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及其当代意义
单连春 郑艾春
摘要：青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紧紧围绕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开始有意识地从唯物主义立场，把黑格尔整个唯心主义观点“翻转过来”，自觉地开始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化。并随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进一步深化，青年马克思开始用唯物主义立场来解释辩证法；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给予共产主义思想以哲学的论证等等。这些关键性要素最终又孕育了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启蒙的追索，使我们认识到新时代大学生必须坚持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实践导向，坚持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文情怀，坚持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相结合，才能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谱写人生华章。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启蒙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022-06
纪念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的形式很多，本文主要聚焦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简称《批判》）一文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探寻在《批判》中马克思如何开启了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的自觉征程，来认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及其崇高的精神境界。近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总想证明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基础是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的那些原理，也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原理。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始终在理论方面是一个坚定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只是在探索一条从这种理论转向经验现实的道路。但马克思在《批判》这部手稿中从唯物主义立场上把黑格尔的整个唯心主义观点“翻转过来”，并开始向科学共产主义理想的转化是毋庸置疑的。
一、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青年马克思世界观的自觉转化
《批判》是马克思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的表现。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虽然论文中马克思思想在很多方面同黑格尔观点有重大区别，但基本上还是属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分歧日益加深，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来分析具体社会政治现象的过程中，唯物主义因素在马克思世界观中产生并逐渐增长起来。按照黑格尔观点，国家是对社会物质关系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而马克思在实践中碰到的一些客观事实，这些客观事实不仅推翻了黑格尔观点，而且推翻了一般唯心主义观点，所以马克思面对“物质利益的困惑”总是无法解答，因为当时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世界观中已经
有了新的唯物主义思想萌芽。马克思后来回忆说：“为解决那使我苦恼的问题，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1]这些困惑以及批判促使他加速离开唯心主义。马克思已证明作为唯心主义最高形式的黑格尔哲学经不住唯物主义批判，开始自觉并坚定地向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
第一，通过对“私人利益体系”与“普遍利益体系”关系研究，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内容的主客体颠倒。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不仅在认识论方面，而且在本体论方面，對奥秘的东西和明显的东西加以区别，认为奥秘的东西就是某种真实的东西，即“理念”，而明显的东西则是“经验的现实”。在《法哲学》一书序言中，黑格尔对哲学的一般任务也做了规定：“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2]因而哲学必须是与现实世界密切联系的具体事实，应该分析这些事实；同时哲学必须揭露掩蔽在这些事实背后的“理性”。马克思《批判》就是根据这个方法，从分析《法哲学》中黑格尔对内在的国家法做一般说明开始的，这里的中心问题是“私人利益体系”（家庭和市民社会）对“普遍利益体系”（国家）的关系问题。按照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总公式，家庭和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综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家依赖于家庭和市民社会，并为他们所制约。但黑格尔又认为，这只是关系的经验方面，黑格尔又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的概念领域，即把它们看做国家的有限性的领域，看做国家的有限性。”[3]因此，不是国家决定于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相反地，后者决定于前者。作为国家这个“理念”的“有限性领域”，家庭和市民社会没有独立性，“它们的存在据说并不依赖它们自己的精神，而是依赖另外的精神。它们不是自我规定，而是以某个第三者为本原的那种规定”。[4]这第三者就是国家这个概念、理念。因此，“理念变成了独立主体”，把自己的材料分配给自己的领域即家庭和市民社会，并赋予它们生命，成为他们的内在本质。通过对《法哲学》的科学分析，使马克思确信“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做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5]这是“黑格尔思想进程的根本缺陷”。[6]
第二，通过揭示黑格尔思想进程的具体结构，马克思得以证明黑格尔唯心主义方法的缺陷。黑格尔既然把绝对理念看作是世界的本质，因而必然要把经验的现实归结为“现象”。马克思在揭示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认识论内容时，证明了这种对待现实的态度阻塞了真正认识世界本质的道路。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逻辑制定后，认识的任务主要在于指出这种精神本质如何在各种经验领域表现出来。黑格尔不是从具体事物引申出抽象规定，而相反地把具体事物纳入抽象规定，硬说前者是后者的本质。结果，事物特殊本质仍然没有揭示出来，而“只能得到现实认识的假象”。[7]由此可见，与《莱茵报》上那些只能看到唯物主义个别自发因素文章不同，1843年《批判》一文证明马克思已经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中说，“将近30年前，我已经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面”[8]的时候，指的就是这篇文章。
第三，哲学立场的高度党性原则，也在不断促使马克思世界观的自觉转化。19世纪40年代，许多新兴资产阶级哲学派别纷纷形成，1841年谢林开始宣扬他的“启示哲学”；1842年孔德完成了他的《实证哲学教程》；1843年约翰·穆勒的《推论的和归纳的逻辑体系》一书问世；现代存在主义开拓者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一书也出版。这些派别极力想超越基本哲学派别，探索哲学中的“第三条道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为任何一个最新的唯物主义学说所迷惑，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之间的二者择一看成是当时争论的本质，并坚决站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一边。通过1843年10月马克思给费尔巴哈的信，列宁已经知道马克思当时所采取的哲学立场的高度党性。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强调马克思哲学观点形成时写道：“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的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不管怀疑论者叫作休谟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他们都大声叫嚷反对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没有被千百种不足道的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所迷惑，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9]
二、科学世界观的关键性要素产生：青年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进一步深化
《批判》一文的基本倾向就在于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观点，但在进行批判时，马克思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一开始马克思就把对待这些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在批判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基本观点并加以发展，弄清已提出过的一些原理的意义，逐步地显示出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在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的世界观变化，必须同时揭示马克思的思想运动，追溯他掌握唯物主义过程的本身。坚持用唯物主义方法把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结构“翻转过来”的工作，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开始的，而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对这一工作勾画出了基本轮廓。但1843年夏的马克思已跟费尔巴哈不同，在《批判》中，他不仅揭露了黑格尔观点的许多新弱点，而且从唯物主义立场提出许多新论据。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不同点，显示出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过程中，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从而导致了科学世界观的一些关键性要素产生。
第一，批判黑格尔一般唯心主义结构，开始从逻辑学问题转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当马克思分析黑格尔国家同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时，他得出了一个恰恰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的理念构成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前提，而是后者本身构成国家赖以产生的现实基础。这个作为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迈进的重要结论，最初并未成为马克思注意的中心，当时他还把“翻转”黑格尔一般唯心主义观点工作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但是随着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逐步深入，马克思注意中心逐渐从黑格尔的一般观点（主体——客体）转向它的具体表现（市民社会——国家），从逻辑学问题转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批判。随着对社会政治问题分析的深入，马克思感觉到这方面知识的不足。因此，在继续写作手稿过程中，开始研究有关各国历史的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摘要以五册《克罗茨纳赫笔记》形式保存下来。把《批判》正文与《克罗茨纳赫笔记》加以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写作《批判》时直接利用了他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历史材料。这些笔记明显地证明，马克思是从一定的理论任务（弄清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对待经验材料研究的，而他写作《批判》也正是为解决这个任务。马克思用来给第二册笔记材料进行分类的那些标题的性质也证明了这种研究方法，如：《一般国家》、《官僚政治，官吏的本质》、《市民等级》、《财产及后果》，等等。具体历史材料促进了马克思理论观点的深化，促进了马克思科学的世界观要素产生，分析马克思在《批判》手稿的开头和末尾如何处理国家与物质关系体系的关系问题，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思想的这种运动。
第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从国家同整个物质体系关系转到国家同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论述。黑格尔法哲学把过时的普鲁士国家形式描述为一般国家这种“真实理念”的宾词，因此，马克思把黑格尔法哲学看成是德意志社会保守力量“政治神学”的表现。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要素变为主词，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为宾词——但是在历史现实中情况恰好相反，国家观念都是国家存在的那些〔旧〕形式的宾词。”[10]黑格尔只是表述了时间的一般性，表述了他的政治神学。这种“用新眼光来解释旧世界观的那一套非批判的神秘主义做法”，“既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形式的一个谜，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秘密”。[11]因此，马克思在《批判》中分析黑格尔法哲学同现实历史过程的关系时，确定了黑格尔哲学同社会政治关系之间的联系，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了新的一步，但马克思最初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分析还是采取极其抽象的形式。随着马克思越来越多地从《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汲取具体历史材料，在《批判》的末尾部分，开始从国家同整个物质关系体系之间关系的论述转到国家同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开始更加具体地考察物质关系体系，越来越重视财产关系。他发现了“需要和劳动……之间的差别”、“城市和乡村间的差别”，[12]以及其他具体的物质关系。在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私有财产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保障后得出，“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13]马克思对于国家和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无论在提法上还是在解决方法上都达到了非常精确的程度。
第三，反对虚构国家制度的抽象公式，得出政治国家决定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基础。黑格尔根据国家制度的抽象公式证明，君主立宪制是国家制度的理想模式，唯心主义成为黑格尔结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反对关于国家制度的抽象公式虚构。他注意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质，考察了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社会类型，并且把社会类型首先理解为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类型，以此为出发点判明社会结构将朝着什么方向改变。在古代社会中，市民的政治职能和他们私人活动职能直接一致，因此，在“人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实体性统一”。中世紀，这种实体性统一依然保存下来，不过具有了不同性质。政治活动分裂出一些特殊职能，这种职能不再是社会的职能，而成为一定等级的特权，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到了近代，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异化出来，“公共事务”成为特殊等级——官僚的特权，市民社会和国家作为两个对立原则的体现，成为彼此对立的东西：“私人”是市民社会的原则，而人的社会职能则是国家的原则。根据对具体历史材料的研究，马克思指出：“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但是各个特殊领域并不因此就意识到：它们的私人的本质将随着国家制度和政治国家的彼岸本质的消除而消除，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14]因此，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异化出来，决定于后者的“私人的本质”，也就是说决定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基础；消除这种异化要以消除市民社会各个领域的“私人本质”为前提。于是新型的社会制度产生了，马克思在《批判》中把这种制度称为民主制，虽然马克思这时候还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同共产主义学说直接联系起来，但这里已经客观地表现出马克思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必然性的方法。
第四，深刻理解“二律背反”的方法论意义，从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初步改造。马克思在《批判》开始就指出黑格尔给国家所下定义的自相矛盾性，但最初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把黑格尔整个唯心主义观点“翻转过来”，而没有发现这种二律背反的合理方面。但随着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深入，随着对反映在这个哲学中现实矛盾的揭露和研究，黑格尔各种规定的矛盾性的方法论意义对马克思来说变得越来越明显。马克思不仅把存在的矛盾与本质的矛盾区分开，而且也与抽象逻辑的矛盾区分开。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推理的抽象环节错误的看做是真正的对立面，实际上这些环节本身都没有独立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抽象，也就是说只有从逻辑学角度，这些环节才被看成是对立面，亦即被看成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假如在一种本质所存在的范围内的差别既没有同转化为独立本质的抽象……相混同，也没有同相互排斥的各种本质的真正对立相混同，那么就可以避免三重错误”[15]——不致把真正对立面的尖锐性看作有害的事情；可以明显看出那种用中介来调和真正对立的企图是荒谬的；不致把任何极端都看作真理。因此，揭露事物矛盾的任务就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16]也就是说，不仅必须揭露实际存在着的矛盾，而且必须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必然性。从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初步的改造，说明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的深化。
三、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青年马克思向唯物史观迈出了重要一步
青年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不断深化，使其逐渐形成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1843年夏，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批判黑格尔哲学，但是《批判》内容远远超出了他原来据以出发的方法论任务，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形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批判》中进一步深化。但具有的科学世界观关键性因素在《批判》中还只是刚刚萌芽，主要表现为implicite（潜在的）存在着，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思想也只是处于一种启蒙阶段，判定马克思已经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一，马克思在《批判》中还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同共产主义学说直接联系起来，因而处于启蒙状态。马克思揭露了国家对物质关系体系的依赖性，说明历史是一定的社会制度类型合乎规律的更替，开始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中心范畴——社会经济形态这个范畴，并开始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批判》证明了马克思有向共产主义理论方面发展的趋势，但还不能得出马克思在《批判》中已经形成共产主义思想的结论。在《批判》中马克思还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同共产主义学说直接联系起来，直到1843年10月，他迁居巴黎后，才同无产阶级运动建立起直接联系。根据法国工人实际斗争经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无产阶级看做是能够消灭资产阶级制度和把人类从一切剥削下永远地解放出来的物质力量，因此《导言》是马克思彻底转向共产主义的最初文献。
第二，马克思在《批判》中已经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把这些原则归结为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1843年9月，马克思给卢格的信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只是片面地表现“真正人的本质”的“教条的抽象观念”。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在客观上已经沿着向科学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本人却仍然倾向于并坚持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社会理想，尽管他还没意识到在《批判》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的一般发展方向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1843年春，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界，而过少地强调政治”，[17]1843年夏，马克思已经尖锐地提出，“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18]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自己同费尔巴哈的区别，但马克思当时还不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世界观和费尔巴哈世界观之间的一切不同因素。正如马克思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我不知道您是否有意这样做，但共产党人却一下子就是这样理解您的这些著作的”。[19]1843年夏，马克思还把自己看成是费尔巴哈事业的直接继承者，他的首要任务在于运用唯物主义分析社会政治问题，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运用会导致对旧唯物主义（包括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改造。
第三，马克思在《批判》中第一次把思想现象的性质同社会政治现实的性质联系起来，对经济生活发生的过程初步建立了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判明了国家对物质关系体系的依赖关系，意识到这种依赖关系的方法论意义，理解到对经济领域中的过程进行专门分析的必要性。但从经济领域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不是马克思独有的，这种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由法国历史学家发现并应用。但马克思在《批判》中采用这种观点，表明他已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批判》中還没有形成。另外，《批判》中还把历史看成是一定社会制度类型的合乎规律的更替，提出了有价值的社会制度类型思想，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蕴含着一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但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来看，这种思想的具体实现还是极不完善的，因为社会制度类型没有被说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一定关系的总和，而只是物质关系体系和国家之间一定关系的类型，这对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如何实现还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判断。
总之，《批判》的客观内容与马克思本人对客观内容的意识之间的差别，使我们能够更加具体地理解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它是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转变——在1843—1844年之交才彻底完成的那个转变——的理论基础。那时他已经感觉到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前夜，并且欢欣鼓舞地投身于新的生活。给卢格的信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这种精神状态：“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20]
四、对新时代大学生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价值观照
1843年夏，马克思认识到有必要对黑格尔整个唯心主义社会发展观进行批判性重新审查，以求弄清历史过程的真正动力。正是这种深入探究的科学精神，开启了马克思彻底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准备，也正是这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引领着马克思从一个唯心主义和民主主义者转向唯物主义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第一，当代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起来。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因而“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产物。……思想的产生是不断变动的”[21]，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思想理论。另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更多地表现在相互作用中，这种相互作用，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图画。”[22]“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23]。因此，当代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找到自己的坐标，自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的创新实践中，才能建构起自身的共同理想与远大理想目标。
第二，当代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要有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文情怀。在中学毕业论文中马克思提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4]这表明青年马克思在理想信念的追问中，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文情怀在其头脑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从而最终促使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实现了价值观的“两个转变”，并一生坚定地践行了自己的誓言。“马克思主义把每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当作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反映”，[25]也就是说，崇高的理想信念不是天生的，而是来源于人们的物质活动，特别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当代青年只有心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当作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并转化为一种内心信念，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第三，当代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正确理解共产主义内涵。首先，要整体地理解共产主义内涵。共产主义它是一个崇高理想，是一个价值目标，是一个完美社会形态，是一种批判范式，是一种科学学说体系，是一种实践运动等等，这些内涵并彼此联系内在统一，并相互影响。其次，要辩证地看待共产主义内涵。马克思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26]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完美社会形态，它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为一种理想社会制度，它代表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向。今天青年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绝不是要求现阶段就实行共产主义制度，而是为了明确思想导向，用什么样的思想去武装头脑。再次，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马克思特别强调，“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7]。对于共产主义的“现有”与“应有”之间决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断裂，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内在统一。正是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张力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实然走向应然。局限于实然而放弃应然，就将丧失对现实的批判能力；反之，固守于应然而脱离实然，又必将陷入空想主义的“乌托邦”。因此，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及中國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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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达]
摘要：青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紧紧围绕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开始有意识地从唯物主义立场，把黑格尔整个唯心主义观点“翻转过来”，自觉地开始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化。并随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进一步深化，青年马克思开始用唯物主义立场来解释辩证法；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给予共产主义思想以哲学的论证等等。这些关键性要素最终又孕育了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启蒙的追索，使我们认识到新时代大学生必须坚持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实践导向，坚持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文情怀，坚持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相结合，才能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谱写人生华章。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启蒙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022-06
纪念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的形式很多，本文主要聚焦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简称《批判》）一文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探寻在《批判》中马克思如何开启了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的自觉征程，来认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及其崇高的精神境界。近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总想证明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基础是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的那些原理，也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原理。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始终在理论方面是一个坚定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只是在探索一条从这种理论转向经验现实的道路。但马克思在《批判》这部手稿中从唯物主义立场上把黑格尔的整个唯心主义观点“翻转过来”，并开始向科学共产主义理想的转化是毋庸置疑的。
一、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青年马克思世界观的自觉转化
《批判》是马克思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的表现。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虽然论文中马克思思想在很多方面同黑格尔观点有重大区别，但基本上还是属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分歧日益加深，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来分析具体社会政治现象的过程中，唯物主义因素在马克思世界观中产生并逐渐增长起来。按照黑格尔观点，国家是对社会物质关系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而马克思在实践中碰到的一些客观事实，这些客观事实不仅推翻了黑格尔观点，而且推翻了一般唯心主义观点，所以马克思面对“物质利益的困惑”总是无法解答，因为当时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世界观中已经
有了新的唯物主义思想萌芽。马克思后来回忆说：“为解决那使我苦恼的问题，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1]这些困惑以及批判促使他加速离开唯心主义。马克思已证明作为唯心主义最高形式的黑格尔哲学经不住唯物主义批判，开始自觉并坚定地向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
第一，通过对“私人利益体系”与“普遍利益体系”关系研究，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内容的主客体颠倒。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不仅在认识论方面，而且在本体论方面，對奥秘的东西和明显的东西加以区别，认为奥秘的东西就是某种真实的东西，即“理念”，而明显的东西则是“经验的现实”。在《法哲学》一书序言中，黑格尔对哲学的一般任务也做了规定：“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2]因而哲学必须是与现实世界密切联系的具体事实，应该分析这些事实；同时哲学必须揭露掩蔽在这些事实背后的“理性”。马克思《批判》就是根据这个方法，从分析《法哲学》中黑格尔对内在的国家法做一般说明开始的，这里的中心问题是“私人利益体系”（家庭和市民社会）对“普遍利益体系”（国家）的关系问题。按照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总公式，家庭和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综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家依赖于家庭和市民社会，并为他们所制约。但黑格尔又认为，这只是关系的经验方面，黑格尔又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的概念领域，即把它们看做国家的有限性的领域，看做国家的有限性。”[3]因此，不是国家决定于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相反地，后者决定于前者。作为国家这个“理念”的“有限性领域”，家庭和市民社会没有独立性，“它们的存在据说并不依赖它们自己的精神，而是依赖另外的精神。它们不是自我规定，而是以某个第三者为本原的那种规定”。[4]这第三者就是国家这个概念、理念。因此，“理念变成了独立主体”，把自己的材料分配给自己的领域即家庭和市民社会，并赋予它们生命，成为他们的内在本质。通过对《法哲学》的科学分析，使马克思确信“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做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5]这是“黑格尔思想进程的根本缺陷”。[6]
第二，通过揭示黑格尔思想进程的具体结构，马克思得以证明黑格尔唯心主义方法的缺陷。黑格尔既然把绝对理念看作是世界的本质，因而必然要把经验的现实归结为“现象”。马克思在揭示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认识论内容时，证明了这种对待现实的态度阻塞了真正认识世界本质的道路。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逻辑制定后，认识的任务主要在于指出这种精神本质如何在各种经验领域表现出来。黑格尔不是从具体事物引申出抽象规定，而相反地把具体事物纳入抽象规定，硬说前者是后者的本质。结果，事物特殊本质仍然没有揭示出来，而“只能得到现实认识的假象”。[7]由此可见，与《莱茵报》上那些只能看到唯物主义个别自发因素文章不同，1843年《批判》一文证明马克思已经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中说，“将近30年前，我已经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面”[8]的时候，指的就是这篇文章。
第三，哲学立场的高度党性原则，也在不断促使马克思世界观的自觉转化。19世纪40年代，许多新兴资产阶级哲学派别纷纷形成，1841年谢林开始宣扬他的“启示哲学”；1842年孔德完成了他的《实证哲学教程》；1843年约翰·穆勒的《推论的和归纳的逻辑体系》一书问世；现代存在主义开拓者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一书也出版。这些派别极力想超越基本哲学派别，探索哲学中的“第三条道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为任何一个最新的唯物主义学说所迷惑，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之间的二者择一看成是当时争论的本质，并坚决站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一边。通过1843年10月马克思给费尔巴哈的信，列宁已经知道马克思当时所采取的哲学立场的高度党性。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强调马克思哲学观点形成时写道：“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的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不管怀疑论者叫作休谟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他们都大声叫嚷反对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没有被千百种不足道的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所迷惑，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9]
二、科学世界观的关键性要素产生：青年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进一步深化
《批判》一文的基本倾向就在于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观点，但在进行批判时，马克思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一开始马克思就把对待这些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在批判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基本观点并加以发展，弄清已提出过的一些原理的意义，逐步地显示出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在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的世界观变化，必须同时揭示马克思的思想运动，追溯他掌握唯物主义过程的本身。坚持用唯物主义方法把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结构“翻转过来”的工作，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开始的，而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对这一工作勾画出了基本轮廓。但1843年夏的马克思已跟费尔巴哈不同，在《批判》中，他不仅揭露了黑格尔观点的许多新弱点，而且从唯物主义立场提出许多新论据。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不同点，显示出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过程中，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从而导致了科学世界观的一些关键性要素产生。
第一，批判黑格尔一般唯心主义结构，开始从逻辑学问题转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当马克思分析黑格尔国家同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时，他得出了一个恰恰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的理念构成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前提，而是后者本身构成国家赖以产生的现实基础。这个作为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迈进的重要结论，最初并未成为马克思注意的中心，当时他还把“翻转”黑格尔一般唯心主义观点工作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但是随着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逐步深入，马克思注意中心逐渐从黑格尔的一般观点（主体——客体）转向它的具体表现（市民社会——国家），从逻辑学问题转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批判。随着对社会政治问题分析的深入，马克思感觉到这方面知识的不足。因此，在继续写作手稿过程中，开始研究有关各国历史的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摘要以五册《克罗茨纳赫笔记》形式保存下来。把《批判》正文与《克罗茨纳赫笔记》加以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写作《批判》时直接利用了他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历史材料。这些笔记明显地证明，马克思是从一定的理论任务（弄清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对待经验材料研究的，而他写作《批判》也正是为解决这个任务。马克思用来给第二册笔记材料进行分类的那些标题的性质也证明了这种研究方法，如：《一般国家》、《官僚政治，官吏的本质》、《市民等级》、《财产及后果》，等等。具体历史材料促进了马克思理论观点的深化，促进了马克思科学的世界观要素产生，分析马克思在《批判》手稿的开头和末尾如何处理国家与物质关系体系的关系问题，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思想的这种运动。
第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从国家同整个物质体系关系转到国家同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论述。黑格尔法哲学把过时的普鲁士国家形式描述为一般国家这种“真实理念”的宾词，因此，马克思把黑格尔法哲学看成是德意志社会保守力量“政治神学”的表现。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要素变为主词，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为宾词——但是在历史现实中情况恰好相反，国家观念都是国家存在的那些〔旧〕形式的宾词。”[10]黑格尔只是表述了时间的一般性，表述了他的政治神学。这种“用新眼光来解释旧世界观的那一套非批判的神秘主义做法”，“既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形式的一个谜，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秘密”。[11]因此，马克思在《批判》中分析黑格尔法哲学同现实历史过程的关系时，确定了黑格尔哲学同社会政治关系之间的联系，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了新的一步，但马克思最初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分析还是采取极其抽象的形式。随着马克思越来越多地从《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汲取具体历史材料，在《批判》的末尾部分，开始从国家同整个物质关系体系之间关系的论述转到国家同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开始更加具体地考察物质关系体系，越来越重视财产关系。他发现了“需要和劳动……之间的差别”、“城市和乡村间的差别”，[12]以及其他具体的物质关系。在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私有财产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保障后得出，“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13]马克思对于国家和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无论在提法上还是在解决方法上都达到了非常精确的程度。
第三，反对虚构国家制度的抽象公式，得出政治国家决定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基础。黑格尔根据国家制度的抽象公式证明，君主立宪制是国家制度的理想模式，唯心主义成为黑格尔结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反对关于国家制度的抽象公式虚构。他注意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质，考察了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社会类型，并且把社会类型首先理解为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类型，以此为出发点判明社会结构将朝着什么方向改变。在古代社会中，市民的政治职能和他们私人活动职能直接一致，因此，在“人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实体性统一”。中世紀，这种实体性统一依然保存下来，不过具有了不同性质。政治活动分裂出一些特殊职能，这种职能不再是社会的职能，而成为一定等级的特权，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到了近代，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异化出来，“公共事务”成为特殊等级——官僚的特权，市民社会和国家作为两个对立原则的体现，成为彼此对立的东西：“私人”是市民社会的原则，而人的社会职能则是国家的原则。根据对具体历史材料的研究，马克思指出：“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但是各个特殊领域并不因此就意识到：它们的私人的本质将随着国家制度和政治国家的彼岸本质的消除而消除，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14]因此，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异化出来，决定于后者的“私人的本质”，也就是说决定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基础；消除这种异化要以消除市民社会各个领域的“私人本质”为前提。于是新型的社会制度产生了，马克思在《批判》中把这种制度称为民主制，虽然马克思这时候还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同共产主义学说直接联系起来，但这里已经客观地表现出马克思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必然性的方法。
第四，深刻理解“二律背反”的方法论意义，从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初步改造。马克思在《批判》开始就指出黑格尔给国家所下定义的自相矛盾性，但最初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把黑格尔整个唯心主义观点“翻转过来”，而没有发现这种二律背反的合理方面。但随着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深入，随着对反映在这个哲学中现实矛盾的揭露和研究，黑格尔各种规定的矛盾性的方法论意义对马克思来说变得越来越明显。马克思不仅把存在的矛盾与本质的矛盾区分开，而且也与抽象逻辑的矛盾区分开。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推理的抽象环节错误的看做是真正的对立面，实际上这些环节本身都没有独立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抽象，也就是说只有从逻辑学角度，这些环节才被看成是对立面，亦即被看成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假如在一种本质所存在的范围内的差别既没有同转化为独立本质的抽象……相混同，也没有同相互排斥的各种本质的真正对立相混同，那么就可以避免三重错误”[15]——不致把真正对立面的尖锐性看作有害的事情；可以明显看出那种用中介来调和真正对立的企图是荒谬的；不致把任何极端都看作真理。因此，揭露事物矛盾的任务就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16]也就是说，不仅必须揭露实际存在着的矛盾，而且必须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必然性。从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初步的改造，说明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的深化。
三、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青年马克思向唯物史观迈出了重要一步
青年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不断深化，使其逐渐形成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1843年夏，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批判黑格尔哲学，但是《批判》内容远远超出了他原来据以出发的方法论任务，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形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批判》中进一步深化。但具有的科学世界观关键性因素在《批判》中还只是刚刚萌芽，主要表现为implicite（潜在的）存在着，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思想也只是处于一种启蒙阶段，判定马克思已经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一，马克思在《批判》中还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同共产主义学说直接联系起来，因而处于启蒙状态。马克思揭露了国家对物质关系体系的依赖性，说明历史是一定的社会制度类型合乎规律的更替，开始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中心范畴——社会经济形态这个范畴，并开始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批判》证明了马克思有向共产主义理论方面发展的趋势，但还不能得出马克思在《批判》中已经形成共产主义思想的结论。在《批判》中马克思还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同共产主义学说直接联系起来，直到1843年10月，他迁居巴黎后，才同无产阶级运动建立起直接联系。根据法国工人实际斗争经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无产阶级看做是能够消灭资产阶级制度和把人类从一切剥削下永远地解放出来的物质力量，因此《导言》是马克思彻底转向共产主义的最初文献。
第二，马克思在《批判》中已经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把这些原则归结为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1843年9月，马克思给卢格的信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只是片面地表现“真正人的本质”的“教条的抽象观念”。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在客观上已经沿着向科学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本人却仍然倾向于并坚持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社会理想，尽管他还没意识到在《批判》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的一般发展方向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1843年春，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界，而过少地强调政治”，[17]1843年夏，马克思已经尖锐地提出，“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18]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自己同费尔巴哈的区别，但马克思当时还不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世界观和费尔巴哈世界观之间的一切不同因素。正如马克思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我不知道您是否有意这样做，但共产党人却一下子就是这样理解您的这些著作的”。[19]1843年夏，马克思还把自己看成是费尔巴哈事业的直接继承者，他的首要任务在于运用唯物主义分析社会政治问题，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运用会导致对旧唯物主义（包括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改造。
第三，马克思在《批判》中第一次把思想现象的性质同社会政治现实的性质联系起来，对经济生活发生的过程初步建立了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判明了国家对物质关系体系的依赖关系，意识到这种依赖关系的方法论意义，理解到对经济领域中的过程进行专门分析的必要性。但从经济领域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不是马克思独有的，这种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由法国历史学家发现并应用。但马克思在《批判》中采用这种观点，表明他已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批判》中還没有形成。另外，《批判》中还把历史看成是一定社会制度类型的合乎规律的更替，提出了有价值的社会制度类型思想，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蕴含着一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但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来看，这种思想的具体实现还是极不完善的，因为社会制度类型没有被说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一定关系的总和，而只是物质关系体系和国家之间一定关系的类型，这对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如何实现还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判断。
总之，《批判》的客观内容与马克思本人对客观内容的意识之间的差别，使我们能够更加具体地理解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它是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转变——在1843—1844年之交才彻底完成的那个转变——的理论基础。那时他已经感觉到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前夜，并且欢欣鼓舞地投身于新的生活。给卢格的信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这种精神状态：“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20]
四、对新时代大学生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价值观照
1843年夏，马克思认识到有必要对黑格尔整个唯心主义社会发展观进行批判性重新审查，以求弄清历史过程的真正动力。正是这种深入探究的科学精神，开启了马克思彻底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准备，也正是这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引领着马克思从一个唯心主义和民主主义者转向唯物主义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第一，当代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起来。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因而“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产物。……思想的产生是不断变动的”[21]，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思想理论。另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更多地表现在相互作用中，这种相互作用，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图画。”[22]“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23]。因此，当代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找到自己的坐标，自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的创新实践中，才能建构起自身的共同理想与远大理想目标。
第二，当代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要有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文情怀。在中学毕业论文中马克思提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4]这表明青年马克思在理想信念的追问中，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文情怀在其头脑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从而最终促使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实现了价值观的“两个转变”，并一生坚定地践行了自己的誓言。“马克思主义把每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当作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反映”，[25]也就是说，崇高的理想信念不是天生的，而是来源于人们的物质活动，特别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当代青年只有心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当作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并转化为一种内心信念，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第三，当代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正确理解共产主义内涵。首先，要整体地理解共产主义内涵。共产主义它是一个崇高理想，是一个价值目标，是一个完美社会形态，是一种批判范式，是一种科学学说体系，是一种实践运动等等，这些内涵并彼此联系内在统一，并相互影响。其次，要辩证地看待共产主义内涵。马克思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26]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完美社会形态，它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为一种理想社会制度，它代表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向。今天青年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绝不是要求现阶段就实行共产主义制度，而是为了明确思想导向，用什么样的思想去武装头脑。再次，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马克思特别强调，“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7]。对于共产主义的“现有”与“应有”之间决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断裂，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内在统一。正是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张力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实然走向应然。局限于实然而放弃应然，就将丧失对现实的批判能力；反之，固守于应然而脱离实然，又必将陷入空想主义的“乌托邦”。因此，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及中國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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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