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对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扬弃
王桂敏
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这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人学基础。然而，在以往唯理性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因而使其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通过欲求教育、情感教育和挫折教育，实现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扬弃，实现对欲望的科学引导，对情感的培育激发以及对意志的锻炼铸造，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理性；非理性；扬弃；人学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14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067-05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逻辑得以形成和实现的人学基础。然而，在以往唯理性主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过多地重视人性的理性一面，忽视了作为人性的基本要素非理性的存在，进而忽视了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使得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一定的現实困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为哲学基础，实现对非理性的积极扬弃，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
无论是把人视作“理性动物”，抑或视作“非理性存在”，都无法把握人的现实本质与完整内涵。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而在传统的唯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中，仅仅重视人性的理性一面，忽视甚至排斥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仅仅注重理性知识的传授和理性认同的建构，缺乏对善与美的引导和追求，忽视对人的心灵育化与情感关怀，进而忽视了整体性人格的培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培育既符合社会价值需要，又有自由个性的完整人格为其目标，因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基础，遵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本质规定。西方人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因而是“人学的空场”。然而，马克思主义不仅从存在论高度科学揭示了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而且明确指出了非理性因素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在认识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从存在论上看，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马克思主义以现实的人为逻辑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历史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既是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又是社会历史的前提。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生产劳动使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人的生产劳动与自然条件相联系，自然条件就是人自身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这就充分肯定了人的非理性需要在人的生成和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真正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而是由于有了个人需要才出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是自然存在物的同时，从逻辑在先角度揭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个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只有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才是“作为人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它的社会特质”。[3]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是意识不是“有生命的个人”的意识，而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他们的意识”，也就是说，个人意识始终是社会产物。“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
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构成了二者相统一的基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6]因此，无论是对理性还是非理性，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这个原点出发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现实的人是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人，因此，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构成了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的基础。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的一种理性活动，而且还有非理性因素包含于其中。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7]但是，人的社会存在使其与动物区分开来。人的欲望等自然属性，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8]也就是说，人的非理性因素只有与理性联系起来，才具有现实意义。固然，吃、喝、住、穿等非理性需要是人体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使其成为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那么，它们也就仅仅是动物的机能。人的非理性需要一旦被抽象化和绝对化，那么人就降低为动物。只有当人的非理性需要与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经过社会的提升，它才是真正的“人的机能”。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推崇人的非理性，但他们所说的人是脱离了具体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孤立的个人，是受本能欲望、意志支配的人，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人是实践基础上理性和非理性辩证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这种辩证统一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人的非理性需要以及满足非理性需要的理性能力和实践方式，都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9]由此可见，非理性不仅是人性自身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仅从存在论角度揭示了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而且充分肯定了非理性因素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粗暴地排斥一般的正常的欲望”以加强“对思维的控制”，又鲜明反对那种“病态的欲望”和“最下流的意念”，反对将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在其视域中，非理性因素既是理性的基础和来源，又依赖于理性才能得以实现。总体来讲，人虽然是有意识的理性存在物，但是理性绝非是人的全部，人是社会关系中的知情意相统一的现实个体。非理性因素与人相伴相随，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非理性特征。非理性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面，它不仅以其特有的认识能力去参与实践活动，而且影响甚至支配着理性因素作用的发挥，它在实践活动中的地位就取决于它对实践主体的理性因素的作用程度。即是说，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因素的支配，而且也深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同时，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还是构成健康人格的重要因素，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0]
人类精神的內在本质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规定，一个社会要想实现健康发展，必须注重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有机结合。然而，传统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理性设计的社会，理性设计的目标借助人的理性可以变为现实，可以实现个人的社会化和道德化。在这种唯理性思想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无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人性的危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提升人的思想觉悟，改造人的认识能力，培养理想人格，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必须坚持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本质规定，关注非理性因素在人们精神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关注人的非理性诉求的实现和满足。只有这样，才能积极扬弃非理性因素，使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取得实效。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非理性因素的双重作用
作为社会存在物，个人必须认同、维护并遵守社会的理性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同时，作为知情意相统一的现实个体，个人相对的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绝对的理性价值原则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从这层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解决社会集体理性同个体非理性之间矛盾的过程。”[11]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不自觉地被置于技术霸权和技术理性的控制之中，在唯理性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片面地把灌输理性知识和构建理性认同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最终目的，人的理性被不断地夸大和过度强调，社会理性不断地挤压人的非理性，忽视了对社会个体的需要、意志和情感的引导，进而忽视了对善与美的追求，使得信仰教育退变为知识教育，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现实困境。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既是理性主导的过程，同时每个环节又都渗透着非理性因素。从人性论层面上看，人的非理性指的是人的欲望、情感、意志等因素，是人的精神结构不可缺乏的部分，是对理性的一种补充，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表现。非理性因素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渗透到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2]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根源于对非理性因素的排斥和拒绝，既看不到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也忽视了非理性的消极影响。
因此，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首先要重视非理性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合理欲望有利于引导价值认同。欲望是社会个体基于主体需要对外在事物的渴求与索取心理，是主体进行价值判断的内在根据，在主体的价值选择中起导向作用。合理欲望是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积极动力和价值源泉，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依靠人的合理欲望来推动的，衡量实践合理性的标准即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人的合理欲望。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个体欲望与社会需要相互和谐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价值原则与个人欲望发生交锋的重要场地，其首要任务就是了解和激发人的合理欲望。个人的欲望越合理，则更容易认同、接受社会的理性价值原则。个人合理欲望的不断生长过程，同时也是一系列价值目标逐步确定的过程，随着合理欲望层次的提高，价值目标越来越高级，个人越来越自觉，从而有利于推动社会价值的认同、社会规范的践行以及个体德行的完善。二是积极情感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情感是构成人类生活的主要元素之一，渗透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是个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心理感受与态度体验。情感作为一种主观态度，总是带有特定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一方面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理解，另一方面牵引着主体朝着自己认同的方向前进。积极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和调节作用，能够激活主体的内在状态，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积极情感是主体选择正确方向的内在尺度，一个人能否自觉地接受社会价值规范，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同个人的情感有着密切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通过合理地激发、催化人们的政治情感，熏陶与培养其爱国热情，可以有效激发人们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其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13]三是坚强意志有利于提升道德自律。意志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是人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是人的思维过程见之于行动的心理过程，是人的非理性因素中比较接近理性因素的内容。意志作为最高层次的非理性因素，能够对个体道德行为起到审核、监督、激励或抑制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旨在养成社会个体的道德内省和道德自律，个体能否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意志的调控。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内在自律品质并外化为个体具体的道德行为的过程，只有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意志力，才能使其能够不断克服外界诱惑，不被欲望支配，不受情感煽动，进而不断提升道德自律，形成完整人格。
非理性因素是一把双刃剑，在充分重视非理性因素积极作用的同时，还需正确审视非理性因素的消极影响。一是欲望膨胀导致价值判断功利。物质欲望的合理增长有利于促进精神欲望的提升，但若物质欲望过度发展或畸形增长则会导致欲望膨胀，出现物欲横流的状况，导致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功利化。欲望膨胀会导致人们形成利己性、功利性的价值目标，尤其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其诱发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思潮的蔓延，欲望膨胀愈发严重，直接影响着人们能否树立正确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实践。这不仅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还会造成人们价值判断模糊、功利。如果个人被欲望所操控，人的身心处于不平衡状态，处于实然追求与应然追求矛盾对立中，则会使人在无穷尽的欲望中消耗自己的精神和生命。欲望膨胀还会带来人们对自然的蔑视，对大自然盲目的开发利用，破坏大自然生态平衡，难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二是情感冷漠导致理想信念缺失。情感冷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易产生政治认同混乱，进而导致理想信念的缺失。情感冷漠导致难以调动社会个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对人的认知活动产生一种惰性或抑制作用。情感冷漠在实践中衍生和表现为道德情感冷漠、生命情感冷漠、政治情感冷漠、自我概念模糊。道德情感冷漠导致道德失范和道德工具化，生命情感冷漠表现为个体行为的攻击性、欺骗性，自我概念模糊主要体现为是自我意识丧失和逃避现实，政治情感冷漠则是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淡心理态度和行为表现，表现为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漠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以及对政治参与的疏远与逃避，这势必会带来的理想信念的缺失。三是意志薄弱导致道德行为失范。意志薄弱是人性的弱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巨大障碍。意志薄弱主要表现为主体意志力缺乏自觉性、原则性和抑制性，无法形成深入的、持久的认知过程和实践活动，造成知而不行、知行脱节、进而导致道德行为失范。意志薄弱者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往往表现为犹豫不决、意见摇摆，甚至出现行动迟缓、自我怀疑、知难而退，不能适度调节自己的思想，不能有效约束自己的行为，道德底线意识差。更有甚者，不能有效抑制自己的过度欲望，容易被狭隘利益所裹挟，出现违法犯罪等行为。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对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扬弃
由上述可知，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发展同等重要，同样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要素和基本形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政治认同和道德选择。因此，人的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对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扬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必须通过欲求教育、情感教育与挫折教育激发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抑制非理性因素的消极影响，进而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塑造完整人格，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
首先，通过欲求教育实现对人的欲望的科学引导。人是拥有着不同形式、多种层次的十分丰富的欲望和需求的群体。同时，人的欲望和需求是不断生成与达成的过程，欲望和需求的生成与达成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反之也会成为影响社会变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人的欲望与需求的确立实际上是对某种利益的追求和向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欲望和需求被不断激发，欲望和需求如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引导，往往停留在单纯本能和无意识的水平上，表现为一种盲目的和不可遏制的力量。“人的行为动机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感性的需要出发，把追求利益作为动机；另一种是从理性的良心法则出发，把追求‘善作为行为动机”。[14]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通过评判和规范利益获得方式，帮助人们正确认知自己的欲望需求，使其以“善”的动机约束利益动机，使个体需要同社会价值规范相协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求日益增长。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关心人的物质生存欲求，同时还要引导人的精神欲求。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生存欲求和精神欲求时有发生倾斜，因此，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欲求教育进行平衡和引导，提倡人们追求合理欲望。人的欲求具有差异性和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其针对性教育优势，坚持个性化教育原则，使欲求教育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要借助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实现对人的欲望的科学引导，使人们正确认识自身的物质生存欲求，规范满足欲求的行为，提倡合理行为，约束不良行为，在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的前提下达成自己的欲求。在此基础上激励人们从追求物质欲求向精神欲求过渡，不断和提升人们的精神欲求，實现对社会理性价值的认同以及对个体道德素质的培育，进而实现“起于生命、达于精神”的境界。
其次，通过情感教育加强对人的情感的培育激发。“情感是人在社会生活对客体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或体验，这表现为一种对待人或事物的价值倾向和价值活动。”[15]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人的情感世界的发展和完善，以人的情感的和谐发展为重要目标。积极的情感一旦形成并成为定势，就有利于有效克服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冷漠和情感疏离，有利于消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情感对抗，进而有利于发挥情感在构建理性价值认同中的桥梁作用。对人的情感的培育激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和内容，更是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目标之一。情感教育实质上是对教育本身忽视人的情感需要的一种补救。情感教育不仅有利于修正思想政治教育重理性知识传授而轻情感体验内化的唯理性倾向，而且有利于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化以及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接受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教育实践活动，要增强对人们的情感关注，重视人们的情感体验，通过情感共鸣不断加强对个体情感的合理引导，避免情感的世俗化和商品化，尤其注重对人们的道德情操的积极培育，激发人们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荣誉感和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以及对大自然责任感，引导人们在政治立场、价值判断上爱憎分明，憎恨假恶丑，追求真善美，不断提升个体对理性行为的判断和选择能力。
再次，通过挫折教育强化对人的意志的锻炼铸造。恩格斯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16]意志是个人行动的动力源泉和保障机制，在知行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激励和克制作用，能够帮助人们成功克服现实困难和障碍。个体对社会价值原则的理性认识只有在意志力作用下，才能真正转化为个体的实践行为。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化对人的意志的锻炼铸造尤为必要，以培养个体意志能力为主的挫折教育势在必行。挫折教育不仅是传授相关的挫折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借助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困难和障碍，帮助人们去感知各种困难情境，促使人们去体验受挫而又奋起的心理过程，进而强化对人的意志品质的锻造。通过挫折教育，可以促使人们经历生活困境的磨练，体验一定程度的受挫感，进而体验生命存在的价值，推动人们为达到预定目标而努力行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具有实效性的教育实践活动，必须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保证个体的意志系统长期处于刺激和锻炼状态，确保个体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健康良性发展。同时，通过困境磨练等主观体验，实现人们对社会价值准则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形成对自身的正确认识，培育积极健康的心态，塑造良好的心理品质。只有不断强化人的意志品质，才能使人们真正实现由知到行的转化，才能形成个体动机和个体行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才能塑造健全人格，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才能得以提升。
参考文献
[1][2][5][6][7][8][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531，544，544，21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51，498.
[10][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2，306.
[11]沈大光.论人的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37.
[13]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7.
[14]吴宏政，吴星儒.“人的自然性与实体性相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观[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5）：19.
[15]郭景萍.情感社会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54.
[责任编辑：庞达]
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这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人学基础。然而，在以往唯理性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因而使其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通过欲求教育、情感教育和挫折教育，实现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扬弃，实现对欲望的科学引导，对情感的培育激发以及对意志的锻炼铸造，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理性；非理性；扬弃；人学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14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067-05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逻辑得以形成和实现的人学基础。然而，在以往唯理性主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过多地重视人性的理性一面，忽视了作为人性的基本要素非理性的存在，进而忽视了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使得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一定的現实困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为哲学基础，实现对非理性的积极扬弃，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
无论是把人视作“理性动物”，抑或视作“非理性存在”，都无法把握人的现实本质与完整内涵。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而在传统的唯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中，仅仅重视人性的理性一面，忽视甚至排斥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仅仅注重理性知识的传授和理性认同的建构，缺乏对善与美的引导和追求，忽视对人的心灵育化与情感关怀，进而忽视了整体性人格的培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培育既符合社会价值需要，又有自由个性的完整人格为其目标，因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基础，遵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本质规定。西方人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因而是“人学的空场”。然而，马克思主义不仅从存在论高度科学揭示了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而且明确指出了非理性因素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在认识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从存在论上看，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马克思主义以现实的人为逻辑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历史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既是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又是社会历史的前提。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生产劳动使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人的生产劳动与自然条件相联系，自然条件就是人自身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这就充分肯定了人的非理性需要在人的生成和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真正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而是由于有了个人需要才出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是自然存在物的同时，从逻辑在先角度揭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个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只有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才是“作为人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它的社会特质”。[3]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是意识不是“有生命的个人”的意识，而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他们的意识”，也就是说，个人意识始终是社会产物。“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
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构成了二者相统一的基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6]因此，无论是对理性还是非理性，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这个原点出发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现实的人是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人，因此，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构成了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的基础。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的一种理性活动，而且还有非理性因素包含于其中。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7]但是，人的社会存在使其与动物区分开来。人的欲望等自然属性，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8]也就是说，人的非理性因素只有与理性联系起来，才具有现实意义。固然，吃、喝、住、穿等非理性需要是人体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使其成为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那么，它们也就仅仅是动物的机能。人的非理性需要一旦被抽象化和绝对化，那么人就降低为动物。只有当人的非理性需要与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经过社会的提升，它才是真正的“人的机能”。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推崇人的非理性，但他们所说的人是脱离了具体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孤立的个人，是受本能欲望、意志支配的人，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人是实践基础上理性和非理性辩证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这种辩证统一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人的非理性需要以及满足非理性需要的理性能力和实践方式，都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9]由此可见，非理性不仅是人性自身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仅从存在论角度揭示了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物，而且充分肯定了非理性因素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粗暴地排斥一般的正常的欲望”以加强“对思维的控制”，又鲜明反对那种“病态的欲望”和“最下流的意念”，反对将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在其视域中，非理性因素既是理性的基础和来源，又依赖于理性才能得以实现。总体来讲，人虽然是有意识的理性存在物，但是理性绝非是人的全部，人是社会关系中的知情意相统一的现实个体。非理性因素与人相伴相随，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非理性特征。非理性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面，它不仅以其特有的认识能力去参与实践活动，而且影响甚至支配着理性因素作用的发挥，它在实践活动中的地位就取决于它对实践主体的理性因素的作用程度。即是说，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因素的支配，而且也深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同时，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还是构成健康人格的重要因素，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0]
人类精神的內在本质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规定，一个社会要想实现健康发展，必须注重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有机结合。然而，传统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理性设计的社会，理性设计的目标借助人的理性可以变为现实，可以实现个人的社会化和道德化。在这种唯理性思想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无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人性的危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提升人的思想觉悟，改造人的认识能力，培养理想人格，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必须坚持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本质规定，关注非理性因素在人们精神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关注人的非理性诉求的实现和满足。只有这样，才能积极扬弃非理性因素，使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取得实效。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非理性因素的双重作用
作为社会存在物，个人必须认同、维护并遵守社会的理性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同时，作为知情意相统一的现实个体，个人相对的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绝对的理性价值原则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从这层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解决社会集体理性同个体非理性之间矛盾的过程。”[11]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不自觉地被置于技术霸权和技术理性的控制之中，在唯理性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片面地把灌输理性知识和构建理性认同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最终目的，人的理性被不断地夸大和过度强调，社会理性不断地挤压人的非理性，忽视了对社会个体的需要、意志和情感的引导，进而忽视了对善与美的追求，使得信仰教育退变为知识教育，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现实困境。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既是理性主导的过程，同时每个环节又都渗透着非理性因素。从人性论层面上看，人的非理性指的是人的欲望、情感、意志等因素，是人的精神结构不可缺乏的部分，是对理性的一种补充，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表现。非理性因素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渗透到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2]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根源于对非理性因素的排斥和拒绝，既看不到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也忽视了非理性的消极影响。
因此，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首先要重视非理性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合理欲望有利于引导价值认同。欲望是社会个体基于主体需要对外在事物的渴求与索取心理，是主体进行价值判断的内在根据，在主体的价值选择中起导向作用。合理欲望是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积极动力和价值源泉，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依靠人的合理欲望来推动的，衡量实践合理性的标准即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人的合理欲望。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个体欲望与社会需要相互和谐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价值原则与个人欲望发生交锋的重要场地，其首要任务就是了解和激发人的合理欲望。个人的欲望越合理，则更容易认同、接受社会的理性价值原则。个人合理欲望的不断生长过程，同时也是一系列价值目标逐步确定的过程，随着合理欲望层次的提高，价值目标越来越高级，个人越来越自觉，从而有利于推动社会价值的认同、社会规范的践行以及个体德行的完善。二是积极情感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情感是构成人类生活的主要元素之一，渗透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是个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心理感受与态度体验。情感作为一种主观态度，总是带有特定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一方面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理解，另一方面牵引着主体朝着自己认同的方向前进。积极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和调节作用，能够激活主体的内在状态，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积极情感是主体选择正确方向的内在尺度，一个人能否自觉地接受社会价值规范，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同个人的情感有着密切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通过合理地激发、催化人们的政治情感，熏陶与培养其爱国热情，可以有效激发人们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其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13]三是坚强意志有利于提升道德自律。意志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是人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是人的思维过程见之于行动的心理过程，是人的非理性因素中比较接近理性因素的内容。意志作为最高层次的非理性因素，能够对个体道德行为起到审核、监督、激励或抑制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旨在养成社会个体的道德内省和道德自律，个体能否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意志的调控。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内在自律品质并外化为个体具体的道德行为的过程，只有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意志力，才能使其能够不断克服外界诱惑，不被欲望支配，不受情感煽动，进而不断提升道德自律，形成完整人格。
非理性因素是一把双刃剑，在充分重视非理性因素积极作用的同时，还需正确审视非理性因素的消极影响。一是欲望膨胀导致价值判断功利。物质欲望的合理增长有利于促进精神欲望的提升，但若物质欲望过度发展或畸形增长则会导致欲望膨胀，出现物欲横流的状况，导致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功利化。欲望膨胀会导致人们形成利己性、功利性的价值目标，尤其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其诱发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思潮的蔓延，欲望膨胀愈发严重，直接影响着人们能否树立正确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实践。这不仅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还会造成人们价值判断模糊、功利。如果个人被欲望所操控，人的身心处于不平衡状态，处于实然追求与应然追求矛盾对立中，则会使人在无穷尽的欲望中消耗自己的精神和生命。欲望膨胀还会带来人们对自然的蔑视，对大自然盲目的开发利用，破坏大自然生态平衡，难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二是情感冷漠导致理想信念缺失。情感冷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易产生政治认同混乱，进而导致理想信念的缺失。情感冷漠导致难以调动社会个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对人的认知活动产生一种惰性或抑制作用。情感冷漠在实践中衍生和表现为道德情感冷漠、生命情感冷漠、政治情感冷漠、自我概念模糊。道德情感冷漠导致道德失范和道德工具化，生命情感冷漠表现为个体行为的攻击性、欺骗性，自我概念模糊主要体现为是自我意识丧失和逃避现实，政治情感冷漠则是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淡心理态度和行为表现，表现为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漠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以及对政治参与的疏远与逃避，这势必会带来的理想信念的缺失。三是意志薄弱导致道德行为失范。意志薄弱是人性的弱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巨大障碍。意志薄弱主要表现为主体意志力缺乏自觉性、原则性和抑制性，无法形成深入的、持久的认知过程和实践活动，造成知而不行、知行脱节、进而导致道德行为失范。意志薄弱者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往往表现为犹豫不决、意见摇摆，甚至出现行动迟缓、自我怀疑、知难而退，不能适度调节自己的思想，不能有效约束自己的行为，道德底线意识差。更有甚者，不能有效抑制自己的过度欲望，容易被狭隘利益所裹挟，出现违法犯罪等行为。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对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扬弃
由上述可知，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发展同等重要，同样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要素和基本形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政治认同和道德选择。因此，人的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对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扬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必须通过欲求教育、情感教育与挫折教育激发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抑制非理性因素的消极影响，进而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塑造完整人格，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
首先，通过欲求教育实现对人的欲望的科学引导。人是拥有着不同形式、多种层次的十分丰富的欲望和需求的群体。同时，人的欲望和需求是不断生成与达成的过程，欲望和需求的生成与达成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反之也会成为影响社会变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人的欲望与需求的确立实际上是对某种利益的追求和向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欲望和需求被不断激发，欲望和需求如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引导，往往停留在单纯本能和无意识的水平上，表现为一种盲目的和不可遏制的力量。“人的行为动机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感性的需要出发，把追求利益作为动机；另一种是从理性的良心法则出发，把追求‘善作为行为动机”。[14]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通过评判和规范利益获得方式，帮助人们正确认知自己的欲望需求，使其以“善”的动机约束利益动机，使个体需要同社会价值规范相协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求日益增长。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关心人的物质生存欲求，同时还要引导人的精神欲求。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生存欲求和精神欲求时有发生倾斜，因此，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欲求教育进行平衡和引导，提倡人们追求合理欲望。人的欲求具有差异性和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其针对性教育优势，坚持个性化教育原则，使欲求教育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要借助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实现对人的欲望的科学引导，使人们正确认识自身的物质生存欲求，规范满足欲求的行为，提倡合理行为，约束不良行为，在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的前提下达成自己的欲求。在此基础上激励人们从追求物质欲求向精神欲求过渡，不断和提升人们的精神欲求，實现对社会理性价值的认同以及对个体道德素质的培育，进而实现“起于生命、达于精神”的境界。
其次，通过情感教育加强对人的情感的培育激发。“情感是人在社会生活对客体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或体验，这表现为一种对待人或事物的价值倾向和价值活动。”[15]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人的情感世界的发展和完善，以人的情感的和谐发展为重要目标。积极的情感一旦形成并成为定势，就有利于有效克服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冷漠和情感疏离，有利于消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情感对抗，进而有利于发挥情感在构建理性价值认同中的桥梁作用。对人的情感的培育激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和内容，更是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目标之一。情感教育实质上是对教育本身忽视人的情感需要的一种补救。情感教育不仅有利于修正思想政治教育重理性知识传授而轻情感体验内化的唯理性倾向，而且有利于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化以及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接受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教育实践活动，要增强对人们的情感关注，重视人们的情感体验，通过情感共鸣不断加强对个体情感的合理引导，避免情感的世俗化和商品化，尤其注重对人们的道德情操的积极培育，激发人们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荣誉感和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以及对大自然责任感，引导人们在政治立场、价值判断上爱憎分明，憎恨假恶丑，追求真善美，不断提升个体对理性行为的判断和选择能力。
再次，通过挫折教育强化对人的意志的锻炼铸造。恩格斯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16]意志是个人行动的动力源泉和保障机制，在知行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激励和克制作用，能够帮助人们成功克服现实困难和障碍。个体对社会价值原则的理性认识只有在意志力作用下，才能真正转化为个体的实践行为。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化对人的意志的锻炼铸造尤为必要，以培养个体意志能力为主的挫折教育势在必行。挫折教育不仅是传授相关的挫折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借助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困难和障碍，帮助人们去感知各种困难情境，促使人们去体验受挫而又奋起的心理过程，进而强化对人的意志品质的锻造。通过挫折教育，可以促使人们经历生活困境的磨练，体验一定程度的受挫感，进而体验生命存在的价值，推动人们为达到预定目标而努力行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具有实效性的教育实践活动，必须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保证个体的意志系统长期处于刺激和锻炼状态，确保个体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健康良性发展。同时，通过困境磨练等主观体验，实现人们对社会价值准则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形成对自身的正确认识，培育积极健康的心态，塑造良好的心理品质。只有不断强化人的意志品质，才能使人们真正实现由知到行的转化，才能形成个体动机和个体行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才能塑造健全人格，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才能得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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