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喜过期肉事件谁之错？
沈彬
福喜公司涉嫌的“一宗罪、三宗罚”，不仅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更关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对此要一查到底
一方面，食药监管的权力末梢，难以深入大型食品企业中，形成“监管真空”，另一方面，目前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的事后严惩，难以落实。
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供应商上海福喜公司使用过期问题肉事件持续发酵，北京、上海等多地食药监督部门已介入调查，国家食药总局已要求对上海福喜公司采取控制措施，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封存产品和原料，对企业违规行为要一查到底。目前，福喜公司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
福喜公司的一宗罪 三宗罚
从目前调查反映的情况看，福喜公司销售过期肉问题，即使构不成刑法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至少也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福喜公司作为肇事方，除了必须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对社会承担信用责任，更为引人关注的是下一步所必须承担的罪与罚的问题。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从目前调查反映的情况看，福喜公司销售过期肉问题，即使构不成刑法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至少也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根据刑法第143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销售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病的，根据情节轻重，判处一定的有期徒刑和罚金。福喜公司“问题肉”，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已造成严重中毒事故和食源性疾病，但可能足以造成这些事故或疾病，在形式上符合法律以及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尤值一提的是，该罪属于“危险犯”，并不要求损害结果实际发生，只要有足以造成食品安全事故或食源性疾病的危险即可构成犯罪。
如果福喜公司真的构成犯罪，将会在法律上面临“三宗罚”：一是对福喜公司的刑事制裁，即依照刑法的规定，对福喜公司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目前罚金刑是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方法，且刑法并未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设定罚金限额。
二是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制裁。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的企业犯罪采用“双罚制”，不仅对单位判处罚金，还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的刑罚。
三是对企业的行政处罚。企业违法犯罪的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意味着构成刑事犯罪就不承担行政责任。或许行政罚款可以由罚金刑来替代，但是吊销许可证等专业处罚种类还需要行政执法来完成。依照《食品安全法》第85条的规定，企业生产经营者经营腐败变质食品、在食品中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的，情节严重的，应当吊销生产许可证。根据福喜公司负责人的表述，对于过期原料的使用，是该公司多年来的一贯政策，且由高层指使所为。如果此言属实，问题可谓相当严重，情节相当恶劣，危害相当巨大。吊销许可证是理所当然的“备选罚单”之一。
福喜公司涉嫌的“一宗罪、三宗罚”，不仅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更关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对此要一查到底
监管要深入，严惩须落实
为什么福喜这种“高大洋”企业会堕落？一方面，食药监管的权力末梢，难以深入大型食品企业中；另一方面，目前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的事后严惩，难以落实。
福喜公司隶属于美国OSI集团，而OSI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及蔬菜加工集团。事件被曝光之后，大家“整个人都不好了”，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大的国际企业，为何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一方面，食药监管的权力末梢，难以深入大型食品企业中，形成“监管真空”。
这些年食品监管体制经过几轮大的改革，由之前的工商、质监、食药监的“分段监管”，改为由食药监统一监督。食药监的监管任务成倍增长，但人员编制却没有大的增长。上海区级的食药监部门一般总共只有二三十人，难以深入一线监督执法。目前主要监管形式还是由辖下食品企业上报文件，搞“案牍监管”，其实主要就是靠企业“自律”了。
还有，一些行政监管部门，对于大型外资企业的操守过于迷信。同样是执法检查，对国企、民企和外企，态度分三六九等，想当然地把洋企业推定成“好孩子”。
加之，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实施封闭式管理，“门禁森严”。比如，福喜工厂从大门到重要车间，要经过四道门，每道门都要换鞋换衣服，这几道门就能为车间清理现场留出足够的时间。甚至就是上海东方卫视曝光福喜的当晚，上海市药监局副局长、上海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带队进行现场执法时，居然还被公司保安挡在门外，后来通知警察协同执法，才得以进入现场。
所以，在日益高调的食品严管环境下，像福喜这样的大型工厂反而成了“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让他们有了干坏事的空间。
另一方面，目前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的事后严惩，难以落实。这一轮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从之前管头管脚到“负面清单”监管，从事前行政审批、用门槛监管，转向事后的监督严惩，但目前很难实现公众期望的“罚到倾家荡产”。
一者如果单纯依靠《食品安全法》，其规定的罚款金额是“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这导致食药监部门无法开出天价行政处罚，也就难以打痛无良企业。
再者民间维权渠道不通畅。《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都规定了假一赔四、假一赔十，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相比维权的人力、物力，这样的惩罚性赔偿还是没有吸引力的。从欧美国家治理食品安全的经验来看，强大的民间组织、集体诉讼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关键是放手民间对无良商家的集体诉讼维权，让违规者付出他们付不起的代价；这样也能减轻政府的监管压力。
福喜公司涉嫌的“一宗罪、三宗罚”，不仅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更关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对此要一查到底
一方面，食药监管的权力末梢，难以深入大型食品企业中，形成“监管真空”，另一方面，目前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的事后严惩，难以落实。
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供应商上海福喜公司使用过期问题肉事件持续发酵，北京、上海等多地食药监督部门已介入调查，国家食药总局已要求对上海福喜公司采取控制措施，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封存产品和原料，对企业违规行为要一查到底。目前，福喜公司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
福喜公司的一宗罪 三宗罚
从目前调查反映的情况看，福喜公司销售过期肉问题，即使构不成刑法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至少也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福喜公司作为肇事方，除了必须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对社会承担信用责任，更为引人关注的是下一步所必须承担的罪与罚的问题。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从目前调查反映的情况看，福喜公司销售过期肉问题，即使构不成刑法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至少也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根据刑法第143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销售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病的，根据情节轻重，判处一定的有期徒刑和罚金。福喜公司“问题肉”，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已造成严重中毒事故和食源性疾病，但可能足以造成这些事故或疾病，在形式上符合法律以及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尤值一提的是，该罪属于“危险犯”，并不要求损害结果实际发生，只要有足以造成食品安全事故或食源性疾病的危险即可构成犯罪。
如果福喜公司真的构成犯罪，将会在法律上面临“三宗罚”：一是对福喜公司的刑事制裁，即依照刑法的规定，对福喜公司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目前罚金刑是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方法，且刑法并未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设定罚金限额。
二是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制裁。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的企业犯罪采用“双罚制”，不仅对单位判处罚金，还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的刑罚。
三是对企业的行政处罚。企业违法犯罪的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意味着构成刑事犯罪就不承担行政责任。或许行政罚款可以由罚金刑来替代，但是吊销许可证等专业处罚种类还需要行政执法来完成。依照《食品安全法》第85条的规定，企业生产经营者经营腐败变质食品、在食品中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的，情节严重的，应当吊销生产许可证。根据福喜公司负责人的表述，对于过期原料的使用，是该公司多年来的一贯政策，且由高层指使所为。如果此言属实，问题可谓相当严重，情节相当恶劣，危害相当巨大。吊销许可证是理所当然的“备选罚单”之一。
福喜公司涉嫌的“一宗罪、三宗罚”，不仅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更关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对此要一查到底
监管要深入，严惩须落实
为什么福喜这种“高大洋”企业会堕落？一方面，食药监管的权力末梢，难以深入大型食品企业中；另一方面，目前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的事后严惩，难以落实。
福喜公司隶属于美国OSI集团，而OSI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及蔬菜加工集团。事件被曝光之后，大家“整个人都不好了”，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大的国际企业，为何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一方面，食药监管的权力末梢，难以深入大型食品企业中，形成“监管真空”。
这些年食品监管体制经过几轮大的改革，由之前的工商、质监、食药监的“分段监管”，改为由食药监统一监督。食药监的监管任务成倍增长，但人员编制却没有大的增长。上海区级的食药监部门一般总共只有二三十人，难以深入一线监督执法。目前主要监管形式还是由辖下食品企业上报文件，搞“案牍监管”，其实主要就是靠企业“自律”了。
还有，一些行政监管部门，对于大型外资企业的操守过于迷信。同样是执法检查，对国企、民企和外企，态度分三六九等，想当然地把洋企业推定成“好孩子”。
加之，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实施封闭式管理，“门禁森严”。比如，福喜工厂从大门到重要车间，要经过四道门，每道门都要换鞋换衣服，这几道门就能为车间清理现场留出足够的时间。甚至就是上海东方卫视曝光福喜的当晚，上海市药监局副局长、上海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带队进行现场执法时，居然还被公司保安挡在门外，后来通知警察协同执法，才得以进入现场。
所以，在日益高调的食品严管环境下，像福喜这样的大型工厂反而成了“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让他们有了干坏事的空间。
另一方面，目前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的事后严惩，难以落实。这一轮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从之前管头管脚到“负面清单”监管，从事前行政审批、用门槛监管，转向事后的监督严惩，但目前很难实现公众期望的“罚到倾家荡产”。
一者如果单纯依靠《食品安全法》，其规定的罚款金额是“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这导致食药监部门无法开出天价行政处罚，也就难以打痛无良企业。
再者民间维权渠道不通畅。《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都规定了假一赔四、假一赔十，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相比维权的人力、物力，这样的惩罚性赔偿还是没有吸引力的。从欧美国家治理食品安全的经验来看，强大的民间组织、集体诉讼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关键是放手民间对无良商家的集体诉讼维权，让违规者付出他们付不起的代价；这样也能减轻政府的监管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