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叙事与叙事图像：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历史与未来
摘要：图像叙事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人们较为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叙事功能。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和任务的变化，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从起步到繁荣，从传统单一、物质、静态和平面的图像叙事，向数字化时代立体、非物质、互动、动态的图像叙事演变。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面临“图像滥化”“思维退化”“整体碎化”“词语钝化”的现实危机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转向，需要注重文字与图像，实现“图文并茂”;注重过去与现在，实现“喜闻乐见”;注重整体与局部，实现“以小见大”;注重情感与叙事，实现“印象深刻”。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叙事图像;历史与未来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23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106-06
一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较为注重强调思想的引领性和灌输性，忽视其过程和方式的转向和改进，致使出现“配方陈旧”“工艺粗糙”“包装不时尚”等现象问题，遭遇教育对象不爱听、不想听、不愿听的现实境遇。这在一定层面上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叙事话语、叙事风格和叙事方式，需要转向升级。叙事，结构主义强调要从构成事物整体的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也可以是固定或活动的画面、手势，也即文本叙事和图像叙事。近年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问题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形成《文本·图像·记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转向与社会认同》《纪念性空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及其操作方法研究》等代表性的成果。人们在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同时，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关注也日益兴起，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化转向》《论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界限及实践》等研究成果。但从研究的情况来看，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研究，忽视了从历史的发展性和连贯性视角来考察。
一、图像与叙事
图像，指各种图形和影像，包括摄影、摄像、电视、电影等视像和插图、漫画、卡通等画像。图像作为媒介，具有叙事功能，能够承载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功能。从概念上讲，图像叙事是指“存在于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以多种传播媒介为载体，尤其是以影视、绘画、摄影、广告等图像符号为基本表意系统的叙事表达”。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运用图像来进行叙事，由来已久。伯格在《观看之道》中强调：“视觉早于文字”[1]。在宝镜湾遗址中出现距今4000多年前的岩画，对古人在海边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图腾崇拜等进行了叙事。此后从早期的象形文字到敦煌莫高窟壁画到凌渊阁24功臣画像到《清明上河图》再到近代以来的照片和电影电视等，都是运用图像叙事的典范。
既然叙事主要包括文本叙事和图像叙事，那么跟文本相比，图像的最大特征便是可视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形象逼真，能够透过“可视”来对客观对象进行相似性、生动性的描述或写真。给人直观的视觉性感受，能够引导人们对叙事的主题、内容等清晰表象和直接感官，感到形象、鲜明、生动有趣，表征着个体认知世界的方式由“思”转向“观看”。[2]这也就是荀况所说的“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也比如当我们看到天安门城楼悬挂特有的毛泽东画像，直接能够将直观的视觉感受与心理的认同情感相互融合。
从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构成的基本元素来看，图像是核心和前提，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图像都能构成叙事”。当然，答案是否定的。正如约翰·萨考夫斯基认为：“摄影艺术本身是没有办法来叙事的”[3]，“照片是按下快门一刹那间的纪录，从正面来讲，它的那一刹那的情况具有长久的意义，但从反面来看则既没有解释前因，也没有预示后果，所以摄影未免欠缺一些叙事能力”[4]。图像本身缺乏叙事能力，但要发挥它的叙事功能，则依赖于图像的建构，尤其是对图像按照叙事的逻辑进行编排，“一张照片不过是一个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系留处也就松开了臂膀。”[5]要让这些“快门一刹”的照片发挥叙事的作用和功能，只有让它漂移到一个模糊抽象的历史概念之中，让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解读。 “一切世界图像都依赖于对于一定概念材料的条件性的选择” [6]“每一种图像都是逻辑图像，逻辑形式是逻辑图像的本质特征”[7]。
当然，运用图像进行叙事，除了要对图像进行编排之外，还需要注重时代性，这一方面体现在每一时代赋予图像叙事的主题和内容不同。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时代的主题和任务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选取的素材和围绕的话语体系截然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代的主题是为了唤醒人民积极参加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多是以革命性、动员性为主。“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8]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任务更多围绕公民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更多体现在道德规范养成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上;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时代性还体现在图像叙事易受时代技术发展，尤其是图像技术发展的限制影响。一个时代流行什么样的图像，或者什么样的图像技术成熟，直接决定图像叙事选择的途径，也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效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历史发展
从历史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发展，是随着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而变化。从传统单一、物质、静态和平面的图像叙事，向数字化时代立体、非物质、互动、动态的图像叙事演变。
清末民初，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不少报纸为了吸引人和扩大传播，在传统主要是文字报道的同时，随报奉送一种石印的画页，顿时抓住了不识字的人的眼球和需要，让他们对时事新闻的了解和认识一目了然、耳目一新。这一“画报”的产生和由来带来的社会影响，很快被早期革命党人抓住，成为宣传和动员革命采取的主要形式和方式，广泛地运动到义和团、辛亥革命、反袁斗争和五四运动中，广泛地用来当作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当中，画报也被广泛吸收和学习。在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發起创办《劳动界》周刊中，为揭露资产阶级压榨工人的罪行和启发工人觉悟，里面就插有形象生动的图画，画面中的工人强壮魁梧、正义凌然，资产阶级的嘴脸丑态毕露、虚伪狡诈。
在北伐过程当中，鉴于“人民识字的程度非常低下，不及十分之一二，标语宣言，失其效力”[9]等革命现实境遇的认识，对图像叙事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实现漫画的革命和漫画的北伐，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便认为画报和歌曲是宣传品中最有效的。[10]通过图像叙事“一方面宣传反帝，揭露军阀的腐败无能，一方面唤起了人民对革命的理解和信心”[11]。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总工会、农会先后创办的《工人画报》《农民画报》《镰刀画报》《农民画刊》《犁头周报》等，出现《新军阀蒋介石甘自向坟墓里探索前行》《国民党之饵》《同志仍须努力》等漫画作品，直接引发中央对图像叙事革命的重视。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要求：“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12]1932年12月，以图像为完整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红星画报》创刊，以生动形象的画面，讲解军事技术，宣传政治理念，揭露国民党的罪状和罪恶。尔后，运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日愈增多，比如在延安时期，为体现党的会议的隆重和庄重，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画像被普遍运用。“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13]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政权，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为广泛和普遍地运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奠定保障，图像叙事进一步普及，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及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都通过图像叙事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运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方式实现创新性和多样性发展。图像叙事被广泛地运用到举办的建党、建军、建国和辛亥革命、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各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中，广泛地运用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的政治动员当中，广泛地运用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当中。比如1953年创作而成的《开国大典》油画，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将共和国成立的气氛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还比如1958年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等八幅巨型浮雕，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先后顺序生动演绎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艰辛，生动诠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令每一个到此参观的人都肃然起敬，有效地起到爱国主义革命教育的作用。
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的是，除了油画、照片、画册等图像叙事手段继续被广泛地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当中，电影电视影像的广泛运用，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等著名的电影制作单位，先后形成《英雄虎胆》《林海雪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太行山上》《八路军》等大量优秀影视作品，不但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目的，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电视、电影、电子屏幕媒介等诸多形式为大众构造了图像化的世界。“文字让人厌倦，让人不过瘾”，人们更多需要图片来刺激眼球、激发求知欲，从2G到3G，从3G到4G、5G。纪念画册、纪念邮册、历史图片展、电影、电视剧、视频等被广泛地运动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尤其是通过举办图片展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惯用的方式，比如上海“一大”旧址、南湖革命纪念馆、母瑞山革命纪念馆、六连岭革命纪念馆等红色纪念空间，都有相应的历史图片展，将历史事件的产生背景、由来和变化发展过程及背后潜藏的红船精神、琼崖革命精神等完整、直观的叙说出来，让人在参观完之后，自然、不自然地受到教育，接受“洗礼”，增强记忆的认同。与此同时，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党的重要人物英雄事迹、党的重要理论和战略布局、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都通过举办图片展览的叙事方式进行。比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时候，各地纷纷开展以党的光辉历程为主题的图片展，将爱党教育融入一张张图片建构起的叙事中。此外，还涌现出《彭德怀元帅》《建党伟业》《建军伟业》《人民的名义》《厉害了我的国》等一大批优秀影像，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2017年暑期，恰逢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发生，电影《战狼2》“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叙事主题表达，不但让自身票房获得巨大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观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民族自信。
此外，光电混合等多维图像处理技术被广泛地运用到以纪念馆、博物馆、陈列馆等为中心的公共历史纪念空间当中，为来访参观者创设一种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的“记忆之场”。十八大以来，网络上流行的很多习大大的漫画形象，更是展示了执政者的开明与开放，体现了公众对领导人的爱戴。
三、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现实危机
虽然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图像社会或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历史纪念活动组织过程当中，图像叙事运用更为普遍。但在人们惊呼“文字已死，读图时代已经到来”之时，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在现实中，也遭遇一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图像滥化”。早在1972年，E.H.贡布里希便发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14]的感叹。仅仅才不到半个世纪，网络、电视等各种以图像化作为表达和传播特征的媒介占领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随着智能手机、电脑等可移动终端的广泛运用，图像对于传统社会的影响达到巅峰，人们更多习惯用视觉看图、读图来认识新鲜事务。图像化时代的到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在数字化图像时代，图形的表达由原来的单一、物质、静态和平面特征，转向立体、非物质、互动、动态和声光电混合。微电影、微视频和电子相册、电子画册也在抗击传统大电影、长视频和物理相册、物理画册，给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带来更高的技术挑战，甚至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危机。一方面，“读图时代”的瞬间信息和快餐式消费，亟需大量新鲜、新颖的图像来博取人们的眼球，尤其是青年的眼球，使得当前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造成的效果和影响力出現短暂性和不可持续性特征，容易缺乏共性认同，容易出现“热过头”的现象;[15]另一方面，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或者思维定势，似乎任何叙事都必须图文并茂，没有图片的叙事就不是完整的叙事。
第二，“思维退化”。从历史发展来看，文字叙事与图像叙事是叙事的两种重要手段和方式。图片的有着文字无法替代的优势，优点是生动形象，信息量大，“一图胜千言”，能把复杂的故事和艰涩的理论情景化，有时任何语言的描绘都无法企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图像浅显易懂，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读图上，容易造成人的阅读水平和思维能力的低下，无法再造想象。一段时间网络上流行的“一张图读懂”现象，比如《一图读懂党代会报告》《一张图读懂一带一路》《一张图读懂2015年宏观经济数据》《一张图读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一张图读懂河长制》等，用直观、简洁的方式，将所需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展现给教育对象面前，有效地扩大宣传教育的效果。但问题的另一方面，人们在读图的时候，画面一个接一个，让你来不及分析，没有时间思考，更不可能深入思考，进而对叙事的内容形成快餐式消费，囫囵吞枣，造成思维的退化，回到低智力时代。尤其是仅仅试图通过一张图来宣传、了解和认识党和国家等各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容易引起对政策认识、理解的教条、片面、粗浅和低级。
第三，“整体碎化”。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碎片化”的发展，一方面，包含自身叙事内容变化面临的挑战。在过去革命的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人们革命的意识和开展革命动员，在选择叙事图像的过程当中，相对较为容易。比如为了开展革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选取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的图像便能实现叙事的目标。但如今，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目的更多体现在社会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的引导，所选取的图像既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又要充分体现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性。大众化的叙事内容和话语思维转换，给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图像识别、处理和增强带来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社会大众生活趋于去中心化、碎片化、零散化和即时化的情况下，有经典意义、开创意义、引领意义的图像叙事难以被建构起来;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传输技术的大量应用，大大强化了受众作为传播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碎片化现象不但让受众群体细分呈现为碎片化现象，也引发着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整个网络传播呈现为碎片化语境，不在追求整体性、系统性的認知和追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近来“抖音”现象的出现和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此问题。
第四，“词语钝化”。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核心在于图像，但在图像泛滥的背景下，尤其是微生活的潮流背景当中，人们习惯于识图、看图、读图、玩图，不习惯、也不喜欢关注文字，更不喜欢从事文字工作，比如网络上经常出现“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像而已”的言语。但只习惯看图，“熄灭了文字与新状况碰撞下所迸放的火花”，往往容易造成人的文字技能下滑，造成人的词语钝化，走马观花，应接不暇。比如现在许多大学生，虽然能够制作出精美的小视频，拍摄出美丽惊艳的照片，但词语运用能力较为匮乏。“不善言语”和“辞藻的千篇一律”是读图时代带来的不可不重视的问题。
四、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未来转向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面临的现实危机来看，“图像滥化”“思维退化”“整体碎化”“词语钝化”等背后体现的更多是“叙事”的危机。当然，这并不代表“图像”不能够“叙事了”，而是如何更好地“叙好事”的问题。为此，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未来发展，需要注重推动从图像叙事到叙事图像的转向。
第一，注重文字与图像，实现“图文并茂”。从20世纪初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诞生的背景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识字率不高和各地方言不一的问题，演讲报告、宣传横幅、宣传标语和宣传册等文本叙事对不同地域、不同方言，容易造成“所用的成语，如军阀、贪官、打倒等，亦须反复解释”[16]的局面。而往往所用的漫画、照片、墙画、油画、画报等更能引起人们的围观和深入人心。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之下，不同地域、不同方言和识字率低等困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问题已得到根本性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面临的问题，不但是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博眼球”，更应当让我们用来建构叙事的图像能够“入脑入心”，不是仅仅停留在“走马观花”的层面，而是受到启发，引发思考，不但使其“内化于心”，更能“外化于行”。这就需要善于将文字叙事与图像叙事的结合，实现无缝对接，“图文并茂”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目的和内容展示出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的目的。
第二，注重过去与现在，实现“喜闻乐见”。从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内容来看，过去的，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图像明显多于当前的图像。革命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和战争场面，留下丰富的图像素材。为此，在运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当中，人们更多习惯于运用历史图片展等方式进行。当然，叙述过去，开展革命教育、和平教育和历史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的主要任务更多是体现在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层面对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也就是经常说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因此，在运用图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建构的过程当中，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任务的变化和情境的变化，对图像内容的历史跟进，是当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效果所应当关心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建构，内容重心应当注重从“第一个百年”叙事向“第二百年”叙事的转向，从革命的叙事向建设、改革的叙事转向，要多用老百姓喜闻乐见、耳濡目染的图像内容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三，注重整体与局部，实现“以小见大”。与读图时代伴随而来的是微文化，两者汇聚，极大地改变和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依靠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终端，通过微信、微博、QQ、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运用文字、语音、视频和图像等多种形式进行实时互动的交流和传递，具有“短、平、快”的显著特点。[17]近年来，应对“微时代”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主动跟进，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在“微时代”获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后现代性下的微时代、微文化带来的性格张扬下的人格沦陷、碎片阅读下的文化祛魅、主体缺场下的价值迷失、群体极化下的认同危机等社会和个人风险，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摧毁力。[18]为此，在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建构和叙事过程当中，如何让其既符合微时代特征，又谨防“碎片化”风险，是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发展的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重建构图像的整体与局部关系，掌握微话语，建好微时代的叙事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传递实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定目标。[19]
第四，注重情感与叙事，实现“印象深刻”。图像叙事的优点是能让受众感受到视觉的美感和震撼，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需要达到“博眼球”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要增强受众的认知认同、价值认可和思想认同，要实现心灵的共鸣、情感的共鸣、心理的认同，让人赏心悦目，心悦诚服。比如当前全国上下积极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核心价值观宣传画、VCR、电影等图像，有效提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社会知晓率，不少城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当中，都表述市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和知晓率达到95%以上，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点在于培育和践行。为此，在运用图像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当中，除了要发挥图像叙事的视角特征之外，要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要让受众不但会被叙事的图像吸引过来，更要被叙事的图像所打动。还比如在开展和平教育过程当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实物和影像资料，翔实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再加上整个纪念馆的布置，以“生与死”“痛与恨”等为主题，“白骨为证、废墟为碑”，让每一个参观的人不但视觉震撼，更是受到心灵的触动，对和平来之不易和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五、结语
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重要内容，从过去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模式来看，关键在于发挥图像的叙事功能，使其能够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服務，以图像为核心，进而建构起从叙事到图像到叙事的模式，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目的、增强叙事效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百年嬗变，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从起步到繁荣，从传统单一、物质、静态和平面的图像叙事，向数字化时代立体、非物质、互动、动态的图像叙事演变，当前由“图像叙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引发的“图像滥化”“思维退化”“整体碎化”“词语钝化”等现实性问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转向势在必行。也就是如何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题和任务角度出发，重构有价值、有经典、有代表性、有内涵的图像。这也就是说，如何重构叙事图像，是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发展，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和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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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叙事图像;历史与未来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23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106-06
一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较为注重强调思想的引领性和灌输性，忽视其过程和方式的转向和改进，致使出现“配方陈旧”“工艺粗糙”“包装不时尚”等现象问题，遭遇教育对象不爱听、不想听、不愿听的现实境遇。这在一定层面上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叙事话语、叙事风格和叙事方式，需要转向升级。叙事，结构主义强调要从构成事物整体的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也可以是固定或活动的画面、手势，也即文本叙事和图像叙事。近年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问题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形成《文本·图像·记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转向与社会认同》《纪念性空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及其操作方法研究》等代表性的成果。人们在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同时，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关注也日益兴起，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化转向》《论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界限及实践》等研究成果。但从研究的情况来看，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研究，忽视了从历史的发展性和连贯性视角来考察。
一、图像与叙事
图像，指各种图形和影像，包括摄影、摄像、电视、电影等视像和插图、漫画、卡通等画像。图像作为媒介，具有叙事功能，能够承载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功能。从概念上讲，图像叙事是指“存在于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以多种传播媒介为载体，尤其是以影视、绘画、摄影、广告等图像符号为基本表意系统的叙事表达”。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运用图像来进行叙事，由来已久。伯格在《观看之道》中强调：“视觉早于文字”[1]。在宝镜湾遗址中出现距今4000多年前的岩画，对古人在海边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图腾崇拜等进行了叙事。此后从早期的象形文字到敦煌莫高窟壁画到凌渊阁24功臣画像到《清明上河图》再到近代以来的照片和电影电视等，都是运用图像叙事的典范。
既然叙事主要包括文本叙事和图像叙事，那么跟文本相比，图像的最大特征便是可视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形象逼真，能够透过“可视”来对客观对象进行相似性、生动性的描述或写真。给人直观的视觉性感受，能够引导人们对叙事的主题、内容等清晰表象和直接感官，感到形象、鲜明、生动有趣，表征着个体认知世界的方式由“思”转向“观看”。[2]这也就是荀况所说的“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也比如当我们看到天安门城楼悬挂特有的毛泽东画像，直接能够将直观的视觉感受与心理的认同情感相互融合。
从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构成的基本元素来看，图像是核心和前提，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图像都能构成叙事”。当然，答案是否定的。正如约翰·萨考夫斯基认为：“摄影艺术本身是没有办法来叙事的”[3]，“照片是按下快门一刹那间的纪录，从正面来讲，它的那一刹那的情况具有长久的意义，但从反面来看则既没有解释前因，也没有预示后果，所以摄影未免欠缺一些叙事能力”[4]。图像本身缺乏叙事能力，但要发挥它的叙事功能，则依赖于图像的建构，尤其是对图像按照叙事的逻辑进行编排，“一张照片不过是一个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系留处也就松开了臂膀。”[5]要让这些“快门一刹”的照片发挥叙事的作用和功能，只有让它漂移到一个模糊抽象的历史概念之中，让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解读。 “一切世界图像都依赖于对于一定概念材料的条件性的选择” [6]“每一种图像都是逻辑图像，逻辑形式是逻辑图像的本质特征”[7]。
当然，运用图像进行叙事，除了要对图像进行编排之外，还需要注重时代性，这一方面体现在每一时代赋予图像叙事的主题和内容不同。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时代的主题和任务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选取的素材和围绕的话语体系截然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代的主题是为了唤醒人民积极参加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多是以革命性、动员性为主。“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8]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任务更多围绕公民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更多体现在道德规范养成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上;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时代性还体现在图像叙事易受时代技术发展，尤其是图像技术发展的限制影响。一个时代流行什么样的图像，或者什么样的图像技术成熟，直接决定图像叙事选择的途径，也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效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历史发展
从历史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发展，是随着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而变化。从传统单一、物质、静态和平面的图像叙事，向数字化时代立体、非物质、互动、动态的图像叙事演变。
清末民初，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不少报纸为了吸引人和扩大传播，在传统主要是文字报道的同时，随报奉送一种石印的画页，顿时抓住了不识字的人的眼球和需要，让他们对时事新闻的了解和认识一目了然、耳目一新。这一“画报”的产生和由来带来的社会影响，很快被早期革命党人抓住，成为宣传和动员革命采取的主要形式和方式，广泛地运动到义和团、辛亥革命、反袁斗争和五四运动中，广泛地用来当作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当中，画报也被广泛吸收和学习。在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發起创办《劳动界》周刊中，为揭露资产阶级压榨工人的罪行和启发工人觉悟，里面就插有形象生动的图画，画面中的工人强壮魁梧、正义凌然，资产阶级的嘴脸丑态毕露、虚伪狡诈。
在北伐过程当中，鉴于“人民识字的程度非常低下，不及十分之一二，标语宣言，失其效力”[9]等革命现实境遇的认识，对图像叙事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实现漫画的革命和漫画的北伐，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便认为画报和歌曲是宣传品中最有效的。[10]通过图像叙事“一方面宣传反帝，揭露军阀的腐败无能，一方面唤起了人民对革命的理解和信心”[11]。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总工会、农会先后创办的《工人画报》《农民画报》《镰刀画报》《农民画刊》《犁头周报》等，出现《新军阀蒋介石甘自向坟墓里探索前行》《国民党之饵》《同志仍须努力》等漫画作品，直接引发中央对图像叙事革命的重视。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要求：“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12]1932年12月，以图像为完整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红星画报》创刊，以生动形象的画面，讲解军事技术，宣传政治理念，揭露国民党的罪状和罪恶。尔后，运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日愈增多，比如在延安时期，为体现党的会议的隆重和庄重，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画像被普遍运用。“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13]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政权，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为广泛和普遍地运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奠定保障，图像叙事进一步普及，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及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都通过图像叙事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运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方式实现创新性和多样性发展。图像叙事被广泛地运用到举办的建党、建军、建国和辛亥革命、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各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中，广泛地运用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的政治动员当中，广泛地运用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当中。比如1953年创作而成的《开国大典》油画，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将共和国成立的气氛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还比如1958年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等八幅巨型浮雕，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先后顺序生动演绎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艰辛，生动诠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令每一个到此参观的人都肃然起敬，有效地起到爱国主义革命教育的作用。
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的是，除了油画、照片、画册等图像叙事手段继续被广泛地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当中，电影电视影像的广泛运用，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等著名的电影制作单位，先后形成《英雄虎胆》《林海雪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太行山上》《八路军》等大量优秀影视作品，不但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目的，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电视、电影、电子屏幕媒介等诸多形式为大众构造了图像化的世界。“文字让人厌倦，让人不过瘾”，人们更多需要图片来刺激眼球、激发求知欲，从2G到3G，从3G到4G、5G。纪念画册、纪念邮册、历史图片展、电影、电视剧、视频等被广泛地运动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尤其是通过举办图片展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惯用的方式，比如上海“一大”旧址、南湖革命纪念馆、母瑞山革命纪念馆、六连岭革命纪念馆等红色纪念空间，都有相应的历史图片展，将历史事件的产生背景、由来和变化发展过程及背后潜藏的红船精神、琼崖革命精神等完整、直观的叙说出来，让人在参观完之后，自然、不自然地受到教育，接受“洗礼”，增强记忆的认同。与此同时，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党的重要人物英雄事迹、党的重要理论和战略布局、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都通过举办图片展览的叙事方式进行。比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时候，各地纷纷开展以党的光辉历程为主题的图片展，将爱党教育融入一张张图片建构起的叙事中。此外，还涌现出《彭德怀元帅》《建党伟业》《建军伟业》《人民的名义》《厉害了我的国》等一大批优秀影像，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2017年暑期，恰逢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发生，电影《战狼2》“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叙事主题表达，不但让自身票房获得巨大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观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民族自信。
此外，光电混合等多维图像处理技术被广泛地运用到以纪念馆、博物馆、陈列馆等为中心的公共历史纪念空间当中，为来访参观者创设一种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的“记忆之场”。十八大以来，网络上流行的很多习大大的漫画形象，更是展示了执政者的开明与开放，体现了公众对领导人的爱戴。
三、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现实危机
虽然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图像社会或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历史纪念活动组织过程当中，图像叙事运用更为普遍。但在人们惊呼“文字已死，读图时代已经到来”之时，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在现实中，也遭遇一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图像滥化”。早在1972年，E.H.贡布里希便发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14]的感叹。仅仅才不到半个世纪，网络、电视等各种以图像化作为表达和传播特征的媒介占领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随着智能手机、电脑等可移动终端的广泛运用，图像对于传统社会的影响达到巅峰，人们更多习惯用视觉看图、读图来认识新鲜事务。图像化时代的到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在数字化图像时代，图形的表达由原来的单一、物质、静态和平面特征，转向立体、非物质、互动、动态和声光电混合。微电影、微视频和电子相册、电子画册也在抗击传统大电影、长视频和物理相册、物理画册，给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带来更高的技术挑战，甚至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危机。一方面，“读图时代”的瞬间信息和快餐式消费，亟需大量新鲜、新颖的图像来博取人们的眼球，尤其是青年的眼球，使得当前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造成的效果和影响力出現短暂性和不可持续性特征，容易缺乏共性认同，容易出现“热过头”的现象;[15]另一方面，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或者思维定势，似乎任何叙事都必须图文并茂，没有图片的叙事就不是完整的叙事。
第二，“思维退化”。从历史发展来看，文字叙事与图像叙事是叙事的两种重要手段和方式。图片的有着文字无法替代的优势，优点是生动形象，信息量大，“一图胜千言”，能把复杂的故事和艰涩的理论情景化，有时任何语言的描绘都无法企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图像浅显易懂，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读图上，容易造成人的阅读水平和思维能力的低下，无法再造想象。一段时间网络上流行的“一张图读懂”现象，比如《一图读懂党代会报告》《一张图读懂一带一路》《一张图读懂2015年宏观经济数据》《一张图读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一张图读懂河长制》等，用直观、简洁的方式，将所需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展现给教育对象面前，有效地扩大宣传教育的效果。但问题的另一方面，人们在读图的时候，画面一个接一个，让你来不及分析，没有时间思考，更不可能深入思考，进而对叙事的内容形成快餐式消费，囫囵吞枣，造成思维的退化，回到低智力时代。尤其是仅仅试图通过一张图来宣传、了解和认识党和国家等各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容易引起对政策认识、理解的教条、片面、粗浅和低级。
第三，“整体碎化”。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碎片化”的发展，一方面，包含自身叙事内容变化面临的挑战。在过去革命的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人们革命的意识和开展革命动员，在选择叙事图像的过程当中，相对较为容易。比如为了开展革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选取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的图像便能实现叙事的目标。但如今，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目的更多体现在社会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的引导，所选取的图像既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又要充分体现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性。大众化的叙事内容和话语思维转换，给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图像识别、处理和增强带来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社会大众生活趋于去中心化、碎片化、零散化和即时化的情况下，有经典意义、开创意义、引领意义的图像叙事难以被建构起来;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传输技术的大量应用，大大强化了受众作为传播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碎片化现象不但让受众群体细分呈现为碎片化现象，也引发着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整个网络传播呈现为碎片化语境，不在追求整体性、系统性的認知和追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近来“抖音”现象的出现和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此问题。
第四，“词语钝化”。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核心在于图像，但在图像泛滥的背景下，尤其是微生活的潮流背景当中，人们习惯于识图、看图、读图、玩图，不习惯、也不喜欢关注文字，更不喜欢从事文字工作，比如网络上经常出现“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像而已”的言语。但只习惯看图，“熄灭了文字与新状况碰撞下所迸放的火花”，往往容易造成人的文字技能下滑，造成人的词语钝化，走马观花，应接不暇。比如现在许多大学生，虽然能够制作出精美的小视频，拍摄出美丽惊艳的照片，但词语运用能力较为匮乏。“不善言语”和“辞藻的千篇一律”是读图时代带来的不可不重视的问题。
四、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未来转向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面临的现实危机来看，“图像滥化”“思维退化”“整体碎化”“词语钝化”等背后体现的更多是“叙事”的危机。当然，这并不代表“图像”不能够“叙事了”，而是如何更好地“叙好事”的问题。为此，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未来发展，需要注重推动从图像叙事到叙事图像的转向。
第一，注重文字与图像，实现“图文并茂”。从20世纪初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诞生的背景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识字率不高和各地方言不一的问题，演讲报告、宣传横幅、宣传标语和宣传册等文本叙事对不同地域、不同方言，容易造成“所用的成语，如军阀、贪官、打倒等，亦须反复解释”[16]的局面。而往往所用的漫画、照片、墙画、油画、画报等更能引起人们的围观和深入人心。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之下，不同地域、不同方言和识字率低等困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问题已得到根本性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面临的问题，不但是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博眼球”，更应当让我们用来建构叙事的图像能够“入脑入心”，不是仅仅停留在“走马观花”的层面，而是受到启发，引发思考，不但使其“内化于心”，更能“外化于行”。这就需要善于将文字叙事与图像叙事的结合，实现无缝对接，“图文并茂”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目的和内容展示出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的目的。
第二，注重过去与现在，实现“喜闻乐见”。从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内容来看，过去的，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图像明显多于当前的图像。革命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和战争场面，留下丰富的图像素材。为此，在运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当中，人们更多习惯于运用历史图片展等方式进行。当然，叙述过去，开展革命教育、和平教育和历史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的主要任务更多是体现在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层面对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也就是经常说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因此，在运用图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建构的过程当中，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任务的变化和情境的变化，对图像内容的历史跟进，是当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效果所应当关心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建构，内容重心应当注重从“第一个百年”叙事向“第二百年”叙事的转向，从革命的叙事向建设、改革的叙事转向，要多用老百姓喜闻乐见、耳濡目染的图像内容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三，注重整体与局部，实现“以小见大”。与读图时代伴随而来的是微文化，两者汇聚，极大地改变和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依靠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终端，通过微信、微博、QQ、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运用文字、语音、视频和图像等多种形式进行实时互动的交流和传递，具有“短、平、快”的显著特点。[17]近年来，应对“微时代”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主动跟进，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在“微时代”获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后现代性下的微时代、微文化带来的性格张扬下的人格沦陷、碎片阅读下的文化祛魅、主体缺场下的价值迷失、群体极化下的认同危机等社会和个人风险，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摧毁力。[18]为此，在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建构和叙事过程当中，如何让其既符合微时代特征，又谨防“碎片化”风险，是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发展的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重建构图像的整体与局部关系，掌握微话语，建好微时代的叙事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传递实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定目标。[19]
第四，注重情感与叙事，实现“印象深刻”。图像叙事的优点是能让受众感受到视觉的美感和震撼，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需要达到“博眼球”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要增强受众的认知认同、价值认可和思想认同，要实现心灵的共鸣、情感的共鸣、心理的认同，让人赏心悦目，心悦诚服。比如当前全国上下积极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核心价值观宣传画、VCR、电影等图像，有效提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社会知晓率，不少城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当中，都表述市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和知晓率达到95%以上，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点在于培育和践行。为此，在运用图像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当中，除了要发挥图像叙事的视角特征之外，要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要让受众不但会被叙事的图像吸引过来，更要被叙事的图像所打动。还比如在开展和平教育过程当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实物和影像资料，翔实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再加上整个纪念馆的布置，以“生与死”“痛与恨”等为主题，“白骨为证、废墟为碑”，让每一个参观的人不但视觉震撼，更是受到心灵的触动，对和平来之不易和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五、结语
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重要内容，从过去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模式来看，关键在于发挥图像的叙事功能，使其能够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服務，以图像为核心，进而建构起从叙事到图像到叙事的模式，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目的、增强叙事效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百年嬗变，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从起步到繁荣，从传统单一、物质、静态和平面的图像叙事，向数字化时代立体、非物质、互动、动态的图像叙事演变，当前由“图像叙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引发的“图像滥化”“思维退化”“整体碎化”“词语钝化”等现实性问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转向势在必行。也就是如何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题和任务角度出发，重构有价值、有经典、有代表性、有内涵的图像。这也就是说，如何重构叙事图像，是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发展，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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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