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H·史密斯眼中的中国
许知远
一直到昨天，我才明白阿瑟·H·史密斯和明恩浦是同一个人。此刻，我的书架的不同角落至少已经有了三本同样的书，它们分别叫《蓝色长袍的国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人的特性》……它们的源头都是那本Chinese Characteristics，作者的原名是ArthurHenderson Smith。
我已记不清我何时、何地，又为何购买了这同一本书。我猜是它的题目引人注目，它像是一种速溶咖啡或一包即食面，如果你想和别人谈谈中国人的性格——这是饭桌上的常见话题——它是个上佳之选。没人会赞叹一杯速溶咖啡的味道，所以我也从来没留心过这本书，偶尔心血来潮地翻阅几页，很快又把它丢弃了，然后再碰到另一个版本时甚至没有似曾相识之感。即使在我准备像个旁观者一样了解自己的国家时，我也更喜欢《剑桥中国史》，或是史景迁、费正清的着作。谁又听说过阿瑟·H·史密斯是谁？一名生活在19世纪末的中国山东省的传教士吗？
当我在清华大学南门的万圣书园再度购买到这本书的另一个版本时，它的名字已被译为《中国人的素质》，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浅薄。我在它的打折区看着它被冷冷地摆在那里。但是在附录里，我意外看到了1906年3月6日的那个小插曲，那是阿瑟·H·史密斯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见面的场景。在那次会面中，明恩浦劝告罗斯福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十天后，罗斯福则回信称，明恩浦的两本书使他“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他将推动这个建议。正是这笔庚子赔款最终促成了清华大学的诞生，这个举动给予了几代留美的中国学生以崭新机会，而现在它依旧是中国最着名的高等教育机构。
1906年时，阿瑟·H·史密斯已61岁了，他已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四年，在中国北方的山东省与河北省都生活了漫长的年月，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带着明显的山东口音。一位听过他演讲的人回忆说：“他的身材在西洋中算是矮的，精神却健旺，他那充满着力量的躯干，再加上天然有趣的面貌，一站在台上就立刻引起听众的注意……讲演时，声调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极变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间谚语，全身随时都是表情，往往双手同时以指作声，助其语势，可谓出口成章，娓娓动人……”
一整天，我都在想象他讲演的样子。我从互联网寻找到他的照片，那张满脸胡子、表情严峻、眼神流露着无限忧郁的头像上，我没发现“天然有趣的面貌”。至于他的山东口音，我要依据加拿大人“大山”的北京口音来想象。
我也一直在想象，1872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的最初印象。那个时代不比现在，即使蒸汽船已经出现，苏伊士运河已经开通，这段旅途也要花上半年时间，期间还充满着不确定的危险。那个时刻全球旅行的人物主要由三种人构成，他们是贸易商、传教士和劳工，前两者被利润、信仰所诱惑，而最后一种则只是回避眼前过分可悲的生活。
陪伴着阿瑟·H·史密斯一路除去对陌生之地的好奇心，还有每天的祈祷。那年，他才27岁，1867年，他毕业于贝利奥特学院，又前往纽约学习神学，准备将自己后半生奉献到外国的土地上。他是19世纪开始的新一轮传教热潮中的一分子，他们正在挑战15至18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垄断性地位。
此刻的中国，也正处于她的另一个转折时刻。她独自享有的生活方式、自我中心的特性，正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她能够在一个崭新的世界环境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吗？而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也在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自从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将他在中国的见闻带回欧洲后，欧洲就陷入了对古老而繁荣的中国的迷恋。在漫长的几百年岁月中，中国的政治、商业、文化、哲学，甚至园林工艺都被尊崇。
但是到了19世纪的德国人黑格尔的笔下，中国开始变成了东方专制主义政权、停滞的帝国……对于此刻的西方世界而言，中国辽阔的疆域、广大的人口在两方面尤其富于诱惑——她是四亿人的市场，四亿颗心灵等待被拯救。贸易商与传教士，信仰与金钱，就这样被拧在一起，它们相互帮助，也相互诅咒，在陌生的国度里，谁也离不开谁。
像19世纪中叶之后的所有的外来者一样，年轻的阿瑟·H·史密斯也是从中国港口的租界开始他的中国之旅的。在香港、上海、天津、广州、厦门、宁波这些城市，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条约，正让欧洲人、美国人体验到一种无上的特权，他们将自己渴望的生活方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他们赌马、在俱乐部打桥牌、喝下午茶，然后煞有介事地谈论中国的前途。
阿瑟·H·史密斯没有选择这种悠闲的方式，他的信仰迫使他前往那个乡村中国，认定那里有更多的人等待他传播福音，也为更了解中国，日后他写道：“一个外国人在一座中国城市待上十年，他所知道的人们家庭生活内容，还不如在中国乡村住上一年。”
在山东的不同地区从事传教、救灾工作之后，1880年时，他定居在恩县的庞庄，并与另一位传教士博恒理建立了教会。我不知道，他的中国话是如何逐渐染上了山东味的，他如何和当地农民交上了朋友？他是否喜欢煎饼与大葱的味道？他该怎样对他们描绘上帝的形象与耶稣诞生的故事，又怎幺习惯自己用明恩浦的身份取代阿瑟·H·史密斯……在一张老照片上，我看到了庞庄的形象，孤零零的城门与面目不清的中国农民。
想必他是个勤奋的学生。因为不久，他就开始在《字林西报》发表了《中国的格言与谚语》，1890年则开始连载《中国人的特性》。与20世纪中叶费正清在哈佛开创的中国研究不同，19世纪的汉学是由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推动的。他们主要的依赖是第一手的观察，而不是文献阅读和理论框架。
阿瑟·H·史密斯根据日复一日的观察与体验，寻找出他认定的26种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它涵盖了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信仰的各个领域。其中一些已变成谈论中国人的“铁律”或是“陈词滥调”——爱面子、缺乏时间观念、缺少公共精神、坚韧、勤俭、不精确、泛神论……
这对我来说一点不陌生，和之前的几代知识青年一样，我是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成长的，对国民性格的批判正是“五四”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翻阅当时最时髦的《新青年》杂志，所有类似的命题都被讨论过。而阿瑟·H·史密斯的这系列文章，则像是这种讨论的预演。在此之前，很多西方到来的传教士与外交官都讨论过中国人的特点，但在1894年阿瑟·H·史密斯将这系列文章收集成书以《中国人的素质》出版之前，没人能如此全面地呈现这种观察。它出版的时机——正是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前夕——则引发了一场更大范围的共同讨论。
“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印象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着作加以完成的，即阿瑟·H·史密斯的这本《中国人的特性》。”费正清在1985年的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距离这本书的出版刚过一百年。它在当时旋即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日语，当然也有中文，加上中国出人意料地败给了日本，它所引发的是普遍性的中国印象的破灭。
对于这本书的攻击也从未停止，就像阿瑟·H·史密斯自己所提到的：中国是一个广阔的整体，一个人如果没有访问过一半以上的省份，只在两个省住过，那他当然就没有权利来总结整个帝国;或者，这些关于中国人的道德特点的描述是充满误导性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我一个多世纪后认真阅读这本书时，发现它仍是如此富有生命力，我心中暗暗承认，那时的阿瑟·H·史密斯没有任何社会分析、心理分析工具，或是统计数字可以借助，但他的直觉印象却大多是正确而富有洞察力的。
从阿瑟·H·史密斯的年代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的描述一直是前后矛盾的，中国太大了，以至于难于用一种印象来概括。生活在华北乡村的史密斯的感触与生活在北京幽雅的四合院、文人书画与优雅的谈话中的罗伯特·赫德对中国的感受必定不同。就像多年后鲁迅所说的：“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台，便说中国是一个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个‘色情的国度’。连江苏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他们也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幺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所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这样一来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得出什幺其他的结论来。”
一个农夫和一个乡绅之间有着显着的差异。令人心醉的山水画、书法、诗词、酒令是中国的精英文化传统，它孕育出洒脱、飘逸和智者。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为物质匮乏所困，利益的计算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原则。当阿瑟·H·史密斯到来时，中国的人口已到达了4亿5千万，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土地上养育的人口增加了至少三倍，为日常生活而斗争变成了中国人生活的真正主题。这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年代，传统儒家的意识形态正在失效，像所有王朝的晚期一样，衰败取代了生气，混乱和黑暗在吞噬日常生活的稳定，中国人必须寻找他们生存的武器——很多时刻，无休止的勤奋、节俭，性格坚韧，或是情感麻木，都是应对这种社会环境的手段。这正是阿瑟·H·史密斯所看到的那个中国，他的描述或许令很多中国人不适，但却是那个时代真实的中国。
当阿瑟·H·史密斯1932年在家乡去世时，他已成为了世界性的人物，是传教士中最着名的一位。他写了好几本关于中国的着作，但没一本能够超越《中国人的性格》。
“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导”，在论述中国人的活力的那一小节里，阿瑟·H·史密斯这样写道，“可以肯定，他们这个有此赐予，他们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在这个预言一百年后，中国人和中国生产的货物涌向了全世界，全世界既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感到震惊，又担心中国给世界的道德标准、生活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无疑，今天穿着西装、坐着喷气飞机、讲英语的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和阿瑟·H·史密斯所描述的中国人仍有很多类似之处。阿瑟·H·史密斯曾经呼唤中国人“需要新的精神生活”，而现在，不同样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