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基石
桂森林 孔扬
摘要：批判地借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首先需要我们对二者的立论基石进行深入准确的辨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架构为线索，以加拿大著名学者威廉·莱斯的著作为典型案例，提出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立论基石上的三大差别。在历史观基石上，二者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物的关系”解释原则的分野；在政治经济学基石上，二者表现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范式前提的分野；在解放论基石上，二者表现为“诉诸实践斗争”与“诉诸伦理呼吁”改造方案的分野。
关键词：马克思主義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解放论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09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043-0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党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体”的高度来进行谋划，这一战略的实施向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提出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时代要求。从近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献来看，专业探讨生态问题的论者倾向于经验材料和具体政策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则对生态问题缺乏普遍的关切——只有少部分学者以评介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方式接触到了这一课题，而其在学科体制上又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范畴。 所以，美国学者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研究状况的判断，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这一类型的研究工作至今尚处在起步阶段，这本身就说明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少关心自然界，而大多数的生态学家和地理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更少关注。” 那么，我们应当以何种思路进入这一时代性课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扩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基础理论的支撑呢？由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的层面上已经成为先导（甚至是部分学者的“先见”），因此我们首先就应与之展开“范式建构权”的对话与争夺。具体来说，就是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出发，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基石进行甄别剖析，并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立论基石，从而为“构建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生态学因素。为此，本文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为叙述脉络，选取“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表述地最为清晰和系统的左翼人士”威廉·莱斯为批评对象，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立论基石上的三大差别。
一、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物的关系：马克思与莱斯生态思想对话的历史观基石
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以其《自然的控制》（1969年）和《满足的限度》（1975年）两部著作名噪西方学术界，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最主要代表。因此，对他的分析虽然不能代替对其所属流派的全面把握，但却是一个抓住该流派普遍思想倾向的极佳切入点。
如果用一个最简明的公式来概括莱斯（乃至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一般）历史观因素的构成结构，那就是“人与物的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关系。在莱斯生态学的框架当中，“人”总是作为一个“普遍人性”所支配的意识和行动共同体而出现的。 这一历史观基石又体现在从宏观到微观的三个层面。其一是人类学层面，莱斯认为“作为整体，人类的兴旺发达远胜于他们曾经的竞争者”，而为了保护自然则“必须把人类的这种操纵生物圈的能力置于理性控制之下。” 其二是社会形态学层面，莱斯认为其关于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判断，不仅“与那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集团中更为富裕的代表性国家的国家形势相吻合”，而且与“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中国等其他地方的实际社会情形相吻合。” 其三是商品社会形态学层面，莱斯表明“我所试图做的，是要将强化的商品流通中的消极方面孤立出来，从而将这一问题与其他相关问题，如剥削与劳动者的异化等，分离。目的是对市场经济最发达阶段出现的商品拜物主义给出一个更为准确的形象。” 可见，莱斯对于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异化问题是直言不讳的，他认为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心灵的迷失，而不是社会生产中的对抗性结构。
正是在与莱斯历史观因素的构成结构相对照的意义之上（限度之内），我们把马克思历史观因素的构成结构概括为“人与人的关系”——现实的人在生产活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其他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排除；恰恰相反，人与人的关系既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发展程度作为历史前提，又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互动关系的现实中介。与莱斯的抽象人性论截然相反，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矛盾才是理解人与自然矛盾的钥匙。同样是在与莱斯比较的目标限度之内，我们也把马克思这一历史观基石分解为从宏观到微观的三个层面进行把握。在人类学层面，马克思认为“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为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 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冲突状态总是和人与人的冲突状态内在相关的，不存在莱斯意义上“单纯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作为这一总体认知的必然蕴含，在社会形态学层面，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对抗性关系的消除依赖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只有在这一更高的社会形态当中“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与“实现了的自然主义”才是同一种状态。而在商品社会形态学层面，马克思与莱斯的观点分歧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出来。与莱斯将“扩大再生产导致资源环境危机”机制与剥削、异化问题“分离”的立场正相反对，《资本论》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这就意味着，化解生态危机的前提是遏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恶性发展，而这一前提的前提则是变革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莱斯当作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次要因素的社会关系，恰恰是最主要的矛盾。
二、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马克思与莱斯生态思想对话的政治经济学基石
莱斯将“人与物的关系”作为其历史观因素的本质架构，这就决定了其把人对自然物（以加工产品的形式存在）的使用体验及其追求，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解释原则；而马克思将“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其历史观因素的本质结构，这就决定了其把物与物的关系（产品交换）背后所承载的社会关系，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解释原则。前者持效用价值论立场，后者持劳动价值论立场。
从政治经济学与生态学的关联来看，莱斯正是从效用价值论出发，对现代社会扩大再生产及其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满足的限度》一书的核心观点，就是人类无限度追逐象征性效用的心理驱动经济体量不断增长，从而与自然界的要素供给能力和环境修复能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此必须改造人类的道德观，主动为欲望满足设定界限。莱斯用以说明生态危机的经济学元范畴是“需要”。在莱斯看来，“为了理解高强度市场架构下的满足问题，我们只需要关于人类需要结构的一个设定。” 莱斯所理解的人类需要结构就是先于各个社会形态而存在的、人类需要的“物质载体-意义象征”之二位一体先验形态。为此，他从三个维度进行了解释。其一，莱斯以一些他所赞同的人类学家的研究为依据，断言“一切文化中的一切效用都是象征性的”；换言之，所有的人在使用物质产品的同时总是在消费相应的意义符号。——以这一设定为前提，其二，莱斯特别强调“效用的象征性构成这一想法，对批判先进的工业化社会中的消费者的表现不可或缺。” 也就是说，现代消费者的欲壑难填不在于吃、喝、住、穿等生物性满足的物质对象需求永无止境，而在于对这些物质对象所承载的心理象征意义的永恒追逐。其三，莱斯从前两个维度出发对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马克思假定需求和效用都是客观数据，可以清楚地加以确定——但那是错误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必须在这一点上突破马克思的观点。
莱斯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以“客观数据”来表现“需求和效用”的观点，实际就是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因素，其基本含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实体，价值决定价格；而西方经济学范式则接过了斯密效用价值论的因素，认为人在消费商品时所产生的主观心理感受即效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实体。莱斯从效用价值论出发解释生态危机；相应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提示了解释生态危机的不同思路。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不是商品本身所具有的物质属性，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一种历史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只是以局部的形式存在着，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则成为统治世界的“以太”。所以，促使商品生产者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动力，是通过出售而占有更多物化劳动的“资本逻辑”而非“人性逻辑”。剩余劳动的物化——资本，并不真正在乎人的需要、效用满足、消费体验；资本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需要的尊重、把顾客当作上帝的媚态，只是满足自身增殖要求的手段，“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决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 同样，资本也是以驾驭纯粹增殖工具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界的，“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而且也使物的个性异化……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的意义仅仅在于地租”。资本不是土地、机器、厂房、资金等自然物，而是资本所有者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一种特权。因此，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死后不管洪水滔天的行为——资本增殖运动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乃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结果，而不是莱斯所说的“追求效用的天性”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蕴含着的、与莱斯截然不同的生态危机根源论。
三、实践斗争与伦理呼吁：马克思与莱斯生态思想对话的解放论基石
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解放论。在共产主义的解放图景当中，自然对人的奴役与人对自然的奴役，随着人对人的奴役之解除而同时被解除。解除、解放的过程则是实践的过程，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采用物质手段、通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过程。简言之，实践斗争是马克思学说当中消灭社会对抗从而消灭生态危机的最终落脚点，这就与威廉·莱斯诉诸伦理呼吁的生态文明建设方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莱斯从前述“人——物（自然）”的历史观结构和效用价值论出发，要求“人”反思自己对效用的追求方式，并赋予“物”（动物、植物、无机界）以独立的法权，从而克服人与自然之间尖锐的冲突。《满足的限度》向世人诘问到：“计划用庞大的资本投资和技术革新来保证我们认为需要的资源和能源——人们应该更多地思索：这是不是解决我们的需要的难题的最佳方式？” 他认为，市场经济文化将人的需要全部归结为商品消费、将人的高级需要全部归结为奢侈品消费，这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困境。人的精神追求维度萎缩，成了物欲难填的饕餮之徒；自然则濒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消亡的绝境。正是出于这种诊断，莱斯给出了救世药方：构建生态伦理，将工业主义当中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转变为人类控制自己对待自然的方式的观念；重建理性精神，将市场经济当中追逐商品效用的观念，转变为享受非商品之物提供的生活体验的观念。莱斯呼吁人们检讨消费强迫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问题在于他把这种症状的病根归结为人类心灵的迷雾，从而寄希望于用道德感化来普渡众生，这就陷入了宗教式解放的泥淖。
与莱斯发出“劝世良言”的对策截然不同，马克思诉诸于以实践的方式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即人与自然之异化关系形成的历史前提。马克思既坦荡地表示他绝不用玫瑰色来描绘企业主，又严肃地指出现实苦难不应由某个人或“人性”来负责，因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 所以，资本增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不可能靠苦口婆心地说教来消除，而只能通过调整产权结构来化解。 莱斯的根本错误，在于颠倒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决定关系，把节制欲望、转化需求当成社会改造的第一推动力，由此又只能通过劝谏人们减少商品消费来实现。其二，与莱斯主张弱化以工业方式探索自然、甚至为动植物和无机界赋予独立法权，从而排除人类行为“干扰破坏”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方案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解放正是要使我们这一物种从“不可知的”、“必须敬畏的”自然力量威胁下超拔出来，使人成为人自己的主人。《资本论》写到：“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其三，与莱斯以“人类整体利益代言人”自居，不加区别地批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运动不同，马克思主义从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程度、迫切诉求着手探讨各自的前进道路。在我们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必须与西方中心主义者进行有理有据的气候政治博弈，在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环境保护的互动之中建设生态文明，而绝不能陷入非此即彼、因噎废食的泥淖之中。例如，莱斯认为后发国家不应“重蹈”欧美以科技发展手段加速工业化从而危害自然的覆辙，但这一“忠告”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提高创新能力，必須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与已然有“金山银山”的加拿大的莱斯教授只要“绿水青山”不同，奔向全面小康的中国人民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以上我们以威廉·莱斯的观点为批评对象，以点带面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论基石的差异。本文的结论可以概括如下：第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向理论工作提出了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迫切要求，而这一理论建构又必然要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生深层对话；第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应当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分，但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坚持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分析架构的唯物史观，坚持以劳动价值论为范式前提的经济学立场，坚持以实践活动为解放途径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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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达]
摘要：批判地借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首先需要我们对二者的立论基石进行深入准确的辨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架构为线索，以加拿大著名学者威廉·莱斯的著作为典型案例，提出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立论基石上的三大差别。在历史观基石上，二者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物的关系”解释原则的分野；在政治经济学基石上，二者表现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范式前提的分野；在解放论基石上，二者表现为“诉诸实践斗争”与“诉诸伦理呼吁”改造方案的分野。
关键词：马克思主義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解放论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09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043-0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党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体”的高度来进行谋划，这一战略的实施向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提出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时代要求。从近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献来看，专业探讨生态问题的论者倾向于经验材料和具体政策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则对生态问题缺乏普遍的关切——只有少部分学者以评介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方式接触到了这一课题，而其在学科体制上又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范畴。 所以，美国学者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研究状况的判断，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这一类型的研究工作至今尚处在起步阶段，这本身就说明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少关心自然界，而大多数的生态学家和地理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更少关注。” 那么，我们应当以何种思路进入这一时代性课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扩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基础理论的支撑呢？由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的层面上已经成为先导（甚至是部分学者的“先见”），因此我们首先就应与之展开“范式建构权”的对话与争夺。具体来说，就是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出发，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基石进行甄别剖析，并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立论基石，从而为“构建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生态学因素。为此，本文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为叙述脉络，选取“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表述地最为清晰和系统的左翼人士”威廉·莱斯为批评对象，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立论基石上的三大差别。
一、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物的关系：马克思与莱斯生态思想对话的历史观基石
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以其《自然的控制》（1969年）和《满足的限度》（1975年）两部著作名噪西方学术界，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最主要代表。因此，对他的分析虽然不能代替对其所属流派的全面把握，但却是一个抓住该流派普遍思想倾向的极佳切入点。
如果用一个最简明的公式来概括莱斯（乃至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一般）历史观因素的构成结构，那就是“人与物的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关系。在莱斯生态学的框架当中，“人”总是作为一个“普遍人性”所支配的意识和行动共同体而出现的。 这一历史观基石又体现在从宏观到微观的三个层面。其一是人类学层面，莱斯认为“作为整体，人类的兴旺发达远胜于他们曾经的竞争者”，而为了保护自然则“必须把人类的这种操纵生物圈的能力置于理性控制之下。” 其二是社会形态学层面，莱斯认为其关于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判断，不仅“与那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集团中更为富裕的代表性国家的国家形势相吻合”，而且与“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中国等其他地方的实际社会情形相吻合。” 其三是商品社会形态学层面，莱斯表明“我所试图做的，是要将强化的商品流通中的消极方面孤立出来，从而将这一问题与其他相关问题，如剥削与劳动者的异化等，分离。目的是对市场经济最发达阶段出现的商品拜物主义给出一个更为准确的形象。” 可见，莱斯对于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异化问题是直言不讳的，他认为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心灵的迷失，而不是社会生产中的对抗性结构。
正是在与莱斯历史观因素的构成结构相对照的意义之上（限度之内），我们把马克思历史观因素的构成结构概括为“人与人的关系”——现实的人在生产活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其他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排除；恰恰相反，人与人的关系既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发展程度作为历史前提，又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互动关系的现实中介。与莱斯的抽象人性论截然相反，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矛盾才是理解人与自然矛盾的钥匙。同样是在与莱斯比较的目标限度之内，我们也把马克思这一历史观基石分解为从宏观到微观的三个层面进行把握。在人类学层面，马克思认为“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为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 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冲突状态总是和人与人的冲突状态内在相关的，不存在莱斯意义上“单纯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作为这一总体认知的必然蕴含，在社会形态学层面，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对抗性关系的消除依赖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只有在这一更高的社会形态当中“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与“实现了的自然主义”才是同一种状态。而在商品社会形态学层面，马克思与莱斯的观点分歧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出来。与莱斯将“扩大再生产导致资源环境危机”机制与剥削、异化问题“分离”的立场正相反对，《资本论》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这就意味着，化解生态危机的前提是遏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恶性发展，而这一前提的前提则是变革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莱斯当作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次要因素的社会关系，恰恰是最主要的矛盾。
二、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马克思与莱斯生态思想对话的政治经济学基石
莱斯将“人与物的关系”作为其历史观因素的本质架构，这就决定了其把人对自然物（以加工产品的形式存在）的使用体验及其追求，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解释原则；而马克思将“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其历史观因素的本质结构，这就决定了其把物与物的关系（产品交换）背后所承载的社会关系，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解释原则。前者持效用价值论立场，后者持劳动价值论立场。
从政治经济学与生态学的关联来看，莱斯正是从效用价值论出发，对现代社会扩大再生产及其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满足的限度》一书的核心观点，就是人类无限度追逐象征性效用的心理驱动经济体量不断增长，从而与自然界的要素供给能力和环境修复能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此必须改造人类的道德观，主动为欲望满足设定界限。莱斯用以说明生态危机的经济学元范畴是“需要”。在莱斯看来，“为了理解高强度市场架构下的满足问题，我们只需要关于人类需要结构的一个设定。” 莱斯所理解的人类需要结构就是先于各个社会形态而存在的、人类需要的“物质载体-意义象征”之二位一体先验形态。为此，他从三个维度进行了解释。其一，莱斯以一些他所赞同的人类学家的研究为依据，断言“一切文化中的一切效用都是象征性的”；换言之，所有的人在使用物质产品的同时总是在消费相应的意义符号。——以这一设定为前提，其二，莱斯特别强调“效用的象征性构成这一想法，对批判先进的工业化社会中的消费者的表现不可或缺。” 也就是说，现代消费者的欲壑难填不在于吃、喝、住、穿等生物性满足的物质对象需求永无止境，而在于对这些物质对象所承载的心理象征意义的永恒追逐。其三，莱斯从前两个维度出发对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马克思假定需求和效用都是客观数据，可以清楚地加以确定——但那是错误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必须在这一点上突破马克思的观点。
莱斯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以“客观数据”来表现“需求和效用”的观点，实际就是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因素，其基本含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实体，价值决定价格；而西方经济学范式则接过了斯密效用价值论的因素，认为人在消费商品时所产生的主观心理感受即效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实体。莱斯从效用价值论出发解释生态危机；相应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提示了解释生态危机的不同思路。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不是商品本身所具有的物质属性，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一种历史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只是以局部的形式存在着，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则成为统治世界的“以太”。所以，促使商品生产者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动力，是通过出售而占有更多物化劳动的“资本逻辑”而非“人性逻辑”。剩余劳动的物化——资本，并不真正在乎人的需要、效用满足、消费体验；资本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需要的尊重、把顾客当作上帝的媚态，只是满足自身增殖要求的手段，“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决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 同样，资本也是以驾驭纯粹增殖工具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界的，“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而且也使物的个性异化……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的意义仅仅在于地租”。资本不是土地、机器、厂房、资金等自然物，而是资本所有者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一种特权。因此，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死后不管洪水滔天的行为——资本增殖运动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乃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结果，而不是莱斯所说的“追求效用的天性”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蕴含着的、与莱斯截然不同的生态危机根源论。
三、实践斗争与伦理呼吁：马克思与莱斯生态思想对话的解放论基石
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解放论。在共产主义的解放图景当中，自然对人的奴役与人对自然的奴役，随着人对人的奴役之解除而同时被解除。解除、解放的过程则是实践的过程，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采用物质手段、通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过程。简言之，实践斗争是马克思学说当中消灭社会对抗从而消灭生态危机的最终落脚点，这就与威廉·莱斯诉诸伦理呼吁的生态文明建设方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莱斯从前述“人——物（自然）”的历史观结构和效用价值论出发，要求“人”反思自己对效用的追求方式，并赋予“物”（动物、植物、无机界）以独立的法权，从而克服人与自然之间尖锐的冲突。《满足的限度》向世人诘问到：“计划用庞大的资本投资和技术革新来保证我们认为需要的资源和能源——人们应该更多地思索：这是不是解决我们的需要的难题的最佳方式？” 他认为，市场经济文化将人的需要全部归结为商品消费、将人的高级需要全部归结为奢侈品消费，这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困境。人的精神追求维度萎缩，成了物欲难填的饕餮之徒；自然则濒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消亡的绝境。正是出于这种诊断，莱斯给出了救世药方：构建生态伦理，将工业主义当中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转变为人类控制自己对待自然的方式的观念；重建理性精神，将市场经济当中追逐商品效用的观念，转变为享受非商品之物提供的生活体验的观念。莱斯呼吁人们检讨消费强迫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问题在于他把这种症状的病根归结为人类心灵的迷雾，从而寄希望于用道德感化来普渡众生，这就陷入了宗教式解放的泥淖。
与莱斯发出“劝世良言”的对策截然不同，马克思诉诸于以实践的方式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即人与自然之异化关系形成的历史前提。马克思既坦荡地表示他绝不用玫瑰色来描绘企业主，又严肃地指出现实苦难不应由某个人或“人性”来负责，因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 所以，资本增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不可能靠苦口婆心地说教来消除，而只能通过调整产权结构来化解。 莱斯的根本错误，在于颠倒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决定关系，把节制欲望、转化需求当成社会改造的第一推动力，由此又只能通过劝谏人们减少商品消费来实现。其二，与莱斯主张弱化以工业方式探索自然、甚至为动植物和无机界赋予独立法权，从而排除人类行为“干扰破坏”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方案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解放正是要使我们这一物种从“不可知的”、“必须敬畏的”自然力量威胁下超拔出来，使人成为人自己的主人。《资本论》写到：“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其三，与莱斯以“人类整体利益代言人”自居，不加区别地批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运动不同，马克思主义从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程度、迫切诉求着手探讨各自的前进道路。在我们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必须与西方中心主义者进行有理有据的气候政治博弈，在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环境保护的互动之中建设生态文明，而绝不能陷入非此即彼、因噎废食的泥淖之中。例如，莱斯认为后发国家不应“重蹈”欧美以科技发展手段加速工业化从而危害自然的覆辙，但这一“忠告”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提高创新能力，必須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与已然有“金山银山”的加拿大的莱斯教授只要“绿水青山”不同，奔向全面小康的中国人民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以上我们以威廉·莱斯的观点为批评对象，以点带面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论基石的差异。本文的结论可以概括如下：第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向理论工作提出了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迫切要求，而这一理论建构又必然要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生深层对话；第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应当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分，但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坚持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分析架构的唯物史观，坚持以劳动价值论为范式前提的经济学立场，坚持以实践活动为解放途径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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