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价值体系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王莉
摘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价值积极建设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建设。而思想政治教育所承载的独特使命及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决定了其在国家治理价值体系建设中将发挥重要功能。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治理所需的主流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价值共识三个层面可发挥重要功能。
关键词:国家治理价值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流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共识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25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117-04
任何实践活动,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追求,正是这种价值追求,为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与理性的价值导向。因而,国家治理也需要价值体系为其提供动力支持与价值指向来促进其现代化的实现。任何一个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都不可能离开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支撑,因为国家治理价值体系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方向、基本原则以及主要目标。既然国家治理价值体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那么,如何建构国家治理价值体系便成为一个迫切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和工作的生命线,它所承载的独特使命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和扮演的重要角色,决定了其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价值体系建设中必将发挥十分重要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价值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主流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价值共识三个层面的建设中。
一、思想政治教育建构和传播国家治理所需的主流价值体系
任何国家治理都离不开某种主流价值体系,因为主流价值体系可为其提供权威性与合法性的价值支撑或价值基础,而要建构这种主流价值体系,又需要国家特别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的自主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统治阶级构筑和维护国家治理所需的主流价值体系的重要方式或途径。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尤其是代表着处于统治地位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汲取国家治理主流价值合法性资源、“传播主流文化和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1]。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内在的价值合法性基础。比如,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并且有效运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主流价值体系和国家意识形态,不仅奠定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根基、规定着社会的思想文化秩序,而且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来自主流价值体系强有力的价值支撑与较强的合法性依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态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转型过程中,逐渐破除了不合时宜的封建传统治理体系与治理理念,确立了新型的主流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共产党人构建和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功能。无论是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执政党的思想建设、统一战线工作、还是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都反复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推动主流价值体系建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及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价值合法性与权威性的重要功能支撑。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为全面完成深化各项任务改革提供重要政治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与发展的必然要求”[2],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同时,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相配套、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现代化也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要解决好价值体系建构问题,尤其要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3]这一重要论述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既要从我国传统治理文化中汲取有益的价值资源,又要面向世界吸纳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全世界的积极价值因素,更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治理实践,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文化,构筑主流的治理文化价值体系,并将这些高品质的价值资源融汇为指导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动力,内化为国家治理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理念和行动指南。
思想政治教育在汲取主流价值资源、引导和增强国家治理主体及社会成员对主流价值体系的高度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但要防止对这一功能的不正确的理解。历史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地异化为思想管控。在中国古代,传统的礼治与德治文化,虽然为封建社会的“静定的超稳定结构”建构了恒久的思想文化系统、构筑了坚固的思想文化基础,为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统治支柱,但是,这种以道德教化为主、漠视制度规范的国家治理方式,不仅压抑了人们的主动性以及价值创造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巨大的文化惰性。历史表明,一旦思想政治教育异化或等同为思想控制,就可能蜕化为主流价值体系中的“毒素”,进而侵蚀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同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思想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构建一种新型国家治理价值体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切不可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并赋予其“生命线”的重要意义。但是,一段历史时期内在左的错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被误认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思想管理的功能被片面地夸大了。思想政治教育被當作自上而下地我说你听的命令操作和被动接受的过程。这种思想管理方式,从表面上看,似乎形成了一种对主流价值体系的整齐化的、高度认同的稳定思想秩序,但是另一方面,这同时也意味着既漠视了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价值创造力又剥夺了人民群众应该享有的文化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封闭或压缩了主流价值体系与其它亚价值体系或非主流价值体系之间互动交流的空间。从本质上看,这是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所需的主流价值体系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因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构筑主流价值体系,夯实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过程中,同时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多元价值的包容性、统摄力。另外,还要根据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价值体系的发展趋势,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现代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和弘扬国家治理所需的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最本质的核心体现,统领和指导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原则,激发和推动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热情和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和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因而,十九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定为“基本方略”用以统领思想。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过程,不仅是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的过程,而且也是社会价值体系不断转化的过程。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同阶层和群体持有的价值也日渐多样化。多样化的价值不可避免会出现磨擦、冲突。对不同价值之间的碰撞、摩擦、冲突,如果不注意积极应对、引导、协调和妥善解决,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已经表明,社会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有凝聚社会发展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越是纷繁复杂,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治理价值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地位,发挥着强大的价值整合、价值指导与价值引领作用,是支撑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强大支柱与鲜明旗帜。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引领不同价值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全面整合国家治理中的价值资源,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事关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可见,从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看,培育和弘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和愿景体现”[4]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作为其具体表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价值资源、引导价值方向,确保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旨归相吻合,这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重点与制高点。
思想政治教育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整合、培育及弘扬国家治理所需的核心价值资源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承载的引导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特定使命”[5],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其应有之义。因而,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所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发挥的重要功能之一。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多样有效的传播载体、现代科技手段以及科学合理的教育模式等,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活动,从而整合和引领社会不同阶层、群体和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抵制各种腐朽社会思潮的侵蚀,为国家治理提供正确供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同时,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还能够引导来自不同领域的国家治理主体在充分认识、理解、认可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之上将之内化为主体自身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并最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融入到日常治理活动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融入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内心中,真正转化为人们的思维范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促使国家治理行为符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要求,才能促使治理主体及广大民众毫不动摇地坚持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充分彰显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取向,从而形成国家治理效用和国家治理价值之间的相得益彰的正效应。
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及弘扬国家治理所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应当注意到,必须以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活动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与教育,把解决国家治理实践中遇到的现实课题作为国家治理价值研究的最主要的对象,同时,密切结合国家治理的实践进程来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增强国家治理主体及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意识,为国家治理提供内在的合法性基础,并引导国家治理主体以及民众凝聚成奋发向上的团结力量和坚固的精神纽带,进而凝聚成一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正能量。
三、思想政治教育凝聚与发展国家治理所需的价值共识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且需要统一思想。“价值共识的形成则是统一思想的重要前提”。[6]国家治理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治理价值共识形成的过程。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发展,都需要经由一个由多元价值协商走向价值共识形成的过程。历史启示我们,在一个无法达成价值共识的国家与社会,是无法真正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因而也是无法有效解决国家与社会积存的问题的。然而,在彰显价值原子性和利益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不断分化、矛盾不断滋生,这必然对价值共识的达成带来种种障碍,严重影響和制约着全社会价值整合与价值共识的形成,这种状况也成为制约当下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瓶颈,给国家治理提出了深层次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价值建构和价值引导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实现价值对话、价值沟通,凝聚国家治理中所需的价值共识。伴随着治理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社会治理力量的逐渐发展与壮大,多元合作治理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内涵与必然趋势,现代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必须与这种多元合作治理相适应。这就要求执政党和国家必须最大限度地汲取和整合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治理资源,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治理价值共识。
其一,现代国家治理价值体系应该是一种包容多样、尊重差异、强调对话、凝聚共识的开放价值体系,与这种价值体系相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在包容与对话中凝聚国家治理所需的价值共识。价值共识是以承认和尊重差异为前提的,是要在多样化基础上达致的有机统一状态,这就要求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7]在包容多样性中增进价值共识。在现代国家治理价值体系中,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治理主体合理的利益需求与理性的价值诉求,都应该得到平等尊重和充分表达。这是普遍价值共识达成的基础,同时也是充分调动蕴藏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治理资源的基本前提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沟通民意、疏导矛盾和化解冲突的重要功能。在社会成员利益分化发生偏差时,思想政治教育可通过理性的对话、民主协商等方式进行及时有效的调节,在利益调节的基础之上凝聚价值共识。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促进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利益表达、价值对话与价值凝聚的重要角色,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协商民主、协商治理的现实途径。因而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利益表达功能、价值对话、价值协调功能,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吸纳和汇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治理诉求,激发社会力量的治理活力,形成治理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推动包容性国家治理的生成与发展。
其二,现代国家治理价值体系还应该是一种超越差异、凝聚共识的价值体系,与这种价值体系相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在超越与引领中发展价值共识。多元治理必然内含着多元的利益诉求,也必然包含着利益差异、价值冲突。如果缺乏一种超越差异、凝聚共识的治理价值体系,国家就无法进行有效治理、无法进行制度建设以致无法解决社会积存的问题,社会也就有可能陷入恶性的治理博弈中,导致治理内耗的产生甚至出现治理失败。英国著名学者鲍勃·杰索普指出,“治理失败的风险来自各种治理力量不能在谈判与反思过程中达成共同目标”。[8]这启示我们要在国家治理价值体系中达成共识,必须要使治理各方在共同的利益、基本价值方向、根本价值原则、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形成最广泛的认同,超越个别或局部利益的冲突认同。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价值导向功能,它可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人们改造思想;它可以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教育、通过树立反映社会发展进步趋势的崇高奋斗目标来激励和指引国家治理主体及广大民众超越局部利益与价值差异,发展反映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因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帮助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协商沟通过程中寻求到利益和价值观的聚集点,减少思想冲突,增进价值认同,谋求治理共识,避免因认识差异而引发的人心涣散与社会动荡,而且能够用长远利益、共同利益、核心价值引领人们超越狭隘的利益观和价值观,增强全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治理愿景。
参考文献
[1]孙英.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J].湖北社会科学,2014(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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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0(1).
[4]徐建飛.构建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域下反腐倡廉建设[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1):120.
[5]杨业华,姚瑶.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1):104.
[6]王玉萍,黄明理.价值共识及其当代意义[J].求实,2012(5):40.
[7]陈新汉,邱仁富.警惕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9.
[8][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1):31.
[责任编辑:张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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