想工作中，没有对传播绩效的评估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思维的定势和行为的惯性，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传播渗透工作是有一定负面影响的。例如，有些传播平台与路径使用的有效性问题，就是评估反馈得不够。在当下大部分都以手机为传播终端和信息来源，大部分人走在街上，都在听或看手机的情况那些在室外大量书写张贴的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口号，会吸引多少人的目光，会多大程度地进入人们的脑海。[10]宣传思想部门可能考虑得不多，认为只要贴出去、挂起来，就会有人看，就会进入人们的脑海，实际情况可能并非这样。在“低头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可能根本没有在意这些标语口号，偶而抬头看到了这些口号的字样，也不会思考这些标语口号的涵义。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传播渗透过程中，一定要对已经实施的行动进行评估和反馈，分析其实际效果，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今后的传播渗透对策进行调整。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过程的舆论引导是凝聚功能实现的实践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要得到大多数不同利益群体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接受，并转化成通约共享的标准去评价社会现象，还需要有意识的引导社会成员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重大的社会理论和实践问题时，自觉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评价标准进行衡量。要加强对评价过程的舆论引导和媒体管控，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的良性局面。只占据了主流和主导地位，其他的非社会主义价值观评价标准才会压缩影响的空间，不同社会成员才会在评价标准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功能也才会最终实现。
1.加强对重大社会问题评价的介入和引导
提升对重大社会理论与实践问题评价的敏感性和主动性，通过主动甚至提前的介入，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评价行为和结论发挥引领作用，在引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将不同利益群体的评价分歧凝聚和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上来。由于多种传播平台与路径的出现，为每个社会成员参与到重大社会问题的评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而对主流媒体评价过程与结论的传播空间进行了压缩，降低了主流媒体在评价重大社会问题中的影响作用。例如在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之后，一些社会成员抢先发表大量的评价言论。这些言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主观上不严肃，在客观上缺乏事实真相。但由于其时间上的前置性和数量上的巨大性，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形成较为有力的社会舆论，对全体社会成员产生较大的先入之见的作用。这些评价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评价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评价过程和结论上的分歧十分明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思想上的分歧，社会共识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问题的评价过程中被淡化和削弱的。如在2015年5月3日，成都因别车而引起的暴打女司机的事件上，社会舆论的分歧非常突出，网络媒体上甚至出现了清晰的几大派别，这几大派别都是与评价主体的社会身份与立场相关联的。所以，有人指出，在别车打人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分歧的曲折反映。[11]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的评价过程与评价结论就显得有些滞后，在分歧已经形成甚至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再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弥合不同社会思想鸿沟，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功能要就面临着更大的阻力，出现更加被动的局面。社会舆论几乎已经定性之际，主流媒体才发出评价的结论，其整合作用与凝聚效果就大打折扣。
2.增强主流媒体评价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必须让社会成员在评价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衡量重大社会问题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要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过程和结论，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评价的准确性与权威性。[12]只有客观准确，才会有权威，只有权威，才会让人信服。这就给主流媒体提出严峻的挑战，既要在时间上快速主动，又要在结论上客观准确，确实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但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凝聚功能才会实现。 如在成都别车冲突事件中，主流媒体特别是《法制日报》等中央报刊，在公安部门提供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前期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推出了关于这一事件的评价，并以较大信息容量进行全方位的传播推送，其事实材料的客观性，主观评价的公正性，得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原则下的评价标准，成为这一事件评价的最基本标准，原来各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大部分统一和凝聚到了这一标准上来了，其准确性较高，权威性也就自然产生，凝聚功能也就得到了逐渐实现。[13]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功能的实现是一个复杂曲折过程，并不会自动简单地完成，[14]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管理部门和实施单位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而将社会主义价值观下的评价标准具体化、社会化则是这些复杂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只有在评价标准上的通约和共享，不同利益群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才会达成基本的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人心、引领思潮的功能才会真正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1）.
[2]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2-11-17）[2012-11-08].http：//www.gov.cn/idhd/2012-11/17/content_2268826.htm.
[3]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1）.
[4] 冯平.评价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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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君娜.荧屏相亲秀价值观念误导惹争议[N].解放日报，2010-06-07（11）.
[7] 杨小芳.教师职业道德的解读与重申——兼评“范跑跑事件”的网上热议[J].教育学术月刊，2009（5）：83.
[8] 梅文婷，刘祖春.消费主义对青少年消费观的负面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J].當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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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宜云凤，林慧.微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及对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0）：96.
[11] 舒圣祥.为打人者叫好背离义勇文明[N].法制日报，2015-05-05（7）.
[12] 孙玉胜.建立媒体权威[J].红旗文稿，2008（18）：32.
[13] 陈晓英.野蛮到文明的距离[N].法制日报，2015-05-11（8）.
[14] 王学俭，李东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述要[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4）：18.
[责任编辑：张学玲]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社会传播；舆论引导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1.002
中图分类号： 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06-05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全体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的内在硬核，在多元、分歧甚至对立的社会思潮中，它起着基本的维系和稳定作用，在最基础的价值观标准和行为规范之下，能够将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思想观念整合和凝聚起来。评价标准就是看待社会、他人、自我的总钥匙。习近平指出：“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定时期，社会成员基于利益分化基础上的观念差异比较突出，甚至可能出现短期局部的断裂或对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2]为了维系社会的共存和发展，就必须对差异进行压缩，对断裂进行弥合，将对立进行化解。这就需要有一套全体社会成员都认同的评价标准，将不同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凝聚到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正如习近平所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功能的实现基本前提也在于此。本文拟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通约与共享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望有助于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功能实现的认识与实践。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转换与具化是凝聚功能实现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只是为社会成员评价自我和他人提供了原则性指向，要使其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衡量和评价标准，还需要根据当前阶段的社会实际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价值评价的内容进行具化和转换，形成具体可操作和可执行的评价标准。
1.认清评价标准确立的基本原则
评价标准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成员思想道德水平的客观状况相适应，它受到时空条件与生活环境的制约。在确立正确评价标准之前 ，先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对当下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有基本了解，还要对评价标准的意义指向有一定認识。这里既有世俗的利益原则，也有超越功利的意义指引。所谓世俗的利益原则就是指，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具化和转换成评价标准的时候，要体现绝大多数人的实际利益分配原则。有利于大多数成员的分配原则是评价标准确立的基本依据，符合和基本符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利益的社会理论和行动就是正面积极的，反之，则是负面消极的；在坚持利益原则作为评价标准主要依据的同时，也还要体现超越功利的意义指向引领原则，还要从生活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等抽象方面，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引导广大社会成员从更加高远的境界上认识和把握人生，并学会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从精神生活的境界上来确立价值追求和评价标准。“只有通过评价，才能对实践活动进行调控，实现有价值的，避免无价值的，使人的行为更合目的。”[4]
从世俗利益角度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评价标准具化和转换，需要注重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既要让评价标准体现激活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优秀社会精英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以带动社会发展，同时又要让评价标准体现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获得能力较弱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精神尊严。从意义引领方面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评价标准具化和转换，需要注重现实与理想的原则。所谓现实原则就是从现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价值观追求和意义理解的水平上，确立评价标准，最大限度地将社会成员共同利益需求包容和涵盖进来；所谓理想原则就是基于社会发展长远需要和方向，通过评价标准，体现社会成员对生存意义与价值标准的更高境界，体现一种高于现实的引领导向。
应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体现了上述原则，但由于其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一般的社会成员还不容易理解，需要在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文化工作中，进行展开和具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的相关要素系统而全面地提取和表达出来，让广大的社会成员了解和认同，从而为确立评价标准奠定理论基础。
2.确立评价标准的具体细则
要实现评价标准的通约与共享，必须提出一些重大社会理论和社会行为的普遍性评价标准。评价标准非常广泛，要为所有的社会事务，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制定一个评价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对于一些重要、普遍而带有通约性的评价标准，还是应该有明确而具体的表达。只有标准明确了，评价的结论才会有说服力。如果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标准不清，那么就会导致社会成员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态度暧昧、立场模糊。通俗地说，就是只有旗帜鲜明，才能立场坚定。在某种程度看，旗帜就是评价标准，旗帜的召唤作用，就是价值标准的引领功能。例如，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但要对爱国的评价标准进行适度的具化和展开，就要对爱国本身的内涵进行解析，同时要对爱国的外在表现特征进行适度的界定，提出爱国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从内涵解析来说，就是要对爱国的本质要求和终极目标解释和分析，让社会成员真正意识到这一标准的内在本质；从外在特征来说，就是提出标准的要件：符合什么样的要件，就达到了爱国的要求，就符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标准；违背了那些要件，就是不爱国甚至是卖国或者叛国的行为。[5]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旧的价值准则和评判依据已经逐渐弱化，新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又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社会成员的评价体系就出现了一些模糊甚至混乱，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边界有些模糊了，甚至出现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评价标准。如“宁愿坐宝马车内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6]，就是这种标准混乱倒错的具体体现。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评价上，也出现了较大的社会分歧，本来是不合理、不正当的现象，被一些人当作正面的现象来评价甚至为其辩护和扩散。如学校教师在危机面前，不是组织未成年学生撤离，而是放弃职责抢先逃跑，[7]抹黑自己的民族、损害国家利益等现象，竟然在一些人的评价中，得出了正面的结论。这就说明，在当下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评价标准的模糊混乱已经到了一个较为严重的程度，确实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旗帜鲜明地将一些评价体系清晰化，评价标准具体化。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的传播与渗透是凝聚功能实现的思想前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下的评价标准，必须为全社会成员所了解、认同和接受，才能发挥其凝聚功能。如果达不到这要求，再好的标准也只是官方的标准或者文件的标准，而不是社会的标准，更不是民间的标准。应该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官方评价标准一直是较为稳定而且在基本层面上是比较清晰的，但为什么社会大众的评价标准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模糊呢？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需要与时俱进，充实发展外，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评价标准的传播、推广工作做得不够，其实效性和针对性不强，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评价标准的社会化效率不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没有能够了解、认同和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下的评价标准具化和转换之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功能的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将评价标准真正传播、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之中去，让他们知晓、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面临着多重客观因素约束和主观因素阻抗。
从客观困难上说，主要表现为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之后，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推广过程中的主动权受到压缩，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要压倒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成为信息传播推广中的主导声音，面临着较大困难。例如，要用俭朴、环保的评价标准去压倒奢华的评价标准，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标准，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工作；[8]从主观因素阻抗方面来说，主要体现在多元社会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者利益群体，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是不认同的。因此，他们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他们的舆论阵地和渠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下的评价标准进行负面解读，对这一标准的传播与推广进行阻拦。而这些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所掌握的资源，所控制的路径是比较丰富和有效的，其影响力也是不可低估。这就必然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传播推广产生妨碍作用。
要克服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约束与阻抗，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的有效传播和渗透，需要从三个方面重点推进：
1.注重评价标准表达话语的选择
要根据传播对象的区别，有针对性地选择重点评价标准进行传播渗透的语言表达。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评价标准真正深入到传播对象之中去，首先就是要让社会成员能够理解评价标准的真实涵义，涵义必须通过语言载体来表达和传递。在中国当下阶段，不同社会群体所运用的语言是存在着一定程度差别的。所以，就必须要根据传播对象所属群体的不同，选择适合他们思维和表达特点的语言来进行传播和渗透。例如，在农村传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评价标准，就应该用直观甚至本土化的方言，使文化程度不高，信息接觸量不大的农民群体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评价标准的真实涵义，从而认同和接受这一评价标准。如果是在城市，就应该有所不同，所运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就应该更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文化的气息。在城市群体中，又存在一定的阶层差异，对于一般市民来传播渗透，和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传播渗透应该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市民来说，具有一定文化气息，充满时代色彩，生动风趣的语言就能够达到目的，而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讲，这还不够，还需要用学理色彩较浓，逻辑性较强的语言来表达和传递评价标准。所以，在评价标准传播渗透之前，就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多套语言风格的表达传递体系[9]。
2.建构和运用多种传播平台和渗透路径
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渗透平台，协同通过多种传播渗透路径，最大限度将评价标准推送到传播对象之中去。当下多种信息传播平台和路径的疏离，降低了传播对象接受信息的集中程度，分散了传播对象对信息的关注力。所以，传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评价标准，就不能像传统的宣传思想工作方法那样，将主流媒体与其他媒体平台和路径分离，因为主流媒体与传播对象的对接数量与对接饱和度，在新媒体技术下有下降趋势，其他媒体将原有主流媒体对接的受众分散了一部分过去。所以，要将新形势下，所有的传播平台和路径利用起来，形成一套系统而又综合的传播渗透体系，最大限度地与传播对象进行对接。除了传统的官方主流传播外，还要特别关注新兴传播平台与网络传播，将评价标准转换成适应网络特别是社交互动平台的形式，利用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来推送评价标准。这是一个既复杂又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在内容剪裁与技术支持上，做大量的工作，在资源配置和机制运作上，进行全新的设计，在探索中实现评价标准与新兴媒体的有机结合。
3.强化评价标准传播的测评反馈
要把握评价标准的传播与渗透效度，必须做好评价标准传播渗透绩效的评估反馈工作，并在反馈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传播渗透的方案和行动。传播渗透工作是曲折而又复杂的行为过程，其效果的显现也并非直截了当。要较准确地了解传播的绩效，需要做信息收集、数据统计、案例分析等方面的工作。这在多元传播平台与路径的前提下，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传播对象在面临多种对接终端，丰富信息内容的时候，不可能对接所有的传播终端，更不可能接受所有的信息内容，他们会进行选择过滤，也有可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传播终端和内容过滤掉，要了解有没有或有多大比例的传播对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终端和内容过滤了，是由于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过滤的，就需要做深入细致地社会统计和绩效评估工作。在传统单一传播平台和路径下，传播对象没有选择余地，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对信息过滤的动机和行为。所以，在传统的宣传思想工作中，没有对传播绩效的评估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思维的定势和行为的惯性，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传播渗透工作是有一定负面影响的。例如，有些传播平台与路径使用的有效性问题，就是评估反馈得不够。在当下大部分都以手机为传播终端和信息来源，大部分人走在街上，都在听或看手机的情况那些在室外大量书写张贴的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口号，会吸引多少人的目光，会多大程度地进入人们的脑海。[10]宣传思想部门可能考虑得不多，认为只要贴出去、挂起来，就会有人看，就会进入人们的脑海，实际情况可能并非这样。在“低头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可能根本没有在意这些标语口号，偶而抬头看到了这些口号的字样，也不会思考这些标语口号的涵义。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传播渗透过程中，一定要对已经实施的行动进行评估和反馈，分析其实际效果，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今后的传播渗透对策进行调整。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过程的舆论引导是凝聚功能实现的实践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要得到大多数不同利益群体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接受，并转化成通约共享的标准去评价社会现象，还需要有意识的引导社会成员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重大的社会理论和实践问题时，自觉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评价标准进行衡量。要加强对评价过程的舆论引导和媒体管控，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的良性局面。只占据了主流和主导地位，其他的非社会主义价值观评价标准才会压缩影响的空间，不同社会成员才会在评价标准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功能也才会最终实现。
1.加强对重大社会问题评价的介入和引导
提升对重大社会理论与实践问题评价的敏感性和主动性，通过主动甚至提前的介入，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评价行为和结论发挥引领作用，在引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将不同利益群体的评价分歧凝聚和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上来。由于多种传播平台与路径的出现，为每个社会成员参与到重大社会问题的评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而对主流媒体评价过程与结论的传播空间进行了压缩，降低了主流媒体在评价重大社会问题中的影响作用。例如在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之后，一些社会成员抢先发表大量的评价言论。这些言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主观上不严肃，在客观上缺乏事实真相。但由于其时间上的前置性和数量上的巨大性，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形成较为有力的社会舆论，对全体社会成员产生较大的先入之见的作用。这些评价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评价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评价过程和结论上的分歧十分明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思想上的分歧，社会共识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问题的评价过程中被淡化和削弱的。如在2015年5月3日，成都因别车而引起的暴打女司机的事件上，社会舆论的分歧非常突出，网络媒体上甚至出现了清晰的几大派别，这几大派别都是与评价主体的社会身份与立场相关联的。所以，有人指出，在别车打人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分歧的曲折反映。[11]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的评价过程与评价结论就显得有些滞后，在分歧已经形成甚至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再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标准弥合不同社会思想鸿沟，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功能要就面临着更大的阻力，出现更加被动的局面。社会舆论几乎已经定性之际，主流媒体才发出评价的结论，其整合作用与凝聚效果就大打折扣。
2.增强主流媒体评价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必须让社会成员在评价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标准衡量重大社会问题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要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过程和结论，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评价的准确性与权威性。[12]只有客观准确，才会有权威，只有权威，才会让人信服。这就给主流媒体提出严峻的挑战，既要在时间上快速主动，又要在结论上客观准确，确实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但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评价标准的凝聚功能才会实现。 如在成都别车冲突事件中，主流媒体特别是《法制日报》等中央报刊，在公安部门提供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前期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推出了关于这一事件的评价，并以较大信息容量进行全方位的传播推送，其事实材料的客观性，主观评价的公正性，得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原则下的评价标准，成为这一事件评价的最基本标准，原来各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大部分统一和凝聚到了这一标准上来了，其准确性较高，权威性也就自然产生，凝聚功能也就得到了逐渐实现。[13]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功能的实现是一个复杂曲折过程，并不会自动简单地完成，[14]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管理部门和实施单位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而将社会主义价值观下的评价标准具体化、社会化则是这些复杂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只有在评价标准上的通约和共享，不同利益群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才会达成基本的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人心、引领思潮的功能才会真正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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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