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方略
李国锋 林美卿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影响着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的方向。顺应人类文明演进历程的转向，绿色发展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引领和“幸福中国”的本质体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科学技术创新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在当前形势下，生态化理应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必然诉求，科学技术创新必须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为此，以绿色发展为导引，强化科技创新主体的生态伦理意识、将生态效益融入科学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将循环整体性分析介入科学技术创新思维方式是当前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化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3-0095-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成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被一再证明存在着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等诸多弊端，全球性资源环境问题日渐趋紧，成为制约各国发展的“心头大患”。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寻求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真正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历史性抉择和世界性趋势。就我国而言，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统一贯彻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新时代发展理念。这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和各项工作的着力点，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其中，创新是方向和钥匙，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是核心，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发展规律的创新，绿色发展既明确了新形势下完成第一要务的重点领域和有力抓手，更为我们党切实担当起新时期执政兴国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既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一、科技创新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生变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系全局，是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破解这一主要矛盾，当务之急是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加强科技供给侧改革，积极主动的科学技术创新是必然选择。当前，科学研究既追求知识与真理的“真”，更追求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善”，是科技创新的价值所指。其中，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创新是关键，它不仅能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转变注入新的活力，更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美丽中国、成就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的重要途径。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资源改变的影响错综复杂。应该说，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管理、保护和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自然的重要工具，是建设良好生态的手段，但落后技术或不恰当的技术运用又是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事实一再证明，20世纪许多科学技术上的成功，往往却是生态保护方面的失败。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生态上失败的原因在于人类的目标，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科学技术价值观的转变”[2]。其实，早在18世纪，“科学技术合理化”问题就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最早、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鲜明地反对近代启蒙理性把科学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除此之外，尼采、齐美尔、海德格尔等思想家也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进行了反思。虽然这些论述有许多可取之处，但遗憾的是，他们多立足于抽象的形而上学来探讨这一问题，实际上并未真正揭示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
到了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并为此做了长期、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与以往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抽象孤立地考察科学技术，而是将其立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之上，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突破了当时把科学技术当作经济系统外生变量的流行观点，开创性地将其归属于生产力范畴，纳入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一方面，他们从理性维度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了机器大生产的过程以及诸要素的作用后明确指出，表现为一般社会知识的科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由此提出了“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更进一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透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科学可以从潜在的生产力向直接的生产力转化的重要特征，强调了科学是“生产过程的獨立因素”。显然，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自觉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科学借助于物化、人格化和科学管理等主要途径，以其对大自然的巨大改造功能成为促进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巨大变革的重要因素和强大驱动力，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草稿》一文中写到，马克思将科学首先看成是“伟大的历史杠杆”，更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力量”[3]，再次肯定了科学及技术发展的伟大作用。
另一方面，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又深刻洞察到科学应用的目的、性质和效果要受到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指出正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了科学技术异化，形成了物质变换过程中“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这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归根到底是人对人的奴役。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以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结果就是“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4]。这时，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结合可能使科学技术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产生科技的异化现象。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5]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双重视角检视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作用进行了解读。他们虽然没有系统提出“科学技术生态化”思想，但开创性地将科学技术内嵌于社会结构、将其归结为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的做法已经明显地孕育着这一诉求。马克思首次将生物学和科学结合起来一并研究，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寻缓解生态环境现状的可行办法[6]，由此奠定了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的理论基础。绿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体现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当前形势下，要借力于科技创新解决现实中突出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内生”“异化”作用的辩证论述，特别是要肯定和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科技观中内含的丰富生态学意蕴。
鉴于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物质变换的“裂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萌发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地租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后发现，依托于科技发展的资本积累过程必然导致对外部自然和人自身自然的双重破坏，所以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是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的。接下来，围绕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目标，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肯定科技创新是减少生产和生活废弃物的有效手段。比如马克思在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就举例说明了化学的进步能够发现事物更多的有用性质。由此，一方面他们对科技活动的要求是要从自然界的历史优先性和“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的整体一致性出发，做到真正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并按照“种的尺度”和人类的“内在的尺度”善待自然；另一方面，他们提倡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大力进行科技创新和生产工具的革新，从而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马克思甚至还以希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农业生态退化为教训，阐发了生态农业的初步设想。
不难看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理应成为科技活动的首要前提，超越传统文明及其发展模式，探寻一条新的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绿色、循环、生态发展正成为人类发展的新趋向[7]。然而，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尚处于起步和初步探索阶段，不仅在发展理念、政策支持、法律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而且更重要的是企业缺乏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为此，我们不仅要强化政策管理力度和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高度把握科技创新于国家发展、于民族强盛的战略意义，科技创新要有新理念、新设计、新战略。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双刃剑作用，科技创新与成果应用正负效应并存。我们必须注意到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的双重影响，正确认识高新技术和绿色环保技术的关系。科技创新要冲破科技悲观主义和科技乐观主义的藩篱，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从哲学、伦理学、价值观高度引领科技创新走出两重性困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科技创新理应相互促进，当前时代科技创新必须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为引导，是按生态规律设计和应用、维持生态平衡的科学技术，是面向绿色发展、服务生态文明的科技创新。二、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科技创新的重要指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早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它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科技创新渗透于绿色发展领域，生态、生产和生活领域的科技创新是绿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支撑。另外，绿色发展规范和制约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与使命，提出新要求、贯穿全过程，并决定着其发展趋势和效果。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密切相关，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
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创新。绿色发展是在综合考量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前提下，将人类社会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作为追求的新型发展模式。“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形成绿色思维方式。”[8]为此，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把握影响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坚守“绿色”发展底线，创新“绿色”发展思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考量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谋划、系统推进。具体表现在，一是要将环境资源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综合考量，明晰资源环境承载力，调结构转方式，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二是要把实现“人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活动的目标，克服旧思维、探索新路子，加强环境立法执法，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三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着力解决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主要实现途径。绿色发展基本理念关系到我国深化改革全面发展大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求和价值取向。
绿色发展是对人类文明演进历程转向的积极回应。新的发展范式的建立，首先需要建设性地批判现代发展范式。“我们对自然的反应（认识）是基于生态的。我们由一种抽象的、还原式的和分析性的認识，转向了一种参与式的、整体的和综合的对自然中的人的解释。”[9]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夫人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为代表，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给资源环境带来的灾难，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异化”，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增长模式最终只会带来生态灾难，人类文明演进历程面临重大抉择。环境问题倒逼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自然和社会、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必须利用好人类自己的科学技术[10]。人类实践已经多次证明，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碾压下，无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依靠工业文明的局部改良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困境的，这实际上“只是达到一般的、局部的和有限的转移”[11]。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只有走出工业文明（黑色发展）的恶性循环，实现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转向，人类才有未来。随之，“绿色科技”“绿色经济”“绿色GDP”等逐渐进入理论探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为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把绿色发展作为经济复苏的支点和抢占经济制高点的战略，力求实现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在中国，随着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总结，以环境问题为导向，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更是对人类文明演进历程转向的积极回应。
绿色发展是突破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当今世界，突出发展的“绿色”理念和内涵，成为许多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举措和重要内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新格局，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再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而且将绿色发展置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中间位置，步步深、步步实地凸显了绿色发展的联动和贯穿作用。“十三五”期间，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是妥善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资源环境关系的可行路径，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福祉的重大问题，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引领，体现了“幸福中国”的本质要求。
绿色发展是新型生产和生活方式。格里芬认为，“我们只有摒弃了现代世界观，才有可能克服目前的各种建立在这种世界观之上的、用于指导个人和社区生活灾难性的方法”[12]。绿色发展是涵盖生态健康、经济绿化、社会公平、人民幸福等多重维度的综合均衡发展模式，它不仅是一种全局性、建设性的价值判断，更是融合了生态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上的综合考量，是将生态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实践中，落实绿色发展的根本之策在于改进环境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它立足于双层维度之上：其一是政府和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各种规制，实现绿色治理，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鼓励支持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其二是社会与个人，要大力倡导敬畏自然、尊崇生命、身体力行，激发人们的参与感和义务感，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积极创造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3]三、科技生态化创新是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基本路径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创新既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力争在基础科技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更要综合考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之间的平衡。毕竟，就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来看，科学技术创新仍不失为当下人类的理性选择，科学技术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4]。无论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还是“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和高瞻远瞩的五大发展理念，它们无一例外地与“科学技术生态化”诉求高度契合。我们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差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必须发动科技生态化创新的强大引擎，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与此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表现”，“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5]。
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创新，不仅强调的是科技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配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革命过程中首先将生态价值作为核心，既要保证科技发展的经济价值，又要确保环境优美和生态平衡的生态价值，促进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首先，要强化科技创新主体的生态伦理意识，树立绿色科技观。科学技术是伦理发生发展的基础，伦理是对科学技术的规范和超越，对科技进行伦理思考既是科学对伦理反叛的要求，同时也重新界定了人类未来科学发展之路。早在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就疾呼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成为祸害，要使“关系人的本身”始终成为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虽然使人类获得了空前的物质力量，但却缺失“自然價值”、丧失灵魂。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思想，目的是利用、改造、控制和主宰自然，以便为人类提供统治自然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这种形势下的科学技术不仅不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反而因其“非自然性”招致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生态困境，唯有将强调人与自然整体性的“自然价值”观念融于科学技术创新实践，才能既符合人的利益的价值要求，又同时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归根到底，科学技术只是人类阶段性科学认识的物化，虽然它可以做到在一定范围内顺应、支配、甚至控制自然，但却又不可避免地给自然和社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副作用，更不可能整体控制自然因而完全符合生态规律。科学技术创新不应以经济理性或科学技术理性来“算计”自然，而应“尊重、敬畏”自然；科学技术活动不是“无所畏惧”而应该是“有所顾忌”；要让科学认识“回归”自然知识、让技术应用适应环境、让自然做科学技术的最终裁判者；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要在承认并尊重“自然价值”的前提下来满足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将自然界和生态系统保全在良好的状态之下。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创新过程，即是以绿色科技理念为核心，引导科技工作者能够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调整科学研究与开发的伦理判断过程[16]。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工作者不仅应重视对社会的知识和物质贡献，还应更加重视科技的社会效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总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伦理观必须贯彻于科学技术的绿色化创新全过程，它昭示的是“人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巨大变革。
其次，要将生态效益融入科学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格局。300多年来，以机械论为特征、片面强调主客二分的现代二元论哲学，成为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指导了现代科学和工业化的发展。在机械论的世界图式中，自然被看作是一台完美的、被精确的数学规则控制着的机器，它没有目的、没有生命、没有精神，因而没有价值。受此影响，自然界成为人类肆意控制、掠夺和统治的对象，以GNP增长为唯一追求目标的经济主义横行全球。“当代经济思想的主体，天生是反生态的。经济学家们忽视社会和生态的相互依赖，同等地对待一切商品，而不考虑它们是人造的还是天然存在、可更新的还是不可更新的……全部价值被缩减到私人利润生产的唯一目标上。”[17]环境因素被从经济中驱逐出去，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科技创新主体必须要实现从传统社会的“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换；科技创新全过程要把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减少负经济外部性，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要从整体性出发评价科技创新效果，寻求人与自然的“双赢”。
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二律背反”的背景之下，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已与现在的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向要求优先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的有机统一。传统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以解决单一的、分离的问题为目的，在生产过程中寻求科学技术理性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其他，其结果就是自然资源只有很少部分被利用。有关资料表明，人类生产过程中仅有3%～4%的自然物质被转化为产品，其余96%以废物甚至有毒物质的形式被排放到自然界中。科学技术成果的这种“非生态化”应用形成的是“原料产品废料”的生产模式，具有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的特点。科学技术创新目标的“生态化”转变，是指应按照“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指向，将环境生态目标与经济社会目标同时纳入科学技术成果的评价和应用体系，大力发展亲环境型技术，引领科学技术向综合应用发展，以资源循环利用和分层利用为特征，引导形成“原料产品剩余品新产品……”的循环生产模式。社会主义绿色发展要以促使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绿色科技为支撑，从宏观上通过应用绿色科技引领森林、海洋、动物、植被、江河、土地等系统的良性循环，确保经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微观上尽可能地开发、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将发展控制在自然资源可调节、生态系统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使科技创新朝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体现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道德约束。
最后，要将循环整体性分析介入科学技术创新思维方式，从零散化走向综合化，强调整体较于部分更为重要。以主体客体、物质心灵二分为特征的机械论世界观的方法论是分析主义的，它简化了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在思考问题时只强调对部分的认识，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成为人类掠夺自然、主宰自然的哲学基础，是现代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之一。以此为据，传统科学技术以机械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发展，在完全孤立的发展中不断分化并自成体系，结果却是随着专业化的增强逐步失去意义，逐渐远离现实。认识到这种危险的现象，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出发，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的交织起来的画面。”[18] 进入21世纪，强调整体性的有机论逐步成为取代机械论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为当前科学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科技创新必须基于具有自组织、自调控、自发展性质的地球系统，不是由部分组成整体而是由整体统摄部分，整体性存在于动态的结构和功能中。
“我们自己也是生态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是直到今天我们才慢慢认识到的。我们仍然处于在从个别思考到普遍思考的变化过程之中……”[19]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摒弃传统工业文明的线性非循环思维方式，用生态系统性观点、非线性和循环动态的观点指导科学技术创新，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绿色发展要将更强调整合性、共轭性、进化性和自组织性的生态管理融于科学技术发展，一方面要实现科技创新理念的生态化，变革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指引，敬畏自然，从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技术、生态美学等方面宣传、诱导和固化科技生态发展理念；另一方面要实现科技创新过程的生态化，运用生态控制理论，引导科学技术决策者和管理者积极发展循环技术，逐步实现生产工艺生态化和无害化，在科技发展实践过程中探索适应环境的生态进化路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
[2]余謀昌.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20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9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5-77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67.
[6]易彪.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J].求索，2014（4）：17-21.
[7]李国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成逻辑[J].理论月刊，2014（4）：157-163.
[8]任理轩.坚持绿色发展——“五大发展理念”解读之三[N].人民日报，2015-12-22（7）.
[9]罗尔斯顿.自然界中的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J].环境与社会，1999（1）：22-23.
[10]周在娟.科学的整体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之根[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9.
[11]SARKAR S. 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Humanitys Fundamental Choices[M].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Ltd.，1999：121.
[12]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14.
[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
[14]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
[15]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34.
[16]袁正英.绿色科技观：当代科技与伦理的结合[J].湖南社会科学，2008（3）：42-46.
[17]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冯禹，向世陵，黎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60.
[18]马克恩，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19]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文韬，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2-3.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contradictions i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s determined the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nforming to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strong leading power of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and is the essence of “Happy China”. As the “endogenous variabl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major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new era.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ecological management should become the inevitable demand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benefits. Aiming green development as a guide，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and ethical awarenes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corporating ecological benefits int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rget system and involving the circular holistic analysi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nking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current ecological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logicalization
（編辑：蔡秀娟）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影响着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的方向。顺应人类文明演进历程的转向，绿色发展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引领和“幸福中国”的本质体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科学技术创新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在当前形势下，生态化理应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必然诉求，科学技术创新必须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为此，以绿色发展为导引，强化科技创新主体的生态伦理意识、将生态效益融入科学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将循环整体性分析介入科学技术创新思维方式是当前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化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3-0095-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成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被一再证明存在着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等诸多弊端，全球性资源环境问题日渐趋紧，成为制约各国发展的“心头大患”。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寻求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真正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历史性抉择和世界性趋势。就我国而言，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统一贯彻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新时代发展理念。这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和各项工作的着力点，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其中，创新是方向和钥匙，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是核心，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发展规律的创新，绿色发展既明确了新形势下完成第一要务的重点领域和有力抓手，更为我们党切实担当起新时期执政兴国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既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一、科技创新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生变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系全局，是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破解这一主要矛盾，当务之急是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加强科技供给侧改革，积极主动的科学技术创新是必然选择。当前，科学研究既追求知识与真理的“真”，更追求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善”，是科技创新的价值所指。其中，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创新是关键，它不仅能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转变注入新的活力，更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美丽中国、成就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的重要途径。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资源改变的影响错综复杂。应该说，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管理、保护和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自然的重要工具，是建设良好生态的手段，但落后技术或不恰当的技术运用又是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事实一再证明，20世纪许多科学技术上的成功，往往却是生态保护方面的失败。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生态上失败的原因在于人类的目标，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科学技术价值观的转变”[2]。其实，早在18世纪，“科学技术合理化”问题就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最早、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鲜明地反对近代启蒙理性把科学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除此之外，尼采、齐美尔、海德格尔等思想家也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进行了反思。虽然这些论述有许多可取之处，但遗憾的是，他们多立足于抽象的形而上学来探讨这一问题，实际上并未真正揭示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
到了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并为此做了长期、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与以往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抽象孤立地考察科学技术，而是将其立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之上，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突破了当时把科学技术当作经济系统外生变量的流行观点，开创性地将其归属于生产力范畴，纳入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一方面，他们从理性维度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了机器大生产的过程以及诸要素的作用后明确指出，表现为一般社会知识的科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由此提出了“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更进一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透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科学可以从潜在的生产力向直接的生产力转化的重要特征，强调了科学是“生产过程的獨立因素”。显然，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自觉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科学借助于物化、人格化和科学管理等主要途径，以其对大自然的巨大改造功能成为促进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巨大变革的重要因素和强大驱动力，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草稿》一文中写到，马克思将科学首先看成是“伟大的历史杠杆”，更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力量”[3]，再次肯定了科学及技术发展的伟大作用。
另一方面，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又深刻洞察到科学应用的目的、性质和效果要受到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指出正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了科学技术异化，形成了物质变换过程中“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这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归根到底是人对人的奴役。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以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结果就是“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4]。这时，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结合可能使科学技术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产生科技的异化现象。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5]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双重视角检视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作用进行了解读。他们虽然没有系统提出“科学技术生态化”思想，但开创性地将科学技术内嵌于社会结构、将其归结为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的做法已经明显地孕育着这一诉求。马克思首次将生物学和科学结合起来一并研究，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寻缓解生态环境现状的可行办法[6]，由此奠定了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的理论基础。绿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体现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当前形势下，要借力于科技创新解决现实中突出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内生”“异化”作用的辩证论述，特别是要肯定和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科技观中内含的丰富生态学意蕴。
鉴于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物质变换的“裂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萌发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地租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后发现，依托于科技发展的资本积累过程必然导致对外部自然和人自身自然的双重破坏，所以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是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的。接下来，围绕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目标，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肯定科技创新是减少生产和生活废弃物的有效手段。比如马克思在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就举例说明了化学的进步能够发现事物更多的有用性质。由此，一方面他们对科技活动的要求是要从自然界的历史优先性和“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的整体一致性出发，做到真正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并按照“种的尺度”和人类的“内在的尺度”善待自然；另一方面，他们提倡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大力进行科技创新和生产工具的革新，从而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马克思甚至还以希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农业生态退化为教训，阐发了生态农业的初步设想。
不难看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理应成为科技活动的首要前提，超越传统文明及其发展模式，探寻一条新的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绿色、循环、生态发展正成为人类发展的新趋向[7]。然而，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尚处于起步和初步探索阶段，不仅在发展理念、政策支持、法律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而且更重要的是企业缺乏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为此，我们不仅要强化政策管理力度和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高度把握科技创新于国家发展、于民族强盛的战略意义，科技创新要有新理念、新设计、新战略。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双刃剑作用，科技创新与成果应用正负效应并存。我们必须注意到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的双重影响，正确认识高新技术和绿色环保技术的关系。科技创新要冲破科技悲观主义和科技乐观主义的藩篱，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从哲学、伦理学、价值观高度引领科技创新走出两重性困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科技创新理应相互促进，当前时代科技创新必须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为引导，是按生态规律设计和应用、维持生态平衡的科学技术，是面向绿色发展、服务生态文明的科技创新。二、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科技创新的重要指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早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它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科技创新渗透于绿色发展领域，生态、生产和生活领域的科技创新是绿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支撑。另外，绿色发展规范和制约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与使命，提出新要求、贯穿全过程，并决定着其发展趋势和效果。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密切相关，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
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创新。绿色发展是在综合考量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前提下，将人类社会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作为追求的新型发展模式。“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形成绿色思维方式。”[8]为此，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把握影响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坚守“绿色”发展底线，创新“绿色”发展思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考量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谋划、系统推进。具体表现在，一是要将环境资源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综合考量，明晰资源环境承载力，调结构转方式，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二是要把实现“人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活动的目标，克服旧思维、探索新路子，加强环境立法执法，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三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着力解决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主要实现途径。绿色发展基本理念关系到我国深化改革全面发展大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求和价值取向。
绿色发展是对人类文明演进历程转向的积极回应。新的发展范式的建立，首先需要建设性地批判现代发展范式。“我们对自然的反应（认识）是基于生态的。我们由一种抽象的、还原式的和分析性的認识，转向了一种参与式的、整体的和综合的对自然中的人的解释。”[9]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夫人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为代表，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给资源环境带来的灾难，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异化”，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增长模式最终只会带来生态灾难，人类文明演进历程面临重大抉择。环境问题倒逼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自然和社会、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必须利用好人类自己的科学技术[10]。人类实践已经多次证明，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碾压下，无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依靠工业文明的局部改良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困境的，这实际上“只是达到一般的、局部的和有限的转移”[11]。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只有走出工业文明（黑色发展）的恶性循环，实现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转向，人类才有未来。随之，“绿色科技”“绿色经济”“绿色GDP”等逐渐进入理论探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为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把绿色发展作为经济复苏的支点和抢占经济制高点的战略，力求实现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在中国，随着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总结，以环境问题为导向，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更是对人类文明演进历程转向的积极回应。
绿色发展是突破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当今世界，突出发展的“绿色”理念和内涵，成为许多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举措和重要内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新格局，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再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而且将绿色发展置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中间位置，步步深、步步实地凸显了绿色发展的联动和贯穿作用。“十三五”期间，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是妥善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资源环境关系的可行路径，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福祉的重大问题，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引领，体现了“幸福中国”的本质要求。
绿色发展是新型生产和生活方式。格里芬认为，“我们只有摒弃了现代世界观，才有可能克服目前的各种建立在这种世界观之上的、用于指导个人和社区生活灾难性的方法”[12]。绿色发展是涵盖生态健康、经济绿化、社会公平、人民幸福等多重维度的综合均衡发展模式，它不仅是一种全局性、建设性的价值判断，更是融合了生态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上的综合考量，是将生态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实践中，落实绿色发展的根本之策在于改进环境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它立足于双层维度之上：其一是政府和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各种规制，实现绿色治理，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鼓励支持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其二是社会与个人，要大力倡导敬畏自然、尊崇生命、身体力行，激发人们的参与感和义务感，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积极创造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3]三、科技生态化创新是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基本路径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创新既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力争在基础科技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更要综合考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之间的平衡。毕竟，就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来看，科学技术创新仍不失为当下人类的理性选择，科学技术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4]。无论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还是“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和高瞻远瞩的五大发展理念，它们无一例外地与“科学技术生态化”诉求高度契合。我们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差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必须发动科技生态化创新的强大引擎，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与此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表现”，“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5]。
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创新，不仅强调的是科技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配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革命过程中首先将生态价值作为核心，既要保证科技发展的经济价值，又要确保环境优美和生态平衡的生态价值，促进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首先，要强化科技创新主体的生态伦理意识，树立绿色科技观。科学技术是伦理发生发展的基础，伦理是对科学技术的规范和超越，对科技进行伦理思考既是科学对伦理反叛的要求，同时也重新界定了人类未来科学发展之路。早在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就疾呼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成为祸害，要使“关系人的本身”始终成为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虽然使人类获得了空前的物质力量，但却缺失“自然價值”、丧失灵魂。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思想，目的是利用、改造、控制和主宰自然，以便为人类提供统治自然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这种形势下的科学技术不仅不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反而因其“非自然性”招致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生态困境，唯有将强调人与自然整体性的“自然价值”观念融于科学技术创新实践，才能既符合人的利益的价值要求，又同时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归根到底，科学技术只是人类阶段性科学认识的物化，虽然它可以做到在一定范围内顺应、支配、甚至控制自然，但却又不可避免地给自然和社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副作用，更不可能整体控制自然因而完全符合生态规律。科学技术创新不应以经济理性或科学技术理性来“算计”自然，而应“尊重、敬畏”自然；科学技术活动不是“无所畏惧”而应该是“有所顾忌”；要让科学认识“回归”自然知识、让技术应用适应环境、让自然做科学技术的最终裁判者；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要在承认并尊重“自然价值”的前提下来满足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将自然界和生态系统保全在良好的状态之下。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创新过程，即是以绿色科技理念为核心，引导科技工作者能够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调整科学研究与开发的伦理判断过程[16]。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工作者不仅应重视对社会的知识和物质贡献，还应更加重视科技的社会效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总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伦理观必须贯彻于科学技术的绿色化创新全过程，它昭示的是“人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巨大变革。
其次，要将生态效益融入科学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格局。300多年来，以机械论为特征、片面强调主客二分的现代二元论哲学，成为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指导了现代科学和工业化的发展。在机械论的世界图式中，自然被看作是一台完美的、被精确的数学规则控制着的机器，它没有目的、没有生命、没有精神，因而没有价值。受此影响，自然界成为人类肆意控制、掠夺和统治的对象，以GNP增长为唯一追求目标的经济主义横行全球。“当代经济思想的主体，天生是反生态的。经济学家们忽视社会和生态的相互依赖，同等地对待一切商品，而不考虑它们是人造的还是天然存在、可更新的还是不可更新的……全部价值被缩减到私人利润生产的唯一目标上。”[17]环境因素被从经济中驱逐出去，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科技创新主体必须要实现从传统社会的“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换；科技创新全过程要把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减少负经济外部性，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要从整体性出发评价科技创新效果，寻求人与自然的“双赢”。
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二律背反”的背景之下，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已与现在的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向要求优先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的有机统一。传统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以解决单一的、分离的问题为目的，在生产过程中寻求科学技术理性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其他，其结果就是自然资源只有很少部分被利用。有关资料表明，人类生产过程中仅有3%～4%的自然物质被转化为产品，其余96%以废物甚至有毒物质的形式被排放到自然界中。科学技术成果的这种“非生态化”应用形成的是“原料产品废料”的生产模式，具有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的特点。科学技术创新目标的“生态化”转变，是指应按照“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指向，将环境生态目标与经济社会目标同时纳入科学技术成果的评价和应用体系，大力发展亲环境型技术，引领科学技术向综合应用发展，以资源循环利用和分层利用为特征，引导形成“原料产品剩余品新产品……”的循环生产模式。社会主义绿色发展要以促使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绿色科技为支撑，从宏观上通过应用绿色科技引领森林、海洋、动物、植被、江河、土地等系统的良性循环，确保经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微观上尽可能地开发、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将发展控制在自然资源可调节、生态系统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使科技创新朝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体现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道德约束。
最后，要将循环整体性分析介入科学技术创新思维方式，从零散化走向综合化，强调整体较于部分更为重要。以主体客体、物质心灵二分为特征的机械论世界观的方法论是分析主义的，它简化了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在思考问题时只强调对部分的认识，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成为人类掠夺自然、主宰自然的哲学基础，是现代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之一。以此为据，传统科学技术以机械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发展，在完全孤立的发展中不断分化并自成体系，结果却是随着专业化的增强逐步失去意义，逐渐远离现实。认识到这种危险的现象，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出发，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的交织起来的画面。”[18] 进入21世纪，强调整体性的有机论逐步成为取代机械论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为当前科学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科技创新必须基于具有自组织、自调控、自发展性质的地球系统，不是由部分组成整体而是由整体统摄部分，整体性存在于动态的结构和功能中。
“我们自己也是生态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是直到今天我们才慢慢认识到的。我们仍然处于在从个别思考到普遍思考的变化过程之中……”[19]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摒弃传统工业文明的线性非循环思维方式，用生态系统性观点、非线性和循环动态的观点指导科学技术创新，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绿色发展要将更强调整合性、共轭性、进化性和自组织性的生态管理融于科学技术发展，一方面要实现科技创新理念的生态化，变革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指引，敬畏自然，从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技术、生态美学等方面宣传、诱导和固化科技生态发展理念；另一方面要实现科技创新过程的生态化，运用生态控制理论，引导科学技术决策者和管理者积极发展循环技术，逐步实现生产工艺生态化和无害化，在科技发展实践过程中探索适应环境的生态进化路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
[2]余謀昌.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20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9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5-77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67.
[6]易彪.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J].求索，2014（4）：17-21.
[7]李国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成逻辑[J].理论月刊，2014（4）：157-163.
[8]任理轩.坚持绿色发展——“五大发展理念”解读之三[N].人民日报，2015-12-22（7）.
[9]罗尔斯顿.自然界中的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J].环境与社会，1999（1）：22-23.
[10]周在娟.科学的整体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之根[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9.
[11]SARKAR S. 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Humanitys Fundamental Choices[M].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Ltd.，1999：121.
[12]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14.
[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
[14]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
[15]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34.
[16]袁正英.绿色科技观：当代科技与伦理的结合[J].湖南社会科学，2008（3）：42-46.
[17]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冯禹，向世陵，黎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60.
[18]马克恩，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19]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文韬，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2-3.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contradictions i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s determined the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nforming to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strong leading power of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and is the essence of “Happy China”. As the “endogenous variabl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major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new era.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ecological management should become the inevitable demand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ecological benefit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benefits. Aiming green development as a guide，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and ethical awarenes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corporating ecological benefits int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rget system and involving the circular holistic analysi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nking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current ecological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logicalization
（編辑：蔡秀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