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知识分子观探微
朱培丽
摘要：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未来世界的建构中，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并思考知识分子问题。在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引领下，“现实的个人”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知识分子观的理论出发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的阶级分化与阶层分化，即作为雇佣劳动者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和作为意识形态家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两极对抗的矛盾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可能性力量，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需要知识分子自觉服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定。
关键词：知识分子；现实的个人；社会分工；共产主义运动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10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047-05
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未来世界的建构中，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并思考知识分子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革命与变革的时代主题愈加凸显科学知识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知识分子成为任何阶级和利益集团都不能忽视的社会力量。然而，“知识分子”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却寥若晨星，除去“知识分子”概念在当时并未流行之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一词多义”与“多词一义”的表达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中，知识分子大致等同于文本中经常出现的“有教养的人”、精神生产者、思想家、哲学家、学者以及其他具体的职业角色，诸如律师、作家、诗人、医生、撰稿人、教师、演员、工程师等。
一、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理解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曾在抽象理性的角度对精神生产者进行阐释。费希特关于学者使命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观念创造历史”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擔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1]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影响，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就曾立下“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崇高志向。如果说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所表达的是知识分子个体的理想境界的话，那么伴随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逻辑的彻底决裂，他们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也开启了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的新征程。
在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引领下，“现实的个人”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知识分子观的理论出发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活动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思辨的个人，而是从事实际的生产生活活动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正是从“现实的个人”而不是虚幻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关于人的“永恒理性”的思辨与假设，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把握知识分子“现实”的身份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是独立于“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牧师和农村居民”[3]之外的社会成员，他们既不同于脱离社会劳动的剥削者，也不同于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群众。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能够标识知识分子本质身份特征的关键性因素在于其脑力劳动的劳动方式，因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脑力劳动的特殊方式决定了知识分子作为历史活动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具有社会制约性和精神超越性的双重身份特征。
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生产生活受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生产状况的制约。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拓宽着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理性认识。然而，知识分子的认知活动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的“纠缠”，客体能否进入以及以怎样的方式进入知识分子理性的头脑，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甚至以往时代的思想材料和社会需要本身也构成知识分子精神创作的历史前提。任何具有现实理性而不是虚幻理性的知识分子都“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5]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文化创作具有精神超越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尽管存在资本的剥削和奴役，但是知识分子依然保持对自由的追求，例如弥尔顿在创作《失乐园》时，犹如春蚕吐丝一般，在精神的自由王国里驰骋奔放。作家将自己的脑力劳动成果——作品视为生命，乃是对精神自由的最高诠释。以精神自由的方式把握外部世界，也是知识分子独有的的精神气质。然而，知识分子精神自由的超现实性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实现。恩格斯为了崇高的精神追求，在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长达二十一个月的时间里，“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6]在此期间，恩格斯走进工人的茅室蓬户，深入工人的生活疾苦，体恤工人的现实苦难，寻求拯救被压迫者的方案与构想。恩格斯回忆这样的经历与付出时曾讲：“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7]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占有劳动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生产规律，资本的扩张本性与知识分子从事科学、诗歌、艺术、文学等自由的精神生产活动相互敌对。质言之，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自由个性和超越特性完全被淹没在资本逻辑之中，资本事实上成为阻碍和抑制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消极力量。以自然科学家为例，“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8]不仅科学家难逃资本增殖的逻辑，而且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自由职业的律师、作家、教师等，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资本的强权面前只能被动选择让渡精神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讲：“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9]在资本主宰一切的历史条件下，货币可以占有一切，以至于原本属于人们精神世界的艺术、学识等文化现象却异化成为纯粹的购买与消费行为。
二、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的主体分化
社会分工是人类劳动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生产能力的提高、科学艺术的发展只有通过更为广泛的社会分工才能实现。社会分工不仅塑造特定生产条件下的阶级关系，而且塑造特定社会形态里的阶层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不仅造成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而且精神生产进一步分化为一般的精神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两种不同的类型。相应地，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分化为两种：一种是从事一般精神生产活动、作为雇佣劳动者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另一种则是从事特定阶级意识形态思想生产的意识形态家。
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分离，但知识分子并未超脱其与无产阶级的本质关联。资本主义生产使得一切都变成赤裸裸的交易，一切社会关系都简单化地分裂为两大直接对抗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医生、教师、学者等职业的神圣光环被资本抹去，这些从事具体精神生产和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并不占有资本和生产资料，而是通过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与文化知识、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以谋求生活资料，因而在本质上仍然是被资本家出钱雇佣的劳动者，与资本家阶级构成对抗性的关系。尽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产生了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但是资本的殖民掠夺与分工和劳动的畸形发展却严重抑制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与人文精神，知识分子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被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僵化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生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10]因此，在社会分工的驱动下，知识分子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颗机械性螺丝钉。从阶级属性和阶级地位上来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是被资本异化的雇佣劳动者，只是其承受剥削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劳动者阶级而已。
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内部的阶层分化，使得其中的少部分成为专门从事意识形态生产的意识形态家。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都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概括、凝练意识形态学说也必然是一定时代的思想家们基于一定阶级立场的自觉自为，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内部，必然有“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現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并且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11]所以，社会分工不仅分化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而且也分化出剥削者内部的不同阶层，其中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思想和文化的精神统治，并且被冠以思想家的名义。这些思想家虽然从属于广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却是服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他们拥有学识，属于“有教养的阶级”，他们的使命就在于从思想上确立并维护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地位，如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把本阶级的价值观美化为普世价值，掩盖现存阶级矛盾和对抗关系，从而在价值观层面上暴露出自己的虚假意识本质。”[12]
既然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的阶级分化与阶层分化，即作为雇佣劳动者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和作为意识形态家而存在的知识分子。那么如何评判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在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对抗的时代，那些富于创造、无私无畏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进步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革命进取精神相一致。但是，资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革命锋芒褪去，就会把一部分知识分子训练成为忠诚的意识形态阶层，原本致力于科学理性的知识分子发生蜕变、走向庸俗。马克思就曾讽刺那些被资本降服的庸俗经济学家为忠诚的仆从和伙计，“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13]在物质文明日趋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无法摆脱漠视科学、歪曲事实、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迂腐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就在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阶层阿谀逢迎、无耻献媚、制造谬误与混乱，最终达到维护虚假意识形态的政治企图。
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运动的可能性
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有各自的知识分子代表竞相发声，彼此熏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性决定了理论学说的根本差异性，“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14]前者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竭力掩盖矛盾与冲突；后者则要深入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探求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考察，创制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型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在讲到马克思时说到：“对于在德国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开始思想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他为获得解放所需要的根本条件可能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突破沉重的意识形态襁褓（它把真实历史和真实对象包围了起来，不仅把它们化作影子，而且加以歪曲），重新发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对象。”[15]知识分子是文化价值观念传承的重要载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当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然而，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源于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建立在知识分子的事业追求与合历史规律的革命运动相统一的基础之上。
追求真理与进步的知识分子具有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现实可能性，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依靠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科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的发展必然要求从事科学活动的知识分子坚持革命的、批判的、创新的理论姿态，不故步自封、不因循守旧，面向客观的自然和原本的事实，深入世界本身去发现世界的真实与客观的规律。对此，恩格斯强调，“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16]因此，知识分子实事求是、科学公正的理论立场与工人阶级追求自由解放的阶级立场、政治诉求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凭借其科学性、真理性而不断地扩大其思想阵地，获得进步知识分子及其刊物机构的拥护，如医学博士弗腊斯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地质学家达金斯具有“天生的”共产主义情结，经济学家拉布里奥拉被誉为“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者中杰出的作家，英国宪章运动机关报《北极星报》、德意志工人协会《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等支持共产主义……以至于在19世纪末期恩格斯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乐观地谈到，“我们的思想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律师和其他人当中到处传播。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17]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其真理性品质随着社会实践的展开而彰显，赢得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理解与信任。
争取自由与解放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共同的政治诉求。知识分子从事科学艺术活动，追求真善美，其感知世界、关怀社会的方式也更为深沉、更为自觉。恩格斯在谈到俄国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时讲到：“一个强有力的民族知识分子阶层也渴望打碎束缚着他们的枷锁。”[18]对于受剥削、受压迫的民族国家而言，民族的解放与劳动的解放是相互促进的，没有民族国家的解放，就没有民族精神的独立，也就没有知识分子文化创作的自由。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展开，一些具有理论自觉性的知识分子逐渐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然而，革命道路的成功需要知识分子与广大工人相结合。马克思认为，“公认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9]知识能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必须要警惕反动理论的破坏，警惕那些限制阶级斗争、磨钝斗争锋芒的“仁爱的大小资产者”的干扰。质言之，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需要“物质武器”，而且也需要“精神武器”，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0]无产阶级与哲学结合的直接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与哲学家（知识分子）的联盟，“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21]
四、共产主义运动对知识分子革命性的规定
在资本主义两极对抗的矛盾运动中，知识分子阶层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阶级立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有效地争取专家、律师和教师等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必将会推动无产阶级掌握和巩固政权。然而，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低谷期，某些技术专家、文学艺术家、律师等知识分子也可能会因为对资产阶级的习惯性认同而出卖或者欺骗无产阶级，对革命运动造成损失。因此，知识分子并非天然的革命力量，但他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使得他们具有革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需要知识分子自觉服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定。
一方面，革命知识分子要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立足未来，占领历史制高点，这就意味着必须从历史科学和历史规律的高度来寻求革命的正当性和道义性支撑。因此，对于革命知识分子而言，理论自觉尤为重要，即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研究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22]这里，“研究”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之间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辩证过程：一方面，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作为主体在此过程中越来越“无产阶级化”，这种“无产阶级化”指知识分子在情感意识方面克服资产阶级偏见、自觉融入到无产阶级队伍；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作为客体在此过程中越来越“知识分子化”，指无产阶级逐渐摆脱资产阶级强加给自身的精神符咒，即一无所有、贫穷、野蛮、无知等形象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资产阶级被迫把现代化的科学知识移交给工人，无产阶级作为劳动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文化垄断，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被剥削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力上和道义上的优势，特别是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粗野蛮横之徒。同时工人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并深知自己优势的最好的证明。”[23]革命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互学习，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深入推进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知识分子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不同的世界观代表着不同的理论立场和思想倾向。因此，掌握何种世界观、坚持何种方法论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思维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并非沉思冥想式的抽象理论学说，而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实践。”[24]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否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是衡量知识分子革命性的重要“试金石”。只要知识分子选择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尤其在选择加入工人党的时候，“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25]在德国等小资产阶级国家，一些知识分子出现了将自己理解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旧思想旧理论相调和的做法，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随意剪裁新科学并炮制私人科学。这种情况不但无助于正确思想的传播，反而会造成更为严重的思想混乱，以至出现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的情形。像这种歪曲理解的社会主义思想只能在工人阶级政党之外的地方而存在，因为工人阶级政党具有鲜明的组织纪律和党性规定，工人阶级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表现就是要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党员都要严格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加入工人阶级政党的知识分子除了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之外，更為重要的就是要无条件地掌握并践行无产阶级世界观，否则就是混入党内的“冒牌货”。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睿智研判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中，洞察到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历史使命与现实境遇。在资本主宰一切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事业追求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之间的对抗关系犹如烙印在社会结构内部、无法自我根除的毒瘤，这种对抗关系的消解唯有在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随着历史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也将不断彰显，追求科学精神与道义情怀的知识分子必将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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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9，238.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9.
[12]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15][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4.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2-123.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14.
[24]马军海，张楠.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及其当代自觉[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2）：30-33.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84.
[责任编辑：张学玲]
摘要：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未来世界的建构中，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并思考知识分子问题。在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引领下，“现实的个人”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知识分子观的理论出发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的阶级分化与阶层分化，即作为雇佣劳动者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和作为意识形态家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两极对抗的矛盾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可能性力量，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需要知识分子自觉服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定。
关键词：知识分子；现实的个人；社会分工；共产主义运动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10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047-05
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未来世界的建构中，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并思考知识分子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革命与变革的时代主题愈加凸显科学知识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知识分子成为任何阶级和利益集团都不能忽视的社会力量。然而，“知识分子”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却寥若晨星，除去“知识分子”概念在当时并未流行之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一词多义”与“多词一义”的表达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中，知识分子大致等同于文本中经常出现的“有教养的人”、精神生产者、思想家、哲学家、学者以及其他具体的职业角色，诸如律师、作家、诗人、医生、撰稿人、教师、演员、工程师等。
一、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理解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曾在抽象理性的角度对精神生产者进行阐释。费希特关于学者使命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观念创造历史”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擔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1]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影响，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就曾立下“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崇高志向。如果说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所表达的是知识分子个体的理想境界的话，那么伴随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逻辑的彻底决裂，他们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也开启了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的新征程。
在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引领下，“现实的个人”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知识分子观的理论出发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活动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思辨的个人，而是从事实际的生产生活活动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正是从“现实的个人”而不是虚幻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关于人的“永恒理性”的思辨与假设，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把握知识分子“现实”的身份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是独立于“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牧师和农村居民”[3]之外的社会成员，他们既不同于脱离社会劳动的剥削者，也不同于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群众。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能够标识知识分子本质身份特征的关键性因素在于其脑力劳动的劳动方式，因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脑力劳动的特殊方式决定了知识分子作为历史活动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具有社会制约性和精神超越性的双重身份特征。
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生产生活受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生产状况的制约。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拓宽着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理性认识。然而，知识分子的认知活动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的“纠缠”，客体能否进入以及以怎样的方式进入知识分子理性的头脑，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甚至以往时代的思想材料和社会需要本身也构成知识分子精神创作的历史前提。任何具有现实理性而不是虚幻理性的知识分子都“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5]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文化创作具有精神超越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尽管存在资本的剥削和奴役，但是知识分子依然保持对自由的追求，例如弥尔顿在创作《失乐园》时，犹如春蚕吐丝一般，在精神的自由王国里驰骋奔放。作家将自己的脑力劳动成果——作品视为生命，乃是对精神自由的最高诠释。以精神自由的方式把握外部世界，也是知识分子独有的的精神气质。然而，知识分子精神自由的超现实性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实现。恩格斯为了崇高的精神追求，在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长达二十一个月的时间里，“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6]在此期间，恩格斯走进工人的茅室蓬户，深入工人的生活疾苦，体恤工人的现实苦难，寻求拯救被压迫者的方案与构想。恩格斯回忆这样的经历与付出时曾讲：“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7]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占有劳动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生产规律，资本的扩张本性与知识分子从事科学、诗歌、艺术、文学等自由的精神生产活动相互敌对。质言之，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自由个性和超越特性完全被淹没在资本逻辑之中，资本事实上成为阻碍和抑制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消极力量。以自然科学家为例，“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8]不仅科学家难逃资本增殖的逻辑，而且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自由职业的律师、作家、教师等，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资本的强权面前只能被动选择让渡精神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讲：“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9]在资本主宰一切的历史条件下，货币可以占有一切，以至于原本属于人们精神世界的艺术、学识等文化现象却异化成为纯粹的购买与消费行为。
二、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的主体分化
社会分工是人类劳动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生产能力的提高、科学艺术的发展只有通过更为广泛的社会分工才能实现。社会分工不仅塑造特定生产条件下的阶级关系，而且塑造特定社会形态里的阶层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不仅造成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而且精神生产进一步分化为一般的精神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两种不同的类型。相应地，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分化为两种：一种是从事一般精神生产活动、作为雇佣劳动者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另一种则是从事特定阶级意识形态思想生产的意识形态家。
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分离，但知识分子并未超脱其与无产阶级的本质关联。资本主义生产使得一切都变成赤裸裸的交易，一切社会关系都简单化地分裂为两大直接对抗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医生、教师、学者等职业的神圣光环被资本抹去，这些从事具体精神生产和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并不占有资本和生产资料，而是通过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与文化知识、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以谋求生活资料，因而在本质上仍然是被资本家出钱雇佣的劳动者，与资本家阶级构成对抗性的关系。尽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产生了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但是资本的殖民掠夺与分工和劳动的畸形发展却严重抑制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与人文精神，知识分子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被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僵化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生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10]因此，在社会分工的驱动下，知识分子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颗机械性螺丝钉。从阶级属性和阶级地位上来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是被资本异化的雇佣劳动者，只是其承受剥削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劳动者阶级而已。
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内部的阶层分化，使得其中的少部分成为专门从事意识形态生产的意识形态家。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都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概括、凝练意识形态学说也必然是一定时代的思想家们基于一定阶级立场的自觉自为，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内部，必然有“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現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并且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11]所以，社会分工不仅分化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而且也分化出剥削者内部的不同阶层，其中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思想和文化的精神统治，并且被冠以思想家的名义。这些思想家虽然从属于广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却是服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他们拥有学识，属于“有教养的阶级”，他们的使命就在于从思想上确立并维护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地位，如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把本阶级的价值观美化为普世价值，掩盖现存阶级矛盾和对抗关系，从而在价值观层面上暴露出自己的虚假意识本质。”[12]
既然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造成知识分子的阶级分化与阶层分化，即作为雇佣劳动者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和作为意识形态家而存在的知识分子。那么如何评判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在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对抗的时代，那些富于创造、无私无畏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进步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革命进取精神相一致。但是，资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革命锋芒褪去，就会把一部分知识分子训练成为忠诚的意识形态阶层，原本致力于科学理性的知识分子发生蜕变、走向庸俗。马克思就曾讽刺那些被资本降服的庸俗经济学家为忠诚的仆从和伙计，“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13]在物质文明日趋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无法摆脱漠视科学、歪曲事实、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迂腐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就在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阶层阿谀逢迎、无耻献媚、制造谬误与混乱，最终达到维护虚假意识形态的政治企图。
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运动的可能性
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有各自的知识分子代表竞相发声，彼此熏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性决定了理论学说的根本差异性，“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14]前者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竭力掩盖矛盾与冲突；后者则要深入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探求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考察，创制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型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在讲到马克思时说到：“对于在德国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开始思想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他为获得解放所需要的根本条件可能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突破沉重的意识形态襁褓（它把真实历史和真实对象包围了起来，不仅把它们化作影子，而且加以歪曲），重新发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对象。”[15]知识分子是文化价值观念传承的重要载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当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然而，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源于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建立在知识分子的事业追求与合历史规律的革命运动相统一的基础之上。
追求真理与进步的知识分子具有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现实可能性，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依靠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科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的发展必然要求从事科学活动的知识分子坚持革命的、批判的、创新的理论姿态，不故步自封、不因循守旧，面向客观的自然和原本的事实，深入世界本身去发现世界的真实与客观的规律。对此，恩格斯强调，“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16]因此，知识分子实事求是、科学公正的理论立场与工人阶级追求自由解放的阶级立场、政治诉求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凭借其科学性、真理性而不断地扩大其思想阵地，获得进步知识分子及其刊物机构的拥护，如医学博士弗腊斯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地质学家达金斯具有“天生的”共产主义情结，经济学家拉布里奥拉被誉为“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者中杰出的作家，英国宪章运动机关报《北极星报》、德意志工人协会《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等支持共产主义……以至于在19世纪末期恩格斯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乐观地谈到，“我们的思想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律师和其他人当中到处传播。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17]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其真理性品质随着社会实践的展开而彰显，赢得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理解与信任。
争取自由与解放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共同的政治诉求。知识分子从事科学艺术活动，追求真善美，其感知世界、关怀社会的方式也更为深沉、更为自觉。恩格斯在谈到俄国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时讲到：“一个强有力的民族知识分子阶层也渴望打碎束缚着他们的枷锁。”[18]对于受剥削、受压迫的民族国家而言，民族的解放与劳动的解放是相互促进的，没有民族国家的解放，就没有民族精神的独立，也就没有知识分子文化创作的自由。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展开，一些具有理论自觉性的知识分子逐渐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然而，革命道路的成功需要知识分子与广大工人相结合。马克思认为，“公认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9]知识能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必须要警惕反动理论的破坏，警惕那些限制阶级斗争、磨钝斗争锋芒的“仁爱的大小资产者”的干扰。质言之，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需要“物质武器”，而且也需要“精神武器”，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0]无产阶级与哲学结合的直接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与哲学家（知识分子）的联盟，“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21]
四、共产主义运动对知识分子革命性的规定
在资本主义两极对抗的矛盾运动中，知识分子阶层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阶级立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有效地争取专家、律师和教师等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必将会推动无产阶级掌握和巩固政权。然而，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低谷期，某些技术专家、文学艺术家、律师等知识分子也可能会因为对资产阶级的习惯性认同而出卖或者欺骗无产阶级，对革命运动造成损失。因此，知识分子并非天然的革命力量，但他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使得他们具有革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需要知识分子自觉服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定。
一方面，革命知识分子要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立足未来，占领历史制高点，这就意味着必须从历史科学和历史规律的高度来寻求革命的正当性和道义性支撑。因此，对于革命知识分子而言，理论自觉尤为重要，即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研究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22]这里，“研究”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之间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辩证过程：一方面，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作为主体在此过程中越来越“无产阶级化”，这种“无产阶级化”指知识分子在情感意识方面克服资产阶级偏见、自觉融入到无产阶级队伍；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作为客体在此过程中越来越“知识分子化”，指无产阶级逐渐摆脱资产阶级强加给自身的精神符咒，即一无所有、贫穷、野蛮、无知等形象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资产阶级被迫把现代化的科学知识移交给工人，无产阶级作为劳动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文化垄断，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被剥削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力上和道义上的优势，特别是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粗野蛮横之徒。同时工人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并深知自己优势的最好的证明。”[23]革命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互学习，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深入推进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知识分子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不同的世界观代表着不同的理论立场和思想倾向。因此，掌握何种世界观、坚持何种方法论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思维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并非沉思冥想式的抽象理论学说，而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实践。”[24]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否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是衡量知识分子革命性的重要“试金石”。只要知识分子选择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尤其在选择加入工人党的时候，“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25]在德国等小资产阶级国家，一些知识分子出现了将自己理解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旧思想旧理论相调和的做法，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随意剪裁新科学并炮制私人科学。这种情况不但无助于正确思想的传播，反而会造成更为严重的思想混乱，以至出现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的情形。像这种歪曲理解的社会主义思想只能在工人阶级政党之外的地方而存在，因为工人阶级政党具有鲜明的组织纪律和党性规定，工人阶级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表现就是要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党员都要严格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加入工人阶级政党的知识分子除了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之外，更為重要的就是要无条件地掌握并践行无产阶级世界观，否则就是混入党内的“冒牌货”。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睿智研判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中，洞察到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历史使命与现实境遇。在资本主宰一切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事业追求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之间的对抗关系犹如烙印在社会结构内部、无法自我根除的毒瘤，这种对抗关系的消解唯有在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随着历史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也将不断彰显，追求科学精神与道义情怀的知识分子必将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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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