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合作和治理
孙东山 徐晓风
摘要：2018年5月5日至6日，北京大学召开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第五分论坛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合作和治理”。涉及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态与理论蕴涵”“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当代表达”“资本主义危机：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催化剂”“中国经验：当代马克主义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可能方案”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及相关议题”等五个方面，文章主要对会议发言和会议论文中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综述。
关键词：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合作和治理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34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157-04
2018年5月5日至6日，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第五分论坛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合作和治理”。来自五大洲四十多位国内外学者、专家出席此次论坛。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态与理论蕴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徐世澄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地区的传播和实践依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传入拉美，推动了拉美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且壮大了无产阶级力量;其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拉美地区部分國家陆续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至1943年该地区部分国家成立了20余个共产党，并且它们能够依据本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再次，20世纪30年代，拉美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广泛、迅速的发展，直至后期拉美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导致拉美政局发生了改变;最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拉美地区国家以委内瑞拉为代表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主张，掀起了社会主义左翼群体性崛起的高潮，直至2015年左翼政权发生了左退的变化，导致右翼政权崛起。虽然拉美地区国家政权之争致使社会主义左翼呈现弱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左翼的死亡。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大学埃米尔·萨德教授认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债务危机、军事政变、不平等现象的影响，导致国家逐渐衰退。为此应抨击新自由主义，并通过社会政策来进行调整以达到减缓国家衰退和拯救政府的目的，如区域整合、南南交流、非自由贸易等方式。而公共领域的普遍化更是社会主义本质，它包括所有权泛化、公民的转型、自由和平。拉美地区国家的社会主义主要斗争是反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斗争，因而它能够建立新社会战略框架并整合社会主义的战略资源。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政治思想史专业格雷戈里·克雷斯教授认为：人类社会无论在任何时期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并指明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即命运共同体。2008年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一个趋势的新常态，即金融危机下世界各国都是命运的共同体。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们预感到下一轮工业革命将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好处，同样也会导致就业率的下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环境破坏与无节制个人消费主义等问题的威胁，无论哪个国家或个人都要面对此类问题。因此，构建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智效和教授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对称。社会主义社会不对称是指由于理论错位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的错位对接。可以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向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所必经的历史阶段，尽管它只是社会主义初始状态，但它承担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在过渡时期消灭私有制的任务，以消灭阶级为前提从而走向构建无产阶级社会的道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渡时期具有长期性，在旧的生产关系解体且新的更高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满足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要说消灭阶级，连剥削阶级都没有被消灭，因此我们不能照搬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运用马克思的理论。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当代表达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政治思想史专业雷戈里·克雷斯教授认为： 21世纪里，马克思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很大的指导性，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使我们看清未来，我们通过提前制定预防性政策，能为国家减少开支并降低失业率、缓解经济衰退和养老隐患等问题;其次，市场经济发展更具平等性，以一战、二战与90年代相比较研究，经济发展的增长与平等发展相互促进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再次，税收方面以穷人和富人作为切入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深度分析;其四，以英国二战后为例，生态破坏对人类发展的害处较大，尤其是它造成了穷人阶层生活困难;最后，从欧洲政治角度分析对私有化所带来的影响，其直接后果是生活变得越来越商品化。
中央党校王怀超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念是“自由人联合体”，也可以理解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未来社会应是自由人联合起来的组织，并且每个人都应进行自我管理。“自由”是自由人联合体中关键之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自由”，没有“自由”的全面不是真正的全面，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全面。马克思所认为的自由分三方面：首先，是相对于人和自然而言，把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服务;其次，是把人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虽然把人从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却把人变成了社会关系的奴隶。所以要扬弃掉资本主义的观念、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最后，是人自身从一个狭隘的个体人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新人而非旧人。总体来看，把人从自然界、社会观念、人自身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便称之为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解放全人类。
与会学者龚先庆认为：全球合作与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尽管有反对这种观点的主张，但该观点却被世界众多国家逐步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和生态五个方面，其价值归宿最终指向真善美，只有符合真善美这一终极追求目标，才能持久并被全人类所接受。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中国化，将该共同体的内涵作为外交战略和思想。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是有“真”的意义，其合乎规律性、合乎价值性、合乎理想性、体现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贵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中国智慧，有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推动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更合理世界秩序的“中国方案”。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世界秩序新概念的基础，它不仅根植于全球治理需要的现实经验之中，而且根植于人类智慧创造积累的创新发展之中，它必将引领这个时代，引领人类向更加繁榮和自我实现的方向前进;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总体性筹划，它不仅是对当代世界生存状态的认知判断，更是对世界秩序的价值指向给予了总体性规定;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治理理念，并为人类全球治理实践提供新的评价标准。
三、资本主义危机：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催化剂”
奥地利社会主义论坛主席赫曼·杜沃扎克认为：马克思提出“资本论”并揭露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同时，也对革命和改革的重要性做出了肯定。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及社会主义获得很大支持，德国、奥地利大约有20%的支持率，意大利有27%的支持率。马克思指出，劳动阶级不是抢夺资本主义舞台而是自己创造舞台。因此，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思想，更不能机械地分析《资本论》。而应该依照现实来利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尽管《资本论》中对马克思指出的资本能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资本也对自然环境和劳动有所破坏。然而它并未推动“生态论”的发展。所以，我们说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反教条主义，应该向新的社会形态发展。例如：生态社会主义等。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来斌教授认为：制度是造成西方社会问题频繁出现的根源。第一，资本逻辑迫使社会产生贫富分化。资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社会生产过程进入了新时代。但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而财富却集中在私人手里，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并存，这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第二，异化下的民主使政治低效。资本主义多党制逐渐演变成党政政治，在解决医改等问题上长期达不成共识，而民主选举也被金钱染色，这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第三，个人主义催生了价值冲突。这种文化放大了个人欲望，造成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让西方政治家枉顾社会政治利益，只追求短期利益。传统白人社会与少数主义的文化也产生了冲突，因为种族肤色、宗教的差异，他们难以享受真正的自由平等，所以容易产生极端思想，从而走向报复社会行为的边缘。
天津师范大学丁为民教授认为：当前资本主义面临多重危机，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混乱与冲突等问题而言。首先，从世界历史上两类经济危机与资本的自我调整上看，马克思将危机分为两类，一类称之为短期周期性的危机，另一类是长期结构性危机。不论短期抑或长期的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产物，但长期结构性危机会导致政治与社会之间僵局的产生。资本主义虽发生危机并且破坏了生产力，但它也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着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然而，资本主义通过调节自我修复走出危机的同时也在为下一次危机做着准备。危机在应对中存在错配，它的错配是多重性危机生成的原因。因受国家财力的限制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的空间也会收窄;其次，许多发达资本国家政府的财政危机和政府负债，对企业投资条件产生制约因素;最后，两极分化加重存量商品实现的困难度，它还制约着创新产品的扩散性。因为新自由主义体制受两极分化影响，创新难以实现规模化、产业化。所以，资本主义长期的危机和箫条将会一直存在。但资本主义它仍具有一定的优势，譬如运用空间修复地理的不平衡，向发达国家或者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危机。
四、中国经验：当代马克主义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可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丹认为：要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这个角度探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全球治理与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不论是在理论建设方面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中国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追求已经充分达成共识。社会主义的特性是自由民主，而如何体现这种特性以及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当中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当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占据主导地位，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资本统治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区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具有同构一体性。环境破坏会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造成危机，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离不开资本家的参与。但是资本家在面临环境问题时，一般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解决，长此以往会导致环境问题愈来愈严重。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润，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必然在全世界无限制地扩张，资本的身影无处不在，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时，我们要坚守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否则必然会陷入戈尔巴乔夫式的空想和妄想之中。
埃及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一如既往的坚持五项原则从不动摇，同时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支持;第二，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埃及共产党一直在学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功经验，同时希望将改革开放的经验渗透到埃及人民心中。从而实行独立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中国一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埃及人民一直以来的追求。随着前苏联解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这可以说是共产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希望中国能带给我们更多启示;第三，国际责任。从国际关系方面分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理应担负起更多经济责任和外交责任。如何帮助各国人民实现解放，尤其是那些受到压迫的人民，用于承担国际责任这一行为有助于中国树立大国担当的积极形象;第四，人民利益。政策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直接关系到政府能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全球治理同样应当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组建相关机构，而且一切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第五，共同富裕。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大多数国家人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帝国主义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他们通过强权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但是根据发展的主要特点，中国却能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摩洛哥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政治局成员奴兹哈·阿巴卡利姆认为：习近平外交新思想为世界阐明了新视角，各国可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从选举制度上充分体现出自由公正的原则，这都得利于國家政党的努力。如同寻找盟友一样，政党只会寻找负责任的伙伴，而不是通过交换条件来建立合作。我们的政党应在统一框架内进行政治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构建新宪法以及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来保障公民权利。在社会治理方面，通过强制性的保护措施来保障社会不同团体均享有平等权利，反对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建立内部和谐、统一平等的社会民族制度。在上述基础上鼓励公平竞争以实现经济发展，尊重各党派并保持各民主政党之间的平等对话。
五、当代马克思主义及相关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董经胜教授认为：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理解一直存在着争议。如拉丁美洲民粹主义从概念上进行分析大体为两类。一类是与进口替代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相联系的经济模式，它具有包容的再分配性。“再分配”是民粹主义的核心，从经济政策上讲，强调民粹主义就是强调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而不重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不遵循市场规律的风险所带来的反作用等。另一类是政策概念，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此外，从民粹主义的特点分析：首先，人民和精英阵营的相互对立;其次，获取政权与政治表达方式的粗俗;最后，强调社会危机。拉丁美洲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公民社会不发达、收入分配不均、底层人口对社会的不满、没有表达诉求的合法途径。同时，经济危机也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民粹主义同时具备有利于民主的倾向和反民主的因素。它把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社会群体纳入到人民的阵营之中，改变了政治竞争的环境，通过揭露精英阶层的腐败现状，以民主的名义来增加人民的主权。民粹主义没有一个被界定为敌人的“他者”，在其内部人民并不能代表一个特定政治共同体，只能依赖一名领袖，它有极端个人化倾向，因而不能与民主制度相融。
黎巴嫩社会进步党领导局吉她·迈赫希·达赫尔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是改变世界和激励无数人的经典之作。许多经济学家都受《资本论》影响，该书也是各经济类大学的必读书目。当下，众多经济类大学也没有脱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情景下得到解脱与新生，在其影响下欧洲出现了众多对抗资本主义的共产党组织。时至今日，许多欧洲共产党党派都已解体，但中国共产党却依然挺立在东方，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国的经济持续不断发展，工业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中国通过马列主义对本国进行规划，让马克思思想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器。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白雪秋教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共四卷，而第一卷是整书的精华之处。它介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通过三个崭新范畴的提出，对三对基本矛盾进行分析建立了科学的三大理论，完成了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探索。马克思“三大矛盾”所指的是：商品的二因素、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经济社会的私人劳动、社会劳动矛盾。马克思主义最终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关键在于落实。所以，实现的道路和路径特别重要，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实现公平分配，是构建社会主义体系的关键之处，但构建社会主义体系要注重范畴的创新。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中的劳动创造价值、工资理论、剩余价值这三个崭新因素实际是继承和发展的创新，都应归列为范畴创新。但是，范畴创新不是概念创新，也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每一个范畴创新背后都有的一场革命。
[责任编辑：张学玲]
摘要：2018年5月5日至6日，北京大学召开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第五分论坛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合作和治理”。涉及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态与理论蕴涵”“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当代表达”“资本主义危机：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催化剂”“中国经验：当代马克主义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可能方案”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及相关议题”等五个方面，文章主要对会议发言和会议论文中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综述。
关键词：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合作和治理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5.034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5-0157-04
2018年5月5日至6日，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第五分论坛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合作和治理”。来自五大洲四十多位国内外学者、专家出席此次论坛。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态与理论蕴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徐世澄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地区的传播和实践依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传入拉美，推动了拉美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且壮大了无产阶级力量;其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拉美地区部分國家陆续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至1943年该地区部分国家成立了20余个共产党，并且它们能够依据本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再次，20世纪30年代，拉美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广泛、迅速的发展，直至后期拉美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导致拉美政局发生了改变;最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拉美地区国家以委内瑞拉为代表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主张，掀起了社会主义左翼群体性崛起的高潮，直至2015年左翼政权发生了左退的变化，导致右翼政权崛起。虽然拉美地区国家政权之争致使社会主义左翼呈现弱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左翼的死亡。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大学埃米尔·萨德教授认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债务危机、军事政变、不平等现象的影响，导致国家逐渐衰退。为此应抨击新自由主义，并通过社会政策来进行调整以达到减缓国家衰退和拯救政府的目的，如区域整合、南南交流、非自由贸易等方式。而公共领域的普遍化更是社会主义本质，它包括所有权泛化、公民的转型、自由和平。拉美地区国家的社会主义主要斗争是反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斗争，因而它能够建立新社会战略框架并整合社会主义的战略资源。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政治思想史专业格雷戈里·克雷斯教授认为：人类社会无论在任何时期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并指明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即命运共同体。2008年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一个趋势的新常态，即金融危机下世界各国都是命运的共同体。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们预感到下一轮工业革命将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好处，同样也会导致就业率的下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环境破坏与无节制个人消费主义等问题的威胁，无论哪个国家或个人都要面对此类问题。因此，构建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智效和教授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对称。社会主义社会不对称是指由于理论错位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的错位对接。可以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向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所必经的历史阶段，尽管它只是社会主义初始状态，但它承担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在过渡时期消灭私有制的任务，以消灭阶级为前提从而走向构建无产阶级社会的道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渡时期具有长期性，在旧的生产关系解体且新的更高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满足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要说消灭阶级，连剥削阶级都没有被消灭，因此我们不能照搬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运用马克思的理论。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当代表达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政治思想史专业雷戈里·克雷斯教授认为： 21世纪里，马克思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很大的指导性，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使我们看清未来，我们通过提前制定预防性政策，能为国家减少开支并降低失业率、缓解经济衰退和养老隐患等问题;其次，市场经济发展更具平等性，以一战、二战与90年代相比较研究，经济发展的增长与平等发展相互促进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再次，税收方面以穷人和富人作为切入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深度分析;其四，以英国二战后为例，生态破坏对人类发展的害处较大，尤其是它造成了穷人阶层生活困难;最后，从欧洲政治角度分析对私有化所带来的影响，其直接后果是生活变得越来越商品化。
中央党校王怀超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念是“自由人联合体”，也可以理解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未来社会应是自由人联合起来的组织，并且每个人都应进行自我管理。“自由”是自由人联合体中关键之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自由”，没有“自由”的全面不是真正的全面，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全面。马克思所认为的自由分三方面：首先，是相对于人和自然而言，把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服务;其次，是把人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虽然把人从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却把人变成了社会关系的奴隶。所以要扬弃掉资本主义的观念、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最后，是人自身从一个狭隘的个体人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新人而非旧人。总体来看，把人从自然界、社会观念、人自身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便称之为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解放全人类。
与会学者龚先庆认为：全球合作与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尽管有反对这种观点的主张，但该观点却被世界众多国家逐步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和生态五个方面，其价值归宿最终指向真善美，只有符合真善美这一终极追求目标，才能持久并被全人类所接受。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中国化，将该共同体的内涵作为外交战略和思想。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是有“真”的意义，其合乎规律性、合乎价值性、合乎理想性、体现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贵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中国智慧，有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推动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更合理世界秩序的“中国方案”。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世界秩序新概念的基础，它不仅根植于全球治理需要的现实经验之中，而且根植于人类智慧创造积累的创新发展之中，它必将引领这个时代，引领人类向更加繁榮和自我实现的方向前进;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总体性筹划，它不仅是对当代世界生存状态的认知判断，更是对世界秩序的价值指向给予了总体性规定;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治理理念，并为人类全球治理实践提供新的评价标准。
三、资本主义危机：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催化剂”
奥地利社会主义论坛主席赫曼·杜沃扎克认为：马克思提出“资本论”并揭露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同时，也对革命和改革的重要性做出了肯定。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及社会主义获得很大支持，德国、奥地利大约有20%的支持率，意大利有27%的支持率。马克思指出，劳动阶级不是抢夺资本主义舞台而是自己创造舞台。因此，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思想，更不能机械地分析《资本论》。而应该依照现实来利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尽管《资本论》中对马克思指出的资本能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资本也对自然环境和劳动有所破坏。然而它并未推动“生态论”的发展。所以，我们说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反教条主义，应该向新的社会形态发展。例如：生态社会主义等。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来斌教授认为：制度是造成西方社会问题频繁出现的根源。第一，资本逻辑迫使社会产生贫富分化。资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社会生产过程进入了新时代。但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而财富却集中在私人手里，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并存，这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第二，异化下的民主使政治低效。资本主义多党制逐渐演变成党政政治，在解决医改等问题上长期达不成共识，而民主选举也被金钱染色，这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第三，个人主义催生了价值冲突。这种文化放大了个人欲望，造成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让西方政治家枉顾社会政治利益，只追求短期利益。传统白人社会与少数主义的文化也产生了冲突，因为种族肤色、宗教的差异，他们难以享受真正的自由平等，所以容易产生极端思想，从而走向报复社会行为的边缘。
天津师范大学丁为民教授认为：当前资本主义面临多重危机，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混乱与冲突等问题而言。首先，从世界历史上两类经济危机与资本的自我调整上看，马克思将危机分为两类，一类称之为短期周期性的危机，另一类是长期结构性危机。不论短期抑或长期的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产物，但长期结构性危机会导致政治与社会之间僵局的产生。资本主义虽发生危机并且破坏了生产力，但它也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着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然而，资本主义通过调节自我修复走出危机的同时也在为下一次危机做着准备。危机在应对中存在错配，它的错配是多重性危机生成的原因。因受国家财力的限制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的空间也会收窄;其次，许多发达资本国家政府的财政危机和政府负债，对企业投资条件产生制约因素;最后，两极分化加重存量商品实现的困难度，它还制约着创新产品的扩散性。因为新自由主义体制受两极分化影响，创新难以实现规模化、产业化。所以，资本主义长期的危机和箫条将会一直存在。但资本主义它仍具有一定的优势，譬如运用空间修复地理的不平衡，向发达国家或者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危机。
四、中国经验：当代马克主义全球治理与合作的可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丹认为：要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这个角度探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全球治理与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不论是在理论建设方面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中国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追求已经充分达成共识。社会主义的特性是自由民主，而如何体现这种特性以及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当中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当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占据主导地位，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资本统治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区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具有同构一体性。环境破坏会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造成危机，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离不开资本家的参与。但是资本家在面临环境问题时，一般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解决，长此以往会导致环境问题愈来愈严重。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润，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必然在全世界无限制地扩张，资本的身影无处不在，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时，我们要坚守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否则必然会陷入戈尔巴乔夫式的空想和妄想之中。
埃及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一如既往的坚持五项原则从不动摇，同时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支持;第二，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埃及共产党一直在学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功经验，同时希望将改革开放的经验渗透到埃及人民心中。从而实行独立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中国一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埃及人民一直以来的追求。随着前苏联解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这可以说是共产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希望中国能带给我们更多启示;第三，国际责任。从国际关系方面分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理应担负起更多经济责任和外交责任。如何帮助各国人民实现解放，尤其是那些受到压迫的人民，用于承担国际责任这一行为有助于中国树立大国担当的积极形象;第四，人民利益。政策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直接关系到政府能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全球治理同样应当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组建相关机构，而且一切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第五，共同富裕。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大多数国家人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帝国主义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他们通过强权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但是根据发展的主要特点，中国却能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摩洛哥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政治局成员奴兹哈·阿巴卡利姆认为：习近平外交新思想为世界阐明了新视角，各国可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从选举制度上充分体现出自由公正的原则，这都得利于國家政党的努力。如同寻找盟友一样，政党只会寻找负责任的伙伴，而不是通过交换条件来建立合作。我们的政党应在统一框架内进行政治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构建新宪法以及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来保障公民权利。在社会治理方面，通过强制性的保护措施来保障社会不同团体均享有平等权利，反对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建立内部和谐、统一平等的社会民族制度。在上述基础上鼓励公平竞争以实现经济发展，尊重各党派并保持各民主政党之间的平等对话。
五、当代马克思主义及相关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董经胜教授认为：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理解一直存在着争议。如拉丁美洲民粹主义从概念上进行分析大体为两类。一类是与进口替代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相联系的经济模式，它具有包容的再分配性。“再分配”是民粹主义的核心，从经济政策上讲，强调民粹主义就是强调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而不重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不遵循市场规律的风险所带来的反作用等。另一类是政策概念，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此外，从民粹主义的特点分析：首先，人民和精英阵营的相互对立;其次，获取政权与政治表达方式的粗俗;最后，强调社会危机。拉丁美洲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公民社会不发达、收入分配不均、底层人口对社会的不满、没有表达诉求的合法途径。同时，经济危机也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民粹主义同时具备有利于民主的倾向和反民主的因素。它把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社会群体纳入到人民的阵营之中，改变了政治竞争的环境，通过揭露精英阶层的腐败现状，以民主的名义来增加人民的主权。民粹主义没有一个被界定为敌人的“他者”，在其内部人民并不能代表一个特定政治共同体，只能依赖一名领袖，它有极端个人化倾向，因而不能与民主制度相融。
黎巴嫩社会进步党领导局吉她·迈赫希·达赫尔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是改变世界和激励无数人的经典之作。许多经济学家都受《资本论》影响，该书也是各经济类大学的必读书目。当下，众多经济类大学也没有脱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情景下得到解脱与新生，在其影响下欧洲出现了众多对抗资本主义的共产党组织。时至今日，许多欧洲共产党党派都已解体，但中国共产党却依然挺立在东方，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国的经济持续不断发展，工业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中国通过马列主义对本国进行规划，让马克思思想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器。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白雪秋教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共四卷，而第一卷是整书的精华之处。它介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通过三个崭新范畴的提出，对三对基本矛盾进行分析建立了科学的三大理论，完成了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探索。马克思“三大矛盾”所指的是：商品的二因素、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经济社会的私人劳动、社会劳动矛盾。马克思主义最终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关键在于落实。所以，实现的道路和路径特别重要，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实现公平分配，是构建社会主义体系的关键之处，但构建社会主义体系要注重范畴的创新。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中的劳动创造价值、工资理论、剩余价值这三个崭新因素实际是继承和发展的创新，都应归列为范畴创新。但是，范畴创新不是概念创新，也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每一个范畴创新背后都有的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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